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的真相——我指的是我在兵团失踪过一天一夜那件事的真相，当年我没对任何一个人透露过半句。天知，地知，我知。在这件事上我是谁也不相信的。尽管隐瞒真相使我蒙受种种怀疑，但说明真相的结果准会比蒙受怀疑更加严重更加糟糕。今天我要说明真相，不是为了替自己进行什么辩护，仅仅是为了说明真相而已。我他妈的没法成为一个能永远隐瞒真相的人。这没治了！他妈的干吗不来个真相大白？干吗不？

首先我得要求某些人替我作证——就是七连的某些人。有我认识的人，也包括我不认识的人。多几个证人倒并非坏事。喂，你们这些证人，你们一定都记得，当年我给你们连放完电影后，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对吧？只要求你们说——对，还是不对？

本来下午五点钟就应该放映的，但你们七连的电线突然断了，电工像只野猫似的，钻了十几家天棚才接上，拖延到快七点才开始放映。刚放映三分之一，放映机又出了点故障。这可都是事实吧？那天真不顺！

团部放映员是各个连队的宠儿，哪个连队也不敢怠慢。放完影片，不管时间多晚，都要摆一桌“客饭”，对放映员表示“犒劳”，也可以说是讨好。这是条“不成文法”，没有哪一个连队敢破过。

那一天放完电影，我很快装好片子，想立即动身返回团部，七连长哪肯放我走呢？盛情难却，我只好在他的奉陪下，违心地“消灭”那顿“客饭”。我那天食欲不佳，没吃什么，却喝了不少。七连长是个“酒痞”，我是个实在人。喝酒的时候，我顶不喜欢推来拒去那一套。他一劝：“满上，满上。”我就干杯。我的原则是——舍命陪君子，仗着自己有几分酒量。其实七连长那号“酒痞”，不值得舍命相陪。我太犯傻。

离饭桌时，我已觉头重脚轻。七连长挽留我住下，我执意要走，必须走。第二天上午七点，我还要给团机关补放一场。当晚不走，第二天也得起大早赶路，三十多里呢！我是个模范放映员，从没误过放映时间。我不愿给人制造口实对我这个“模范”有所指责。我是个珍惜自己荣誉的人。再说，团部那台新买的放映机还没人使用呢！首映者，也意味着一种荣誉嘛！

七连长有点过意不去，因为他们连耽误了我两个多小时。他亲自到马棚去牵来一匹马，亲自替我鞴好鞍子，扶我上马，将拷贝箱一边一个搭在马鞍后。他说那匹马老实得很，路上绝不会跟我捣蛋。就是这匹马坑了我。罪该万死的畜生！

我骑马离开七连不远，就意识到自己喝多了。寒风一吹，酒力攻心，胃中灼热，别提有多难受啦。那匹马好像四条腿长短不齐似的，把我颠吐了；吐后，周身瘫软，不得不伏在马背上，搂着马脖子，把自己这一百多斤完全信赖地托付给那罪该万死的畜生了。

那个夜晚雪下得很大，我没离开七连就下了？还是半路才开始下的？我不清楚。四野迷蒙，路途难辨，马却走得很自信。

我也不知自己在马背上伏了多久，酒力稍过，抬头一瞧，马已不是走在江边了。挺起腰，勒住马，四周望望，觉得眼前的草甸子、桦树林、灌木丛，似乎很熟悉，又似乎很陌生，我迷路了。马却好像一点责任也没有，不断摆头，想使我放松缰绳，给它充分的自由。不远处有灯光，我策马向灯光走去；走近看出，是个哨所。我想，索性就在我们的哨所借宿吧，我们的边防军战士不会拒绝收留一个迷路者的，便跳下了马。

一个人忽然站在我面前，也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人，一声不响地递给我一支烟，那意思是向我讨火。

我接过烟，一边摸衣兜，一边说：“同志，这儿离……”

我的话还未说完，一道强烈的手电光照在我脸上。接着，对方大喊了一句：“КИТАЙUЬI（中国人）！……”

