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又比如，妈的“谵妄”越闹越严重，大夫表示这是脑手术的正常反应，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只能任她一闹到底才不会再闹。我也就没有坚持为妈寻求一个解脱的办法，而是想，挺吧，挺到一定时候就好了。从没想过这种挺法，对妈的体力会造成多大的消耗，特别在妈的身体日渐衰竭的时候。我现在想，“谵妄”可能和梦游一样，是非常伤人的。我那时要是坚持寻找，办法可能还有，好比说针灸、镇静剂什么的。那不但会免除我的许多劳顿，妈也能很好地休养生息；
在妈“谵妄”的时候，我又想当然地认为她如此神志不清，不论我说什么、做什么，她反正都不会听，干脆假装熟睡、不理不睬地任她去闹；
妈不让我在病床两旁安放栏杆，只要一安栏杆，她就双手抓住栏杆不放，力大无比地和我拽来拽去，抢得像是拼命，说是安上栏杆就像坐监狱一样。那肯定是身陷沉疴人的憋闷、烦躁。我不但不体贴她，还自以为保护她不致坠床道理堂皇，狠狠抢过她手里的栏杆，与她作对般地安在病床的两旁。我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和她讲道理呢？
那时我要是知道妈已来日无多，虽然不能救她的命，至少也能做些让她顺心的事，让她带着一份她所挚爱的人对她的深爱离去。
可是，难道非要等到这个地步，我才能丧尽天良地给妈那份深爱吗？
奇怪的是，妈“谵妄”的时候老叫奶奶和小慧。我从未听她对我说过小慧是谁。
还有一次妈半夜从床上跳起来，对小阿姨说：“小月快走，这是鬼住的地方。你这孩子真不听话，怎么不走？我是为你好。”
说着就去开通向阳台的门，急于逃走。小阿姨赶紧把阳台上的门锁了，她开不开门就拼命摇，把门摇得哐哐响。见阳台上的门摇不开，又去开病房的门。小阿姨把病房的门也锁了。她大吵大叫着非要出去不可，一直闹到在护士站值班的护士长都听见了。护士长到病房来看她闹什么，妈却认不出是护士长，害怕地说：“巡逻的来了，巡逻的来了。”这才不敢闹着要跑了。
可是妈又对小阿姨闹着说：“你给我找张洁去，你给我找张洁去。”
护士长安慰她说：“我这就去给她打电话。”听到护士长说去给我打电话，妈才渐渐安静下来。
护士长走后，妈对小阿姨说：“我给你张阿姨闯祸了。我闹得太厉害，巡逻队都知道了。”
后来我猜想，小慧一定是妈幼年时代的朋友，一个沉落在记忆深处，也许早就故去的人。不，不是也许，而是一定。不知道为什么，我敢肯定：妈那时呼唤的肯定是两个早已死去的人。
那么，妈说她那间病房是鬼住的地方又是怎么回事？
总之那时我和妈一到晚上就像中了邪，我不是挚爱妈的女儿，妈也不是挚爱我的妈了。
可是一到白天，我们又都为对方竭尽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
我也曾分析妈为什么老“闹”，误以为是她身边有我照料的缘故。如果没有我的照料，她也就无所依赖，无所依赖还能向谁“闹”呢？也许早就可以自立了。
所以我对妈说：“您比我强，您老了跟前还有我，我老了跟前还有谁呢？只要您能恢复健康，我宁肯死了都行。”
或许妈辨出了话中的埋怨，即便地老天荒何尝会有因她而无我的荒谬？又忧虑万一我果然落到那种境地，还要考虑为我的埋怨留下伦理道德上的余地，妈含蓄地辩驳道：“你可以到唐棣那儿去。”
我却斩钉截铁地说：“我才不去呢。”
我为什么这样说？
是生怕妈不明白我的埋怨，非要把为我留下余地、躲在含蓄后面的妈推到前面不可？
是批评妈对我的依赖？
是以我晚年的独立，来表白自己对妈老有所养的功绩？
是以我孤独的晚境，来衬托妈老有所养的优越？
一到白天妈就清醒了。她一清醒过来，就为自己晚上睡着就“闹”的事情着急。她不知怎么想的，认为这是睡得不沉的缘故。所以白天更不睡了，到了晚上也尽量延迟睡觉的时间。以为熬得越晚，睡得越沉，睡得越沉就越不容易发作。
病房里有一个看护植物人的谢阿姨，我给她一些钱，委托她在小阿姨替我值班的时候帮着照看一下妈。毕竟她看护脑病病人多年，这方面的经验比较多，万一有什么情况，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每天晚上，植物人那边的事情做完了，谢阿姨就到妈的病房来坐。
妈就紧紧抓住谢阿姨不放。让谢阿姨给她唱歌，陪她说话、熬夜，不让谢阿姨走。还耍点小狡猾，对谢阿姨说：“我最喜欢听你唱歌。”
