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沉默了好大一阵，小战士接上说：

“我们步话机员这个兵，不是这次到前方来，恐怕人们不大容易真正了解他。只在平时看，你可能觉得他有些特别。怎么个特别法呢？说不出，你只能说，他就是那么一个人。出发之前，别人都忙着订杀敌立功计划，写决心书，他不写，说没时间。可是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写一封长信，不许人看。牺牲以后，在他身上找出来了，是写给他妈妈的。”

“信呢？给我看看好吗？”陶坷伸出手去要。

小战士从衣袋里取出信来，说连里特别交代他要保存好，一定要交给烈士的母亲。信是步话机员原来包好的，怕湿了雨水，包了两层塑料纸。

陶坷捧着字迹潦草的信，急切地读下去：

亲爱的妈妈：

我以前很少写信，现在想好好写封信给妈妈，时间太紧张，我只能抓空隙陆陆续续写一点。一过红河，恐怕就一个字也不能写了。

前年入伍，我是有过犹豫的。听人说，批准我入伍有照顾的因素在内。我一想到自己在享受照顾，心里很不舒服，这是爸爸用他的惨死替我换来的呀！不过我还是到部队来了。我当时也没想到在我服役期间可以捞到打仗，只是觉得在知青户太闷人了，想换个环境，新鲜新鲜。现在马上要开赴前线，我才清楚意识到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了。这次出去，比起你和爸爸经历过的几次战争，算不了什么，但是我总算参加了战斗。

在吹集合哨，要讨论动员报告，暂时止笔。

我接着昨天写。营长一再讲，要保证睡眠，准备参加战斗。可是这几天我一直睡不好。不知怎么，好像总有人翻来覆去在我耳边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里的一句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妈妈！我常常想，除去自然死亡之外，我们的先烈们是在两种情况下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一种是倒在同敌人厮杀的战场上，一种是倒在内部的阴谋残害中。看来这是一条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爸爸在第二种情况下离开了我们，我这次则有条件占据第一种情况。我的好妈妈！如果这样，您一定不要难过，不必像哭爸爸那样为我流泪。您的泪水早流尽了，再为我哭，眼睛里流出来的一定是血。

您可能觉得我写这些，口气不小，似乎一定可以做出什么特别引人瞩目的事情。不是这样，在火线上很难讲，也许我的心脏正巧碰上一颗流弹，一秒钟之内一切都结束了，随便一个小小的任务也来不及去完成。这就是战争，在意想不到的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有人要付出最大的代价。即使这样，我也觉得心安了。

妈妈这次来信，又一次说爸爸等于是您害死的。为什么您总是把我们一家人的不幸归罪于自己呢？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不愿和妈妈谈及这些，是您误解了，以为做儿子的直到现在还不愿意谅解母亲。

营长要求再检查一下机器，我晚饭后再来写。

好妈妈，您不必这样。别人议论，讲些难听话，那是自然的，莫非我也不了解爸爸的“案情”吗？您对爸爸的那些做法，无非是表示划清了界限，为了我和弟弟的前途不至于受到影响，爸爸心里也不会不明白。

当然，最好是妈妈不采取那样绝对的做法。您来信中引用了鲁迅的几句话谴责自己：“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箭，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解的毒药。”如果可以这样比喻，我认为那是您自己服下了一种可以使人全身麻痹的慢性毒剂，同时也误给了爸爸。这种慢性毒剂，就是我们中国人逆来顺受的旧意识。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培育了我们人民的善良温顺、忠实敦厚、谦恭忍耐。到了共产党人身上，这些优秀品德发出了新的光辉。这就是坚强的党性、严格的组织观念、维护领导、信任同志、讲团结、讲让步、讲顾全大局。这如同古老的中国宫灯，将蜡烛改换了明亮的碘钨灯泡。这些美德既是带着古老历史的光照雨露，它和封建主义传统思想的浸透也就不会绝缘。在我看来，两者不过是相隔一道细细的田埂，这边是驯顺，迈一步过去，就是屈辱。妈妈！在对待爸爸的问题上，您迈过了田埂。

我并不特别责怪自己的母亲。你们这一辈人里，固然有敢于拍案而起的。但有很多比妈妈革命历史更长，职务更高的人，包括我们一向尊敬的某些最高领导同志，由于那种慢性毒剂在他们身上起作用，在专制高压之下，也不免是那样软弱顺从。他们仿佛是在雪线以上的稀薄空气中生活久了，已经适应了缺氧状况。妈妈可以说是彻底划清了界限，在您的“结论”里，仍然写的是“叛徒、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臭老婆”。一些人说到这个结论，觉得拗口，往往简单地说成“现行的臭老婆”。因为受不了别人这样侮辱母亲，我和许多孩子打过架，鬓角落下了一道伤疤。假如这次我在前方被炮弹地雷炸着，那不算是受伤，那叫做“挂花”，只有我鬓角留下的才真是伤疤。

亲爱的妈妈！我一个晚生后辈，也许不合适给您写这些的。我是想让您相信，您不见得比别人应当受到更多内心的谴责，没有什么理由说明，唯独您不能得到谅解。

就写这些了，我并不打算寄出，如果您收到了这封信，那一定是战友们替我收检遗物找出来的。

代问弟弟好，已经没有时间，不另外写信给他了。

祝妈妈愉快，再见了！我希望能像外国电影里那样，跪下来吻别您，生我养我的母亲。

您的儿子毛妹

于登车出发前

刘毛妹留给母亲的信，陶坷看了两遍。信的内容对她不成为主要的了，主要的一点是，信中竟没有一句提到她。这对她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沉重的打击。小陶终于忍不住伤心落泪了。

宣传队的两个女同志为步话机员刘毛妹清洗遗体，她们默默地退后去，让小陶来清洗。小陶用纱布蘸着清水，先擦洗刘毛妹的脸。她时不时停下来，注视着死者的眼睛。她觉得刘毛妹是出于怨恨，闭着眼睛，不愿意看她。擦洗手的时候，陶坷几次痴痴呆呆地停下来。她想起小时候过马路，行人拥挤，刘毛妹始终紧紧拉着她的手。他是男孩子，自然地负起了责任，来保护他的青梅竹马好朋友。陶坷又想起在新兵团看电影那天晚上，刘毛妹大胆地抓住了她的手。在刘毛妹的一生中，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企图亲吻一个异性。他一双手是那样有力，完全可以强行达到目的，他还是失败了。

步话机员的军服、绑带、鞋袜，没有一处是洁净的。泥水和着血，凝结在肉体上脱不下来。小陶用剪刀完全剪碎了，花了很长时间，轻轻地一块块把衣服鞋袜撕下来。她不让别人动手，似乎是怕别人毛手毛脚触痛了他。清洗过遗体，陶坷数了数伤口，大大小小挂花四十四处，这个数字，正好是烈士的年龄乘以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