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级理想主义，二年级浪漫主义，三年级现实主义，四年级批判现实主义——是大学生们自己概括总结的“校园四部曲”。“表弟”和“表妹”这么告诉我的。“表弟”已经三年级下学期了。他的“现实主义”道路快走到尽头了。他的种种的关于个人分配去向的努力，似乎越来越成为不现实的梦想。他激烈地，越来越明显地处处表现出“批判现实主义”者的尖锐思想了。不过他毕竟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去寻找他在社会坐标上的那个“点”。校方倒是挺鼓励他们自己去寻找的，给开介绍信，老师给超前写鉴定。对于自谋出路之能力差的，去向无着落前途渺茫的学生，所下评语积极而且用心良苦。这种鼓励带有暗示性——抓紧时间啊，全凭你们自己啦！如同孤儿院的阿姨鼓励孩子们去寻找他们没见过面的生身父母。而在他们的周围，四年级的学生为了寻找到那个“点”，许多人疲于奔波，许多人碰得青头肿脸，许多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地继续满社会推销自己。许多人终于认了，干脆放弃了寻找和选择的机会，听天由命地表示甘愿将自己交给上帝也就是交给国家，经由第一渠道统购统销。以有始有终的态度，在“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后一段乐章上，唱出他们告别大学校园的悲怆的低调和声，准备着“无可奈何花落去”，“壮士一去不复还”。这使某些三年级的同学不忍过分踊跃地超前地加入和他们的师兄师姐们的竞争，也使某些三年级的同学更有些迫不及待，更认为这种超前的竞争简直是当仁不让的事，于是有些四年级同学谴责他们不人道。而有些四年级的同学却变得一反常态地宽厚，说些“中国真小”之类的话聊以自嘲自慰。幸运的，对分配去向早有把握，对前途踌躇满志的人总是有的。他们为了不成嫉妒的目标严守着各自的秘密，绝不敢以自信去刺激他人的心理，有时甚至还要相陪着“为赋新词强说愁”，装出几分瞻望前程无比沮丧的失落的样子……

“表妹”大概就属于幸运者一类。她比“表弟”低一届，整天仍在“浪漫主义”的红烟紫气的环绕之中炮制着体验着她的种种小感觉。她的父亲是某沿海城市的前市长。那座城市有一处新开辟的避暑胜地。她父亲任职期间亲自接待过的北京官员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相当不少。他们和她们，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她在北京的“伯父”“伯母”“叔叔”“阿姨”们。其实她有时候陪“表弟”到我家来，于她自己而言实在是时间方面的牺牲；于“表弟”而言实在是一种奉献；于我而言，是一面镜子。因我一直对“表弟”所知甚少。他似乎也不希望我对他了解太详。有几次我试图和他聊他自己，他言语含糊地回答我，从此我不再深问。当一个从前不相干的人，事实上已经闯入你的生活里，你不总是想对他了解得更多更全面些吗？这与信赖不信赖无关。当然也不是好奇心，而仅仅是某种习惯性的心理倾向。“表弟”到我家来了几次之后，已经不仅仅是我的“表弟”，而且是母亲的“干儿子”了。母亲不乏“干儿子”和“干女儿”。有我的中小学同学、知青战友，也有弟弟妹妹们的中小学同学、知青战友和同事。他们或她们极乐于确定这种传统的民间关系，母亲也乐于。到目前为止，这种关系大抵都在良好地继续着。我现在仍不太清楚“表弟”是怎么成了母亲的“干儿子”的。我想母亲一向是很自尊的，不至于“毛遂自荐”；而“表弟”又是个内向的矜持有余的青年，尽管他每来一次，对母亲的亲近就增加十分，但却也使我难以想象他会主动说“大娘，以后我当你是干妈吧”这种话……

我只有从“表妹”这面镜子中，偶尔窥见“表弟”出于其间的某种模模糊糊的背景——一个很穷的地方，一个很穷的村子，在很深远的大山里。他是近百年来全村唯一的一个大学生；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全村唯一能有幸出现在北京的人。“表妹”这么告诉我的。

有一次母亲问起了他家乡的情况。母亲乐于向别人谈自己的家乡，一谈就没完没了。其实她不过是在缅怀自己的童年往事，因为她自从当了母亲之后就没回过家乡。家乡也没有任何亲戚了。毫无疑问的，我认为母亲她早已是一个彻底被家乡遗忘的女人了。可是母亲却似乎相信，肯定的，在家乡始终流传着关于她的种种琐碎的然而却是永恒的故事。她的想象中，关于自己，在家乡已经具有传说的色彩了。家乡的人们怎么会忘掉当年那个敢于像男孩子一样爬到高高的树上去掏鸟蛋的小姑娘呢？她死也不信。“你不知道。你不懂。生在一个村子里的人，和生在一座城市里的人，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村子，那是最能记住人的地方。你活着的时候是哪一个村子的人，你死后仍是哪一个村子的鬼。你自己不愿回去，阎王爷也要把你打发回去。你几十年不回去，村里人几十年间念叨你。你一辈子没回去，村里人几辈子念叨着你！”母亲经常对我这么说。母亲也乐于听别人谈别人的家乡，听的时候，极其专注，极其虔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母亲像某些爱听别人讲关于鬼神的故事的孩子。

“冰啊，你上大学三年来，一次也没探过家？”

母亲是这么开始问“表弟”的。

他说没有。

“第一次离开家乡这么长时间，就不想？”

他说有时候也想，更多的时候不想。

“你们那村子有多少户人家啊？”

“十四户。”

“那是个小村子呀！村子越小，越让人装在心里，是不？”

他说是的。

“若生在一座大城市，几百万一千来万人，都当它是家乡，也就不值得你独自很想着它了，是不？”

他说是的。

“咱娘俩，越聊，越能聊到一块儿去！”

“妈，你聊点儿别的吧！”我试图把话岔开。

“你一边去！”母亲生我的气了，“你不过只写了几篇小说，还没当什么大官呢，就不爱听人聊家常嗑儿了？不比活人，咱们比死人，曹操你比得过吗？连戏里的曹操，还说过‘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的话呢！”

我当然也是家乡观念极强的人，但我不愿母亲和“表弟”聊他不愿与人聊的话题。有一次我顺便问他，他却反问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从此我知道了关于家乡是他忌讳的话题。

不料那一天他却说：“我和大娘聊什么，都挺投机的。”

尽管他已经是被母亲承认的“干儿子”，但仍称呼母亲“大娘”。倒是索瑶，立竿见影地废止了“大娘”的称呼，而一口一声地叫母亲“干妈”了。

“大娘，你说人心里，是能长久地装住大事呢，还是能长久地装住小事呢？”

他低声问母亲。他和母亲说话时，似乎只有母亲一个存在。即或我和索瑶一旁相陪，他也并不关照到我们的。

母亲想了想，说：“当然是小事啰！人心从来只能长久地装住小事。谁都记不住他每次洗脸用多少水，但谁都忘不了他最渴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吮过的几口水，你说呢？”

“我说也是。我们村里人少，关系处得都挺好。可使我做梦都梦见过的，是一只老母羊……”

母亲一愣。

我也一愣，不满地瞪了母亲一眼。

他却娓娓地讲起来。他说在他之前有人离开过他那个村子，不过是新中国以前的事。但却没有一个离开的人重新回到那个地方那个村子。他们有的为革命而死了，有的继续革命不止。村里的人习惯了被离开他们的人所遗忘，正如他们习惯于遗忘了那些人一样。他们都说，穷乡僻壤的，忘了也就忘了吧，该忘。不忘，咱们也感觉不到的，莫如被忘了，也省得咱们记着了。他说，他爷爷那一辈人活着的时候，还常常谈起那些当年离开的人。谈到全村人为谁谁凑路上吃的糠饼子。谈到将谁谁一直护送到大山以外，怕在山里独自走，被谋财害命。为了一身补丁少的衣服，当年山里杀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你路过一个村子，可能被诚心诚意留住一宿，而第二天又在半路截住你，把你给杀了。为了太需要你那身补丁少的衣服。留你住一宿是诚心诚意的，为了你那身补丁少的衣服而半路再截住你把你杀了，也是诚心诚意的。诚心诚意地冷酷无情地为你那身补丁少些的衣服。他说他爷爷临死的时候，还叮嘱他父亲牢记谁谁的小名叫什么，若有朝一日回村里来看，就说他爷爷咽气儿前还念叨过那个人。他说，现在他爷爷那一辈的老人们，全都死掉了；而他父亲那一辈的人，互相并不谈论当年离开的那些人，并不讲给他们听，要求他们也铭记不忘。父辈人认为，当年的那些事不过是历史。当年离开村子那些人，也不过是历史，没死也是历史，而且不过是村子的历史，是仅仅与上辈子人有点儿记忆关系的历史。倘非说与他们，以及与他们的子孙有种什么关系，也不过就是种牵强附会的并没什么意义的关系。

他说时表情淡淡的，语气也淡淡的，低着头，仿佛是和母亲同样年纪的老人，讲述某件旧家具的来历似的。而别人要将它卖了或拆了可继续摆在哪儿，却是任随别人的便的。

我想起母亲对我教诲过的：一个村子是最能记住人的话，觉得如果也对“表弟”说，不知他会作何表示？

他沉默片刻，话题一转，接着说：“但是有一只羊，有一只老母山羊，我却经常缅怀着。当我六七岁的时候，和村里的几个孩子都得上了一种怪病，不吃、不喝、发高烧。从早到晚昏睡不醒。村里穷得连一头驴、一辆破大车都没有。赶到公社卫生站去搬大夫的人回来说，好几个村都流行这种儿童病，顾不上我们村，要来也得四五天之后。当娘的都急得哭了，那只羊却救了我们几条命。羊是老村长家养的，已经老得跑不动了，但是每天还能挤出些奶。老村长就每天挤了，灌在瓶子里，一天两遍，挨家挨户给我们几个病了的孩子送奶。瓶子上用线绳扎了几道儿，谁家的孩子也不偏向，喝到线就不给喝了。一个孩子一次也就只能喝几口吧。一天两遍，一遍几口羊奶，竟维持着我们的小命儿活了下去。后来几天，那羊的奶头儿，都被老村长撸肿了。再后来，一滴奶也挤不出了，老村长就下狠心，把羊杀了。熬了羊肉汤，同样灌在瓶子里供给我们喝。奇迹似的，我们几个孩子的病，没用公社的大夫来治，一天天好转了。那是全村唯一的一只羊，也是全村唯一能算得上财富的一只羊。老村长的女儿，因为每天吃糠咽菜，没奶水。他的外孙女，刚一岁多，也是靠了那只羊的奶养活的。羊杀了，那小女孩儿整天饿得哇哇哭。等到我们几个孩子能离开家了，我们就相约，到埋羊骨头的地方，一溜儿跪在地上，全给羊磕头，全哭，好像一奶同胞的几个小兄弟姐妹，哭我们死去的妈。可怜那只老母羊，奶为我们被挤光了，肉熬成汤被我们喝光了，连骨头，都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熬得再也不见一个油星儿，熬白了熬酥了，才舍得埋掉。没人教我们去给那只羊磕头，去哭它，完全是我们几个孩子心里一致的想法。我们还在埋羊骨头的地方，用山石为那只羊垒了个坟包儿，周围栽上了几棵小树。到北京后，我最见不得的情形，就是人们围着卖羊肉串的，吃羊肉串儿。见到一次这样的情形，夜里就做一次梦，梦见当年救了我们命的那只老母山羊，咩咩地朝我叫……”

某类事情，或者某类人生经历，听老人们的回忆是一种感受，而听一个青年娓娓道来地诉说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感受。因为它使你感觉某种现实虽与你并不相干，但它的确矗立在某一个地方，仿佛也在向你诉说着什么，使你简直就没法儿无动于衷。

