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妈走后，头七还没过，先生就对我大发其火。那时，我痛苦得无着无落，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天晚上先生在看电视，小阿姨在忙别的，我在房间里茫无心绪地遛来遛去，无意之间走到厨房，见到橱柜上的药包，心想，不如替小阿姨给先生熬中药，也许还能分散一下我的伤痛。没想到先生却大发雷霆：“你折腾了几个月了……到现在，连安安静静地看个电视也不行……你少动我的药！我的东西不要你动……”

我和小阿姨只有对着妈的遗像，抱头痛哭。小阿姨还不停地哭叫着：“姥姥，姥姥！”我直哭得手脚冰凉，嘴唇发麻，几乎没了气息。其情其状，可谓惨矣。

人们错以为我这个人什么都不在乎，其实我是个胆子很小的人，诸如怕给人添麻烦、怕惹人伤心或不高兴、怕看人脸色、怕惹是生非等等。

而且根据我的经验，不论哪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心里不痛快，处心积虑地想要找茬子发泄一下的话，全家人都别想痛快。对于我这个家里家外、上上下下累到连最后一分劲儿都使光了的人来说，实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般来说，宁肯息事宁人，除非忍到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会来一次大发作。

如此，我打消了留下来陪妈的想法。

回想我这一生，可以说没有对不起谁。只有妈，我对不起妈。我欠妈很多，别说是没有机会了，就是有机会我也无法还清。

凌晨两点多钟的时候，我起来招呼妈上厕所。按照我的计划，本应在十二点一次，凌晨五点一次。可是我起晚了，心里有些愧愧的。

扶妈坐起后，发现她已尿在“尿不湿”上，但我还是扶她上了一次厕所。

扶妈坐在马桶上，我就赶快回客厅换“尿不湿”上的毛巾。刚换好毛巾就听见妈叫我：“行了，来吧。”

我赶到厕所，把妈搀回客厅扶她坐在床上。她指着我的身后说：“那里怎么一片火呢？”听上去那是很大一片火，可是她的口气里却没有惊慌，好像她那时已站在天上，遥望着距她很远的另一个世界里的事情。

我回头一看，原来妈指的是对面小桌上的台灯映出的那片光晕。

我心里又是一阵不安和沮丧。妈怎么又糊涂起来？我希望这不过是她没有从睡梦中完全清醒的缘故。

可是我不能纠正妈。如果她知道自己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了的话，不是对她的又一次打击吗？

感谢先生想的周到，那日不知怎么想起在妈客厅的小桌上安个台灯，说是不必关上，就让它一直亮着，万一妈晚上有事方便一些。

再过几个小时，可不就有了大事。

然后我就扶妈躺下，妈说：“我不睡了，一会儿不是还要出门儿吗？”

我以为妈说的是八点钟我们得按预约时间到北京医院给她做放射治疗的事。后来明白，这就是谶语。

我说：“时间还早呢，您动作慢咱们就六点起床，那也来得及，您还是再睡一会儿吧。”

我又有意识地点了点妈动作慢的问题，直到那时，我仍然不放过激励她的任何机会。

三个小时之后，妈真的上路了。我那时要是知道神的旨意，就不会让妈再睡，也不会离开她，而是想方设法去救她。

妈很听话地躺下了。

我蹲在妈的床边说：“妈，请您原谅我。”这是我在白天和昨天决不肯说出的话。倒不是我不肯认错，而是我昨天的错太大了，以至没有了认错的勇气。

没想到这就是妈在世上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没想到我和妈一世的缘分也就了结在这一句话上。这句话真是我和妈这一世缘分的注脚。上帝的秤是非常准确的，我欠妈的，他会一点也不剩地给妈带上。

感谢上帝，他让我对妈最后说了这句话，也让妈带着这句话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妈上路的那个时辰，会不会因此感到一些安慰？我希望着。