我顿悟：老天爷，我怎么到了“大鼻子”这一边啊？！转身就朝来的方向跑，也顾不上那匹呆头呆脑的马了。

“站住！开枪啦！”喊的是生硬的中国话。

这两句的俄语我也会。战备的需要，双方一样。我知道这绝不是吓唬人的话，却并没站住。不能站住，站住岂不是当俘虏了？开枪就开枪吧！老子死也不能死在你们这边。死在这边，老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横下心，猛跑。

砰……

果然开枪了。不过听得出来，是朝天开的。他们还想捉活的？他妈的没门！

仍猛跑。

身后传来军犬的叫声。

更多的人在追我了。

头脑中只存在一个念头—— 一定要跑回我们这边来。

到底还是被活捉了。

事实上我在瞎跑，并不清楚“我们这边”究竟在哪边。

我被反拧双臂，押入他们的哨所。他们将我推到角落。其中一个，官衔顶大的一个——下士，抓起电话，一边叽里咕噜地大声说话，一边从头到脚审视我。苏军官衔，我从他们的肩领章一眼就能分得出高低尊卑，包括他们的将军和元帅。战备教育向我们提供过这方面的学问。这几个苏联兵，看去都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可能顶数那个下士年龄大些，但也大不到哪去。一个班的地道“娃娃兵”。那个下士班长，一张瘦长脸，一对黄眼珠子。他那张脸无论如何都不能给人留下严肃的印象，却又偏要故作严肃的表情，鼻梁四周布满了雀斑，好像曾当面挨了一砂枪。被这么几个“娃娃兵”活捉了，真他妈的窝囊！

有一个持枪站在我身边，监视着我，不许我动一动。

那下士放了电话，说了句什么俄语，就有一个将一把椅子——唯一的一把椅子，摆在哨所正当中。监视着我的那个，把我推到椅子前，按坐下去，然后，他们就分站到两旁。

下士站在我对面，两肘抱在胸前，一只手摸着光溜溜的下巴，黄眼珠子盯着我。他那模样，使我有理由猜想，他是在扮演捷尔仁斯基那种锐利的目光，却没有捷尔仁斯基式的胡子，先天不足。看样子，他们要开始对我进行审讯了。

被一个下士审讯，落到这般地步，真他妈的可悲。

下士说了一句俄语。

第一个发现我的士兵，就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你必须回答我们的每一句话。”

口吻挺严厉，但语调很滑稽，像舌头长的东北人学上海话。看来他们和我们一样，每一个哨所，起码有一个会说几句对方语言的人——“土翻译”。

我打定主意，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

下士又说了几句俄语，“土翻译”就用生硬的中国话接连问：

“你的姓名？”

“……”

“你是侦察兵？”

还算客气，没有“特务”这样的字眼。

“你越境的目的？”

“……”

把老子当成背叛祖国的人了！我感到受了极大侮辱。

“放你妈的拐弯罗圈狗臭屁！”我腾地跳起来，破口大骂。这是我们知青中某些粗俗的小伙子新近集体创作的骂人话，骂起来还挺不顺嘴，像说绕口令。

我不知道按照俄语语法，能否非常准确明白地将这句中国话翻译过去，但看得出来，那个“土翻译”要将这句话翻译过去，水平是很可怜了。他结口巴舌，吭吭哧哧，打手势，涨红了脸，叽里咕噜了足有三分钟。翻译明白了没有？他们听懂了没有？我不得而知。他们面面相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我骂他们，可不是为了使他们开心。我举起凳子，要砸那下士。

他们跟我来捷尔仁斯基那一套，我就认为自己应该是许云峰。结果“许云峰”被“捷尔仁斯基”们揍了一顿。挨揍正合我意，不挨顿揍我回去后就说不清楚了。审讯无法继续下去，他们才想到应该搜查我。边境地区通行证、笔、人民币、折叠小刀，还有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土翻译”看了看我的边境地区通行证，对下士说了句什么。下士又对另一个士兵命令了句什么，那士兵就走到外面去，将我的两个拷贝箱拎了进来。