我震惊于一颗敏感的青年的心灵，需要怎样的一种保持平衡的能力和技巧，才会将这样的童年往事完整地包容住，并且磨合成一种绵长的情愫呢？我尤其震惊于他的娓娓道来。那一种淡淡的语气，反倒使我自己的心灵感觉受到了强烈的冲撞。

“这孩子，这孩子，真没想到……那个小女孩儿呢？结果就饿死了吗？……”

母亲唏嘘了。

他笑了笑，说：“我们几个孩子，怎么会让她饿死呢？我最大，我带着他们，四处捉青蛙。我们那儿是山区，没有河，也就没地方去钓鱼，只能四处捉青蛙，熬蛙汤。蛙汤当奶，她才没饿死，后来我们就叫她蛙妹，现在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这时“表妹”来了。她见母亲那样儿，诧异地低声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说没什么，不过是他讲了一些动人的事儿，不过是母亲天生爱落泪罢了。

“你还会讲动人的事儿？哪天给我也讲讲！我要听。我得证明我自己还能不能被感动……”

“表妹”又调侃他。

而他冷冷地回答她了一句英语。她的脸倏地红了。

我虽然不懂英语，也知道他说的肯定是一句伤人的话，立刻打圆场，问母亲：“妈，你不是说索瑶来了，今天还包饺子吗？”

“对，对。索瑶啊，今天你拌馅儿，大娘和面。你不是说吃饺子的关键在吃馅吗？咱们今天就把关键的事儿交给你做了！”

母亲说着，站起来，以十二分的亲近，安抚“表妹”的尴尬，拉着“表妹”一只手，一块儿到厨房去了。我低声问“表弟”：“你用英语骂她了是不是？”他说：“我总不能当着你们的面，用国语骂她吧？”“你骂她什么？”“我当然不会骂她太难听的话。”我固执地问：“你究竟骂她什么了？”他嗫嚅地说：“相当于‘滚你妈’的意思吧……”我说：“听着，你必须向她认个错！我可不愿看见你们吃饺子的时候，也互相横眉竖目，谁也不理谁的样子。要不你们今后都别来了……”他沉默片刻，顺从地站起来走到厨房去了。母亲随后叫我，说也得分派给我一件事做。随后暗示我跟她走到门口。“你去打酱油和醋！”母亲故意大声这么说，塞给我十元钱，却一个瓶子也没给我。我说：“给我瓶子呀！”我早已不清楚家里哪个瓶子是装酱油的、哪个瓶子是装醋的了。母亲又悄悄说：“让你去买肉馅儿！”我奇怪，问：“你不是昨天已经……”母亲一手捂住了我的嘴：“我原想换下口味儿，昨天买的是羊肉馅儿……”

“表弟”虽然向“表妹”认了错，那一顿饺子吃得仍不怎么愉快。吃完不久，“表弟”就告辞。他问“表妹”走不走？“表妹”悻悻地说：“你管我哪！”母亲说：“你要有事，你就先走。索瑶比你来的次数少，我们娘俩儿还有几句体己话要聊呢。”他似乎领悟了什么，便走了。母亲遂将我撵到另一个房间，开始劝“表妹”千万不要生“表弟”的气。她说她没生气。她说她受他的伤害，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她说如果换了另外的谁，早和他绝交了。她说她就是不忍下这个决心罢了。她说她内心里有些委屈，是没法儿对人说的，都自己偷偷哭过好几回了……

她越说她没生气，只不过是有些难过，母亲越劝她。而一位七十多岁的，难免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絮絮叨叨的老母亲，劝一位正难过着的女大学生，有时候显然是力不自胜的事。母亲越劝她，她似乎越难过，最后竟呜呜哭了。分明地，母亲认为，她和“表弟”之间的别扭，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母亲满面内疚地把我推入了房间，并将房门关上了，好像她已感到无能为力的事，由我接替是理所当然的。

我坐在“表妹”对面，默默期待她自己哭够。终于她不哭了，当她掏出手绢擦泪痕的时候，我问：“哭够了？”她难为情地笑了笑。我又说：“你看，你也没给我表现的机会，就帮助我完成了任务。”她说：“我长这么大，从没惹谁用那种话骂过我。英语也不行！就算我是自讨没趣儿，我妈又怎么他了？我当时不过没话找话儿，纯粹想跟他开几句玩笑，引逗他快乐点儿罢了！他经常那么满脸旧社会的样子，和他在一起，我觉得都快把我影响老了……”

我说：“他不是已经向你认错了嘛！他这人性格是有点儿怪，你应该比我更了解……”我正打算起身去向母亲交差，不料她问：“梁老师，你就不想更了解他吗？”我看了她一眼，见她请求地望着我。在我家里，从她第一天出现在我家起，就半真半假地，戏谑地称我“表哥”，我已习惯了，而且内心里也将错就错地承认了。忽然她叫我“梁老师”，同时问那样的话，使我感到，“表弟”也许早就令她苦恼了，也许早就是她的某种负担了吧？否则她何以会那么望着我呢？我暗暗替“表弟”预测到某种危机，缓缓地又坐下。

她却犹豫起来，不开口了。我说：“你讲吧。我当然想更了解他一些。尽管我是通过他，才认识你的，但也是通过你，才多多少少地了解他的。是不是？”她点了点头表示承认，又思考再三地说：“我告诉你的，你可千万要装作一无所知，更不能对他讲。他猜到了会恨我的，真的。那我又何苦呢？”

我信誓旦旦地说：“一定。”

她说，他家的生活至今仍很穷苦，他家乡的生活至今也仍很穷苦。她说，在全校，有一些来自穷苦地方的学生，可是绝不会再有另一个学生，来自比他的家乡更穷苦的地方了。她说那一种穷苦的现实，是许多城市里的人难以想象，因而也根本不会轻易相信的，所以他从不对别人讲。她说即使在大学校园里，对来自极穷苦的地方的同学，周围其实也是很少有发自内心的真诚帮助。她说同学之间情感的冷漠、互不关心，往往也是表现得咄咄逼人，令人不寒而栗的。何况那些来自极穷苦的地方的同学，大多性格都有些与众不同，自尊心也都异常脆弱而且敏感。他们又大都以独往独来的方式软性自卫。即便有些家庭生活条件优越的同学，发自内心想要在钱物方面对他们偶尔予以周济，也不敢轻举妄动。唯恐被理解为廉价的同情，甚至被误解为贵族式的施舍行径。而一旦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注定会引起他们内心里的逆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女同学之间，逆反也就是逆反而已，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发生在男同学之间，有时就不仅仅是逆反不逆反的问题了。何况普遍的大学生们，家里的经济情况即使并不穷苦，也是谈不上多么富裕的。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尤其男生，哪一个家庭每年不寄给他们八九百元？只靠助学金，他们简直在大学里就会变得像些叫花子。六七百是最少的，就是每年一千多元，他们平时还是会觉得钱很紧。他们买书的时候，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一些十几元二十几元一本的工具书，再想买，往往也只能叹息一声作罢。谁都很难慷慨到拿父母的血汗钱去周济别人的地步啊！她说她认识“表弟”，就是因为有一次发现他偷书。而那时她已知道，他是学校文学社负责诗歌的编委，在喜欢诗歌的同学中有着一定的威望，而且她已经是他默默的崇拜者。当然，她所崇拜的仅仅是他的诗，不是他这个人。

“其实那也谈不上是崇拜，只不过是认为他写的诗有种真情罢了。他在文学社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组情诗，总题是《不为爱活着》。什么——爱我的少女／我不爱她／我不爱她／她无奈，我亦无奈／在无奈的无奈中／我不为爱而活着／却也乐于／为爱而死去……当初我喜欢他的诗，喜欢得要命。我刚跨进大学校门，一心准备爱上一个人，或被一个人所爱。体验像韦唯唱的那样，爱得死去活来的感觉。高考前，我都快变成一台紧张的学习机了。考上了大学，人似乎也松弛下来。尽管事实上完全松弛了，但还是觉得松弛得不够。好比一个害了一场大病，伤了元气的人，不来一针强心剂，就不能从虚脱状态恢复。我并不是一个天资很聪明的女孩子。我竟会考上大学，对我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奇迹。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知道刻苦，其后整整九年啊！考上了重点中学接着考重点高中。九年间整个人上足了弦，一刻也不敢松弛，你就仔细想想吧，绝不比有工作的人轻闲自在！我讲这些你能理解吗？……”

她似乎讲得有些累了，长长地喘了口气。

我说：“能理解。”

“我刚才讲他，讲到哪了？”

我说：“讲到你当初多么喜欢他的诗。”

她说：“现在我是一点儿也不喜欢他的诗了。那也算诗吗？可我当初认为他将来准能成为一名大诗人！”她自嘲地苦笑了一下，“有一次我坦率地告诉了他，我觉得他根本没有什么写诗的才情，也根本没有什么能成为诗人的希望；而且坦率地告诉他，别人也开始这么认为了。”

我暗想，姑娘，我要是你，绝不会这样做。你的失望，是你的错，并不是他的。你把你的错转移给别人，这不公道啊！“他生气了吧？”“他没生气。他说：‘我为什么非得成为诗人呢？’以后他再也不写诗了，并且再也不肯当文学社的诗歌编委了。”我觉得，对这件事，我就没有表示什么看法的必要了。“我怎么竟讲起他的诗来了呢？我都忘了，是从哪儿讲岔开了？”“从他偷书。”“对。是从他偷书。你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吗？”我说：“不，我不觉得惊讶。”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囊中羞涩，也产生过偷书的念头。

她倒是很惊讶地瞪了我一会儿，接着说：“那一天同学替我取出家中寄来的钱，刚给我，是一张一百元的。因为穿着裙子，上下没个兜儿，我就夹在笔记本里了，然后又直接到图书馆去看书。不知怎么搞的，钱又被夹在书里了。那是一本《中国古典小说鉴赏词典》，很厚，大概定价要三十几元。我要离开图书馆的时候，发现钱不见了。一想，准是夹到那本书里去了，立刻到书架间去找。恰巧看见一个人，正从敞开的窗子往外钻，同时发现那本书已不在书架上了。不跳窗，是不可能将那么厚一本书带出图书馆的。我断定那个人肯定是个偷书的贼，刚要喊，又一想，万一是镶玻璃的工人呢？万一那本书在另一个人手中正看着呢？图书馆在二楼，哪个偷书的贼，为了一本书便冒险从二楼往下跳呢？闹得虚惊一场，岂不是贻笑大方吗？我也从窗口探出身瞧，见那人正从阳台上冒险攀向三楼一间教室的窗口。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我认出了他是谁。那一时刻，不知为什么，我决心不喊了。虽然我已知道那本书为什么不在书架上了。发现了他偷书，我自己倒显得慌张了。离开图书馆的时候，管理员见我神色异样，起了疑心，一直用目光把我盯到门口。如果那一天我带了书包，说不定会遭到检查。我一走出图书馆，就‘噔噔噔’往三楼跑，一口气儿跑到三楼那教室门口，想在门口堵住他。可是教室里静悄悄的，熄着灯。几分钟后还不见他出来。我推开门一看，见他正站在窗台上，由于窗子的推轴锈了，只能开到一小半，他没法儿钻进来。我赶紧跑过去，从里边替他推开了另一扇窗，帮助他钻了进来。幸亏是晚上，否则他早就被发现了。他说：‘谢谢你。’我说：‘不用谢。谁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都会帮助你。你把钱还给我吧，那是我这个月的生活费。’他问：‘什么钱？我不明白你的话。’我说：‘你借的这本书中，夹着我的一百元钱。’我把‘借’字，说得很强调。他一翻书，果然翻出了钱。他又说：‘对不起。我不知道。真的。’我说：‘我相信。别解释了，快离开这儿吧！’我接过钱，转身便走。虽然我们说话时离得很近，但我却看不清他脸上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事实上我始终垂着目光，并不敢正视他一眼，仿佛偷书的是我自己。回到宿舍，我的心还怦怦乱跳。我有些暗暗后悔自己的做法，觉得无形中，我也参与了他的盗窃行为似的。但我还是下决心，只要不被查问到头上，对什么人都不说这件事，好像也是在为自己保密似的。以后我又见过他几次，他总是远远地就绕道而行。躲不开，则点一下头，加快脚步与我匆匆擦肩而过。忽然有一天，我心血来潮，突发奇想，也写了一首诗，装在信封里，填上他的名字，寄给了文学社。其实完全可以直接送去，但我思忖再三，还是采取了寄的方式。并且，在诗的下面，还注了一句话——‘你认识我。因为我帮助过你。’分析起来，在我的潜意识中，一定闪过一个可耻的念头，那就是何不利用他一次呢？你看，我什么都对你讲了，你不至于鄙视我吧？”