我曾后悔，没有勇气把需要妈原谅的话说得更为具体。

现在我不后悔了，我要她原谅的地方太多了，不如像无以倾尽的无字碑那样铺在她的脚下。

首先就得为我的出世请求她的原谅，那还只是肉体上的磨难。她当时一定没有料到，日后我在精神上、心灵上给她的磨难更深。

我不知道每一个孩子的出生、成活、成长，是否都是母亲的灾难。

又有哪个母亲不是穷其一生为她的孩子榨干最后一滴血？而我的母亲尤甚。

妈的眼珠往我蹲着的方向扫了一下，显然她听见了我的话。可是她的视线并没有落在我的身上，也没有和我的眼睛对视一下，更没有和我说句话。

这是妈在世上看我的最后一眼了，而且还没有落在我的身上。我不相信这是因为妈不肯看我。其实她早就原谅了我，不论我做了多么让她伤心的事，她也会原谅我，但原谅了我不等于她就不再伤心。我不请求她原谅还好，一提，也许反倒勾起那一桩桩一件件让她伤心的往事了。

关客厅门之前，我回头看了看妈。她的两臂紧贴着双腿，脸朝上直挺挺地躺着，嘴唇紧闭成一条深色的窄线，颧骨从未有过地凸现，两腮就显得塌落，很像我在一些遗体告别式上看到的遗容。我心里不觉掠过一丝蹊跷而又不祥的感觉，可是我马上就排除了这种无稽的想法。我那时仍然不相信神的暗示，一门心思认定妈手术效果良好。从此以后，妈什么病都没有了，一定能活到九十岁。

由于两点多钟刚带妈上过厕所，我想，到天亮还有三四个小时，不会再有什么事，便放心地去睡。我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死。

幸好小阿姨按照我的要求，凌晨五点钟再叫妈上一次厕所，可是她也晚了二十多分钟。

五点二十分左右，小阿姨突然气急败坏地在我的卧室门外叫道：“阿姨，你快看姥姥怎么了！”

我猛地跳下床跑到客厅，一看，妈不像过去那样，一醒来就穿好鞋坐在床上，等着我或小阿姨去搀扶她，而是扒着床沿，赤脚跪在地上。左膝稍稍靠前，右膝稍稍靠后。

后来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就在那一瞬间，我怎么就再也没有了妈！我不知道为什么世间有很多非常、非常简单的事，任你穷尽一生去想，可你就是想不明白。

奇怪的是我这时还能注意到，在我闯进客厅的时候，猫咪没有睡，而是蹲在沙发上惊恐地、专注地看着妈。只是在我冲进客厅的时候，它才从沙发上跳下，奔了出去。

唐棣的儿子Dylan，他长得很像曾外祖

唐棣的女儿Giselle，生于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三

妈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刻的最后见证不是我，而是它。好在当时还有它在妈身旁，它终究也是妈之所爱。

它一定想过要帮助妈，可是它却无能为力。你为什么不来叫我呢！猫咪！

这时先生也赶来了，和我们一起把妈抱到床上。

我把手指伸进妈的嘴里，她的牙关还没咬紧，可是舌头已像危重病人那样，往舌根缩去，不再贴着上牙膛。

后来分析，妈那时不过刚刚断气。要是小阿姨按我规定的时间去叫妈，妈还会不会有救？

我又拿起妈枕边的手电筒去照妈的瞳孔，似乎还有光点在妈的瞳孔上闪回。其实，那不是瞳孔对光的收缩反应，而是玻璃球体对光的折射。我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安慰别人，对已做哭丧之举的小阿姨说：“没事，没事，是昏过去了，有救。”

我先是扑上去嘴对嘴地给妈做人工呼吸，可是使不上劲。然后又用手挤压她的胸膛，妈那时还能跟着我的动作往外喷气。后来小阿姨对我说，那不过是我用力挤压的结果。

同时我吩咐小阿姨去给急救中心打电话。平时很伶俐的小阿姨却不知为什么打不通急救中心的电话。

我又让先生去打，他打来打去也打不通。我只好放下妈，让小阿姨给妈做人工呼吸，我去给急救中心打电话。因为先生的心脏动过手术，这样费力气的事不敢惊动他。

急救中心的电话接通以后，先放的是一段英语然后又是一段汉语录音带。我无奈地等着，恨不得把手伸到急救中心，一把揪断这段录音带。

我抱着须臾不可离开的电话筒，急得火冒三丈而又无能为力地看着小阿姨给妈做人工呼吸。那哪儿是做人工呼吸？简直像做柔软体操，一点儿不敢用力，也没有把妈的两条胳膊挤压在她胸口上。可是我没有分身之术，不能去替换小阿姨，我得等着和急救中心通话。

急救中心好不容易答话了，我声嘶力竭地叫道：“人都停止呼吸了，你们快来呀！”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你们是想抢救，还是想干什么？”

