自那一巴掌后，三叔一直觉得对不住国。他见国终日闷闷的，话也不说，就赶紧张罗着给国说媳妇。私下里说了几家，人家一打听，是个没爹没娘没房子的主儿，连面都不见。这一弄，三叔更觉得对不住国，于是就偷偷地往公社书记那里送了礼，想给国谋个事做。三叔头一回掂去了五斤香油，公社书记大老王脸一沉说：“干啥？这是干啥？有事儿说事儿，掂回去掂回去！”三叔嘿嘿笑着：“没啥事儿，没事儿，坐坐。”坐了一时，大老王又问：“有事儿？”三叔说：“没事儿，东西是队里打的，给领导尝尝。”大老王手一挥，说：“掂回去，掂回去。”话是说了，三叔却没有掂回去。第二次，三叔又扛去了一篓红柿。红柿是刚从树上摘的，一个照一个，很鲜。三叔把篓子往桌下一推，依旧坐着。大老王看了他一眼，说：“弄啥哩？！有事儿？”三叔说：“也没啥事儿，坐坐。”大老王是个爽快人，粗粗地骂道：“老黑，有事说事，没事你一趟一趟干㞗哩？！说吧。”三叔吞吞吐吐地说：“……村里有个娃，没爹没娘，连个媳妇也找不下，看能不能给他瞅个事儿做？”接着，三叔又说：“娃子中学毕业，精灵哩。”大老王沉吟片刻，问：“跟你有啥亲戚？”三叔说：“论说也没啥亲戚，一李家。娃子没爹没娘，不能不管呐。”大老王猛吸两口烟，挠挠头说：“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吧。”三叔忙起身说：“不忙，不忙。”第三次，三叔又掂去了两瓶“宝丰大曲”。三叔把酒往桌上一放，一句话也不说，只一个劲吸烟。坐了有一个时辰了，大老王说：“这样吧，公社缺个通信员，叫这娃子来试试。试用期三个月，中了就叫他干。”三叔喜喜地说：“明儿我领来你看看，一试就中。”出了门，三叔说：“×你妈，到底应了。”

那时候，国正躺在玉米棵棵里发愣呢。他常常回忆在县城里上学的日子，那日子像流水一样，眨眨眼就过去了，抓都抓不住。他让一个个女同学在他眼前排队，终了还是觉得姜惠惠好……而眼前却是一坡一坡的黄土地，像是一世也走不出的黄土地。日头爷缓缓地转着，像磨一样转着，周围像死了一般的静，静得让人心里发慌。偶尔，风从玉米田里刮过，叶子“沙沙”地响着，有了一点喧闹，过后又是无休无止的沉寂。国抖抖脚上的烂鞋，把脸埋在土窝窝里，痛哭。

三叔回村后到处找国，最后在玉米地里找到了他。三叔说：“国，起，起，我给你找了个事儿做。”国仍然不理三叔，好半天才冷冷地说：“啥事儿？”三叔说：“我给书记说了，叫你上公社当通信员。你干不干？”国愣了，慢慢坐起来，望着三叔，一时竟无话可说……三叔也不争礼，眼一酸说：“中中，只要你娃子愿干。”

第二天早上，三叔去叫国，国突然说：“我不去了。”三叔慌了，问：“咋啦？又咋啦？！”国不说，再问也不说，又是闷闷的。三叔忙让四婶去问，四婶好说歹说才问出缘由。国吞吞吐吐地说：“……连一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出门净丢人！”三叔在门口站着，一听这话就说：“鳖儿，现置也来不及呀！你说穿啥，我给你借。”国自然不说，也没脸说。三叔急躁躁的，一蹦子蹿出去，挨家挨户去借，进门就说：“国去公社了，出门是咱村的脸面，这会儿连件出门衣裳都没有，现置来不及，有啥好衣裳借国一件穿穿。”三叔一连跑了六家，借了几件，不是长了，就是短了，国相不中。最后，还是把复员兵二贵的军上衣借来了，国总算出了门。

那时绿军衣是最时髦也最不惹眼的衣裳。国穿着二贵的绿军衣跟三叔到公社去了。公社离大李庄九里地，一路上三叔再没嘱咐什么，也没讲给大老王送礼的事儿，只颠颠地头前走。到了公社，大老王看小伙个头高高的，一脸的精明，穿得也干干净净的，很满意地点点头说：“留下吧。”国就这样留下了。