我说：“不会。我觉得这一切都挺孩子气的。”

“孩子气？你这么认为？可不，就是太孩子气了嘛！”

“几天后，他把我邀到了文学社。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情况之下，他和我面对面坐着，郑重其事地谈我的诗。他问我：‘你自己觉得你的诗如何？’我谦虚地说：‘写得不好。我刚开始对诗发生兴趣。’他说：‘我同意你的看法。现在请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把自己明知写得不好的诗寄来呢？而且为什么偏偏寄给我，还要加上那么一句话呢？’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会这么直截了当地，面对面地问我这样的话！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让我替你回答吧，’他盯着我的眼睛，低声地，但却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说，‘你想利用我，是不是？’我觉得全身的血一下子都涌到脸上了，霍地站起来，恼怒地说：‘你诬蔑我！我才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他说：‘你别冲动。如果你的确不是我想象的那种人。这件事就好办多了。我现在正式把你的诗退给你。我们虽然办的是个小小的油印刊物，但也是有水平线的。’我一把从他手中夺过我的诗，三下两下，撕得粉碎，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在门口，我气势汹汹地对他说：‘你完全是做贼心虚！’他冷冷一笑，说：‘这话可能也同样适合你。不错，我做过一次贼，可是此刻并不心虚。’我跑出去，又羞又恨，气得躲在一个背人的地方哭了一通。我想我得把我的诗找回来，一片碎纸片儿也不能留在那儿，万一又被他收集起来，以后有机会就拿出去示众，既贬低了我，同时又证明他的原则性呢？我才不给他机会！这么一想，我又回去了。他果然已在粘我撕碎的那几页纸。我冷笑着说：‘我想到你这一手了！所以我又回来取我的诗。你白白效劳了不是？’他有些困惑地瞪着我。不待他说什么，我夺过自己的诗便走……”

母亲给她送了一杯茶进来，转了个身，却不马上离开，分明也很想坐下听听。

我说：“妈，厂里放电影。你闷了，就去看电影吧！”

母亲怏怏地说：“那好，我去看电影。索瑶，心里有多少委屈，都跟你表哥聊聊。他毕竟比你们大几岁，或许能帮你参谋参谋……”

母亲走后，她喝了一口茶，试探地问：“表哥，我不是在耽误你的时间吧？”

我说：“不是。”

我想，你讲，我便听；你不讲了，我也不多问。每个人某些时候，都会产生强烈的诉说愿望。在火车上、在旅馆之类的地方，许多人在诉说愿望的支配之下，向刚刚认识的人毫无保留地倾谈自己的一生，而且唯恐对方听烦了。诉说，某些时候不但是人的一种愿望，也是一种快感。我觉得她已处在从愿望嬗变到快感的心理弧度上，我不好不奉陪，何况这是母亲给我的一项任务。由我完成，总比由母亲完成效果理想一些。

她又认真地说：“那，真耽误了你的宝贵时间，可完全是你自己的责任啦！”

我说：“难道你看出我听烦了？”

她笑了。

此时她情绪已经稳定多了。我暗自认为她开始时未免夸大其词。起码我听到此刻，还没有觉得她真的陷入了什么不幸的情感旋涡。她讲出的一切，在我听来，不过挺好玩的。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我一边走一边重看我那几首诗，自己也觉得真的不好。他为我改了十几处。经他一改，似乎有了点儿意味了，韵律工整了，但也强不到哪去。而且，他替我贴得相当细致。大概，他是想找个什么机会，再来当面退还我一次。我忽然惭愧起来，谴责自己把别人想得太坏了。这件事，并没有使我原先的决心动摇。我对自己说，索瑶，索瑶，你已经替他的不光彩行径保守了很长时间秘密，你就保密到底吧！否则，你就成了一个卑鄙的人了！以后，我们再碰见，情况反了过来。不是他躲避我，而是我躲避他了。你觉得这可笑吗？”

我摇摇头。

“你信缘分之说吗？”

“我很信。”

“我从前不信，可是自从和他有了这种……关系（她似乎极不情愿用‘关系’两个字），我开始信了。可是我想不明白，大学里男同学那么多，对我表示过好感的也不乏其人，为什么偏偏是我和他之间，或者反过来讲，大学里女同学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他和我之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人们所谓的缘分，究竟是由谁决定的呢？难道真有上帝吗？”

我早已习惯了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尤其是那些放下尼采和萨特，转手就捧起琼瑶的女学生，提出比这类问题更天真更幼稚更没有意义的问题了。

我不加思考地说：“信其有便有，信其无便无。信其有，比信其无，看问题的方法也许更简单些。每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却没有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仍保持这样的自信。”

“去他的上帝吧！本来，过了些日子，我就把他给忘了。我还从来没向你提到过我的姐姐吧？”

“没有。”

“我姐姐在另一所大学读研究生，亲姐姐，比我大五岁。暑假期间，我和姐姐到黄山去玩儿。全国各地方的大学生们，似乎在支持国家的旅游业方面，热情都高涨得没比。黄山附近的农民，就有了第二职业。你去过黄山吧？”

“去过。”

“几次？”

“一次。”

“我那次是第二次去了。第一次是跟同学一块儿去的。姐姐已经去过好几次了，但是我们姐妹从没一块儿去过。所以姐姐动员我，和她一块儿再去一次。你去的时候，见过农民怎么背旅游者上山的情形吗？”

“见过。背上负一把竹椅，请旅游者坐在竹椅上，把他们背上去。一次五元钱。”

“你坐过吗？”

“没有。”

“早已经不是五元了。我去那次，已经十五元了。现在可能更贵了。姐姐说，她前几次去，是登上山顶的。这一次，应该‘坐’上山顶才对。‘坐’上山顶比登上山顶，一定会有很不同的观感。两种不同的游览兴致都满足了，以后就不来了，再放假该到峨眉山去欣赏佛光了。和我在一起，姐姐一向是以决策人自居的。姐姐雇了两名背夫，她将我唤到她跟前时，两名背夫都蹲在地上，等待我们坐到竹椅上去。姐姐先坐了上去，催促我也快点坐上去。我见那另一名背夫身体瘦小，犹犹豫豫不敢坐，怕他半路力气不支，把我摔落山谷里。而那背夫却固执地蹲着不起来。他像奴仆一样低着头，说：‘小姐，请放心大胆地坐吧！虽然我瘦，但是有瘦人的干巴劲儿。我每一步都走得谨慎，会绝对保证小姐的安全的。’他说话的口音，完全是山里人的口音。在姐姐的催促下，我终于坐了上去。两名背夫一前一后，始终保持几步远的距离。姐姐在前，我在后。姐姐不时回转身为我照相。姐姐每拍一次，就要求背夫们停一次。‘索瑶，笑一笑！’‘索瑶，看镜头！’‘索瑶，指远处！’我每一次都得按姐姐的话做各种状，登了一个多小时以后——”

我纠正她是背夫们登了一个多小时后。

她说：“随你怎么认为，我知道你是怎么看这类事的。我既然毫无保留地讲给你听了，就不在乎你怎么看。我从包里取出易拉罐饮料喝。背姐姐那名背夫，坐得离我们很近；背我的那名背夫，坐得却离我们挺远，似乎并不太愿意和我们坐在一起。姐姐笑指着他说：‘索瑶，我的，要比你的，看样子可靠多啦！你可要提防点噢。别在我光顾看山景的时候，让他把你给背回家去！’她的背夫听了‘嘿嘿’笑。姐姐取出一听饮料，给了她的背夫，又指着我的背夫问：‘你们一个村的？’那背夫摇头说不是，说不知另一个背夫是哪地方来的，说他去年前年这时候都来过。还说，小伙子人挺厚道，和黄山的背夫们都混得挺熟，哪次来黄山干这行，都挣个六七百的。说如果不是因为他人缘好，当地的背夫们哪容他来撬行，早就把他臭揍一顿赶跑了！我又取出一听饮料，走过去送给他喝。他摇摇头，将身子一转，背朝着我，故意不看我。我见他赤裸的瘦背上，被竹椅压出了几道深深的紫红的沟。我想幸亏我才一百斤多一点儿。他这是瘦马硬驮啊！我绕到他对面，又将那听饮料递给他。他低垂着头说：‘小姐，谢谢。我若渴了，有自己带的水喝。’这次，他的话，不是用山里人的口语说的，我听到的是一个熟悉的人的话。我震惊极了，可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我请求道：‘老乡，抬起头吧！’他说：‘小姐，我不敢抬头。’我说：‘别叫我小姐，我是大学生。’他说：‘对于我们背夫，男的一律是先生，或者老先生；女的一律是小姐，或者夫人。大学生也不例外。’我急了，说：‘你为什么就不敢抬起头看我一眼呢？’他说：‘你当然不可怕。我不过怕你太吃惊。’我这时已经完全能断定他是谁了……”

我也早就想到了。

可是我不知该对她说什么好，也不知该对这位“表妹”予以同情，还是该对“表弟”予以同情。

我恍如从天上看到深渊，于酷暑之际中寒。觉得某种现实在恶作剧之间，将人戏耍得真是够可以的。仿佛有一股冷，在我和她都不经意间，悄悄地充满了室内。

“我喊叫起来：‘肖冰，你抬起头！’他终于抬起了头。他漠然地望着我，好像奇怪我怎么知道他的姓名。他注视着我问：‘小姐，有何吩咐？’……那会儿……我……我……”

泪水顿时从她眼中泉涌而出……

她伏在沙发扶手上，“呜呜”哭了……

那一种哭是心灵的哀泣……

我仍不知对她说什么好。

我瞧着她哭，一时竟无话可说。

母亲真是把这一位“表妹”和那一位“表弟”当成了什么至亲家的孩子。也许这母亲般的关心也是上了年纪的女性们的本能的自我价值的证明吧？“表妹”的伤感情绪，竟搅得她没心思看电影，门一响，我知道她回来了。“表妹”的哭声，不但引得母亲脚步急促地出现在我面前，而且动了气。

“让你劝个人，你都不会！你光会听着别人哭吗？我走时，她都情绪好了。怎么这会儿工夫，反倒哭得泪人儿似的了？你出去吧！索瑶，索瑶，别哭了！赶明儿他再来，大娘替你数落他……”

母亲洗了条湿手巾，替她擦脸。

我说：“妈，还是你先出去吧。你也不了解情况，乱干预个什么劲啊！”

我不管母亲生气不生气，将母亲“请”了出去。

我重新坐下，说：“你接着讲。”