谢阿姨能唱出什么好听的歌？妈不过是在想方设法拖住人家，陪她一起熬夜就是了。
后来植物人感冒了，接着妈也感冒了。想必谢阿姨是个传染的媒介，我就不让谢阿姨来照顾妈了。不过那时已是十月十七八号，我们也快出院了。
也许还是我的办法有效果。
我对妈说：“恰恰相反，您晚上闹不是因为睡得不沉，而是睡得太沉的缘故。您现在白天不睡，晚上也不睡，一旦睡着就会睡得很沉，睡得越沉越不容易清醒，闹得也就越凶。从现在起，您白天一定要多睡，晚上也要早睡，吃过晚饭就睡。睡眠一充分人就容易清醒，越容易清醒也就越容易从‘谵妄’中醒来。如果觉得在床上躺的时间太长，不舒服，可以先靠在沙发上睡。睡过一觉，再到床上去睡。这样做试一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不知道是我的办法灵，还是手术的反应已经过去，妈此后果真不闹了。
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狠狠地吓唬了她。事情是这样的——
十月十二号下午，我对妈说，十三号中午我有一个不好推掉的外事活动。有位意大利访华代表团的朋友，是我在意大利访问时的“全陪”，对我很是关照，又是我作品的译者。现在来到中国，身在异国他乡又和团长发生了磨擦，心情非常不好，无论如何我应该去看望她。我对妈说，只参加一个午宴，吃完饭立刻就到医院来。
十三号一早，就在我家附近的几个商店跑来跑去，为的是给妈那个合同医院的两位大夫购买礼物。
一位是及时通知我们去做核磁共振的大夫。那时周东大夫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尽快做核磁共振的关系，可是周东大夫又不知道我的电话，只好转请一位能够和我取得联系的大夫通知我。要不是她的及时通知，我们就会失去这次机会，那就不知还要等多久。
另一位是神经外科的主任。有人建议我在他那里疏通一下，请他批准同意妈转往天坛医院手术治疗，这样我们也许能够报销在天坛医院的费用。那笔医药费毕竟数字不小，若争取一下能够报销何乐不为？
我不敢跑得太远，怕误了来接我去赴宴的汽车，只好在附近两三家商店之间跑来跑去地比较。太贵的负担不起，太差的又怕对不起人家。最后买了七百多块钱的礼物，心里还觉得不够分量。
神经外科主任收下了礼物。可我却是在妈去世很久以后，才去找他谈转院治疗的事。他拒绝签字同意母亲转往天坛医院手术治疗。
我认为这很正常。试想，他一再对我强调他做过四百多例垂体瘤的切除手术，而我还是自费到天坛医院做了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却又来找他想办法报销，这不是太过分、太让他下不来台，甚至是对他的侮辱吗？我竟然找他去谈这种事，不是太不应该了吗？
他还暗示，如果由他来做这个手术，妈也许不会亡故。我没有向他解释，妈去世并不是因为手术。
他拒绝签字倒成全了我为妈尽的最后这点心意。
不过，就是妈再活一次、再做一次手术，我还是不会找他、不会在妈的合同医院做这个手术。
妈的病，不正是合同医院误诊的吗？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在眼睛已渐失明而白翳始终没有遮住眼球的情况下，眼科主任还坚持是“白内障”，而没有考虑到可能是脑子里长了压迫视神经的瘤子。
然后我又趁有车之便到韩美林家去取别人带给我的东西。
最后才到午宴上去。
这个安排妈是知道的，但她突然急迫地想要知道我在哪里，我是否安全，非让小阿姨马上给我打电话不可。
也许就在那一天，我已身染大病。爱我比爱自己生命更甚的妈一定感应到了，否则她不会突生这样的奇想。
小阿姨的电话往哪儿打？她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家旅馆吃饭。就是知道我在哪家旅馆吃饭，那么大的旅馆，我到底在哪一层、哪家字号？
为了安抚妈，小阿姨也往家里打了电话，家里当然没人接。妈又让她往我机关打，说机关一定知道我在什么旅馆吃饭。可是小阿姨不知道机关的电话。妈知道，但妈也没有随身带着我机关的电话号码，她就叫护士帮助查找。护士的服务态度不错，在电话号码簿上给妈查到了。小阿姨拿着机关的电话号码正要去打电话，我就到了。
一进病房，就见妈双目眦裂，满眼是大难临头的张皇。
小阿姨见了我，如释重负地说：“来了，来了，张阿姨来了。”