三叔走时，国喉咙一热，好久才叫了一声：“三叔——”他似乎想说一点什么，三叔没容他说，就弓着腰去了。

国在公社，名义上是公社通信员，实际上是大老王的跟班儿。除了骑车到各村通知开会以外，他几乎整天跟着大老王。国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先是扫过公社大院，然后把水烧开，茶瓶灌满，接着给大老王打上洗脸水，包括把牙膏挤在牙刷上，待书记起床后，去倒夜壶。倒夜壶时国隐隐地感到屈辱，夜壶的尿臊味伴着国的屈辱走那么一小段路就淡散了。一个月三十块钱，那时，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国忍了。白天里，国常跟大老王到各村去检查工作，自然是走哪儿吃哪儿，有酒有肉。有时大老王去县里开会也带上他，到了县委逢人就说：“这是我的通信员，小伙很能干。”大老王工作很有魄力，为人也极为豪爽，走到哪里都是中心，国跟着他尝到了许多甜头。渐渐，国的天地大了，认识人越来越多，视野也跟着开阔了。他很快地了解了许多他所不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他日后都是有用的。国毕竟是聪明人，他很快就把公社书记的生活习惯摸透了。大老王有三大：个子大，嗓门大，烟瘾大。所以国兜里常常揣两包香烟，一包好的，一包孬的。那好烟是给大老王预备的，一旦大老王没烟吸了，国就把那包好烟拿出来，书记“×！”一声，揭开就吸。此后大老王喝酒也带上他，有了什么好处也总有国一份。书记是外乡人，光身一人住在公社大院里。他老婆每年只来两次，春上一次，秋后一次。那个拖着孩子的乡下女人每次来总是只住三天，给书记拆洗拆洗被褥，而后又挎着小包袱默默地去了。书记常年不回去，吃住都在公社大院里，工作起来也是个不要命的主儿。常年不回去的书记还有个晚睡早起的习惯，国感觉到这习惯是有缘由的，国自然不问，只每晚早早地打两瓶开水放到书记屋里，而后就不再去了。第二天早上，国听大老王那一声响亮的咳嗽。没有咳嗽声他就不动，直到听见大老王的咳嗽声，他才把洗脸水端过去。日后，大老王曾十分感慨地对人说：“知我者，国也！”

严格地说，国的政治生涯是从公社大院开始的。公社院里人不多，人事关系却错综复杂。表面上风平浪静，可内里却像沸水一样翻腾不息。从公社直接与县上有联系的有六条线，而且起码挂到副县长这一级。公社大院本身却又较为明朗地存在着三股势力。公社副书记老胡和武装部长老张是一股势力；社主任老苗与党委委员老黄是一股势力；以大老王为首的又是一股势力。三股势力虽各有所长，却存在着明显的优劣。老胡和老张是军队转业干部，为人严谨却不善言词，在关键时候说不出道理来；老苗和老黄是本地干部，土生土长惨淡经营，却又缺乏领导魄力，因此很难统揽全局；大老王为人粗率，不拘小节，却粗中有细，能说能讲，人往台上一站声若洪钟，发怒时，那目光从脸上扫过去，是很有威严的。大老王有时甚至很霸道，骂起人来狗血淋头！第二天见了却又笑眯眯地喊住人家：“过来，过来。我这人屌脾气，你别计较……”说了就了，该骂还骂。公社每次开党委会，三股势力都有一番小小的较量。公社书记大老王每每像铁塔一样坐在那里，听委员们一个一个发言。那发言有时很激烈，他却从不插话，只一支接一支吸烟。待人们都讲完了，他的目光威严地扫过会场。目光的接触是一种心理素质的反映，当他的目光扫过人脸的时候，没有人能接住这种目光，所有的公社干部都无法承受这种目光，躲，于是大老王就说：“同志们讲得很好，现在我总结几句……”这所谓的“总结”完全是按照他的意图讲的，讲完就散会。这“总结”自然就成了党委会的决议。

在这段时间里，国沉湎在这种人与人的“艺术”之中。他细心地观察了公社大院里的每个人，每件事，在人与人、事与事之间做出比较和分析，然后悄悄地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仅仅是临时工，自然是没有发言权的。但这种静静的旁观使他在潜移默化中走向成熟，也使他游刃有余地在公社大院生存下去。至于日后，那更不必说。国很少回村去，村庄也离他越来越远了，小伙的目光已转向未来。

一天，三叔突然来公社了。三叔在公社门口整整等了他半天，天黑时才见到他。三叔把他拉到一边，很为难地说：“国，你看，你看……那军衣是借二贵的，二贵明儿要相亲了，想用，你看，你看……”国一直以为这件绿军装给他带来了好处。国穿着这件绿军衣在公社院里显得格外精神，他常常夜里洗了，白天又穿上，好保持住体面。那时他已有了工资，可以置衣裳的，但国不想还了。国红着脸说：“三叔……”往下他就不说了。三叔像欠了账似的，嗫嚅地望着国：“你看，你看……”国说：“我天天在公社院里转，人前人后的，你看……”三叔脸上的皱纹像枯树皮一样抽搐着，咝咝地说：“二贵相亲呢。相亲也是大事，你看……”国还是不脱。国说：“这样吧，也不叫你作难。”国在兜里摸了半天，摸出十块钱来，递给三叔，“让二贵再买一件，买件好的……”三叔再没话说了，叹口气，就勾着腰走了。

为这件绿军衣，三叔回村后跟二贵吵了一架。二贵不要钱，非要军衣不可，他全指望穿军衣去赢姑娘的心呢。于是三叔只好再去给他借，求爷爷告奶奶地跑了好几家，才借来了一件旧的……此后二贵的亲事没说成，一家人都恼三叔，骂得很难听。三叔有苦说不出，只好认了。

国当然不知道，仍很神气地穿着那件绿军衣，在公社大院里晃来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