索瑶说：“我打了他一耳光……我觉得，好像不是我在他头顶上高高坐过，而是他在我头顶上高高坐过。总之，我感到从没被那么严重地侮辱过，恨不得纵身一跳，跳到山谷里摔死自己！我怎么会想到那会是他？如果我知道那是他，我会心安理得地高高坐在他头顶吗？可他分明知道他背的是谁，却还照背！这不可能只为了挣我的钱。我想，当我高高坐在他头顶的时候，他心里其实是快感的。这样的事完全可以避免，而他故意使之成为一种现实。用他存心制造的这一种现实，将我摆在丑陋倍出的位置上，使我自己审判自己。他站了起来，仍那么素不相识地望着我，仍用那么一种冷冷的语调说：‘小姐，如果我使你不满意，你可以不给我钱，但是你无权打我。’我干瞪着他，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唰地淌下来了，却说不出话。姐姐的背夫跑了过来，对我吼：‘你凭什么打人？有理讲理，打人不行！你不道歉，老子也扇你！’样子变得特别凶。姐姐也跑过来了，也对我嚷：‘索瑶你干什么？无缘无故的，你为什么要打人家？你说话呀！’我对姐姐说：‘我恨你！’姐姐就扇了我一耳光。这时前前后后的游人，聚拢在我们周围了。另一个背夫，向人们‘哇啦哇啦’地叫喊：‘我们是按劳取酬的人，不是奴才！自从这黄山开放以来，还没见过敢扇我们嘴巴子的呢！何况没做错任何事，没摔了她，更没对她耍流氓！……’一时公理都站在那背夫一边。我没法解释，也向人们解释不清。我能怎么对人们说呢？能说：‘他是我同学，所以他背我，我就该扇他’吗？

“‘还戴着校徽，是大学生呢！’

“‘长得倒文文静静的，怎么这么野蛮！’

“‘不能轻易放她走，记下她是哪所大学的，一定要向她学校反映这件事！让她记住应该尊重劳动人民！’

“‘罚她款！重重地罚她！把她身上所有的钱都罚了！’

“人们都对我表示出极大的义愤。我想，大学生坐在背夫头顶的情形，肯定的，早已在某些游人心底引起强烈的反感了，只不过没有时机释放。他也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也和我似的，不知所措。还有人向我举起照相机准备拍照，姐姐一把用手捂住了我的脸。姐姐掏出钱包，往他手中一塞，扯着我便走。人们却仍不肯罢休，吵吵嚷嚷的，挡住我们的去路。他终于开口了，说：‘她们是我的姐姐和妹妹，这是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事，你们别乱起哄！’他说完，扛起他的竹椅，径自下山去了。人们都发愣，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我和姐姐，也趁机赶快溜了……我和姐姐，第二天就返回北京了。在火车上，姐姐显得比我更心事沉重，不断地向我问他。姐姐担心他回到学校，会将这件事在同学间张扬开，对我形成精神压力。我说那他倒不至于。姐姐问我为什么对他有这样的信任？我就将我和他认识的过程交代了一番。姐姐听后才放心了些，嘱咐我：‘你回学校一定要尽快地，主动地接触他一次。大学不是君子国，不能掉以轻心。要把话和他摊开了，挑明了。得警告他，你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说，我如果自己没这个勇气，她亲自到我们学校去一次，替我和他进行一次谈判。我坚决地反对姐姐的建议。回到学校后，我也没听姐姐的话，主动去找他。但我总觉得，心中笼罩着一片阴影。开学前几天，同宿舍的一个女生风风火火地从外面一进入宿舍就大声说：‘索瑶，你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哪！校园里沸沸扬扬地都快开锅了，你不知道哇？’我问发生什么事？她说：‘新闻系的同学放大了一张照片，放得老大老大。能有桌面儿这么大！照片上，是咱们校的一个女同学，坐在一名黄山背夫的头顶上。不，你别误会，是背夫背负的竹椅上。她在上边笑，背夫在下边笑，都笑得咧嘴露牙的！照片旁贴着几页大白纸，钢笔字、毛笔字、彩色笔字，在上面写什么话的都有。新闻系的同学可来劲啦，据说还要组织召开辩论会呢！’我几乎停止了呼吸。我看的书从我手中掉在了地上。我忐忑不安地问：‘能认出那个女同学是谁吗？’她说：‘放成那么大的照片，能认不出来吗？’我全身都紧张起来了，追问：‘是谁？哪个系的？’她说：‘围了那么多人，我挤不上前，没看。’我猛地站起来冲出了宿舍。我一口气跑到新闻系的广告栏那儿，挤上前一看，悬在喉咙的心才算归了位。照片上的女生并不是我，也不是我们中文系的。紧张感一过，我几乎有些站立不稳。那一天我到校外给姐姐打了一次电话，告诫她，千万千万不要将她在黄山给我照的照片往学校寄。我说一旦我没收到，被别人拆看了，我就完了。以前，在学校里，最活跃的是中文系的学生，这一次，却让新闻系的学生出尽了风头。几乎每个系都有学生参加，还有不少老师、教授们也参加了。辩论进行得相当激烈。有同学认为，这件事是某些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准贵族心态的大暴露。实际上是八旗子弟纨绔而丑陋的遗风之现代标本。从根本上说与知识分子应具有的精神素质格格不入。持这种观点的同学言辞犀利，个个疾恶如仇。有同学认为，这样的一件事根本不值得进行如此严肃的辩论，时代不同了，对任何事都应持更宽厚的态度。旅游就是寻求欢悦的方式，有人从中挣钱，有人为此花钱，各得其所，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辩论这样的事本身就是小题大做，无事生非，哗众取宠，证明辩论的发起者们不甘寂寞而已。老师和教授们，只是听，没有参与辩论的。由这一件事引发开了另外的辩论：大学生究竟算不算是天之骄子；究竟什么是贵族心态，究竟什么又是准贵族心态？知识分子，在当代又究竟应具有什么样的精神素质？当代大学生究竟算不算得上知识分子？有同学说，如果像我们这样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都不算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岂非比熊猫还少了吗？有同学说，别忘了我们还没毕业呢，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分母。只能希望从我们中会产生未来的知识分子。够不够得上是知识分子，主要不是由文凭来区别的，而是由是否具有当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来区别的，分母越大，分数越小。有同学说，这是典型的思想分类法，也是简单化的政治分类法的翻版。凡有大学文凭的，都应被视为知识分子；不过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又各有不同而已，有保守型的，有激进型的，有专业型的，有仕途型的。好比同是一种花，品种繁多。哪一种类型，都不应自以为是，“老子天下最知识分子”，而歧视别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有同学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只有一种类型，那就是‘毛’型的知识分子。谁都是‘毛’，谁都不是自己的‘皮’，想成为一张‘皮’也根本不可能成为一张‘皮’。过去是附在工农这张皮上，现在工农这张‘皮’，社会地位贬值了，知识分子又转而去附国家这张‘皮’，附得牢靠的，就得意洋洋、心满意足，想象自己是国家多么多么重要的一部分。附得不牢靠的或自我感觉还附不上去的，就觉得失意，觉得怀才不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证明人在东篱，心向往南山。斜眼病，瞥南山，南山上又有什么呢？还不是瞥向仕途路上吗？连陶渊明、李白、杜甫，甚至屈原，都是这么样的一些‘毛’，何况我辈莘莘学子呢？有同学说，古今中外，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毛’，只能是‘毛’；只能是‘毛’，又委屈于是‘毛’，不甘是‘毛’，却幻想当‘皮’，那不也是一种晦暗的心理吗？更有同学说，辩论这些干什么呀？我们不过是被缓期四年的待业青年，翻翻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工作备忘录，八五年以前，除了有社会背景，有门路，有人际关系的不讲，分的都是哪些单位？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电台、电视台等等。外地的，有几个不分在省市主要新闻部门的？现在呢？能分到少年报儿童报也不错了。想分得更好些，我问问你们削尖了脑袋能去得了吗？知识大贬值的这个时代，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除了像一条条被抛弃了的狗的心态，还能是什么心态？这一个同学的发言，使会场肃静了好几分钟。每个人都似乎忽然意识到了，坐在这里听一通有演讲癖的人进行辩论，其实是很没意义的事。正在主持人觉得怪尴尬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了。我不说你也知道，是肖冰。他说：‘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我们今天举行的辩论，是由一张放大了的照片引起的。我对关于知识分子的一切辩论不感兴趣。正如受着民生问题困扰的人，对民主问题不感兴趣。因为他头脑中首先不会产生那么奢侈的要求。’他的话立刻遭到一片嘘声。在普遍的大学生中，‘民主’是一个很神圣的词。还没有人，公开声明自己对民主问题不感兴趣。许多同学觉得他在亵渎他们的崇尚民主的思想。而他相当镇定，别人嘘他的时候，他就闭口不言。‘嘘’声一过，他又说：‘我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第二个事实。那就是，那张被放大的照片上，我们的女同学在笑，而背夫也在笑。上下都在笑，就笑得很和谐，很完美。我认为可以选送参加什么摄影比赛。最好这么命题——黄山的笑。也许，那个背夫内心里还充满了对那位女同学的感激呢，因为她使他多挣了一笔钱——’他的话还没说完，立刻有许多人站起来反对他：‘请问，把钱给背夫，而不坐在他头顶上，岂不更符合大学生的做法吗？’‘你有什么根据认为那个背夫内心里怀着感激？’甚至有人骂他：‘滚！滚出去！你大概就坐过背夫的头顶上吧？你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在这里发言！’如果他以一种调侃的、风趣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说那番话，也许不至于招致那样的呵斥。而他说得太认真、太庄重，听来太具有结论意味儿了，这就使许多人感到，他不但否定了一切人说过的话，而且也当众挖苦了说过话的一切人。他依然相当镇定。于是有些女同学对那些围剿他的男同学抗议——‘让人家说下去！’‘人家话还没说完呢，为什么打断人家？各抒己见嘛，凭什么让人家滚？’他那种镇定，显然大受那些女同学的青睐。也许还征服了她们的心。当时我明白了，一个人，即使他其貌不扬，即使他身材瘦小，在成为众矢之的的情况之下，能保持住一种镇定，那他没有魅力也似乎有魅力了，他不英俊也似乎英俊了。比起那些平时处处故意表现潇洒倜傥，张口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而听到一声‘嘘’，就面红耳赤，立刻坐下一声不吭的才子们，他的的确确是显示出了不寻常之处。对那些伪才子们，你们作家们怎么说？”

我说：“银样镴枪头。”

她说：“当时我也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起来。他从容不迫地进行驳斥。他说：‘你们在座的大多数，’说时，还伸手一指：‘你们过生日的时候，可以毫不迟疑地一出手就是十几元，买一个生日蛋糕，甚至，还可以一次就花掉几十元，去下馆子。可对那些向你们乞讨的男孩、女孩、老人和妇女，你们何曾表现过一点儿慷慨好施呢？你们买一个茶蛋，都和卖茶蛋的老妪讨价还价一番。你们一块儿买汽水喝的时候，难道没做过互相掩护，企图多喝一瓶的事吗？难道，我能相信你们，会白给一名背夫十几元钱，而放弃可以坐在一名背夫头顶上的机会吗？你们在这里说的是一种话，表明的是一种看法；如果真到了黄山，你们说的未必不会是另一种话，表明的未必不会是另一种看法。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未必不会也想花上十几元钱，坐在别人的头顶上，优哉游哉地登上黄山，甚至登上鲫鱼背？你们会说背夫要的钱太贵了，你们也会讨价还价，就像某些总希望买到最便宜东西的人和市场的小贩讨价还价一样。你们心里会想，如果只花几元钱，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竹椅上，便能游览遍黄山的话，那是多么美妙的事啊！甚至也许还会想，最好竹椅有遮阳的篷盖儿！这就是你们中的某些人。你们像少爷和小姐一样花费着你们父母每个月寄给你们的钱，难道会对别人产生真的同情？你们知道背夫们是怎么想的吗？你们了解他们吗？就算你们把钱白给他们，他们中的多数人，也不会白收，也肯定要请你们坐到他们头顶上。因为那样，他们才觉得，那钱是自己挣的，花着也仗义。就算他们白收了，他们心里反而会暗想：他妈的，这小子跑黄山来施舍来了，大概内心里窝藏着什么罪孽吧？你要赎，你就得大方点儿，起码一百元，那也算施舍！十几元就想赎罪？你做梦吧！……’