这时妈又心慌起来。妈怀疑有婚外恋那个男病人的家属正在帮小阿姨安抚妈。她说：“躺下躺下，休息休息就好了。这是因为刚才太紧张了。”
我也以为妈的心慌是活动太激烈、心情太紧张的缘故，其实那是由于手术时Y大夫没有将刀口缝好，致使术后第三天晚上再次出血，继而出现心率加快等症状，是大病之兆。
每次去医院的路上，我都是分秒必争，就是红灯亮着的时候，也不管不顾地在车流里穿行，哪怕早一分钟抢过马路也好。因为我知道妈在企盼着我。
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许多可以提供各方面服务的公司和花费不大的“面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全靠我一个人应对。
单说每天一早背着一兜汤水炒菜挤换公共汽车就耗去不少力气。我最怕挤106路电车，也许是我挤车技术不佳，常常挤得满腿是伤。有一次甚至将内裤的松紧带挤断，要不是外面的裤子上扎着皮带，真不知怎么收场。经过那段时间的锤炼，现在不论碰见什么量级的“挤”，我都不怕了。
由于连日的焦虑、伤情、担忧、恐惧、劳累，体力消耗很大。在快速往来的车辆里穿行往往会让我感到两腿发软，头晕眼花。
而且妈的病房还在六楼。
刚进医院的时候，我每天还能轻捷甚至是潇洒地在楼梯上上上下下走几趟，渐渐地我就潇洒不起来了。
医院里有电梯，虽说只供病人或护士、大夫使用，但情况也不尽然，一切要看开电梯人的性情。
有个和我同年的女同志，还有一个文学爱好者对我很是照顾。如果是她们在开电梯，那就是我的运气，怎么也能蹭上电梯。
也有大碰钉子的时候，而且碰得嘎嘣脆。一天早上，我背着很多东西来到医院，看看楼梯，实在上不动了。便老了脸皮，低眉敛气地走进电梯，对那位开电梯的女士说：“我实在太累了，您看我又拿了这么多东西，谢谢您让我乘乘电梯吧。”
她的手往电梯外面一挥，简明扼要地说：“出去！”
我只好夹着尾巴走出了电梯。
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相信她如果看我一眼，怎么也能发点善心，一定不会那样对待我。
不巧，十三号这天开电梯的正是那位丝毫不肯通融的女士。鉴于以往的经验，我自知没有指望地往楼上爬。而且还是一步两个台阶——妈一定等急了。
我甚至听见我大腿前面的两块肌肉，在拉起两条腿的时候噔噔地吃力地响着，就像一辆已经难以发动的老旧汽车，非要跑起来不可地嘣嘣着。
看到妈闹成那个样子，我真是又急又气又委屈，觉得她太不体谅我。
我心里想：我已经很努力了，妈，您为什么不懂我的心呢？您已经让您自己的心和我的心，都累得没了一点汁水了。
您累，比我自己累还让我忧心。结果是我的心就和您的心一块儿累着，是累上加累了。
急得我恳求地说：“妈，我真的很累。我知道您爱我，可是爱得太过也是一种负担。我已经很着急了，为了早到医院一分钟，我差不多分秒必争，连过马路都是横冲直闯。您再这么催我，我就更急了。一急就容易出事，那不就是催命吗？到那时候，您就后悔莫及了。”
我了解自己，装了那么一肚子的心思，这恳求比发火还煎熬人。
妈不回答。我看见她放在被子外面的手，颤颤地抖着。
后来想，我这样说她，妈心里一定也很委屈。她不正是因为爱我、担心我的安危才这样紧张的吗？
我又说：“咱们哄着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能为这样的小事麻烦人家，像查电话号码的事，人家管得着吗？要是把人家弄烦了，到了真有要紧事的时候，人家还能耐心细致地照管您吗？”
妈没看见吗？除了危险期间有特护照顾，特护走了以后，哪样事不是我这个一点医护常识也没有的人在时刻关注着她？幸亏妈没有出别的事。
可是她一定听不进去这些话。对她来说，首先是我的安危，至于她自己到了要紧的时候人家怎么待她，她才不考虑呢。
妈把我的韬晦之计当成了我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才能。看我在病房里似乎很玩得转的样子，曾当着我的面对小阿姨说：“你张阿姨在哪儿都能打开局面。”
我没吭气，只对妈得意地笑笑。
妈，那叫打开局面吗？那是当下三滥、装孙子，并以此来讨取人家的欢心。
即使在为签不签字手术而忧心如焚的情况下，我也得强颜欢笑，陪着前来消闲解闷或观赏名人的人高谈阔论。那是真正不惜血本的感情投资，为的是妈在紧要关头，能够得到较为悉心的照料。
