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语气上，构成《不合时宜的思想》这部书的四篇论文，完全是具有战斗气味的。它们证明了我不是一个喜欢做梦而懒惰的人，证明了我能在战斗中找寻快乐，也许，同时也证明了我具有一种非常巧妙的手腕。

我第一个攻击的对象是德国文化（1873），即使在那个时候，我就对德国文化极其蔑视。这个文化是没有意义，没有内容，没有目的的，只是“大众的意见”。如果说德国在军事方面的伟大成功，证明了德国文化方面的优越性的话，那么就没有比这种看法更为有害的误解了，更不能说德国文化优于法国文化。

第二篇《不合时宜的思想》（1874），指出我们在科学探讨中危险而腐蚀生命和毒害生命的因素：由于这种非人的机械主义，由于工人的“非人格化”，由于错误的“分工”经济，生命成为病态的了。人类的目的，也就是文化，看不见了。作为达到文化手段的现代科学活动，产生了野蛮。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这个世纪引以为傲的“历史的意义”头一次被当作是一种疾病，当作是一种典型的衰微象征。

在作为指向更高文化概念和重建文化观念之路标的第三篇和第四篇论文中，提出了两个最有力的自爱和自制情形，也就是两种在本质上非现代形态的人，这两个非现代形态的人，对于他们四周的一切东西，“帝国”“文化”“基督教”“俾斯麦”和“成功”，满怀轻视之意，这两个人就是叔本华和瓦格纳，或者一言以蔽之——尼采。

二

在这四篇攻击批评的论文中，要以第一篇最为成功。从任何一方面看，它所引起的风暴，都是很大的。这里，我接触到一个盛气凌人的国家的弱点，我告诉这个国家说，它的胜利不是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也许是完全不同的事。对这一点，不仅大卫·施特劳斯那班同路人有所反应，四面八方都有反应，我曾经嘲笑施特劳斯那班同路人是一种温和的德国文化俗物，简言之，是被称为旧的和新的信仰之马路福音的作者。

文化俗物这个名词，在我的书中出现以后，变成了一个德语名词。乌腾堡人和斯瓦比亚那班同路人都感到，我对他们战利品展览，他们的极乐鸟所抱的相当诙谐的看法，极端地侮辱了他们的地方荣誉。他们的反应之恶劣与明显，正如我所能料想到的。但普鲁士的反应却较为聪明，在他们的反应中，具有较多的“柏林蓝”色彩。

最粗劣的态度是莱比锡一家报纸的态度，该报说：要避免在巴塞尔那些被激怒的朋友对我采取敌对行动，恐怕有些困难。只有很少几个老先生，基于某种很复杂而无法说明的理由，无条件地站在我这边。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哥廷根的艾瓦德，他明确地表示，我的攻击，对施特劳斯是致命的。还有一位黑格尔学派老学者布鲁诺·鲍耶，后来，我把他看作最关心我的读者之一。

在他晚年的时候，由于普鲁士历史地理学家特雷茨基完全不了解文化观念，每当他想暗示特雷茨基先生什么地方可以认识有关文化的观念时，他总喜欢指出我的名字。对这本书及其作者的最详细和最有见解的介绍文章，是列入哲学家巴登门墙的乌兹堡大学霍夫曼教授写的。在这篇论文中，他预见了我的命运，即带来一种危机以及在无神论方面带来决定性的转折点。他认为我是后者最自然和最彻底的代表者。

诚然，无神论曾吸引我接近叔本华。获得最大注意和引起最多讽刺的，是那位温和的希尔布兰德对我的著作所做的非常有力而大胆的赞赏，希尔布兰德可以说是最后一个通达人情的德国人，他知道怎样运用他的笔杆。他的文章发表于《奥格斯堡民报》。这篇文章，今天在他的文集里，还可以读到。

在这篇文章里，我的著作被视作一件大事，一个转折点，觉悟的最初象征，一个吉兆，德国人的热心及德国人精神热诚的真正复活。希尔布兰德对这本书的形式，成熟的风格，区别人物与原则、完美的技巧等方面，内心充满了最大的信仰，他认为这本书是所有书本中论辩得最好的书，是辩论术方面最好的表现。他不但毫无保留地肯定而且强调我在关于“语言在德国退化”方面曾经说过的话，今天，作家们几乎不能写出一句话，却装出一副喜好修辞的样子。