我说：“当然是抢救了！”

他们问了地址，并让我到附近的汽车站去等着引导他们的救护车。我如何可以离开？就叫小阿姨去胡同口等着，我怕急救中心的车来得太慢，又让先生到附近航天部研究所的诊所去找大夫。

然后我又返回身来扑向妈去做人工呼吸。

那时，我就像一个不会游泳，却沉落在水底，被水呛得无法呼吸的人一样害怕。

附近诊所的大夫很快就来了。她一看就说妈是心肌梗塞，没有救了。

这时急救中心的大夫也来了。年轻的、睡眼惺忪的女大夫一看也说不行了。在我的请求下，她才给妈做了一个心电图。她说：“已经是直线，没有心跳了。”

我又求她给妈打强心针。

她说：“打也没用了，要是有用就给她打了。”

她走了以后，航天部研究所诊所的大夫又留了一会儿。

北京急救中心收据，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收据上误写为二十七日）。

母亲的死亡诊断书，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母亲的最后一张门诊收费收据

她看着妈的脸说：“多慈祥的一个老人哪。”

在她们都走了以后，我才会哭。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先生给王蒙兄打了电话。王蒙兄又给维熙、谌容和北京作协打了电话，因而他们很快就赶来了。维熙顺路又接来了蒋翠林。

不论我如何悲痛欲绝，我也没有权利坐哭与母亲的诀别。除了我自己，还能有谁来帮我张罗妈的丧事呢？没有！既然没有，我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本就是最后与母亲相聚的时间，从我和妈的身体之间飞逝而去。果真只是身体之间了。

给妈换内衣的时候我发现她的两个膝头微微地磨掉了皮，看得出妈在最后的时刻，曾想挣扎着站起来，而且是拼死拼活的挣扎。

这是有意识的争斗，还是生命离去时的本能？

要是有意识的争斗，我还感到些许安慰。这说明妈还想活下去，可我又想，这争斗很痛苦吧？如果想活下去，而又知道活不了的话。既然如此，也许不如是生命离去时的本能。也许那时，妈已经什么都体味不出了。

看着妈磨破的膝头，我心疼如绞。妈在这激烈的争斗中，只能独自承受那些我无法代替、无法分担的，死亡袭来时的恐惧和痛苦。

我给妈换了外衣。那套妈最喜欢，又合适秋天穿的棕色花呢、沿秋香色缎子小边，盘同样缎子花扣的中式套装，放在没装修好的新房子的某个纸箱里。究竟是在哪一个纸箱里？那里紧紧地堆放着几十个纸箱，根本就没有找出的希望。

要命的是新房子的钥匙还在装修公司手里，在早上六七点钟的时候，我上哪儿去找他们？通常他们九点钟才开始工作。

还是借蒋翠林的光，火葬场答应可以及时火化。他们的车，十点就要来了。

由于妈是在家里过世，而家里是没有条件久停的。要是自己的家，多停一两天还可以，可惜是在先生家。妈一辈子都不愿意烦扰他人（包括我），也这样教育我和孩子。所以我不敢为妈的装殓耽误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又不知道要等多久。在这个活着的人都要因陋就简的环境里，哪儿还有可能讨论和顾及不再活着的人的方便。

听小阿姨的指导，我给妈穿了前几天新买的纯棉运动衫裤，她说按照农村的说法，棉制衣物装殓最好。谌容来了以后说不行，让我到房间里去重新给妈找些正式的衣服换上。后来她对我说，她不过是想用这个办法来分散一些我的悲痛。

我找来找去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衣服，只好拿了我的一件蓝色底有紫红和白色细条格子的旧棉袄，和妈的一条蓝色毛涤裤子，还有我在奥地利买的一双棕色半高跟皮鞋，一一给妈换上。妈的脚有些肿，穿的又是我的一双茶色人造毛的长袜，所以鞋子还不显大。

我到现在也觉得不如不给妈换这些衣服，因为妈后来穿惯了运动衫裤，那对她方便而又舒服。

谁让我老是相信装修公司的鬼话，以为不久就能搬进新家，手上只留了几件日常换洗的衣服；谁又料到手术非常成功的母亲会突然去世，以至她上路的时候，连一套像样的衣服也没能穿上，更不要说她最喜欢的那套。

