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为维护自己权益的美国人，却没有一个人发出质问：为什么更换起飞地点。不用问，肯定是从这里起飞的班机乘客太少，飞一趟很不划算。

除非我不打算按时起飞，倒是可以和航空公司理论理论，而我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

旅行的消耗并不仅仅从启程开始，前期和后期的物质以及精神准备可以跨越前后两周不等，加上意想不到的“奇遇”，比如在极为短促的时间里，我们这一干乘客不得不向肯尼迪机场紧急转移。这一通超紧张的折腾，真让人累上加累，所以上了飞机，一落座，头一扎，便睡将起来。

即便在睡梦中，我也感到了惊惶。

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六年期间，我一直沉溺其中而又难以自拔的那种感觉，再次向我袭来。现在是否已经彻底走出？……只能说经过几年的挣扎，不过有了逃避的能力而已。

如果没有特别的经历，也许无法想象“消沉”“晦暗”……这等毫无爆发力的小字眼儿，那足以熄灭生命之火的能量。可想而知，当它再次向我袭来的时候，我是多么忧虑自己将再次面对一场力量悬殊、几乎看不见出路的挣扎。

也就难怪我像溺水人为浮出水面那样，孤注一掷地支使着自己的力气，加倍用力，甚至可以说是夸张地睁开了双眼，向那股可能将我拖入旋涡的暗流望去——邻座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

令我无法置信的是，这位绅士竟是二十年前和我一起开会，彼此惺惺相惜的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尼格特。

在那次中美作家会议上，冯尼格特的表现，比当年“垮掉一代”的领军人物艾伦·金斯伯格还要另类。

我还留有金斯伯格一九九三年在美国文学艺术院年会上送给我的一首诗，可他已于前些年去世。

不过二十年了，参加那次中美作家会议的作家，无论中美都有人已不在世。

记得我们在比弗莱山上一位阔佬家里做客，女主人为了制造气氛，发给每人一件可以击打出声的家伙，指挥大家齐唱并齐奏。第二天，冯尼格特在会议上说：“昨天晚上我们唱的，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坏的音乐。”

而在某位电视巨头家里做客时，他更是当着主人面说：“我们在最富有的人家里做客。什么是富有的人呢？就是有钱的可怜人。”

如此等等。

虽然西方人不会对他人行为的怪诞说些什么，但从他们的一个眼神，或肩膀上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摆动，便可想见他们的耐受力已经达到几成。

会议上他常常口出狂言，而众人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我却对这位撑起美国黑色幽默半壁江山的作家兴趣有加。本来就喜欢他的作品，又目睹他一系列的怪诞之举，更觉得与他一拍即合。不知道如今的我在多大程度上受了他的影响，但影响肯定不小。

因此我在大会发言中，不由自主地用了那样长的一段时间来谈他和他的作品，发言结束时我说：“……不知道我说对了没有？”

他一言不发地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穿过整个讲台，来到我的身边并紧紧握住我的手。

会议结束时，照例有摄影师前来为那一盛会拍摄“全家福”。众所周知，那种拍照费时又费力，当散漫成性的作家终于坐好、站好，摄影师在按快门前还不放心地关照了一句：“OK？”

他却大叫一声：“No！”

众人大哗。

接着是在美国各地的旅行，每一站都有记者来采访我。他们说，是冯尼格特向他们推荐，说我是一个有趣的采访对象……

一别二十年，没想到在从纽约飞往底特律的班机上，我们竟是邻座！幸亏我没有与航空公司理论让我转移起飞地点的问题。

太阳也好、月亮也好、星星也好……最终都会从中天向黑暗沉没。我没有机会看到那个渐进的过程，猛然呈现在眼前的，是中天与落入黑暗的强烈反差。

不仅他的体积缩小了一圈，曾经爱好烈酒的他，现在除了矿泉水什么也不接受。玻璃杯里再没有浸着冰块的威士忌，再没有冰块轻轻撞击杯子的声响。他握着手中的玻璃杯，习惯使然地轻轻晃动着，安静得就像一粒伤心透顶的灰尘——这才叫要命。

我说：“见到你真高兴。我们已经有二十年不见了。”

他悠悠地说：“你的意思是很高兴看到我还活着？”

“别那样说。高兴起来吧，中国有许多崇拜你的读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相信美国也一样。”

他疑惑地看看我，我心虚起来。真的，中国还有多少读者知道他并热爱他的作品？想来美国也是同样。可是美国有种谎言叫作“白谎”，那是一种出于善意的谎言。

“你还写吗？”

“刚刚出版了一部长篇，名字叫作《无字》。你呢？”

“偶尔。”就连说起比爱情还让我们神往的事情，他也还是那样消沉。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他。二十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多少让人消沉的事情都可以发生。我没有，即便在心底也没有问过自己：冯尼格特遇到过什么？是什么毁灭了这样一个对什么都会说“不”、随时都会爆发、什么都不会放在心底腐烂发霉的人？

我又何必问一个为什么，我应该了解，既然进入这种情况，总有一千个微不足道的理由；而不是什么特别的理由，就足以让人自杀或是发疯。

也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可能走出深渊。一个想要帮助他人的人，不可能是一任自己沉落到底的人。

临别时他对我说：“祝你好运。”

我说：“说‘不’吧，像从前那样。求你了。”

他淡淡一笑，没有回答。也许他二十年前早就作了回答：“如果我的书对社会没有用，我对写作也就没有兴趣了。”

更可能是对活着也就没有兴趣了。

这本是一个不再需要文学的世界，不但不再需要文学，也不再需要古典精神。这岂止是文学的悲剧。

即便如此，还是可以说“不”啊！

2002年12月12日

又及：二〇〇五年冯尼格特出版了《没有国家的人》，尽管业内人士叫好，可再不能像二三十年前那样引起轰动了。他喊出的这个“不”，就像撞上了空气，没有回声。

这不是冯尼格特的错，不是。

面对一个时代的退隐、塌陷、消亡，我又何必不自量力地请他说“不”呢？

尽管我的目光也不再于“沉重的肉身”上停留，可冯尼格特是我文学的青春，以及有关文学青春的记忆。

2006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