恐怕这种对外的投降主义和我的宵小之心也不无关系。
比如说，我能得罪小阿姨吗？得罪了她，我不在家的时候她能好好照料妈吗？不得罪她，说是为了好好照料妈，其实还不是为了我自己可以抽身而去？
这时妈又要喝水，真给她端过水去她又喝不了几口，让我们端走。或是刚在床上躺好，又让我们扶她起来喝水。
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每种体位都保持不了两三分钟。
我压抑着心里的不满恳求说：“妈，您天天晚上都闹得我们一点不得休息，要说您晚上闹那是因为‘谵妄’没有办法控制，白天您再闹就说不过去了。小阿姨晚上照顾您已经很辛苦了，白天咱们应该尽量让她休息，如果她白天也得不到休息，累得撂了挑子，临时再上哪儿去找这么一个熟悉情况的阿姨？现在的情况是越少出问题越好。”
我每天到医院后，什么也不让小阿姨干，而是让她把折叠床撑到阳台上去睡觉。为的是让她晚上和我轮换着陪床，我的体力已经消耗得不能独自支撑这件事，所以特别害怕小阿姨撂挑子。
其实，妈哪儿是折腾人，她是病得开始折腾自己了。
妈好像根本没有听进我的话，一会儿又要坐起来。我没好气儿地扶她坐了起来，并让她自己穿上夹克。
妈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
时间过得越久，我越能琢磨出妈当时的神情。她不但忍耐着极大的不适，还要在我的逼迫下挣扎着穿衣。逃遁无门，所以她心神败坏地瞪视着前方。
妈看也不看手里的夹克，拿起夹克的下摆当领子，伸出胳膊就去穿袖子，那怎么能够穿进去？我不但不帮妈纠正，还冷酷地说：“好好看看，那是袖子吗？那是袖子吗？”
任妈长期这样“闹”下去总不是个办法，特别是在晚上，没有人手可以替换的我和小阿姨，我们实在太辛苦了。别的病人都有老婆、丈夫、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什么的一齐上，就是那样他们还感到力不能支。更何况我除了陪夜还要应付一切想到或是想不到的、一环扣一环的、方方面面的事情。
张洁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瑞典PRISMA出版社展板前，展板左下角的文字是对《沉重的翅膀》的介绍。这次书展上有挪威ASCHELOUG、丹麦HEKLA、芬兰OTAVA、荷兰GUES及瑞典PRISMA等多家出版社介绍张洁和《沉重的翅膀》。一九八七年十月。
唐棣的毕业照。一九八九年，美国，WESLEYAN大
我只好想出这样的办法骗妈：“您闹得病房里的大夫、护士、病人都对您有意见了。我一到医院，大夫护士就抓住我反映您的情况，让我带您出院，所以我都不敢到医院来了。老房子交了，新房子还没装修好，出了院咱们上哪儿去？只好住到老孙那儿去。”
我知道妈最怕住到别人家里去，就拿这个威胁她，希望她能迷途知返，知难而改，在医院和先生之间做出选择。
妈一辈子都没痛痛快快地活过，她非常看重别人对自己的反映。她老对我和唐棣说：“别让人家说咱们的闲话……”
每当这时，我和唐棣就会激烈地反对：“偏不！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闲话？有些人吃饱了不干别的，就会拿闲话害人。人活一辈子不易，再为那些别有用心的闲话委屈自己，不是太傻了吗？”
有时，妈会自寻烦恼地说：“某某今天和我走对面也没理我，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这肯定和她自小寄人篱下，一切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有关。
因为深知妈的忌讳，我就编造大夫、护士对她反映不好的假话吓唬她。
又吓唬她说：“您什么时候改好了，我什么时候再到医院来。您要是不改，我就永远不来了。”
这样吓唬妈，我实在太无情了。
人上了年纪，本就来日苦短，和至亲至爱的人多守一会儿是一会儿，谁知道明天乃至以后（还有多少个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相守的时机？更何况她的情况越来越不妙，这时她心中一定明白，一天看不见我，就少了一天母女之间的生聚。
“我永远不来了”，这对她是多么大的打击。
妈又怎能知道我仅仅是在吓唬她呢？
我又偷偷地安排小阿姨：“你要配合我，常常提醒姥姥，跟她说‘您要是不闹我就去打电话把阿姨叫来’。”