好在张家的女人也不认为这有十分的重要。

谌容又提醒我应该给妈带上一件她最心爱的东西。我马上想到的是唐棣的什么东西或是照片。可惜，一切东西都堆放在没有装修好的新房子里，手头什么也没有。可是那一瞬间，我不知怎么想起先生家里有一张妈和唐棣的照片，那是一九九〇年我们在RBO家里吃烤肉的时候拍的。这种根本不会沉淀在记忆里的小事，那种时候居然能够记起，又居然能够找到，不是冥冥中有人助我，其实也就是帮助妈遂了心愿又是什么？

照片上的人影虽然很小，但我想这就是妈最心爱的东西了。

我把妈的上衣解开，把照片放在贴近她胸口的地方。

后来我又想，是不是我理解错了谌容的意思，她说的心爱之物该不是金银首饰吧？

小阿姨把妈的双脚并拢，用一条黑布带把妈的双脚捆上，又让我在妈身上罩了一张白布单子。幸亏有这来自农村，见过并懂得如何办理丧事的小阿姨，不然我真不知道这一切该怎么做，并且还会做错很多。

妈全身都很干净，她一辈子好强，走也走得干干净净。

我坐在地上守着妈。我知道再也守不了多少时候了。这样的相守是过一秒少一秒了。

妈紧紧闭着嘴。无论我和小阿姨怎么叫她，她都不答应了。

我觉得她不是不能呼或吸，而是憋着一口气在嘴里，不呼也不吸。那紧闭的嘴里一定含着没有吐出来的极深的委屈。

那是什么呢？我想了差不多半年才想通，她是把她最大的委屈，生和死的委屈紧紧地含在嘴里了。

妈永远地闭上了她的嘴。有多少次她想要对我们一诉衷肠，而我又始终没有认真倾听的耐心，她只好带着不愿再烦扰我们的自尊和遗憾走了。我只想到自己无时不需要妈的呵护、关照、倾听，从来也没想过妈也有需要我呵护、关照、倾听的时候。如今，我只好翻看她留下的那份可以详尽其苦的自述了。

妈走的时候，我本可以在她的身边，可是我陪先生去了。

要是妈出事的时候小阿姨或我在她身边，也许她还有救；至少，在她走的时候，我能拉着她的手，让她这辈子哪怕有一次不孤独的记录。

妈肯定呼喊过我，我却没有听见，她只好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上路了。就像她在手术前劝慰我的那样：时间长了就好了，我不是孤独了一辈子吗？

即使妈已经迈上那条黄泉之路，只要还没走远，也许我还能把她叫回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

…………

一想到妈是这样走的，我就悲从中来。

人人都说我是个孝女，其实我让妈伤了一辈子的心，让妈为我劳累了一辈子。就在她已经没有几日可留的情况下，我还逼着她一会儿起来、一会儿坐下地锻炼……是我把妈累死了。这，谁又能看得见呢？

我不需要人们说我怎么好，我要的是妈活着，哪怕再活一年，再让我为她做点什么。可是她不，她就这样去了。

不论我曾经怎样伤过妈的心，妈走的时候，还是左思右想，挑了一个不会给我留下更多悔恨的时辰。

妈没有在手术台上走，免得我为签字手术而自责；

妈没有在我逼她起立坐下的时候走，让我有机会用其实是对她无尽的深爱做一些弥补；

妈拼却一命留给我最后一个满足：“高兴，高兴，我的思想问题解决了一半。”让我以为我的努力终于成功：妈又有了活下去的自信、愿望和勇气。那不也就是给我以勇气和希望；

妈还有机会对我说，她就爱吃我做的莲子小豆粥，为我日后的回忆留下些许的安慰：妈走的那天还算快活；

妈让我有机会在她说“虽然我老了，可是还是活着对你们更好”的时候，以明心迹地说声“那当然”；

妈给了我陪她坐一会儿的时间，让我能够对她说：“妈，过去老没能抽时间陪您坐一会儿，现在终于可以陪您坐着聊聊天了。”而妈又给了我最后的谅解，“我也不会说什么，也说不出什么……”

妈留给我一个了结我们这辈子缘分的机会，让我能够对她说一句：“妈，请您原谅我。”那是她最后对我的疼爱。也是上帝对我的恩惠、对我的了解，“他”知道我不过是要妈更好地活下去，只是我的办法过于拙劣，又急于求成。