“教室里异常静。在我入校后，只有一次的情形能和那么静的情形相比，就是有一名历史系的四年级的学生，假期在家乡犯了流氓强奸罪。开学后公安局的人到学校来进行二次宣判，恰恰也是在那同一所大教室里。大家当时的神态，仿佛又是在聆听宣判似的。他所讲的事，在大学生中是发生过的。当时除了我，我想很多人内心里都会承认那一点。但是，承认是一回事，能否承受他那种公开的面对许多人进行的，带有挑衅意味的、尖刻的、冷嘲热讽的抨击，显然又是另一回事。我想人们肯定都觉得，遭到了他的羞辱。那一时刻，他站在大家面前，显示了种毫不掩饰的目中无人的轻蔑。岂止是轻蔑，简直还包含有毫不掩饰的憎恶意味儿，仿佛人人都是伪君子，仿佛人人在他之前所说的，若不是自我表现的话，起码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空话。我至今仍不能充分判定，当时在他自己的潜意识中，是否也有着自我表现的成分。终于有一个显然被他的话大大激怒了的学生猛地站了起来，像他每说到‘你们’两个字就指着大家一样，也指着他厉声喝问：‘你又有什么资格站在背夫们的角度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你对那些背夫们又了解多少？你以为自己是谁？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上帝吗？’他目光咄咄地逼视那个人，冷笑着说：‘我当然不是上帝，但三个暑假里我都当过背夫。我在黄山背上背下的大学生、研究生何止百人。我感谢他们使我有机会公平合理地挣他们的钱。有人的活法是不断地花钱，有人的活法需不断地挣钱。当他们寻找不到其他的正当的方式，就只有靠租贷自己的体力。我们都是大学生，而我是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的一个大学生，所以我尊重这一现实。’他解开衣扣，向大家转过身，脱下了上衣让大家看到他的脊背。同时他说：‘这深深的痕迹，像标志印在我身上。黄山的背夫们欢迎更多的大学生明年还去游览黄山，我将在黄山恭候诸位。’他说罢，从容不迫地穿好上衣，离开了教室。离开时，对谁都没看一眼……”

索瑶沉默了。

我也用沉默真心实意地奉陪着她。

她低声问：“你怎么看？”

我反问：“你指什么？”

她说：“辩论。”

我说：“一切人们进行辩论的事，本身都是没有唯一正确的定论的事。”

“那么对他呢？”

“看来大学对他和对你是不一样的。”

“你认为对他是怎样的？”

“也许是另一种炼狱。”

她若有所思地盯着我。

“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她的声音更低了，“辩论会以后，我想，他的孤独将会结束了。许多原先不理解他的古怪性格的同学，肯定将对他增加理解了。经济条件优越的同学，说不定由此受到启发，开始关注到某些像他一样的，大学里的‘六等公民’了吧？在我们的大学里，一等公民是侨胞后代；二等公民是大公司和大企业家们的儿女；三等公民是高干们的儿女；四等公民是知识分子中的某些自由职业者的儿女，比如有个体执照的律师、医生、演艺人员、拥有专利的人们的子女；五等公民是平民子女；六等公民，便是来自僻远而穷困的地方的农家子女。我想，也许会有人创立一种什么‘会社’的，以使人乐于接受的形式，关心一下‘六等公民’们吧？然而我想错了。他更是一个孤独的人了。男同学们更疏远他了。有些男同学，在许多场合一看见他就唱‘我的家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男人为它累弯了腰／女人为它锁愁眉／过了一年又一年／过了一辈又一辈／……’而且只唱这首歌的上段，并不唱下段。哪一所大学里都有那么一伙雅皮士。他们玩贵族玩得很火。有的女生穿三百多元一条的裙子，这你相信吗？你别那么瞧着我。虽然我父亲当过市长，但离休了啊！何况那不过是一个中等城市。如果没有一处新开辟的疗养地，十之七八的中国人原先想不到它的存在。你还那么瞧着我。我不能算是大学里的贵族学生。真的不是。比三等公民低，比四等公民高罢了。我认为我跟那些学生不一样。我不玩世不恭，也不纨绔。我觉得自己挺善良，挺富有同情心，挺愿意主动用心灵去理解别人的。我想，那些一看见他就唱歌刺激他的人，心理是很糟糕的。大概他们认为，他损害了他们在大学里的形象吧？所以他们要从心理上对他实行报复？……”

我却想，亲爱的表妹，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当穷困作为一种现实，对优越发表不敬的宣言的时候，结果得到的肯定不是关怀，而只能是敌对。这一种敌对，其实是互相的。“表弟”的做法，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他所妒羡的人精神上的进攻呢？理解、善良、同情、为自己满足优越感的施舍或为他人的奉献，是填不平这种心理沟壑的。反差越大，沟壑越深。唯一奏效的办法，是消灭贫穷，像消灭丑恶现象一样。使穷人不再是穷人，而且最好不是革命的方式。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丑恶其实并不那么可怕，如同脸面上的疮痕，影响容貌但并不危害生命。而贫穷是另一种可怕得多的丑恶。贫穷是国家的癌迹象。如果这一种可怕得多的丑陋，和国家其他许多方面的丑陋结合在一起，就会发生“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事……

然而我认为没有必要对她说出我的想法……

她语调缓慢地说：“几天后，那张被放大的照片上的女生自杀了。她成为大学生还不到一年。她的死，仿佛就是那次辩论的句号。我认为她的死，与发起那次辩论的学生有直接的关系；把那张照片放得那么大，并贴出来的人，是罪魁祸首；那样一种行为，是一种谋杀行为，不管他们自己是否也这么认为。然而，却没有谁觉得，对此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没有谁忏悔过。人们很快就把自杀者忘掉了，也把那次辩论忘掉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校园里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每天傍晚，一对儿一对儿的，仍在树荫下、池塘边喁喁私语、卿卿我我，沉浸在浪漫和柔情蜜意之中。我也认为，他参与了谋杀。我对他又憎恨又感激。感激他在那次辩论会上，在内心里其实很冲动的情况之下，毕竟，没说出我的名字。如果，他当时指着我说：‘她，就曾高高坐在我头顶上！而且也照了相！’我想，我也肯定会自杀的，因为我的承受能力是很脆弱的。从小长这么大，我还没真正承受过什么。然而他却成了某些女学生心目中的‘拉赫美托夫’，她们都是大学一二年级的女学生。她们在背后称他‘小拉赫美托夫’，遗憾他身材未免瘦小了些。我经过请教式的询问才知道，拉赫美托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怎么办？》中的人物。我就找来那本书看。看到三分之二还多，那个拉赫美托夫才露面。他每天晚上睡钉板，为了预先锻炼一旦被沙皇的警察逮捕，能经受酷刑折磨的毅力。除了这一个情节，书中那个拉赫美托夫并没给我留下什么感人至深的难忘的印象。但是倾心和仰慕，在女孩子中是互相传染的。好比伤风感冒的人打喷嚏互相传染一样。有些女生开始给他写情书。这使某些比他英俊得多，以才子自居的男生嫉妒得要命。这一种嫉妒，如同白马王子对流浪的乞儿的嫉妒。他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校园里的人马王子’，把他比作罗马神话中人首马身的怪物。说他只不过想从马的肚子里钻出来，加入诸神的行列，其实怀有堂而皇之地登上奥林匹斯山的野心。他要与马的身躯分离开的痛苦，其实是他自己的野心造成的。他们越是贬低他、诽谤他，那些女生越痴情地倾心于他。终于有一天我不得不对自己承认，他也钻入到我的心灵里来了。这是说不清道不白的。我只能这么解释，我被那些女孩子们的莫名其妙的痴情传染了！你仔细想一想就不觉得奇怪了。全校英俊的男生很多，经济条件优越的男生很多，自以为是才子或自以为是贾宝玉的男生很多，善于以各种方式讨女同学们喜欢的男生也很多，但像他一样，其貌不扬，却又相当孤傲；来自很穷困很穷困的地方，却又蔑视一切经济条件优越的幸运儿，并且在黄山当过背夫的，就他那么一个啊！而他对每一个女同学都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地冷淡，可远观不可亲近的样子。女大学生和普通的女孩子们并没什么大的区别。男性越冷淡她们，越对她们显得仿佛永远不可亲近，她们往往偏会对人家产生好感，偏想去亲近人家。你觉得奇怪是不是？……”

我说：“不，我一点也儿不觉得奇怪。对于没有恋爱过的女孩子，这其实是恋爱演习。本质上不是爱，是潜意识里的征服念头。”

“你也学会对人进行潜意识分析了！我给他写了好几封情书，但一次也没敢鼓起勇气直接或间接地交给他。一想到那么多女同学都给他写过情书，我竟自卑得要命，觉得自己哪儿能配得上他啊！觉得与他比起来，他仿佛是一块经得起雨蚀风化的山石，而自己不过是一颗玻璃珠子罢了。何况在黄山我打过他一耳光。我想，那些日子，我是为他患了单相思了。不料，有一天晚上，同宿舍的女生表情很古怪地告诉我，宿舍门外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是他。他说：‘我是来还钱包的……’我说：‘求求你，别在我宿舍门口谈这件事，我们找个地方谈吧！’我近乎低声下气。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惊慌极了。他显然理解我为什么一见到他会那样惊慌。他说：‘放心，我没有什么恶意。不过好吧，听你的。’尽管他这么说了，我还是惴惴不安，觉得只要是在校园内，无论哪儿，都可能被人发现，也许会被人偷听到谈话的内容。‘心中没有鬼，不怕鬼敲门。’而我当时心中是有‘鬼’的啊！黄山的事，就成了我心中的‘鬼’。自从那个女学生自杀以后，我心中这个‘鬼’常常在梦里对我进行威胁。我竟一直把他引到了校园外。他一路默默地跟在我身后，并没有对我提出抗议。在校园外的一片树林里，我站住，背对着他开了口。我说：‘你说吧！’他说：‘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啊，我就是要还你姐姐的钱包，里边有三百二十六元七角三分。黄山的事，我非常对不住你和你姐姐。你点点钱吧！’他说着就把钱包往我手里塞，我仍背对着他。我一甩手，不接。他说：‘你不收不行，我怎么能要这钱呢？’而我，已经泪流满面。你想想，我们这不是也等于约会吗？可这是怎样的约会啊！他说：‘你拒绝，我就只好把它放在你面前了！我总不能变相地敲诈勒索吧！’他真的转到我对面，把钱包放在地上了。他直起身的时候，才发现我在无声地哭。‘你……’他吃惊了。犹豫片刻，又从地上捡起了钱包，‘你别哭。你为什么哭啊！……’轮到他惴惴不安了。‘其实，我心里一直挺感激你的呀！那一次我碰到的如果不是你，而是别人，我也许早就身败名裂、臭名昭著，出现在哪儿，都被视作一个贼了！至于你那几首诗，当然也是可以发表的。可我这个人，自尊心太强了，因为我内心里太自卑了啊！除了一点儿可怜的自尊，和一切学生比起来，我一无所有啊！不错，在黄山我一眼就认出了你。当时我心里真羡慕你和你的姐姐啊！你们暑假可以无忧无虑地游黄山，而我却不得不在黄山当背夫。我承认，我当时产生了一种报复的念头。我觉得，让一些坐在我头顶上的人，内心里长久地被忏悔折磨，也是一种报复方式啊！我这种心理，不只是对你才产生的。背一切大学生们的时候，都强烈地产生过。可是你从我的角度想想，这又是一种多么可怜的报复方式啊！我……我有时也恨我自己，既当背夫，心理又这么阴暗，多坏呀！我也想像你们一样，假期无忧无虑地四处玩玩，可我得挣钱啊！我得用自己挣的钱供自己念完大学啊！我还得经常往家里寄点儿钱啊！我……我家里很穷，我们那个地方很穷啊！……’