下士蹲着研究拷贝箱。他那样子连我自己都有点怀疑，我带的究竟是电影片子，还是伪装的电台、发报机或定时炸弹什么的了。一个士兵用仪器（那玩意儿我见识过，是检测定时炸弹的）煞有介事地对两个拷贝箱检测了一番，才放心大胆地打开，见里面满满地装的是电影片子，又盖上了。

他们有点相信我不过是一个因迷路而越境的中国放映员了。我看得出来，他们相信了这一点后，竟都有些沮丧和扫兴。我心里暗说：“活该扫你们一大兴！”我的几个在武装连队担任边境巡逻任务的同学，也常常希望隔三岔五地捉到个把特务。不是希望没有特务越境，而是希望捉住越境特务，看来这是一种流行于两国边境地区的病。这挺值得心理学家们研究。

他们能相信我不过是一个中国放映员，这一点毕竟对我这个越境者是有利的。他们对我的态度稍有缓和。

下士挺尴尬地抽起烟来，还搭讪地朝我递过一支，我将脸一扭，岂能吸他们的烟！不过可真想吸支烟。下士没给自己人烟，却朝我递过来一支，使我对他的敌意减少了一半。

下士忽然又通过“土翻译”问我：“放映员为什么穿军装？”

我思考片刻，终于回答了他们一句：“我喜欢穿军装。”何必将已缓和下来的气氛再搞得像刚才那么剑拔弩张呢？于我自己一点好处没有。

“土翻译”将我的回答翻译之后，下士居然微笑了。他的几个部下也彼此交换着满意的眼色。这几个苏联“娃娃兵”，大概难得听到什么恭维话。我的回答，哪国当兵的听了都会感到愉快。不过我可不是有意讨好他们，我说了句真话。

接下来又问：

中国的电影好看吗？

当过“红卫兵”吗？

挣的钱多吗？

在我们的“团”里，姑娘们都很漂亮吗？也像你一样喜欢穿军装吗？……

我想我他妈的可不是在举行记者招待会！

又一想：这些问题并不属于国家机密，纯属民间情况。既然他们不在我面前扮演捷尔仁斯基了，我也就大可不必继续在他们面前维持许云峰式的尊严；使他们的好奇心获得一点小小的满足，说不定他们会通情达理地放我回到我们这边来。

于是我就告诉他们，我们的姑娘个个年轻、漂亮、活泼、可爱。我挣的钱不少，相当于他们的一个少尉连长的工资，天天请姑娘们下馆子也花不完（其实我的工资是三十二元）。我还告诉他们，我曾经是某市红卫兵副司令（不吹牛白不吹，别让他们区区一个下士小瞧了我）。我们的电影内容和题材广泛极了（实际上几部样板戏影片在我们的各个连队至少已巡回放映过三遍了）。

“土翻译”将我的话翻译了之后，他们都显出大为羡慕的样子。那下士，简直对我有点刮目相看了。我得出结论——这几个苏联“娃娃兵”挺容易唬。

下士第二次递给我烟，我没拒绝。落到这种地步，还管什么！阿尔巴尼亚的、罗马尼亚的、古巴的、朝鲜的烟我都吸过，还没吸过一支苏联烟呢！烟酒不分家嘛！中苏进行边防会晤时，两国官员还相互敬烟呢！我知道。

