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的天空》

一九九九年一个晴朗的秋日，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退稿，在白石桥至平安里之间的大街小巷里沮丧穿行。这已经是第二次遭到退稿了。我的创作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退稿史，从童年到中年，从短篇小说到中篇小说，退稿似乎就是我写作的影子，我走多快它跟多快。按说，像我这样一个老油条，对退稿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这一次却不行，我觉得打击特别大，原因至少有三个：一是我认为这是我最有想法的作品。我一九九一年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到解放军出版社当编辑，几乎天天跟战史、军史乃至兵法、战术打交道，还编辑过和帮助若干战将整理过回忆录，自认为在战争文化这个炉膛里已经炼得真经，对于战争、战争人物、战争情感的深入理解，比起别的作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部作品几乎是我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却被迎头泼了一瓢凉水，岂不灰心？第二，这部作品也是我的第一部长篇，从构思到初稿完成，酷暑寒冬，几度春秋，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期待，期望值越高，失望度就越大。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部作品凝聚了我对小说的诸多理解，从酝酿、设计、写作，再到反复修改，可以说使尽了浑身解数，较之同时期创作的另一部作品《仰角》，下的功夫应在后者三倍以上，可结果却是连出版水平都达不到，我不能不对自己的文学功底产生怀疑，同时也对小说判断标准产生了困惑。

抱着这堆退稿，我回到家，一气之下把它扔到书柜的角落里，很长时间都不愿意碰它，我已经没有勇气、当然更没有信心再把它投出去。那段时间我很不自信，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自信是建立在成功的基础之上的。我也不打算修改了，我把我的精力转移在《仰角》上，我想，也许是那种历史战争的东西我还陌生，驾驭不了，而《仰角》属于当代军事题材，我的生活积累和感受相对要丰富一些，写起来也要轻松自如一些。至于《历史的天空》，暂且束之高阁，以后再说吧。

转机出现在秋末的一个上午。

那天，我作为解放军出版社的编辑，到总参游泳馆招待所去看望来京出差的成都军区作家裘山山，本意是向她约稿，碰巧遇到了《当代》杂志的副主编洪清波，三言两语玩笑声中就算认识了。我当时没有提稿子的事情，我确实拿不准这部屡遭退稿的作品能不能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文学大厂去制作。但是似乎又有些不甘心，过了两天，我先把稿子送到裘山山那里，裘山山看了之后，很有把握地对我说，我看很好，我把它推荐给洪清波，以后你就直接跟他联系。

希望之光终于冉冉升起。

我在焦灼的等待中大约又过了半个月，一直没有消息。这中间，我给裘山山打电话大诉其苦，裘山山安慰我说，洪清波这个人看稿子很挑剔，处理稿子很慎重，他没有回话，也许不是坏事。

后来我还是忍不住拨通了洪清波的电话，我诚惶诚恐不知道该怎么寒暄，洪清波却是开门见山，第一句话是，稿子我看了。说完这句话，他不说了，等待我的反应。我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洪清波好像笑了一下，慢吞吞地说，不怎么样。

你能想象出来我当时的心情吗？这一次就不仅仅是失望了，这一次是绝望，当时如果稿子在我手里，我可能会放把火把它烧了。我故作镇定强打精神，苦笑说，那就算了。

洪清波说，不过，我有些拿不准，又把它交给图书编辑脚印看了。你再等几天，看看他们是什么态度。

我说好。我心想，既然洪清波这样的资深编辑没有看好，那就说明稿子真的欠水准，别人会不会高看一眼，可能性很小。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脚印给我打来电话说，稿子我看了，高贤均副总编也看了，认为很好。高副总编要亲自跟你谈谈。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脚下生风，颠簸在朝内大街，深秋的寒风透过敞开的夹克在我胸前鼓荡，我的心却热乎乎的。在高贤均的办公室，我和脚印、洪清波三个人当听众，高贤均激情澎湃，神采飞扬，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双手挥舞着讲了一个多小时。洪清波最担心的作品中诸如国共关系、正面人物的负面性格、我军内部斗争等等敏感问题，到了高贤均那里，几乎都提出了巧妙的处理办法。高贤均说，目前是稍微敏感了一点，要在似与不是之间做足功夫，只要把握尺度，恰到好处，这部作品就是一部创新的军事文学力作。梁大牙这个人物为当代军事文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形象。高贤均对这部作品的前景做了两条预测：参加茅盾文学奖有很强的竞争力，获得五个一工程奖问题不大。高贤均说完，洪清波和脚印又就具体细节的修改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当时觉得都不是太难解决的问题。