“起初我始终一言不发，默默流泪，默默品味自己因他而感到受了伤害的委屈。可是听着听着，我的眼泪的成分变了。后来眼泪完全是为他而流的了。那一时刻，我明白了，他并不像别的女生们所以为的那样，是什么拉赫美托夫，我倒觉得他更是一个校园里的卡西莫多了！只不过他的容貌毕竟不丑陋，而是清秀的。他终于默不作声了。他蹲在了地上，样子十分悲哀。我觉得，在我眼里，他仿佛变成一个比我小十几岁的孩子了，而且，从里到外，遍体鳞伤。那一时刻我内心真是对他同情极了，怜悯极了。我不哭了。我什么委屈也没有了。我觉得归根到底，我不过是自以为受了伤害，而他才是那种真的受了伤害也只有躲在某个角落默默舔自己伤口的人！我也蹲了下去，像哄一个小孩儿似的哄他别哭。掏出自己的手绢替他擦眼泪。那一时刻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天使般善良的女孩儿。而这一种自我感觉使我都快将自己融化了。我喁喁地柔声细语地对他尽说尽说，说的都是一些傻兮兮的话，都是那种年轻的母亲抚爱被自己无缘无故打骂过的孩子的话。真的，你别笑话我。你笑话我，我也不在乎的。我现在已经比较明白，什么才是值得羞耻的事，而什么事是根本不值得羞耻的事了。接下来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在天黑的情况下，在我们两个当时那种情况下，一切事，都自然而然地发生了。那一天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温柔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在我没有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父母对我管束很严。我看的书极少，好几年没进过电影院。父母限制我看电视，允许我看的节目是新闻、《动物世界》《外国文艺》和节日晚会。我也不知道一个像我这样年龄的女孩子，究竟能温柔到什么程度，更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学会温柔。我总是很天真地想：温柔是男人的本能。当女孩子们渴望表现温柔的时候，是别的男人们将她们教会的。而直到那一天我才明白，原来温柔是女人的本能，而且根本就不用男人教，正如喝水不用教一样。我竟变得那么温柔，使我当时感到好幸福。真的，我觉得那种幸福那种美妙仿佛是无边无际的，由我生发出来，像一层层茧衣，包裹住了他，也包裹住了我自己。不断地在从我们两个人内心里身体里濡出来，弥漫了整个树林似的。而晚上的树林静悄悄的，仿佛也变得无比温柔了；用更加浓重的温柔，也将我们包围起来。他的温柔，却是孩子般的。我觉得他渴望一种温柔，一种女孩子给予他的温柔，好像已经渴望了一万年了。而他回报给我的温柔，只不过是一种更弱小的羊羔般的乖顺服帖。我觉得，他仿佛从一种壳里蜕了出来。那种壳，便是他平素的孤傲，独往独来，拒人于千里之外，凛然不可亲近不可侵犯的假象。而偎在我怀里的，头依我心口的他，才是真真实实的他。他吻我像男孩子吻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他的温柔甚至是羞怯的，肯定也是他人生最初的一种尝试。偎在我的怀里，他向我讲述了他的童年少年、他的家和他那个村子，他们那个贫困落后僻远被大山囚禁的地方。他又说了一次‘我的家很穷啊！我们那个地方很穷啊！’那一天之前，没人对我说过那样的话。我也从没想过，有的人的家很穷，有的地方很穷。我们城市里的人，不太会想到那些人和那些地方。听别人讲与他不相干的穷与你更不相干的穷是一回事，听一个偎在你怀里的人讲像脐带一样拴住他的穷，又是一回事。他一说，我的眼泪又簌簌地往下滚。我觉得，他那么说了，其实也就是说了一切一切一切。那一种我从前根本没想到过的穷，虽然我依然无法想象得太具体，但却似乎是早已熟知的事了。他告诉我，他十二岁的时候，他母亲死了。埋他母亲那一天，老村长当着全村人的面，把他父亲咒骂了一通。因为他的父亲舍不得用家里唯一的一床旧被卷他母亲的尸体。而他就跪在坑穴边上，等着在母亲的尸体下葬时，给母亲磕最后一次头。父亲流着泪喃喃地说：‘被子卷了他娘，我和孩子盖什么？我和孩子盖什么？……’当年父亲就为他找了一个继母。继母比父亲大六岁。因为是寡妇，他从此多了三个弟弟。而父亲决定再娶那寡妇的想法非常单纯——三个弟弟长大了，将是能做的劳力。多了三个劳力，也许兴家致富就有指望了。他们那个地方，兴家致富的含义，也是十分朴素而实际的。能吃饱饭，有换洗的衣服，睡觉有被盖，不枕土坯，枕枕头，那便是富的标准了。然而这样的奢望并没能实现，因为第二年他的父亲也死了。他告诉我村里的人没有病死在医院的，都是病死在家里，再痛苦的病也只能病死在家里。祖祖辈辈的人没有病死在医院的，不晓得能够住院治疗是怎样的一种福气。没有一家付得起钱将病人送到省城或县城的医院。过去治病靠的是山里土生土长的巫医，现在治病靠的是乡里的草药大夫，兼用针灸。这便是过去和现在的区别了。他的父亲临死前把他唤到床前，指着继母，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说：‘你得孝敬她。你得给你几个弟弟，当一个好哥哥。要不，咱们太对不起人家母子……’那一年他已读到了小学六年级了。父亲死后，他不想再念书了。老师到家里来了，对他的继母说：‘我教了十几年书了，学生是越教越少，到现在只剩三个学生了。三个学生中，只有这孩子一个是六年级。我还没教出过一个能考上中学的学生，这孩子却准能考上。你就成全了我当老师的十几年的夙愿，让孩子考中学吧！家里以后的日子会多么艰难我是知道的，我一定替孩子申请免费。孩子的书本费，我也包了。’他的继母一听就哭了，说：‘虽然我和他爹只搭伙过了一年日子，但是他爹对我挺好。不冲别的，冲他死去的爹，我绝不断了这孩子的前程。是龙是虫，他自己扑奔吧！’接着便命他给老师磕头。他自己也哭了，当即跪下就给老师磕响头，磕罢站起来发誓：‘妈，老师，我将来要不出息成条龙，我不活着见你们。我自己弄死我自己！’

“他以全乡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上了乡里的中学。村子离学校三十多里地，可以宿校，但是他不能，因为每个月要支付二十八元的伙食费，家里根本交不起。每天，书包里带块干粮，或者几个土豆、一棒玉米，一个萝卜什么的，顶着星星去上学，披着月光回到家里。三年来风雨无阻，没缺过一天课。三年后以全乡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到了县高中。县高中是他的小学老师的母校，校长曾是他的小学老师的老师。开学前一天是他小学老师带着他去报到的，并且带着他去见了校长。老师对自己当年的老师说：‘老师，我对不起您当年对我的期望，十几年来，打我手下，就学出了这么一个中学生。今天我亲自把他给您带来了，但是他的成绩是全乡第一名啊！老师，怎么对待他这样的一个学生，您具体掂量着办吧！’老师说着，潸然泪落。他又想给校长磕头，校长扶住了他，没容他跪下去。校长很受感动，说：‘咱们县高中，贫苦的农家子女占百分之三十多，能考来都不容易啊！破、旧，教室不像教室的样子，宿舍不像宿舍的样子，校园不像校园的样子。可每年的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全县升学率最高的高中。连县里那些领导，都把子女送到这儿来读高中。咱们这儿就是一座龙门啊！不谈那些为社会主义培养知识人才的大道理了，只为你这一片老师的心，我一定全面照顾他。至于他能不能跃过这龙门，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他的老师是个发表过几篇小小说，但还没有被公认为是作家的人。老师走时，送给了他一个笔记本。老师走后，他才发现笔记本里夹着二百元钱，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这是我收到不久的一笔稿费，你留着急需的时候用吧。将来你工作了，再还我也行。记住，你不过是我‘创造’的一件半成品；你要成为一件成品，接下来只有靠你自己‘创造’自己了！老师永远不需要你报答，只希望你能证明，奇迹在任何地方都是有可能被‘创造’出来的……

“他去追老师，没追上。对着老师带领他走来的，那一条蜿蜿蜒蜒，盘旋着十万大山，无尽头地通到山里的崎岖山路，他连鞠了几躬……

“在他读到高三时，老师死了，一次山洪暴发被泥石流砸死的。他闻讯后当天就回到了村里，伏在老师的坟头上哭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老师的死对他的刺激很大。高考没考好，只考了个全县第四名。他对我说，他本来应该考第一，有自信考第一的。他说，得知自己没考第一，他又哭了一场，觉得对不起老师。老师给他的二百元钱，他存了整整三年，一分也没舍得花过。带着来上学，得知一个弟弟生病，连本带息全寄回家了……

“他说他离开村子的时候，全村男女老少都为他送行，一直将他送到山口。他说那其实不像为一个离乡的人送行，倒像为一个活人送殡。他说当年和他一样，靠羊奶和羊肉汤侥幸活下来的伙伴，一个个分别和他抱头痛哭。他说他从他们的哭声中，感到了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绝望，以及对于他们的生活的某种恐惧。还有对于他的，由抱头痛哭所掩饰的嫉妒。他说那一时刻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罪人。似乎在全体村人们眼里，他是一个注定了要遗忘那个地方，遗忘乡亲们的人。他说然而人们的目光里，却都有着一种真真实实的宽恕意味儿。和他抱头痛哭的那几个伙伴也是。他们对他的依依不舍，他们对他的嫉妒，他们对他的宽恕，一样是真真实实的。那时小学校已不存在了，被山洪冲得无影无踪了。他说全村最老的一位老妪莫奶奶，双手攥住他的一只手说：‘孩子，争口气。要奔出息，就该奔一个大出息。听奶奶的话，别走学问那条路，你要走当官儿那条路。全村人盼着你有朝一日当上个大官儿，全村人也能跟着沾点儿光啊！你可不能辜负了大家伙儿的巴望！’

“他的继母就命他给全村人跪下起誓。

“他跪下起了一个重誓，人们一个个才露出了点儿欣慰的表情。

“只有蛙妹子与众不同，似乎满心怀里只替他感到喜悦，没有丝毫嫉妒的成分。她送给了他一块羊臼骨。他知道是那头老母山羊的。她一句话也没对他说，立刻就躲到人群后，眼神儿定定地望着他。这使他受到了提醒，又反身回到村里，伫立在老师的坟前，说：‘老师，我考上大学了！’又深深地冲着坟鞠了一躬。而后他又到埋那头老母山羊的骨头的地方，用双手，给那个坟样的土堆培了几捧土……

“他说他每年都往家里寄一次钱。他说，当然北京也是可以找到临时工的，但怎么能比得上在黄山当背夫挣的钱多呢？他说他掌握了在那条铁路线上乘车逃票的窍门，去归途都很少买全票。他还说，他好可怜那个自杀了的女大学生，那么漂亮，那么活泼的样子，只因为一张照片，就被‘谋杀’了！是的。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谋杀了！他说偷拍了她并放大那张照片的学生全是凶手。他说发起和组织那场辩论的人们也是凶手。他说包括他自己。他说他的本心，原是想站在一个背夫的角度，替那女学生讲几句开脱的话。他说那一天也可能恰恰是他自己，对那女生的伤害最严重。他承认他内心里总怕被伤害，经常觉得被伤害了，但是，他又说，他从没产生过害人的念头。这么说的时候，他就又哭了。而我认为他好善良啊！我陪着他哭。我们俩又抽抽泣泣地哭了一通。我感到哭过之后，如同久久地泡了一次澡，浑身软软的，却也爽爽的，似乎连灵魂也明净多了透亮多了……”

“他以后又到黄山去当过背夫吗？”

