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杨必然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高，胖，白，戴眼镜。镜架是六十年代那种普通透明塑料的，架在杨必然的鼻梁上却不显落伍，反倒平添了一股子天真的学生气，也与他那个绰号合了拍。杨必然在编辑部有个绰号，人称大胖孩子。杨必然也有可能被称作大胖子的，可他没有。大胖子和大胖孩子不同，大胖子听上去总有那么点咄咄逼人的世故，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被人叫做大胖孩子，至少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贬义。

日常生活中的杨必然，有着孩子样的执拗、孩子样的随和，也有着孩子样的令人捉摸不透。他牙齿清洁，指甲整齐，头发有点提前谢顶，平白无故地就爱出汗，即使严冬季节在户外。他离过一次婚，就在一个严冬季节。离婚是女方提出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主要是生活习惯不合。比方说，杨必然有时候喜欢在夜间走路。他常在午夜之后从床上起来，穿戴整齐地出门，选择一两条马路走上两个小时。有时候不止两小时，有一回他走了一整夜，从东往西，又从西往东，把他们这座城市走了个对头。开始，他的妻子以为他有不规矩的事，跟踪过几回，却见他不过就是走路，就又以为他患有夜游症。于是，她考问他夜里的事情。他说得头头是道，从哪条路拐上哪条路，最后又从哪条路上穿插而归……夜游症患者是不知道自己夜间活动的。那么，杨必然没有夜游症。他的妻子对他说，白天你一天往返两趟编辑部，还没走够路啊。杨必然对妻子说那也叫走路么，那也配叫走路？妻子说那叫什么？杨必然说那叫游泳。接着补充说那叫在人海里游泳，举手投足伸胳膊蹬腿，碰着的都是人，你简直就是扒拉着人潮往前游，哪儿有路啊，你踩着的都是人啊。妻子说那你夜里走在路上能看见什么呢？杨必然说我在路上看见了路。

是的，我在路上看见了路。杨必然很有些要为这句话激动的意思，为此他捉住了妻子一只手。他说只有在夜里，只有在深夜你才能在路上看见路。你才能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地知道，你把脚一伸，是路在下边接住了你的脚，路迎合着你，烘托着你，抬举着你，随着你的重量，也不管你有多胖。你站着，路躺着，厚道无言地滚滚向前，在寂静无人的有星无星的夜晚，当你在无边的苍穹之下上了路，你会觉得不是你非要走路不可，是路在诱惑着你去走它，那本是它对你的抬举。你走着，能闻见路边那些树的气息：树冠射出的是儿童嘴里的甜爽味儿。树干沁出的是干净男人身上的一股子清苦。你能看见哪丛灌木里猫在甜蜜而痛苦地做爱，间或也能听见哪扇开着的窗里一声嘹亮的喷嚏——是谁没盖好被子吧，梦中就着了凉。你还能感觉自己的呼吸正千真万确地陪伴着自己。你是一个健康的人，在健康的夜里和健康的路走在一起。你不知道啊，杨必然对妻子说，这是一种，一种亲密的关系。妻子说该不会比你我还亲密吧。杨必然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妻子说既然你我还存在着亲密关系，那么你能不能哪天晚上陪我去卡拉OK一回呢——既然你喜欢夜间活动。杨必然明确地表示不愿意去，他说玩卡拉OK还不如听大街上哪扇窗户里的一声喷嚏。妻子说卡拉OK可以忘我，妻子是一名小学教师，很少有机会去娱乐场所。杨必然说还有比卡拉OK更不忘我的东西么，不仅不忘我，而且害人——害人非听不可。要说忘我，打喷嚏才是货真价实的忘我。妻子当然不高兴，后悔结婚之前没发现杨必然这么别扭。