他们颇友好的表示，使我一时忘了自己的处境，还给他们唱了一段河北梆子：

那边厢，走来了，列宁同志，

他言道，这包香烟，我不要，

请马上送给，

捷尔仁斯基

……

这是我们团宣传队自编自演的《列宁的故事》中的几句唱词，是受了“移植样板戏”的启发。

我唱一句，“土翻译”译一句，他们都听得挺开心，一个个咧嘴直乐。

末了，下士通过“土翻译”告诉我——一会儿将有一辆吉普车来把我拉到他们的边防站去，并解释说这是履行职务，他们无权释放我，尽管他们完全相信我是一个中国放映员。

我顿时呆了……

下半夜我是在他们的边防站度过的，单间，门外有“警卫”。情况太不妙。我哭了。

第二天上午，我被带出了“牢房”。刚被押出，就有一个苏联士兵被推了进去。那小子一点不在乎，挺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还向押我的士兵问了句什么。押我的士兵没理他。他耸了一下肩膀，就对我做鬼脸。他进了“牢房”还不安分，隔着带铁条的小窗口朝什么人微笑、摆手。我顺他的目光看去，见不远处站着一位苏联姑娘，围着一条灰色毛围巾，穿件褐色的旧呢大衣，频频向他抛送飞吻，一副含情脉脉的模样。我恍然大悟，免费住了半宿的那“单间”，是他们的禁闭室。我竟有点嫉妒那被关禁闭的苏联士兵。我要是也只不过被关入我们的禁闭室，外面也有位姑娘含情脉脉地对我频频抛送飞吻，他妈的我也会一点不在乎的。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子。我被押着走在村路上，尽量迈出很从容的步伐。路左是几排营房，路右是一幢幢粉刷成白色、黄色或浅粉色的民宅，都是独家独院。院子都是用木板围成的，木板都是刷成深绿色的。这村子挺美观。村里也有标语牌，可惜我不懂俄文，不知写的什么。兴许是勃列日涅夫的语录！

我忽然想到，我们团机关的三百多人，此时此刻肯定全都坐在大礼堂里，不耐烦地期待着我出现在放映机旁呢！能有谁会想到，我正在边境线这边进行非礼节性的“访问”呢？

清楚地看到了馒头山，它在我们那边，可见这个苏联村庄离边境线并不远。太阳还没升起来，山后已有万道霞光辐射。山顶及山坡的皑皑积雪，被霞光染成了金橘色，红装素裹，景象十分美丽。

我成了边境线这边的俘虏，世界上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件，太阳却照旧从边境线那边升起。这世界真他妈的缺少人情味。时间不必长，只要我一个星期内不回到我们那边去，准有人非常高兴地接替我这个放映员的任务。人们照样会看电影，各个连队会像讨好我一样讨好新任放映员。这种种想法使我相信了一条真理——没有谁地球都照样转，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他妈的相信真理有时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啊！

审讯我的是一名少尉连长，留着两撇挺神气的小胡子。被一名少尉审讯，我的心情并不比被一名区区下士审讯得到多少安慰。翻译是个女的，我怎么瞧她怎么觉得她像那部苏联片《女政府委员》的女主角。她没穿军装，我无从判断她是军是民，但她中国话说得真流利。我怀疑她是个“二毛子”。

其实倒也算不上审讯，少尉没在我面前扮演捷尔仁斯基。我也早就没了充当许云峰的那种兴致。少尉看了看我的边境通行证，对女翻译皱起眉头说了句什么，她就走到门外叫进了那个押我来的士兵。

我又被押回了“牢房”。

大官好见，小鬼难搪，看来这句话有国际意义。少尉当然不过是少尉，但分明比下士更易于接受事实。

我的同“牢房”的“难友”——那个被关禁闭的苏联士兵，不知怀有什么企图，凑到我眼前，似乎想和我拉近乎。遭到看守的严厉呵斥，他才退到“牢房”另一头去了，却他妈的还偷偷对我做鬼脸。

过了一会儿，那女翻译给我送来两个面包、一截香肠、两支雪茄。走时还对我笑了笑。她那笑使我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戒心，敌人对我笑，可能我就得付出什么代价了。我想，不到万不得已，我没必要绝食。我得吃饱，准备着，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我狼吞虎咽地将面包和香肠吃掉，想吸雪茄，却没火。我的打火机在少尉的桌子上。那个苏联士兵又凑过来，主动掏出火柴给我，同时从我手中拿走了一支雪茄。虽然我吃亏，但也只能进行这次吃亏的交易。他刚吸了两口，被看守发现，异常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他乖乖将雪茄掐灭，还给了我。我白捞他一盒火柴，看守并未呵斥我。我也不理看守，照吸不误。看来我比他们自己人还受点优待呢！

