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是在1958年夏天——我和我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从华盛顿州的雅基马搬家到加利福尼亚州奇科市郊区的一个小镇。我们在那里找到一座老房子，每月房租两百美元。为了有钱搬这次家，我不得不向一位药剂师借了一百二十五美元，他叫比尔·巴顿，我帮他送过处方药。

这也正好说明了我和我妻子当时一贫如洗，我们必须设法对付着过日子，然而计划好的，是我会去当时叫做奇科州立大学的地方上课。但就我所记得的，在我们搬去加利福尼亚寻找另外一种生活和企图在美国馅饼中分得一块前很久，我就想当作家。我想写作，想什么都写——小说就不用说了，另外还有诗歌、剧本，给《野外体育》、《真实》、《奇闻大观》、《罗格》（当时我看的几份杂志）写文章，为本地报纸供稿——只要涉及把单词放到一块，写成一篇文字通顺的东西，除了我还有人感兴趣，写什么都行。但是我们在搬家时，我从骨子里觉得我必须受点教育，才能继续我的作家之路。我当时把教育看得很重要——当时比现在看得重要得多，我敢肯定，不过这是因为我现在年龄大了些，也受过了教育。要知道，我们家以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说起来是没一个人上得高过义务教育规定的中学八年级。我当时什么都不懂，不过我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懂。

所以跟这种接受教育的欲望一起的，我还有种很强烈的写作欲望，这种欲望如此强烈，再加上我在大学中得到的鼓励和获得的洞察力，在“正确的判断力”和“冷酷的事实”——我生活中的“现实”一次次告诉我应当放弃，别再做梦，安静地继续前行，去做点什么之后很久，我还是继续写作。

在奇科州立大学的那年秋天，我报了多数大一学生都报的课程，不过也报了一门名为创作的课程。将由一位名叫约翰·加德纳的新教师讲授这门课，围绕他，已经有了一点传言和浪漫说法。据说他以前在奥伯林大学教过书，但是离开了那里，原因不明。有个学生说加德纳是被炒掉的——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学生们也是听到传言和阴谋就起劲——另外有个学生说加德纳只是因为什么事而辞了职。又有人说他在奥伯林大学每学期教四五个班的大一英语，工作过重，让他没时间写作，因为据说加德纳是个真正的，也就是仍在写作的作家，写过长篇及短篇小说。不管怎样，他会教奇科大学的创作101课程，我报了名。

我为能够师从一位真正的作家而感到兴奋，之前我从未看到过一位作家，我感到敬畏。可是那些长篇及短篇小说在哪儿，我想知道。这个嘛，还都没有发表。据说他没法发表作品，就把作品放在箱子里带来带去。（我成了他的学生后，后来看到了那几箱书稿。加德纳得知我难以找到地方写作，知道我有个孩子尚幼的家庭，家里拥挤不堪，就主动把他的办公室钥匙给我。我现在把那次馈赠视为一个转折点。这不是随随便便的馈赠，我想我当时把它视为一种命令——因为就是如此。我每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一部分时间都会待在他的办公室，他的原稿就保存在那里。那几只箱子摞在书桌旁边的地上，其中一只上面用彩色铅笔写着《镍币山》，我现在只记得这一个书名。但就是在他的办公室，他的未发表著作近在眼前时，我第一次认真尝试写作。）

我认识加德纳时，他坐在女子体育馆里的一张登记台后面。我在上课花名册上签了名，拿到一张课程卡。他跟我心目中的作家形象相去甚远。事实上，他当时看上去以及打扮得都像是位长老会教派的牧师，要么是个联邦调查局特工。他总是穿着黑色套装、白衬衫，打领带。他留着平头（跟我年龄相当的年轻人当时多数都留所谓的“DA”发型——“鸭屁股”发型——头发顺着鬓角梳到后颈，用发油或者发乳抿在一起），我是说加德纳的样子很古板。“锦上添花”的是，他开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车，轮胎也是全黑的，这辆车上的设备很少，连收音机都没有。我认识了他，他给了我钥匙，我常去他的办公室里写作之后，会在星期天上午坐在他位于窗前的书桌前，在他的打字机上猛敲。但是我会留意他的汽车开到前面的街上停下来，每周日都如此。然后加德纳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琼下了车——全都穿着朴素的黑色衣服——沿着人行道向教堂走去，进去做礼拜。一个半小时后，我会看着他们出来，沿人行道又走回他们黑色的小汽车前，上车开走了。

