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站四周一片寂静，似乎没有任何声音。哪里知道，在两层军毯覆盖下，九四一部队的“中枢神经”在高强度运行中。

陶坷回到电话站，才知道敌情很有些紧张。

侦察连抓到一个越南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个铅笔头，一张草草画出的地图，图上标明了九四一部队指挥所的位置。审讯结果，他供出自己是附近班通林场的青年冲锋队员，敌人准备当天夜里来偷袭指挥所。司令部通知说，机关留的警卫部队很少，不能分散使用，要求各单位加强警戒。还特别通知了总机班，一定要严格控制声音灯光，避免暴露。

连里干部都下去了，总机班一切只能靠自己应付。不过女电话兵们并不显得那么着慌。不怕，没什么大不了的，有班长哪！

班长严莉今年二十二岁，是总机班的大姐，脸微微有点黑，黑翠黑翠的。她在班里的地位，多少像是她在家庭里所处地位的延续。严莉弟妹多，爸爸妈妈管不过来，干脆撒手交给老大来管着。严莉从小就当上了“班长”。

爸爸是团职干部，照规定应该吃中灶的，他除了偶尔陪陪客人，从不到中灶食堂去就餐，总是把饭打回来，孩子们都可以分到一点好菜吃。从第二个儿子出世，爸爸的薪金再没有涨了，生活上不能不精打细算。在大女儿的统筹安排下，他们家竟然并不比谁家显得紧张到哪儿去。人家的孩子穿衣服，老二接老大的，老三接老二的。严莉的衣服谁也接不上，她脱下身的，就实在不能再补再改了。每次分到各人名下的糖块冻柿子什么的，大姐总是留着自己的一份，过后不定会便宜了哪一个小的。严莉在家庭中的作用，形成了她实际上的一家之长的权威。弟妹们不怕爸爸妈妈，全都怕着大姐几分。

严莉把管理弟妹们的艺术运用到总机班来了。别人遇事可以耍点小脾气，她不行，她必须把自己的气性掩盖起来，从不发火。班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安排得有条不紊，分派公差勤务公平合理。赶上谁当班的时候有点私事，悄悄向她请个假，她就悄悄顶上去，多值一班。发生了什么纠纷摩擦，她拿出当大姐的权威，召开班务会民主一番，谁对谁不对当面“吵”清，决不马虎了事。人们知道，当得下女兵班班长不简单，等于她在统领着一个特种兵团。

越南人可能来袭击，电话站当然是一个突出的目标。总机原是设在一个茅草棚子里，人来人往都看得见的，大家都焦急地说，要赶快转移到隐蔽的地方去才好。

“不用动，照常工作！”严莉沉着地说。

等到天完全黑下来了，严莉才悄悄地布置，人员全部撤出草棚子，把总机转移到一个防炮洞里。如果白天转移，不是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吗？防炮洞是就着土坎挖的，挖进两三尺，向左右发展，对称构成像猫耳朵一样的两个藏身的窝窝，战士们习惯叫做“猫耳洞”。此处有茂密的树丛遮掩着，严莉又叫把电话线从老远就开始埋设下去。所以，就是到了跟前，你也看不出这里是一个电话站。

总机班派出了自己的警戒哨。有人主张，除了值机的人，其余人全部去站哨。严莉说：

“用不着，该睡的还是睡，换着班来。仗不是打一天两天，日子长啦。”

她只派了陶坷和杨艳两个人担任警戒。班里唯一的一支冲锋枪交小陶使用，杨艳拿着两颗手榴弹。班长交代两名哨兵说：

“你们就绕着总机附近游动，不要乱走，以免和其他单位的巡逻哨发生误会。要找暗处站着，不要总在月光下面。有什么动静先问口令，可别慌慌张张地就开枪。问口令嗓门尽量粗一点，别让人听出来是女的。”

严莉自己担任今晚守机。要准备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一面战斗，一面坚持通话。“猫耳洞”里直不起腰来，只能把二十门交换机摆在地下，窝憋着工作。机子上不能开灯，号牌掉了看不见，全靠用手指不住地去触摸几排号牌，接转通话。为了完全控制声音，严莉用两层军毯，连人带机子一起蒙了个严严实实。电话站四周一片寂静，似乎没有任何声息。哪里知道，在两层军毯覆盖下，九四一部队的“中枢神经”在高强度运行中。