再比方，杨必然在一个多雪的冬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忽发奇想地要拽着妻子出去在雪地上睡觉。那时节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夫妻俩和杨必然的父母合住在一座狭小的独院里。妻子想到院里半尺厚的雪，说你有病啊。杨必然说他没病，正因为没病才想拿身体和雪地抗衡抗衡。你设想，杨必然不由分说抱住他的试图挣脱的妻子，他说你设想，我们在雪窝里相拥而眠，夜是冷的，我们是热的，空气是清洁的，大雪是松软无声的，天地是我们的，我要在大雪里和你有一个孩子，一个在纯净甘甜的世界由两个勇敢的人撞击而成的孩子……妻子索性别过脸不再搭理杨必然。杨必然叹口气，穿起棉衣，戴好眼镜，裹着羽绒被独自来到院里，毅然决然地躺进了雪地。他就那么睡着了，睡得很酣。后来他是被他的父母喊醒的，天已经亮了，雪已经停了。杨必然摘掉被雪糊住的眼镜，打量这个前所未有的早晨。白雪刺激着他的眼睛，刺得他的太阳穴一阵阵跳疼。他看见父母正一脸惊愕地注视着他。他听见他们说：“你没事儿吧？”他从雪地上坐起来，又站起来蹦了几蹦，咧咧嘴说：“我没事儿。”一说话他才觉得他的嘴、脸给冻得有些麻，于是他又咧咧嘴，再伸出双手轮番拍拍脸，像抽自个儿嘴巴子似的，让脸上的肌肉活动开。他的头脑立刻清楚起来，他的身体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盈。他的面色非常红润，他呆呆地站在院子里，窃喜着又遗憾着这无人与之分享的幸福。

后来，没过一个礼拜妻子就和杨必然离了婚。

杨必然第二次结婚是和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女人。他非常爱这个女人，结婚两年之后在编辑部谈起这个女人脸还红。每逢这时你就不能不想到他那个绰号：大胖孩子。编辑部的女同事在羡慕的同时又有点嫉妒那个大十岁的女人，为此他们干脆不叫她的姓名，就称她做大十岁的女人。逢那女人打电话找杨必然，有人问：谁来的电话？就有人答：大十岁的女人。杨必然很在意同事对妻子略带调侃的称谓，他不去私下里纠正，他把它放到编辑部例会上去说。你们，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我太太有名有姓，你们有什么权利给她编造一个姓名？不错，她是比我大十岁，但这只是我们俩的事啊，不是么！如果你们对年龄这样感兴趣，那么把我太太的姓名还给她，给我改个名字好了，叫我“小十岁的男子”吧，叫吧！杨必然一番话说得分外激昂，最后那一声“叫吧”更是带出了那么一种幼童式的赌气。他鼻尖上沁着汗，眼镜不断地往下滑，几次扶它不住，他干脆摘了眼镜攥在手中。人们看见他那因长期戴眼镜而有些发鼓的眼睛是湿润的，怪叫人怜悯。一个男同事却还不顾杨必然的激昂，说，干吗叫小十岁的男人啊挺拗口的，不如就叫十岁小男人吧。杨必然立刻纠正说他不是十岁，他今年三十四岁。他这种缺乏幽默感的认真劲儿本身就是一种幽默，弄得人禁不住要笑。笑归笑，以后同事们当着他的面不说大十岁的女人了，改在背地里说；再说，想想杨必然的那些随和之处，人们干吗跟他过不去呢。夏天编辑部分啤酒的时候，他的那一份，十来瓶吧，往往是没等拿回家就跟同事们一块儿在办公室喝了。还有他的自行车，一年四季总有人借，借车的人骑得又狠，经常把车给弄得一塌糊涂，车胎瘪了，或者断了辐条。杨必然不抱怨，插空儿推车去街上修车摊子上修车。那些借车者往往一边抱歉，一边跟杨必然说，这要是在发达国家，根本不用修，坏了一扔。电视机、录像机、沙发、洗衣机……一个道理，坏了一扔。咱们到底是没有进化到人家那一步。杨必然仔细地听着，仔细地想想，然后仔细地说，为什么你一定要得出结论说那是进化？也说不定那是退化。要是人坏了呢，也一扔？你的脑子出了问题，一扔？你的灵魂出了问题，一扔？要是我们跟“修理”这个词绝了缘，总有一天我们人类会没有办法对付我们自己。说“一扔”的人这时多半会对杨必然说，得得得，我说不过你行了吧，你不妨就把我刚才那番话一扔——它们用不着修理。杨必然得理不让人似的说，可是我已经修理过了——对你那番话，你也听见了。