加德纳留平头，穿得像是位牧师或者联邦调查局特工，周日去教堂。可是他在别的方面并不守旧，上课第一天就开始打破规矩：他烟不离手，在教室里一根接一根地抽，把一个铁的废纸篓当烟灰缸。当时没人会在教室里吸烟，在使用这间教室的另外一位教员投诉他时，加德纳只是跟我们说那人小里小气、心胸狭隘，然后把窗户打开，继续抽烟。

他对他班上写短篇小说的人的要求，是写一个短篇，十到十五页长，那些想写长篇小说的——我想肯定有一两个这样的人——要写二十页左右的一章，附一份其余部分的梗概。问题是一个学期下来，这个短篇或者长篇小说的那一章也许会修改十遍，直到加德纳满意为止。他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一个作家在看他已经说了什么的过程本身中，会发现自己想说什么。这种看或者看得更清楚，是在修改中实现的。他推崇修改，不停地修改；他对修改极为看重，觉得对一位作家来说至关重要，不管这位作家处于哪个发展阶段。他对重读学生的短篇似乎永远有耐心，尽管他也许已经看过之前的五份修改稿。

我想他在1958年时对短篇小说的看法，基本上仍然是他在1982年时的看法：短篇小说，就是有认得出的开头、中间和结尾的作品。偶尔，他会走到黑板前画一个示意图，说明他怎么看一个短篇小说中情感的涨起与回落——顶峰，山谷，高原，解决，结局之类。无论我怎样努力，就是对这方面的事——他写在黑板上的东西——没办法很感兴趣或者真正理解。可是我理解在课堂讨论中，他是怎样评论一位同学的短篇的。比如说，加德纳可能会大声质疑作者写一个残疾人的短篇，为什么直到短篇最后才交代这个角色是个残疾人的事实。“这么说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直到最后一句才让读者知道他是个残疾人？”他的语气流露出他对此不以为然，马上全班同学——包括这个短篇的作者——都明白了这并不是个好策略。向读者隐瞒重要和必需的资料，希望到最后吓他一大跳的任何策略，都是欺骗人的策略。

在课堂上，他总是提到我不熟悉的作家名字，要么我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从来没读过他们的作品。康拉德，塞利纳，凯瑟琳·安妮·波特，伊萨克·巴别尔，沃尔特·冯·蒂尔伯格·克拉克，契诃夫，霍滕斯·卡利舍尔，柯特·哈耐克，罗伯特·佩恩·沃伦。（我们读过一篇沃伦的短篇，名为《黑莓冬天》，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不喜欢，就跟加德纳说了。“你最好再读一遍。”他说，而且不是开玩笑。）威廉·加斯是他提到的另外一位作家，加德纳当时正要开始办杂志MSS，即将在第一期上发表《小孩彼得逊》。我开始读这个短篇的原稿，但是看不明白，就跟加德纳抱怨。这次他没有说我应该再读一遍，而只是从我手里拿走了。他说起詹姆斯·乔伊斯、福楼拜和伊萨克·丹森，好像他们是尤巴市这里的街坊邻居似的。他说：“我在这儿除了教你们怎样写作，还要告诉你们该读谁的作品。”我会昏头昏脑地离开教室，径直去图书馆寻找他谈到的这些作家的作品。

当时，海明威和福克纳在作家中如日中天，但是这两位的作品，我总共大概最多读过两三本。不管怎样，他们这么有名，被谈论得这么多，他们不可能完全有那么好，对吧？我记得加德纳说：“把你能找到的福克纳全读了，然后把海明威全读了，来从你身心中把福克纳清除掉。”

有一天，他介绍我们认识一些“小型”或者文学期刊，装了一箱子这种期刊拿到课堂上传阅，好让我们熟悉那些期刊的名称，也看看是什么样子，拿在手里是什么感觉。他告诉我们全国最好的小说中的绝大部分和几乎全部的诗歌，就是刊登在那些期刊上。小说，诗歌，文学性随笔，近期书本的书评，在世作者对在世作者的评论等。那时候，我因为发现而欣喜若狂。

我们班上有七八个人，他为我们订购了黑色厚文件夹，告诉我们应该把我们完成的作品放在里面。他自己的作品就放在这样的夹子里，他说，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我们把自己的短篇夹在那些夹子里，感觉自己与众不同、独一无二，卓然异于众人。我们也的确是那样。