严莉不停地在高声呼喊着，呼喊着。部队向敌人侧背穿插过去，发展很快，电话线路一再延伸，已经远远超出了有效通话距离，虽然加了“增音”，通话质量还是很差。往往下达命令指示，或是向上报告重要战况，要由严莉从中传送。她讲了一遍，怕有什么不准确，又复述一遍。忽然觉得喉咙里咸咸的，有股腥味，知道嗓子出血了。几个女电话兵嗓子全都喊坏了，带来的清音丸已经吃完，没有什么防治办法。多喝水会好一些，偏偏这附近山地也没有活水，找到一片积水，尽是小虫子在翻上翻下的，放几片净水剂澄清一下，那种怪味让人打哆嗦，喝不进去。

总机班有一个奇妙的发现，凡是折断了青竹子，靠根部的几节里准定会聚存了水分。在竹节旁边穿通一个洞洞，就可以接到几口又纯净又清凉的水。这是很珍贵的，很不容易弄到。严莉晃了晃她的水壶，还存有一点清竹水。拧开壶塞儿，想喝几口润润喉咙。但她只是漱了漱口，吐出带血的水，又拧紧了壶塞儿。水得留着，说不定班里谁又发高烧，或是受伤，一点水没有哪能行呢。

这天特别闷热。严莉一整夜钻在猫耳洞里，又蒙在两毯子里，她热成什么样子，可以想象。第二天别人来换严莉的班，看见她像是刚刚参加了泅渡训练上来，人已经瘦了一圈儿。她摘下耳机，简直可以倒出水来了。

是谁发现严莉额头上爬着一条旱蚂蟥。经人一说，严莉尖叫起来，她跺着脚，紧张得不知怎么是好。女兵们叫她别乱动，帮她脱下衣服来找，找到十多条。手指头缝里还隐藏了一条，她居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吸饱了血的蚂蟥，圆鼓碌碌的，拍打几下就掉了。还没有吃饱的，怎么也弄不掉，又不敢硬扯硬拽，怕扯断了，留下一半更难办。忽然想起来，出发前连里介绍过对付蚂蟥的办法，跑去找人要了一支纸烟来，点着了对着蚂蟥熏，不一会儿，它们就蜷曲着掉下去了。

陶坷和杨艳担任警戒，因为人太少，巡逻一整夜没有人换哨。拂晓，陶坷模模糊糊看见几个人，弯着腰向这边摸过来。她忘记了装成男人的声音，尖着嗓子喊了几声口令。对方不应口令，还在往前来，小陶开了枪。她没有打过冲锋枪，不知道控制快慢，手指一动，一梭子弹出去了一大半。

警卫部队的一位排长听到枪声，带着几个战士赶来了。在树棵里搜索了好久，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抱怨陶坷说：“怎么搞的，为什么乱打枪？”

“我看得清清楚楚，像是有几个人……”陶坷为自己辩解。

“既然你看得清清楚楚，嘟嘟了大半梭子，怎么没看见你撂倒了几个敌人？肯定是你自己紧张过度。”排长很不客气地教训了这个女电话兵。

杨艳嘴很硬，说我也听到了有响动，听得真真的。打着没打着敌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开枪是对的，你不能说我们乱打枪。等警卫排长他们走了，总机班悄悄议论，杨艳才说，其实我什么响动也没听见，八成儿是小陶看晃了眼。

第二天早上，把总机从猫耳洞搬回棚子里去。忽然，是谁“啊”地惊叫了一声，原来总机棚背后有一具越南人的尸体。这是一张孩子脸，最多十六七岁。他胸部完全浸泡在血泊中，两手紧攥着四枚揭掉了盖子的手榴弹。事情很明白，他是中弹以后坚持冲过来的，已经到了离总机棚只有两三步远的地方。如果他还剩有一点点力气，一定会把四枚手榴弹扔进棚子里去的。陶坷没有看错，和这个年轻的越南人一起来的还有几个，他们撤出战斗很及时，丢下一名英勇的战友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