有时候，杨必然还会把自己弄得没有退路。一个女作家新近走红的，寄来一个据说是采用二十一世纪星辰学技巧分析都市高层知识女性精神郁闷的中篇小说，指名要杨必然做她的责编。杨必然给女作家退了稿，跟坐对桌的孙同事说，“我就受不得这个。”孙同事问怎么个受不得，杨必然说那女作家充其量不过是个村姑，为什么一定要写城市女性的郁闷。孙同事说她虽出身乡间，后来也喝过些墨水呢。杨必然说喝过些墨水也不过是个让墨水沤了沤的村姑。女作家后来闻听此事，给主编打电话说她终生不会再给这家杂志稿子。主编赔了不是又陪女作家吃了顿饭，效果并不理想。杨必然退给女作家的稿很快就在另一家更大的杂志上发了，主编扣了杨必然当月的奖金。

再比如，年终编辑部评选单位先进个人时，大家一致认为编辑部主任当之无愧，杨必然却坚决反对，理由是他发现主任带午饭的那只饭盒永远洗不干净。杨必然说他观察过，有一次一根干面条粘在饭盒上达十天之久。编辑部主任脸上有点挂不住，孙同事说这是评先进个人呢又不是选拔讲卫生标兵。杨必然就闭了嘴不再讲话。杨必然每每得理不让人，可他往往又不是辩论的高手。

盛夏的一天清晨，杨必然像往常一样出了家门骑车上班。在他的前方，一个骑车的少女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个秀丽、干净且未施脂粉的少女——杨必然在她身后猜测。她穿一条浅咖啡色亚麻短裤，一件白色纯棉T恤，脚上是双黑色的平底磨砂皮凉鞋。她的直短发随风在淡粉色耳后飘着，她的两条长腿结实有力。但是有一件东西破坏了这少女的背影，杨必然发现，她那白色T恤后背的正中，横着一枚油条长短的白色蝴蝶结。这是一种破坏，杨必然认为。随之他体内就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他知道是这枚横在少女背上的蝴蝶结让他不得安宁了。他盯着它，越看越觉得这件T恤的制作者实在是自作聪明，把一件好好的T恤后背缝上如此硕大的一枚蝴蝶是想增添几分活泼么？事实上它成了少女身上的累赘。它横在那里，苍白、笨拙，四边不靠而又死皮赖脸。它孤零零地带着几分蛮横，无法呼应少女一身的清爽，也无法被那一身的清爽所呼应。它的材料比T恤的材料要厚重，这不仅不符合服装设计起码的制作原则，连起码的比例也不讲了，它简直就是趴在少女背上的一个无赖，杨必然气愤地想——他这时的心情已经是气愤的了。在气愤心情的支配下他继续想象，他觉得用“无赖”都不足以概括这蝴蝶给他的刺激，它应该是毒瘤，攀附在少女身上的毒瘤。“毒瘤”这个词使杨必然产生一种痛感，他疼痛地想着，直到少女在他眼前消失。

第二天早晨，杨必然在骑车上班的路上又遇见了那少女，她恰巧又骑在了他的前头。还是那身衣服，还是那件带蝴蝶的白色T恤，好似示威，又像是展览。杨必然跟在少女的身后，紧盯着她的脊背，只觉得一天之间那蝴蝶竟像长大了一圈似的，有点呆傻蒙昧，又有点老谋深算。杨必然意识到，它覆盖在少女的背上，快要弄得她透不过气来呢，快要把她弄成驼背呢，快要把她的脊柱压断呢，快要把她整个儿地环绕在它自己的两片白翅膀之中呢，快要把她挤得没了人形儿呢，快要……总之是快要发生什么了。杨必然脚下用了劲，猛蹬几下自行车，快要和少女平行了。请拿掉您背上的蝴蝶！他的心说。他多么替她难为情啊，他多么想告诉她这件T恤的不合理和不得体，他多么想告诉她就是这件T恤把她弄得有点滑稽。他揣测少女也许会反唇相讥，会说我滑稽不滑稽和你有什么关系？是啊，和我是没什么关系，杨必然自问自答着。但是，和我没关系并不证明你不滑稽。杨必然又自己肯定着自己。请拿掉您背上的蝴蝶！他的心说。他依旧紧蹬着自行车，他就要与她平行了，这时候一个十字路口出现了，少女拐了个弯，杨必然眼前不见了那蝴蝶。