“又去了一次，没当成。黄山的背夫们不信任他了，不容纳他了，毁了他的背椅，将他揍了一顿，赶下黄山了。那一次他回到学校后很沮丧。我看出他心里憋着股火，却不知朝哪儿去发泄……”“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黄山的背夫们竟那么对待他了？”“他们怀疑他居心叵测。怀疑他不过是想捞点儿写什么纪实文学的材料。当然他们并不懂什么纪实不纪实文学不文学的，总之他们对一名大学生三番五次到黄山当背夫这种他们难以理解的事儿，具有很高的警惕性。他们认定他必是打算写他们，而且认定他必是打算用文字贬损他们。他越辩白，他们越怀疑。我劝他将这件事儿看得淡一点儿，但劝也没用，他不但沮丧，而且挺难过。他说，他们原本对他很友善，很照顾，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告诉他，没想到，却是那么个结果……”

我又觉得无话可说。我缓缓地站了起来……

她低声问：“你烦了？”

我说：“去拿烟。”

我接连吸了两支烟，才攥着半盒烟和打火机重新坐在她面前。我想我不是一个听客，对当代大学生之间的恋爱故事并不感兴趣。何况，听来听去，我也不认为他们那便算得上是“恋爱”。如果真的不是，我又何必再听下去？我的老母亲又是何必？岂非庸人自扰吗？

我说：“索瑶，你们之间的事儿，估计你再讲上两个小时也讲不完。现在我问你，从你这方面，你承认你们是一种什么关系？”她大概怎么也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截了当地问。她勾下头沉默不语，良久未开口。“他对我说，你是他女朋友。”“嗯。就算是吧……”“什么叫就算是呢？”她又沉默不语。“你得回答。”“那……你说我是不是？”她徐徐抬起了头，目光盯着我，倒好像我和她正在讨论的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有些生气了。

我说：“那总不该是一场校园游戏吧？”

她的头便又勾下了。

“你们互相间，从来也没谈过这个问题？”

她点点头。

“你连想都从来也没想过这一点？”

她又沉默不语。

“你一向，有意对他避而不谈吧？”

“……”

“难道他也是？”

“……”

“要不，以后我有更充足的时间，再听你继续讲吧！”

她又伏在沙发扶手上哭起来。

母亲又轻轻推开门望她。

我心烦地大声说：“妈，你真是！”

也许我的声音带出了一些恼火，母亲立刻将门关上。

我便又吸烟。

“那不可能……那根本不可能……”

她抽抽泣泣地说。

我只吸我的烟，内心里却感到了一阵冰凉，为“表弟”感到的。

人是多么的奇怪。我早已从她的杂杂碎碎的诉说中，料定了最终的结局将是怎样的，却非要迫她亲口道出，而且腰斩了她本能地抻长又抻长的诉说，仿佛她所回避的，正是我所要直面的。我觉得她说“那根本不可能”时，艰难得全身都快抽缩成一团了。倏忽间我觉得索瑶这姑娘那么可怜，而我自己很可恶。归根到底，无论对于她这位“表妹”，还是肖冰这位“表弟”，我是谁？我究竟不过是谁？我究竟有什么权利，审讯似的介入他们的事。虽然我的动机并不卑鄙，甚至还可以说是善良的，但这一种粗暴的近于无礼的介入，难道是她应该容忍的吗？尽管我的介入也并非情愿。

我最鄙视自己充当神父之类的角色，而我已经又无形之中在这么充当了。她猛地抬起头，瞪着我，几乎是恨恨地说：“这么告诉你，你总该满足了吧？”

“我……你擦擦脸吧……”

我躲闪着她的目光，将母亲拿给她用过的湿毛巾递向她。

她没接。她用自己的小手绢擦，只擦双眼周围。

“我受够了！”她又开始说，“我真是受够了。我是一个从不知什么是忧愁的女孩儿，而他是从一个很穷很远的地方走入大学的。我承认他走过的路途，比我这样一个女孩儿所能想象得到的要艰难得多。我承认像我这样一个女孩儿有时仅仅因为一个人来自艰难，就崇拜得要命！如果那又是一个同龄人，我会忍不住有企图接近他的好奇心。我没什么值得谁同情的地方，所以我将同情给予别人的时候，好像将自己拥有太多留着也没什么用处的东西送出手了。有人肯接受，我就高兴，就感到愉快，甚至感到幸福。这就是罪过吗？去年我才十八岁！我知道，在我和他之间，被谴责的一方，将永远是我。但是善良也是害人的吗？与其说害他，莫如说害我！不知不觉的，我就成了他的女朋友！女朋友就女朋友吧！女朋友不就是女朋友吗？……”

“是他宣扬的？”

“不，不是他。他没这么说。”

“那么是你自己宣扬过？”

“我？……我自己也没宣扬过。我确实感到得意过。有些女孩儿想接近他，被他拒之千里，而我成功了，我承认我因此而得意过。当一个女孩儿没什么太可得意的，这就是一种最大的得意了。我承认这也是一种心理虚荣。该我承认的，我都承认；该我自省的，我都自省。但是我绝对没有将这一种得意当成件时髦的外衣穿在身上招摇过。我甚至有意识地将它收藏在我的心灵里。当然，说收藏也不完全准确。某种时候我也希望别的女孩儿羡慕我有那么一种得意，起码并不怕被人知道我有那么一种得意，甚至遭到点儿嫉妒也不在乎。这也不能算宣扬吧？反正这是说不清楚的。反正你是没法儿理解的……”

我说：“你说清楚了。我理解了。”

“你理解？”

“理解。”

“你自认为你理解了。我就相信你已经理解了吧！总之，我更希望我内心里这一种特殊的得意，能像蚌含住一粒沙似的，变成珍珠，变成一种特殊的温柔。那不但是我认为他其实非常需要，其实非常渴望获得的，也是我自己的心灵非常需要的，甚至可能比他更需要。我是指那一种温柔，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儿，如果确信自己心灵里充满了温柔，你不知道是一种多么良好的感觉，那是一种很自悦的感觉，真的。女孩儿会惊奇地发现，似乎自己忽然变得可爱多了，似乎能比任何别人更认为自己可爱，甚至会自己也喜欢起自己了！怎么说才能说得更清楚呢？仿佛哺乳期的母亲，她觉得她的乳汁饱满得要命，她觉得发胀，她渴望被一个孩子吮咂，而这时恰恰有一个断乳期的孩子，她就将他抱在怀里奶他了。我想我当时的情形可能就是那样。我想我当时可能还是在扮演织女、七仙女或珍珠姑娘什么的。我想既然是我心甘情愿地扮演使我感到自己整个人都变得生动起来了的角色，我干吗不呢？我干吗不好好扮演呢？我说我扮演，你别以为我是在做戏。我不是在做戏。我不是一个善于做戏的女孩儿。我是想说，我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就进入角色了。我和某一类戏剧角色合二为一了。我没法儿将自己从那样一种角色中分离出来。再说，当时我对自己也认识不了这么透彻……”

“而现在你极想将自己从那样一种角色中分离出来了，是不是？”

她眯起眼睛看了我半天，好像思考我的话符不符合她现在的实际情况，但是却没有正面回答。

“我讲的是当时。我还没讲到现在呢！”她怨怨地说，似乎对我打断她的话不无抗议，“当时我真是从内心里关怀他。我不吝啬给他很多很多的温柔。我想，如果他不是个毫无良心的人，那么他任何时候也不会否认这一点的……”

我说：“是这样。起码在我面前，他一再肯定你是个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善良的女孩儿。他说如果没有你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他也许会自杀。真的。”

她又眯起眼看了我半天。

我说：“索瑶，你得相信，我对他没有任何义务。我没必要替他取悦于你。”

她垂下目光，喃喃地说：“这我当然相信。他对你说过的话，也曾当着我的面，亲口对我说过。他说他的确产生过好几次自杀的念头。他说他有时候对自己十分困惑。说在家乡的时候，无论生活多么苦，多么没快乐，却从未产生过不想活的念头。他说他那个村子里，六十年代饿死了十几口人，以后二十多年内病死了不少人。怎么死的都有，有把从乡卫生所偷的酒精兑上井水当酒喝醉死的，有因为被水蛭叮了感染而死的，有吃地瓜噎死的，就是没有自杀的。他说尽管他们那儿的人，命都很不值钱，却都很怕死。一旦知道自己要死了，或者怀疑自己要死了，连平时最刚强的男子汉，都会怕得像孩子一样哭起来。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来到了大都市成了大学生，反而常常不想活下去了。我知道，他自己非常清楚为什么。有一次，我让他陪我到一个饭店去看望我爸爸的一位老首长，我正在大厅打电话，一转身他不见了。他连告诉我一声都不，就撇下我走掉了。我回到学校只不过责备了他几句，他却对我大发脾气，说我不该带他到那么豪华的地方去。就像我是带他到一个什么下流的场所去了似的。而那不过是一个三星级的饭店，如今哪个大城市没有几个三星级的饭店？‘你怎么不替我想想，在那种地方，我是一种什么感觉？’他对我直吼，‘我觉得我好像一只苍蝇！苍蝇！一只苍蝇你懂吗你？我根本就不想知道中国有那么豪华的地方！苍蝇配出现在那么豪华的地方吗？’还有一次，我在街上偶然看见了一个收旧家具的，平板车上摆着一台收到的旧电视机，十四英寸，黑白的。正好那天我身上带着钱，是我平时从自己的生活费里节省下来，准备去买一台中档录音机的。我就用二百七十元，将那台旧电视机买了下来。捧着那么大那么沉一台电视机，转了几次车才回到学校，衣服都被汗湿透了。我一换下衣服，顾不上洗把脸，就这儿那儿找他。找到他，高高兴兴地告诉他，我给他买了一台电视机。他却无动于衷，问我为什么要买。我说：‘是给你家买的。再放假，你无论如何也该回去探一次家啦！带回一台电视机，尽管是黑白的，尽管才十四英寸，家里人也会喜出望外的！’你能想到他是怎么说的吗？他反而板起面孔问我：‘让他们从电视机里看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然后使他们绝望，使他们想到自己的命运很无奈？这未免太冷酷了吧？’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有了一台电视，起码可以使他们的生活增添一些娱乐吧？’他说：‘把两种现实差距比照在一起，你认为他们在穷困之中，会从别人的五彩缤纷的生活中获得什么娱乐吗？’我说：‘是黑白的，谈得上什么五彩缤纷吗？’他说：‘你还把他们当人不当人？你以为他们像些动物似的连一点儿想象力都没有？他们就不能从黑白中想象出彩色来？如果近在眼前，看得见则可望而不可即，那么想象是不是一种变相的虐待？’我气得再说不出一句话来。而他一说完就走了，只留给我四个字是‘恕不感谢！’那天我哭了一场。如今那台电视机还摆在我宿舍。六个人同宿舍，三个人共一张桌子，谁也不同意把电视摆在桌上，嫌占地方。我只好摆在我的床上，摆在床上占的是我自己睡觉的地方，得斜着躺，躺在床对角线上，才能伸开脚。平时同学不想看的时候，我不敢开，怕影响别人。大家想看的时候，我不能不开，怕令大家不愉快。