我是哼着小调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北京的天是明朗朗的天，绝处逢生好喜欢。回到单位，我并没有马上动手修改，我在琢磨高贤均的话，我渐渐明白了我这部稿子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地遭到退稿。我也在重新掂量这部作品的价值。洪清波最初说出了“不怎么样”，但是他又没有退稿，而是让脚印再看，这说明他拿不准。一部作品，能让一个阅稿无数的老编辑左右为难，这本身就说明这不是一般的稿子。而且在这期间又有好消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确定出版《仰角》，他们提了几条修改意见，责任编辑刘静在电话里说，你可以改，也可以不改。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改。这时候我的心思都在《历史的天空》上，哪里管什么《仰角》啊！

初稿本来是手写的，改改抄抄太费事，吃了不少苦头。后来，我用了一个晚上，向我的同事、当时的解放军出版社办公室主任薛舜尧学会了电脑开机、关机和简单的输入、编辑，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我办公室里的那台286老电脑几乎夜以继日地运转。很快，我就把修改稿送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次不用高贤均看了，脚印和洪清波看。就是这次，我获得了洪清波的高度信任，以后，他屡次评价我是最会领会编辑意图、最会落实修改意见的人，一句话说到底，我的修改，让他的担忧烟消云散。

一九九九年岁末，在贵州黄果树召开的全军长篇小说创作笔会上，我同时校对《仰角》和《历史的天空》两部清样，那种感觉真是很幸福，我总算可以出版长篇了，而且出手就是两部。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历史的天空》出版不久，高贤均就患肺癌住院了。初次见面时的高贤均红光满面，是那样的朝气蓬勃，那样的思维敏捷，谁想到他会得这种病呢？那段时间，我经常去看他，他一天天消瘦，却仍然谈笑风生。因为化疗和放疗的折磨，连吃饭吞咽都困难了，他还关心《历史的天空》在读者中的反映。我们都忌讳提他的病，他自己却不，他掰着指头算他生命的倒计时，盘算着还要做哪些事情，如数家珍。我试探着提出请他到街上吃顿饭，他欣然同意。那是一个中午，我记得参加那次聚会的有高夫人蒋京宁和洪清波、脚印、何启治等人，在席间，他频频举起饮料瓶跟我们碰杯，笑声朗朗，听不出一丝忧伤。

据脚印说，在评选第三届人民文学奖的时候，高贤均抱病登台，就《历史的天空》，讲了九十分钟，足可见他对这部作品的厚爱。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我感谢高贤均慧眼识珠；作为一个曾经的编辑，我钦佩高贤均的敬业精神。

二〇〇二年，我在胶东半岛基层部队代职，八月的一天，突然接到脚印电话，她哽咽着通知我，高贤均去世了。我听了半天不语。当天晚上，我在渤海湾一块礁石上坐了很长时间，眺望漆黑的夜空和磷火点点的苍茫大海，我的泪水无声无息地流淌。他临终之前，我不在他的身边，因此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都是情绪饱满思维敏捷的样子，他在被确诊罹患恶疾之后，即使明知大限将至，也从无悲凉，仍然豁达。我记得我在离京之前最后一次到北京肿瘤医院看他，他从外面散步回来，头上戴着红色的毛线帽，上身穿着黑红相间的羽绒服，下身一条牛仔裤，步履轻捷，好像还伴着什么节奏，一跳一跳的。那时候，他的病已是晚期的晚期了。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有能够坦然面对死亡的人，我见过的，目前只有高贤均。

高贤均对《历史的天空》前景的预测，无一没有实现，这部作品先后获得第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二〇〇五年七月，我从茅盾故居乌镇领奖回来，约同脚印和洪清波驱车到京郊凤凰岭看望安葬在这里的我的良师益友高贤均，在弯腰鞠躬的一刹那，我的泪水又止不住地往下流。贤均老师，你的预测证实了，你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努力没有白费，可是你却不能同我们一起分享这成功的喜悦了。

下山的路上，脚印说，别哭了，往后，写出好作品，再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对高贤均最好的回报。

我抬头看天，说了一声，好。

二〇〇九年年初，我把《马上天下》书稿送到了脚印和洪清波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