我不知道加德纳怎样跟别的学生讨论他们的作品，我猜想他对每个人都极为关心，但是我当时以及现在的印象，都是那段期间，他更看重我的短篇，读得比我有资格期望的更认真、更仔细。我对他会提出那种评论意见，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们讨论前，他会在我的短篇上标出意见，画掉不可接受的句子、短语、个别单词，甚至还有一些标点符号，他让我明白这些删节是不能商量的。别的地方，他会把句子、短语或者个别单词用括号括起来，我们会讨论这些地方，是可以商量的。他会毫不迟疑地往我已经写好的作品中加点什么——这儿那儿加一个单词，要么是几句话，也许一句话，以点明我想表达的意思。我们会讨论我的短篇中的逗号，似乎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那更重要——也的确是这样。他总是希望找到可以表扬的地方。在看到他喜欢的一个句子、一句对话或者一个叙事段落时，他觉得有什么“管用”，能把这个短篇向着某个适意的或者出乎意料的方向推动的，会在页旁写上“漂亮”，要么是“好！”。看到这些评论，我心花怒放。

他给我的，是细致的、逐行的评论，还有之所以如此评论的原因，为什么那里应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在我成为作家的道路上，那种评论很宝贵。这样详细讨论过文本之后，我们会谈到这个短篇更大的主旨、想要说明的问题、想要解决的矛盾。他的信念，是如果一个短篇里的字词因为作者感觉迟钝、无所用心或者感情用事而含含糊糊，这个短篇就会带上很大缺陷。可是还有更严重和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情况：如果字词和情感不诚恳，作者装模作样去写他不在乎或者不相信的事，那么根本不会有谁在乎这样的作品。

作家的价值观与技巧，这就是他教给我的，是他主张的，我从那段短暂却极为重要的时间以来，一直铭记于心。

在我看来，加德纳在1978年9月14日猝死前完成的这本书睿智而诚恳地探讨了当作家和保持当作家是怎样的，需要怎样做。书中处处可见常识、宽宏大度和一系列不可商量的价值标准。任何人读这本书，都会除了被作者的良好性格以及高尚情操打动，还会被他绝对而实实在在的诚恳打动。这本书从头到尾，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作者一再说：“我的经验是……”他的经验——在我担任创作教师的角色中，也是我的经验——是写作中有些方面是可以教的，可以传授给别的通常是更年轻的写作者。任何一个对教育和创造性行为认真感过兴趣的人，对此都不会吃惊。大多数好的甚至是杰出的指挥家、作曲家、微生物学家、芭蕾舞演员、数学家、视觉艺术家、天文学家或者战斗机飞行员，都曾师从年长的、专业更精的从业者。上创作课，就像上陶器制作或者医学课，本身不会让任何人成为杰出的作家、陶工或者医生——甚至不会让这个人在任何这种事情上拿手。可是加德纳相信，这也不会影响你的机会。

讲授或者选修创作课的危险之一——在这里，我又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是对年轻写作者过分鼓励。可是我从加德纳那里学到宁可冒这个险，也不要反过来犯错。他鼓励了又鼓励，甚至当关键的信号波动得厉害（在一个人年轻而且在学习什么时会这样）时，他还是这样做。和一个想进入别的行业的年轻人相比，一个年轻人当然需要同样多的鼓励，我甚至会说更多。不言而喻，鼓励必须始终是诚恳的，绝非糊弄。这本书之所以特别好，就在于其中鼓励之语的性质。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失败和希望幻灭都司空见惯。我们多数人或早或晚，都会怀疑自己哪儿做得不好，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按照我们计划的进行。等你到了十九岁，你会对你不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有相当清晰的概念；更经常的是，像这样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真正敏锐的理解，出现在青春后期或者中年早期。首先，拿一个从素质上就无法成为作家的人来说，无论是谁当老师或者用多少教育，都不会把他变成一位作家。但是任何一个去从事一项职业或者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都会冒着受挫和失败的危险。世界上有失败的警察、政治家、将军、室内装修师、工程师、巴士司机、编辑、文学代理人、商人、编篮子的人，也有失败而且幻想幻灭的教创作的教师以及作家，这两种人，约翰·加德纳都不是。

他对我恩惠极大，短短此文中，只能略微提及。我对他的怀念难以用言语尽表，可是我自认为是最幸运的人，因为我得到了他的评论以及热情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