“他从没接受过我的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钱、饭票，或者，哪怕是一袋儿奶粉，只吃过我几袋方便面。他好像非常怕欠下我什么。他好像其实并不需要我这个具体的人。需要的仅只是一份儿预备在那儿的温柔，一份儿情，似乎越纯粹越好，似乎纯粹到抽象更好，似乎内容再多了一点儿，便不是他想要的了。归根结底，我不知道他究竟需要什么。还是我刚才举过的那个例子，他好比是一个孩子，他明明在断乳的状态下，却不要乳汁，仅仅能偎在一个类乎母亲的女人的怀里就行了，而且须得是在他想那样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想那样的时候，你主动将他抱在怀里，他会哭闹，甚至会咬你。他这样，使我原先那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渐渐地烟消云散，渐渐地不存在了，没了。到如今，一丁点儿也没了。如今我倒是在做戏了。我也不清楚他是否明白了这一点。他明白不明白，对我都无所谓了。我是由他，才无形中学会做戏的。我的角色还没完成，我还不能摘下行头。我还卸不了装。如今我才知道，有时候，从某一种角色中退出，要比继续扮演难多了！因为现在，我似乎不仅仅是他的女朋友了。在别人眼里，早已经是‘一对儿’了！我当初真蠢，其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有很多女孩子嫉妒我。这真荒唐！好比花市上的一盆什么花草，被许多人围着看，你便以为那肯定是奇花异草。其实人们之所以围着看，也许仅仅因为那花盆儿样式有些特别。你以为大家都想买，其实并没谁真想买。你一时受到了蛊惑。你唯恐会属于了别人，而你连再凑近的权利和机会都没有了，于是你不加思考，你迫不及待地买下了。而别人呢，故意用嫉妒的目光看你，故意说几句嫉妒的酸溜溜的话给你听，于是你暗暗喜悦，不禁地面有得意。其实人们不过是成全你的兴致。既然你最有兴致，人们干吗不成全你呢？那对于别人是没什么损失的啊！结果呢，你终于意识到，那根本不是你所喜欢的一种花草。而最重要的，是你不知怎么侍弄它，你养不活它。它原本怎么样还怎么样，并不因为你浇水啦，上花肥啦，它便多长出一片叶子来，也根本没有芳香。你又不能不管它了，毕竟是盆花呀！而且已经属于你了！总不能眼看着它渐渐干枯吧！你不关心它你有一种罪过感，别人也会谴责你；你关心它吧，它并不回报你，并不因为你的关心就变得绿了一点儿。最糟糕的是，它已经成了你自作自受的一种尴尬。你不知该把它摆在你生活的什么位置。这一点也由不得你自己了，不是你想把它摆在哪儿就可以摆在哪儿的。因为摆法是人们约定俗成地确定了的。你也不能藏起它来。你已经是‘一对儿’中的一个了，你想不是就不是了吗？不是你得付出代价。如果他不是他，而是另外的一个男学生，我早就不忍受这种关系了。但他是那样一个人，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从我这方面关系有变，‘嫌贫爱富’‘以貌取人’‘门当户对的观念作祟’，等等等等，我知道人们早已拟定好了些什么样的罪名，准备扣在我头上，我也不知道我将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我其实是个惧怕成为舆论目标的女孩儿。好的或不好的舆论一旦成为目标我都怕。我知道我根本承受不了，我脆弱得很。后来又有同年级的男生向我表示过亲近，暗暗塞给我纸条儿，邀我散步，假期一块儿去旅游，我都不敢有任何暧昧的表示，都一本正经地拒绝了，还装出仿佛受了侮辱的样子，好像我在忠贞地维护着什么似的……完了。全过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听了，认为我坏吗？……”

我说：“不，你一点儿也不坏。”

她微微苦笑，垂下目光，神态很委屈地说：“你不必想要安慰我，我也并不是问你。我是问我自己。最近我经常独自回想我们之间的事，回想了就这么问问我自己。”说罢，向后一靠，将头仰在沙发背上，撩起目光，望着吸顶灯。

她深长地呼吸了一次，如同练气功的人吐故纳新一样，又仿佛一个溺水者刚被救起，一副四肢瘫软的样子。我想她一定是累了。因为在她诉说的时候，我看得出她始终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而且，始终以一种异常端正的姿势坐着，始终以一种一句紧接一句，紧密得仿佛唯恐被打断似的，连绵不绝的语调诉说。

回忆是人唯一不能被逐出的天堂。

回忆又是人唯一经常被打入的地狱。

我自己就是一个经常处于回忆之中的人，也经常回忆初恋、情感历程，如果那是苦涩的、无奈的，每回忆一次，便如心灵被剥了一次皮，便如虚脱。何况，我的回忆，都可以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她的回忆，还没醇到谈得上是回忆的地步。不过全是一年前的事，并与今天的她连着脐带。这脐带的两端，都是要从现实中再蜕生一遍的骨骼刚刚定型的大婴儿。她是，他也是。她想充当圣母马利亚而终于精疲力竭承认自己不能胜任。他的确是反常态的。他是一个被穷困所扭曲的青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经历了穷困而能幸免未被扭曲。敏锐的人只需十分钟就能从一个人身上发现这种经历，穷困是红斑狼疮，不在脸上，也定在被衣服遮住的什么部位。穷困扭曲人的心灵，这也许便是穷困最主要的丑恶了吧？区别也许仅仅在于，人曾被它扭曲的程度和样式千差万别。何况，从他所走来的地方，穷困的遥远的阴影，仍追踪并笼罩着那孤独敏感的青年。他逃不开它。在这繁华的京都，在似乎云集了天之骄子的时而浮躁时而空虚时而激情荡漾时而纨绔成风的大学校园，那阴影显然更加咄咄逼人。我仿佛看到一片雷云在天空戏耍地追逐并企图吞没一只小小的走投无路的蝴蝶，不，一只蛾子……

我简直不知道更应该先助谁一臂之力，她或他。

而我，除了听，和怜悯，又能实际做什么呢？

我还须严谨地包裹起无论对她，还是对他那种廉价的怜悯。因为倘他们感到了这一点，无异于是感到了一种伤害。

我说：“你坐随便点儿，干吗又变得那么拘束了？”

她便将一只手臂撑在沙发上，身子倾斜着，使自己的姿势懒散了些。

“说了这么多，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我还要对他好。”她不假思索地说，“反正我还要对他好。明年他就毕业了。我曾劝他考研究生，他坚决不考。他说，学中文的，硕士又怎么样？博士又怎么样？将来反而比本科生更难分配。我想也是。六七年前，我们中文系毕业的，大报社、大出版社、文化单位争着要。现在，连一些少年儿童报、少儿出版社都不要我们了。一切文化单位，像连加床都住满了的招待所，想联系工作，跟你说三句话后打发走你，就算给你面子了。两年前考上研究生的，今年都后悔极了。因为连两年前他们觉得屈才的单位，如今都被本科生占满了。所以他毕业时，我要尽全力帮他，调动起我爸爸的一切社会关系，满足他留在北京的愿望，磕头作揖也在所不辞……”

我问：“他非常想留在北京吗？”

她赶紧反问一句：“到时候你也能帮他吗？”

我比她反应更迅速地说：“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我能理解……到时候看吧……”

我不忍当面给她一个毫无指望的回答，也不忍给自己留下一种将来根本尽不到的义务。我的话含含糊糊吞吞吐吐。我感到自己脸红了。我觉得我的话很笨，本可以说得更巧妙些，却因仓促防御未免捉襟见肘。我难堪地讪笑着。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令人讨厌。

她说：“我知道这是难事，你别不好意思。其实，就算是某种义务，也不该轮到你，只能是我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他倒没对我说过愿不愿意留在北京的话，一次也没说过。但他对我说过好几次——说他一旦分回省里，就前景黯淡了……”

我从难堪的窘况之中爬出来，以劝人宽心的口吻说：“那倒不一定吧？全国每年毕业那么多大学生，总不能年复一年都分配在北京啊！地方也可以大有作为嘛！”

她说：“他一分回省里，肯定就得再由省里分回到县里。如今，县里考出来的，没后门，没关系，想留在省里也相当之难。再说他又是学中文的。到了地方，最不受欢迎的，就是中文系的大学生。”

我说：“现在提倡大学生到基层，从基层干起。基层也更需要。在县里做出成绩了，还可以被调到省嘛！”

她说：“两个月前，他给县里写过信，询问过。县里也不知什么人给他回的信，希望他还是不要回到县里，真回去了也很难安排合适的工作。当秘书，他不是党员；搞宣传，现在搞宣传的人已超编了，还不知该往下裁谁呢！计划生育办公室倒空着一个缺，但要的是女的。接到信后，那一个多月他心情灰到了极点。他曾对我表示，再也不愿碰壁了，听天由命了。他说大不了是从哪儿出来的再回哪儿去，回到他们那个村里去当个‘孩子王’也不错。毕竟他读过大学了。仍然是全村最幸运的人。又说，怕只怕村里的人们误认为他在学校犯了什么错误，要不怎么会读了好几年大学哪儿都不要，又被贬回村里了呢？他说这是有口难辩的事。我听得出，其实他内心里最怕再回到他那个村子。他显然希望自己能预先做好种心理准备，可是又怕这一点最终成为现实……”

我张了张嘴，想说句话。

她问：“你想说什么？”

我反问：“你……有把握到他毕业时帮他留在北京吗？”

其实我想说的是——能下决心献身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也不失为一种人生选择，也是大有作为的，等等。但是猝然间我意识到，如果我真那么说了，自己挺不是个东西的。那些话在舌尖打了个滚儿，说出口的刹那间变了。

她挺自信地说：“大概没什么问题吧！这也是我能为他做的，唯一最实际的事了！对这一段缘分，从我这方面总得有个善始善终的交代，是不是？”

我用一支烟堵住了嘴。我明智地认为，此刻“第三者”最不该表示什么态度。而且我也不知应持何种态度。倘说“是”，好像我支持她“终”；倘说“不”，又仿佛我企图代人强求某种“正果”似的。

她却显得乐观起来。

她说：“反正一年的时间不长，一眨眼就会过去。这一年内我要加倍地对他好。他毕业再帮他留北京，他会感激我的。每当他回想起大学生活，他便会想起一个女孩儿，曾用温情一再地给他的心灵涂抹暖色，并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我相信，他将庆幸自己的生活里出现过那么一个女孩儿，他将对我终生铭记不忘！”

我说：“能这样最好，能这样最好……”我心里替“表弟”觉得挺感伤。“我已经在着手进行了！连姐姐都被我调动起来了。姐姐认为我如果能将自己又顺利又得体地解脱出来，就证明我成熟了。许多叔叔阿姨、伯伯婶婶，都答应到时一定竭力帮忙……”我还是说：“能这样最好，能这样最好……”除了那一句话，我也再寻找不到什么更适当的话。她叮咛我：“你以后在他面前，千万要装得什么都不知道。他这人特敏感！更不能把我的底牌暗示给他，那你就会把我正在进行的事搅得一团糟！你明白吗？其实我本不该告诉你这一切，可我今天太想对一个人说说了，要不我怕我会憋闷出心病来……”

我郑重地说：“如果你希望我发誓，我就发誓。”

她说：“那倒不必。”说完笑了……

那一天她总算是心情舒畅地离开了我家。起码使母亲和我感觉是那样。

她走后，母亲对我说：“要不，哪天把他俩都找来，我出面，替他们做个主，把他们的事儿定下得了！也算我老了老了，又做了件成人之美的事儿……”

我不得不以警告的口吻对母亲说：“妈，你可千万不要乱来！”

母亲不解地说：“这怎么是乱来呢？两个好孩子，又都是大学生，将来又都能分在北京，不是挺合适的一对儿吗？”

我耐心地说：“妈，现在不兴订婚那一套了，你想替他们做个主，就能做得了主吗？你趁早打消这种念头吧！”

母亲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可也是。要说呢，我更喜欢索瑶，心眼儿好；有情有义的……可小冰这孩子，从那么穷那么老远的一个地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人家孩子可多不易啊！一个好汉三个帮，你也认识不少的人，到他毕业的时候，你就不能也帮帮他？……”

我已经被搞得很心烦意乱了。

我有些起急地对母亲说：“妈，你已经有四个儿子了，我大哥至今还在医院，你这一辈子还没操够心吗？还认下左一个干儿子右一个干儿子去操心！毕业分配的事，是我想帮就能帮得上的吗？我有那么大能耐吗？绝不许你替我吐这种口风。你要是对人家主动承诺了，到时候你负责！再说人家索瑶已经着手进行了，那已经是不太成问题的问题了，显不着你，也显不着我……”

“你看你，你看你！”母亲面呈愠色了，“我不过就这么絮叨絮叨，你倒发起脾气来了！你给我买车票，我明天走，不在你这儿受你呵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