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冰心先生去世的消息，重又落入母亲过世后的那种追悔。

虽然我叫她“娘”，然而我对这个“娘”就像对自己的亲娘一样，心中有过多少未曾实现的许诺！

这些年，我只顾沉溺于自己的伤痛，很少去看望这个疼我的人，说我自私也不为过。

最后一次见到冰心先生，可能是一九九三年，出国前到医院去看望她。她比从前见老了，有点像母亲去世前那几年的样子，心中一阵不宁。可头脑还是非常清晰，我们谈了不少话，关于文学、关于人生，说到对辛弃疾、苏轼、李煜——“太伤感了”，她说——的共同喜爱。

看到我头上的白发，她怜爱地说：“你太累了。”

“唉，心累。”

“心累比身体累更累。所以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我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变成‘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了。”

她说：“正是如此。所以我针对‘没有工不行，没有农不行，没有兵不行’，写了一篇‘没有士怎么样？’。”

后来问到我的丈夫：“你看上了他的哪一点？”

“‘文化大革命’中不出卖他人。”

她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的命……你结婚之前，还带他来先让我看过。”又问：“欧洲那些国家，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意大利。”

“我也是。他们的女人即使不化妆也很漂亮，头发的颜色很深，像中国人。我现在还记得几句意大利语‘早上好’‘多少钱’‘太贵了’……”

她接着问：“最不喜欢的呢？”

“德国，有点冷。”

“我最不喜欢伦敦。”

“啊，对，英国人太冷也太苛刻。”

“不过你要是和他们处的时间长了，就觉得他们不像美国人那么……”

“花里胡哨？”我说。

“对，花里胡哨。”

…………

后来她看看表，问我：“你吃晚饭了吗？”

我说：“回去再吃也不晚。”

她说：“走吧，该吃晚饭了。”

我的眼泪流了出来。自母亲去世后，再没有人关心过我是不是该吃晚饭这样的问题了。

她说：“我不是撵你走，我是怕你饿了。”

“我知道。”

“带手绢了吗？”见我转身从搭在椅背上的风衣口袋里拿纸巾，她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

七点钟，我准备走了，穿风衣的时候，她说：“你这件风衣很长。”等我穿好风衣，她又提醒我：“风衣上的带子拧了，也没套进右边那个环里去。”

当我快要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她突然叫住我，说：“来，让我亲你一下。”

我走近她的病床，俯下身子，像我过去离开她时那样，她在我的右颊上亲了一下。

走出病房时，我又一次回头看了看她。她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并向我摇了摇手。我也向她摇了摇手。

谁能想到，这就是她给我的最后一个吻。

实在说，我并不值得她那样关爱，她对我那份特殊的关爱，只能说是一种缘分，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殊的“表现”，更不知她对别人是否也会如此。总之，我觉得她有很多话，是只对我一个人说的。有很多爱，只是给予我的。

一生坎坷多多，每当情绪低落得无以自处，就会不自觉地走到她那里去。她也并不劝慰，常常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有指点迷津的作用。

她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听孙女说，你又住院了，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心脏不好？这要小心，不要写太多东西，‘留得青山在’，要做的事情多着呢。匆匆。祝你安康冰心十一月十七。”

特别是她最后给我的那封信，更让我视若珍宝。那时我因母亲去世以及其他方面的打击，情绪十分低迷。她在信中说，你不要太过悲伤，你的母亲去世了，可是你还有我这个娘呢，你这个娘虽然不能常常伴在你的身边，但她始终关爱着你。

我本该引出这封信的全文，但是正像我一生难改的做派，越是珍爱的东西，越是东藏西藏，最后藏得连自己也找不到了。

丢是肯定丢不了的，只是要用的时候却找不到，可说不定哪一天又会不期然地冒出来了。

反倒是她给我的其他的信，就在抽屉里，一拉开抽屉就找个正着。

人们常常谈到她作品中的“大爱”，却很少谈到她的“大智”。

《关于女人》那个集子，她就对我说了很多故事中的故事，其中有早年出版时，因“男士”这一笔名引出的一段笑谈。出版社担心这一笔名可能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她却答道，可以用一个引人注意的题目，因为“女”字总是引人注意的，集子便定名为《关于女人》。如此超前的剖析，即便到了世纪末，仍然一语中的、一针入穴。

她对我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一文的看法，也是慧眼独具：“我也看了，也感到不是一篇爱情故事，而是一篇不能忘记的心中矛盾。是吗……”

又比如她对龚自珍的偏爱。龚自珍可以说是中国有肝胆、有血性的知识分子的统爱。一九二五年在美国读书时，她就选了两句龚诗寄回国内，托堂兄请人书录。

冰心女士集定庵句索书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乙丑闰浴佛日梁启超

至一九九九年，整整七十四年，这幅字一直挂在她的客厅里。

二十世纪这场大戏，她从头看到了尾，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应该说是非常透彻。然而她坚守着一份原则，一辈子做人、做文都做得非常干净，是可以用“功德圆满”这四个很少人能称得起的字来概括的。

如我这样一个糟糕的人，永远达不到她那样的人格高度，但我毕竟知道世上还有那么一个高度，是我们应该仰视的高度。

早在一九八四年，我不得不应一家杂志社的邀请，写一篇关于她的文章。在那篇力不从心的文章里，关于她，我曾写过一句这样的话：“你能将大海装进一只瓶子里吗？”

时隔十五年，我仍然这样回答：我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