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四月末尾，茅盾文学奖在京举行颁奖仪式后几日，我托白烨终于打问到了文学理论家陈涌的家居住址，两人便去拜望。

一个在通常的住宅区罕见的阔大的门。门口有军人站岗。白烨正要出示证件时，一个小女孩从里边出来引领我俩走进大门。她是陈涌家的保姆，陕西安康人，我的小乡党，真是巧了。走到内院中间，小女孩说伯伯自己也来了。矮矮胖胖的一位老人，淡淡地笑着，说他不放心进门时盘查的麻烦。一件深色的半旧的夹克服，乍看像一位闲淡的退休老工人。

这是老式结构的单元房，书房兼用会客，也就是一室住铺的小房子。早已过时的格式老旧的沙发，紫红油漆的木制茶几上全堆着书籍、报纸之类。我们三人便坐下聊天。陈涌说话很平和，他祖籍广东，语言中残留一缕乡音。我突然有种错觉，听他说着文学创作，犹如我许多年前在农村基层工作时听一位老农叙说农桑之事。

一九九七年酷暑时节，我在西安听到北京的朋友传话，陈涌认为《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对我无疑是一股最抒怀的清风。直到十月下旬茅盾文学奖正式开评，陈涌把这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在会上正式坦陈出来。关于《白鹿原》存在“历史倾向性问题”，几年来我自信属于某种误读或误解，然而也没有超脱到不受困扰；我相信这种误读或误解终究会得到匡正释疑的，只是没有料到会在一九九七年内发生，况且是由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陈涌完成的。我虽然也久已心仪茅盾文学奖，然而这种误读的被释疑被匡正，才是我首先期待的最根本的结果。当这两个结果同时形成时，我对陈涌老人已不单是知遇，而是由衷的钦敬了。

陈涌老人告诉我，因为《白鹿原》书的阅读印象，随之对我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兴趣，便自己到新华书店找我的作品集，买了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里的短篇卷和中篇卷两本，约一百万字，而且读完了，写了一篇论述我的小说创作的二万余字的长篇评论，已交《文学评论》杂志。

我当即说，你应该给我打电话，我让华夏出版社陈泽顺给你送一套书来，怎能让你上街买书。陈涌笑着摆摆手，怎能给你们添麻烦！我和白烨相视而默然不语。

我在文学圈内感觉到的印象，陈涌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各种文艺理论汇聚的当今文坛，人们不一定全都赞同陈涌的某个观点，然而几乎众口一词说陈涌做人很正派。这就够了，足够包括我在内的人钦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