由于和我一样，轻视这个国家中主要的著作家。所以，他的结论表示出对我勇气的赞赏，那一切勇气中的最大勇气，竟敢非难一个民族中最受喜爱的人物。我这篇论文的余威，在我一生中，对我是非常宝贵的。自那以后，从来没有人曾经企图捉弄我。现在，人们都是缄默的。德国以忧心忡忡的谨慎态度待我。多少年来，我一直惯于这种绝对的言论自由，今天没有人，尤其在“帝国”中更没有人自由地有所主张。

我的乐园是“在我宝剑的影子中”。我确曾将司汤达的一句格言付诸实践。司汤达劝人们要以决斗的方式进入社会。我就实践了他这句话，而把我的对手选得多么好，一批德国主要的自由思想家。事实上，在我书中所表现的，是一种全新的自由思想，直到今天，对我而言，没有东西比那被称为“自由思想家”的整个欧美民族更为陌生。

他们是难以矫正的愚人和“现代观念”的小丑，我感到我与他们之间的不同，远超过与其敌对者之间的不同。他们也希望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改良”人类，也就是说，以他们自己的意愿来改良人类。他们向我所拥护和希望的东西无情地宣战，他们所有人，仍然相信一个“虚幻的理想”，而我却是第一个反道德者。

三

我不想断言《不合时宜的思想》中两篇讨论叔本华和瓦格纳的论文，特别有助于对他们本人或其心理问题的理解。但是，可能也有少数例外。例如，我深刻而可靠的本能早就指出，在瓦格纳本性中的基本因素，是一种戏剧才能，而他的一切方法和目标，都只是这种才能的正常结果。

从根本上说，我希望这篇文章是与单纯心理训练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在教育上独一无二的问题，一个新的自制和自卫概念，一条达到伟大和世界历史性事业的道路，所有这些都要表露出来。大概地说，为了表达我自己，就像人们抓住机会一样，我乘机抓住两个有名但过去相当含混的人，以便自由运用更多公式、符号以及与语言相对立的东西。的确，这一点，最后以非常巧妙的方式在《教育家叔本华》这本书的第183页中表示出来。柏拉图也曾以同样方式，利用苏格拉底的名字，也就是说，柏拉图把苏格拉底当作表达他自己思想的手段。

既然我能从某一距离以外，回顾产生这些论文的背景，那么，我就不能否认，在根本上，它们只是涉及我个人的。《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是我自己未来的一个远景；相反的，《教育家叔本华》则是我最切身的经历和发展的记载。但是，最重要的是过去我对自己所做的期望。

今天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今天我居于一个怎样的地位，一个高处，从这个高处，我不再以文字而是以霹雳来表达了，啊，当我写这本书时，我离此好远呀，但是，我曾经看到陆地，我没有一刻不认识航路、海洋、危险，我成功了，那个期望的伟大平静，一个不仅停留在希望阶段的未来快乐的展望，每个字所代表的东西都被体验过，深刻而亲身地体验过，这里并不是没有困难苦恼的事情，其中有些话，真使人血液沸腾。

但是，一阵巨大的自由之风，吹遍其中的一切，它所受的创伤，并没有成为它的障碍。我对哲学家的想法，就是危害一切事物的炸药；关于如何把自己对哲学家的观念和另一种观念分开，所谓另一个观念，即承认康德的地位，更承认学院派“冥想者”和其他哲学教授们的地位，这篇论文对所有这些问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知识，我甚至认为，在根本上，并不是“教育家叔本华”而是“教育家尼采”在说话。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由于我的职业是作为一个学者，也许更由于我“了解”我的职业，所以，那突然出现于这篇论文中的严肃学者心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表现距离感，表现对我真正毕生事业的深刻信心。为了要成为一个定型的人，并且获得一个固定的结果，我曾经做过许多不同形态的人，也住过许多不同的地方，这是我的智慧之处。因此在某一个时期，我是注定要成为一个学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