下午，女翻译又来了。

她对我说：为了证明我确实是一名放映员，我必须给他们放映一场电影。如果我会，他们就完全消除对我的怀疑，放完电影送我过边境。

我没有很充分的理由表示严正抗议，就反问：“是请求我？还是命令我？要是命令我，我拒绝。”我暗想：这关系到我是否丧失气节的原则问题，不能妥协。

她微笑了，说：“你如果很希望是请求，那就算是我们的请求吧！”她笑起来挺博人好感。

我非常违心地点了一下头。

于是她就带我走了。当她跟看守用俄语说话时，我那个“难友”似乎听明白了我是被带去放电影的，就跨到门口，也对她叽里咕噜地恳求什么，大概是恳求放他出去两个小时看电影。她只对他笑了笑，摇摇头。他那种沮丧的样子，着实有点令人同情。

我被带到了他们的乡村俱乐部。银幕已挂好，放映机也架好了，座无虚席。一半座位被士兵占据，少说有一个连；另一半座位被村民占据，男女老少都有。过道还站立不少没位置的人。士兵们一个个坐得很端正，像遵守课堂纪律的小学生，神情都那么严肃。他们的姑娘专爱往士兵那边运动。运动到一块儿，依着偎着，嗑瓜子，说说笑笑，有意无意地朝士兵们头顶抛瓜子皮儿。我发现少尉朝她们运动过去，对她们说了一句什么，她们就爆发出一串响亮的笑声。士兵们一个个仿佛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活脱是一具具出土的俑。小孩子们吵吵嚷嚷，在人堆和过道中钻来挤去，将气氛搅得热热闹闹，乱乱哄哄的。要是在我们的哪个连队里，放映前这么无秩序，我就绝不开放映机。我对自己暗暗说：伙计，犯不着和他们使小性子嘛！

我一被发现，立刻将无数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嘈杂声渐渐平息，连俑似的士兵们也纷纷朝我扭转脑袋。孩子们不钻来挤去了，姑娘们不说说笑笑了，也不往士兵们头顶抛瓜子皮儿了。我不卑不亢地走向放映机。我是被他们请求放电影的。

是台旧放映机。我们团也有这么一台，农场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家当。是他们还是我们“老大哥”的年代送给我们的，早就不能使用了，扔在宣传股的破库房里。我曾想将它修理好，煞费了许多苦心。

我随身带的两箱片子，摆在架设放映机的桌子上。我忽然寻思过味来了——他们是找借口看一场中国电影！他妈的让他们寻找到了一个聪明绝顶的借口！当灯全部熄灭，我开动放映机时，暗暗打定主意：断片三十次！

银幕上出现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厂标——工农雕塑交手高举镰刀斧头，缓缓旋转……

让我在这里补充说明：我带的那部影片，并不是一部我们的国产片，而是一部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这是当时在我们国内极少的允许公开放映的苏联影片之一，是我这个团放映员的一张“王牌”。片子已经快放烂了，但我们各个连队的人仍百看不厌。要是哪个连队的头头对我不太够意思，我便警告他：“从此不再给你们连放《列宁在十月》。”他就熊了。

观众骚动起来。

活该扫他们一大兴！

不知那少尉作何想法？

女翻译出现在放映机旁了，大声向观众用俄语解说道白。只有她才能挽回这使他们万万意想不到的局面了。本国人观看本国影片，需要现场翻译，这大概是放映史上的奇事吧？但骚乱起来的观众并没安静下来。他们跺脚，吹口哨，发出嘘声。倒是女翻译自己首先安静了，不再继续用俄语解说。

“他们宁愿听不懂……”她悄悄告诉我。听她的语调，就知道她很窘。

我顿时理解我的观众们（习惯说法）的心理了。他们是满怀希望来看一场中国电影的。他们太失望了。我为他们放映的虽然是一部他们想必已看过多遍的苏联影片，但毕竟是中国话配音。从这一点讲，他们可以认为自己看到的是“半部”中国影片。这便使他们感到落空了的希望获得某种补偿。他们当然宁愿听不懂了。看得懂而听不懂，这也许算是一种特殊的欣赏吧？