我亲吻着妈的脸颊，脸颊上有新鲜植物的清新。那面颊上的温暖、弹性仍然和我自小所熟悉、所亲吻的一样，不论在任何时候，或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准确无误地辨出。可是从今以后再没有什么需要分辨的了。

为什么长大以后我很少再亲吻妈？

记得几年前的一天，也许就是前年或大前年，忘记了是为什么，我的心情少有的好，在妈脸上重重地吻了一下。至今我还能回忆起妈那幸福的、半合着眼的样子。为什么人一长大，就丢掉了很多能让母亲快乐的举动？难道这就是成长、成熟？

现在，不论我再亲吻妈多少，也只是我单方的依恋了，妈是再也不会知道、再也不会感受我的亲吻带给她的快乐了。

很快，就连这一点依恋也无从寄托、无处可寻了。

我又在妈身旁躺下，拉起妈的右臂，像我小时那样，让妈的手臂环绕过我的颈项。我贴紧妈的怀抱，希望妈能像我小时那样，再搂抱我一次，可是小阿姨把我拉了起来，说：“阿姨你不能这样，这样姥姥的胳膊就永远伸不直了。”

我只好起来坐在妈的身旁，拉着妈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妈。也只能拉着妈的手，也只能这样看着妈了。就是这样，也是看一眼少一眼，拉一会儿少一会儿了。

妈那一生都处在亢奋、紧张状态下的，紧凑、深刻、坚硬、光亮、坚挺了一辈子的皱纹，现在松弛了、疲软了、暗淡了、风息浪止了。

从我记事起，妈那即使在高兴时也难以完全解开的双眉，现在是永远地舒展了。

妈的眼睛闭上了。

那双眼睛，到现在也显出常人少有的美。先是在大眼角那里往上抛出一个极小的弧，然后往下滑出一道优美的长长的弧线，再往小眼角走去。最后在小眼角收势为更小的一个弧。一般人闭上眼睛以后，仅仅是一条弧度很小，差不多就是直线的弧线。

真正让我感到妈生命终止的、妈已离我而去永远不会再来的，既不是没有了呼吸，也不是心脏不再跳动，而是妈那不论何时何地，总在追随着我的，充满慈爱的目光，已经永远地关闭在妈的眼睑后面，再也不会看着我了。我一想起妈那对瞳仁已经扩散，再也不会转动的眼睛，我就毛骨悚然，心痛欲裂。

我也不相信妈就再也不能看我，就在春天，妈还给我削苹果呢。我相信我能从无数个削好的苹果中，一眼就认出妈削的苹果，每一处换刀的地方，都有一个妈才能削出的弧度、妈才能削出的长度，拙实敦厚；就在几个月前，妈还给我熬中药呢……我翻开妈的眼睑，想要妈再看我一眼。可是小阿姨说，那样妈就永远闭不上眼睛了。

妈，您真的可以安心地走了吗？其实您是不该瞑目的。

渐渐地，妈的手也越来越黄了，就像一九八七年她得了黄疸性肝炎那么黄。虽然妈的手还像活着的时候那么暖和，可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一直握着的缘故。

妈的脸也越来越黄，嘴唇也渐渐地紫了，看上去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了。

剩下的事，就是等火葬场来接妈了。

十点钟，火葬场的人来了。他们指着妈身上的被褥问道：“这些铺盖带走吗？”

我这才意识到该给妈铺好些的被褥。我怎么什么都不懂！

我抢先回答道：“是的。”

除了白底红条的床单是先生早年生活的旧物，其他一应物品全是我们从前购置的，所以做得了这个主。

枕巾是橘黄色提花的，枕头是哪一个我记不起来了。

被里和棉胎倒是新的。但被面是我们从前住在二里沟的时候买的。米色底，上有红色圆圈套着黑色的三角框，或黑色圆圈套着红色的三角框。我想妈带这床被走也好，那上面记录了只属于我和妈的艰难岁月。

就这样潦潦草草地把妈送走了。没想到妈走得如此突然，而我又无法分身去为妈准备什么。

我倒不大在意这些，我悔恨的是我永远无法回报妈的爱了。

送妈出家门的时候，机关里的司机小段在我身边指导说：“说，‘妈，您走好。’”我照着说了。这一说，这一送，是永远地把妈送出门、永远地把妈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