第三天早晨，一句话吵醒了杨必然：请拿掉您背上的蝴蝶！他听见一个声音说。他醒过来，确认是他的心吵醒了他，是他的心在说话。他发现自己非常希望像头两天那样看见那背负着蝴蝶的少女，非常想发现那蝴蝶在她脊背上的消失。他骑车出了家门，他骑车上了大街，他在熟悉的街和熟悉的车流里，没费什么劲，一眼就看见了那只肥胖而又怪异的蝴蝶。他的脊背一阵刺痛，仿佛被鹰隼的利喙狠啄了一般。少女为什么能连续三天穿同一件T恤呢？这简直是一个不能容忍的事实。少女为什么会看中这样一件噩梦似的衣裳呢？这简直是自甘颓废的一个前奏。这时蝴蝶在杨必然眼里正缓慢而又坚定地放大，这时杨必然觉得前方已不是少女在驮着一只硕大的蝴蝶奔跑，那分明是一只丑陋的蝶怪正叼着少女飞翔。这时杨必然脚下生起了风，他和他的自行车勇猛而又灵活地超越了许多的人和车，他终于和少女平行了，少女也终于停了下来——他们行至十字路口，前方是红灯。少女叉开两腿在车上，一条长腿伸直轻点着地；另一条长腿弓起来踩住脚蹬子，潇洒又自得。杨必然也像少女那样叉开两腿在车上，一条腿伸直轻点着地；另一条腿弓起来踩住脚蹬子。他几乎是紧挨着少女，一伸手就能抓住她后背上的蝴蝶。他终于可以实施他的计划了——他惊讶自己这突如其来而又光芒四射的计划。也许他本想跟少女说一声“请拿掉您背上的蝴蝶”的，可是他的手先于了他的嘴，他有点等不及自己的嘴，就先调动了自己的手。他一只手扶稳车把，另一只手伸出去，一把便掐住了那仿佛正在悸动的蝴蝶。少女惊叫起来……

杨必然在拘留所呆了七天之后被主编保了出来。编辑部都知道他在那个早晨，在光明正大的十字路口当众对一名少女动手动脚，他竟然一把拽住了那少女的衣服。编辑部都知道，当警察拨开围观的人群来到杨必然和少女跟前时，他居然还揪住人家的衣服理直气壮地不撒手，少女则僵直着后背不敢动弹。最后是警察掰开了杨必然的手。

杨必然对包括主编在内的所有人解释说他没有恶意，他只不过觉得那蝴蝶太难看了，他没有想到蝴蝶缝得那么结实，他本想掐住它再拿掉它的。他并且还挑剔了有些人叙述他这个动作时所用的字眼：掐、拽、扯……他觉得“掐”是比较恰当的。所有的人都冲他点着头，是那种比不相信还要不相信的点头。主编对他的解释只说着一句话：“知道了。”有点像皇帝的口吻，听上去毛骨悚然的。

杨必然最终还是离开了编辑部，主编跟他说杂志社要维护自己的形象。杨必然的妻子，那个比他大十岁的女人来到编辑部，找主编解释杨必然那个早晨的行为。女人个子中等，面相普通。那时她怀着六个月的身孕，脸和脚都肿着，两个颧骨出奇的红，显得兴奋而又疲惫，让人看着不安。她对主编说杨必然是个出色的编辑，是个出色的人，那个早晨他不是调戏少女，他只是，他只是……他只是……他不过是……主编看着眼前这个语无伦次的妇女，想到了她和杨必然年龄的差距。他有点可怜她，毕竟她比他大十岁，杨必然很难不在街上注意少女。这么想着，就又觉得杨必然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要让他回到编辑部显然是不可能了。于是，主编也对杨必然的妻子说了声：“知道了。”

女人听着这声“知道了”，她鄙夷地对主编说你不知道。主编说我不知道什么。她说你根本不知道杨必然是谁。主编说杨必然还能是谁。

是啊，杨必然还能是谁呢。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