他们渐渐安静了。他们看得出神入化。他们仿佛确实在看一部从未看过的，早就希望看到的中国影片。那么一种令人难以置信难以描绘的满足状态！最佳放映效果！我敢跟任何一个人打赌——绝没有哪一位苏联放映员，在放映这部苏联人都已看过的，五十年代的苏联影片时，会取得像我一样的成功！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因此而得意，但心里确实有点暗暗得意了。

我的观众们（习惯说法）又骚乱了几次。跺脚，吹口哨，发出嘘声。因为断了几次片。不是我故意弄断的，我说过，它在我们那边已经快被放烂了。

少尉走到放映机旁一次，通过女翻译问我是否放映机有什么问题？需要他替我做些什么不？我开始产生了一种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责任心，再就没断过片。伟大的、不朽的《列宁在十月》！真够遗憾的，我不能接着放《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一九一九》。如果这两部片子就在放映机旁（我指的当然是被我们译过道白的）我肯定接着放！……影片结束时，他们鼓起掌来。

我竟有些激动。

我首次在我们的连队放映这部影片，结束时，我们的观众也鼓掌。

我内心里充满了骄傲和自豪。我想，我可能是放映史上的第一个为苏联人民和苏联士兵放《列宁在十月》的中国放映员吧？感激我们的出色的配音演员们！如果我有特权，我一定同时为他们颁发两枚奖章，一枚中国的艺术家奖章和一枚苏联的艺术家奖章，都应该是金质的。

我的观众（我再次强调，习惯说法），苏联士兵们，苏联老百姓们，并未马上离散。他们都从自己的座位站起，转过身来望着我。站立在过道的人们，竟拥至放映机前来了。我忽然觉得从他们之间寻找到了一种与我共通的情感——一种我每次放映这部影片时内心里都会产生的情感——那就是对伟大的列宁的热爱，对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历史崇敬。从当时那种极特殊的氛围中，我感受到了一个事实，列宁在他们心目中，不唯是一位领袖，而且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

女翻译悄悄对我说：“他们希望你对他们讲点什么……”我惶惑了。我不知道我应该对他们讲些什么、不应该对他们讲些什么。他们静静地期待着。我憋了半天，才大声讲出一句话：“尼古拉大门也要打开吗？……”这是影片中的一句道白，卫队长说的。我说时，没有忘记同时做出卫队长那个绝妙的手势。他们满意地笑起来。一个就站在我对面的苏联少女，指指我的胸——我胸前挂着一枚胸章。那是当年我们的军队里无论官兵人人都有的胸章——写着“为人民服务”的长方形下缀着金光四射的五角星。我以为她要仔细看看，就摘下来递给了她。没想到她却以为我是送给了她，一接到手，就高兴地挤出人墙跑了……我被带出了他们的乡村俱乐部，带我的不再是士兵，而是那个女翻译；也没有被带回他们的禁闭室，被带到了另一个房间。房间里摆着一桌足够三个人吃的饭菜，还有一瓶酒、一包烟。没有他们的什么人陪我吃，这使我吃得更大方。不能白给他们放一场电影啊。

我没动那瓶酒，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喝一口酒了。……当天晚上，小吉普车送我到了边境线。我请求他们，不要将我移交到我们的边防哨所或边防站。我骑着那匹呆头呆脑的马，带着《列宁在十月》，在黑夜的掩护下，又神秘地回到了我们这边。我当时真羡慕那匹呆头呆脑的马。它往返坦然，不会受任何怀疑，也不必向任何人交代什么。

我远离边境线后，勒住马，回望冰封的黑龙江，心中暗暗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感激你！你的名字，使我这次非礼节性的‘访问’，受到颇有人情味的接待……”

回到团里，我说我迷了路，冻坏了，被一个猎人背回家中……不久，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一个离边境地区极远的连队当小卖部售货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