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又拐到陈敏华大夫家去取我托他给妈买的“保护一号”，这是北大医院为预防放疗的副作用而研制的中成药，据胡容说效果很好。直到现在，这些药还在家里放着，散发着一股凉森森的味道。
第二天我果然没能到医院去，我找装修公司去了。我想让他们抓紧时间把新房子装修好，因为妈就快出院了。朱毅然主任已经谈起出院的时间问题。别人手术后三四天就出院了，我们已经住了二十多天。可是那个装修公司根本不讲信誉，扯皮扯到下午，问题照样解决不了。从装修公司出来已经很晚，我就没再赶到医院里去。
这天小阿姨按照我的安排问过妈：“姥姥，您想不想阿姨？您要想阿姨我就去打电话把阿姨叫来。”
妈伤感地说：“她生气了，再也不会来了。”
这件事纯属巧合，却伤透了妈的心。
从此妈晚上不再闹了，睡得也安静了。
也许，正是我这一番“训话”把妈吓坏了，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和自信，以至后来她真到了不行的时候，也忍着不说了。
凡此种种，自然都是我的过错，但也不能回避人负荷超过极限就会失控的现实。
也许我不该怨天尤人，要是在西方的医院，他们决不会让病人家属累到这种神经失常的地步，也不会允许病人家属抢医护人员的饭碗，替医护人员干那本该是他们干的种种事体。那万般事体要是分摊在每日轮换一新的医护人员身上，反倒能让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和力量，将其转化为“南丁格尔”的崇高精神。
谁让我们住的是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医院，哪怕是五六十年代的医院，也不会发生这种让人追悔无穷的恨事。
可是，妈一不闹，就显出衰败的样子了。
十月十五号，星期二。
上午一到医院，就发现妈的脸色一反前些日的红润白皙，突然变得晦暗起来。额头上手术钻孔的部位，还塌进一个黄豆大的小坑。
我马上去找大夫，病房里却一个大夫也没有。又到罗主任的办公室去找罗主任，他也不在。可是下午三点我还得赶到新侨饭店，前天作协已安排我到机场送那位意大利朋友。她已经和他们团长彻底闹翻，决定提前回国。如果我再中途变卦，肯定会使她更加烦恼。
我又无知地认为妈的情况不大要紧，便安排小阿姨在我走后继续寻找大夫，而我会不断地和她联系，如果情况紧要我将及时赶回医院。
晚上打电话给小阿姨询问妈的情况，她说大夫看过了，说什么问题也没有。岂不知当时已是大难临头。
第二天我到医院后，又找大夫反映妈的情况。大夫说妈脸色晦暗是正常现象，因为手术中的淤血还没有吸收干净。
淤血是块状不均匀的分布，而妈是整个面部都晦暗了。
我说：“不对，她手术后脸上确实有过淤血，但是五六天就吸收完了，脸色不但恢复了正常，而且又红又白比手术前更好，怎么突然又有淤血了呢？”
大夫还说是正常的。至于额上塌进的小坑，大夫也说是正常现象。
护士们也这样安慰我说，有些病人的钻孔部位还鼓出一个大包呢！
比起一个大包，一个小坑自然算不了什么，更不必着急了。
我不是大夫，连一般的医学常识也一窍不通。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我对妈身上那些哪怕是很细微的异常现象都相当敏感，而后来的事实又证明，凡是我敏感到的异常，果然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如今，我只能无穷悔恨地想，当时为什么没有竭尽全力，坚持到底地把我的疑问弄个明白？
后来看到一本民俗讲话，其中说到病人脸色突转晦暗，就过不去半个月了。妈正是在脸色转暗后的十三天去世的。我那时要是懂得这一点，妈还会有救吧？
妈留给我的许多谜，只能等我也去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才能解了。
确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医生只能治病，治不了命。
既然我已发现，并屡屡向医生指出了威胁妈生命的要害，医生却把它放过了，这不是妈的命又是什么？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号，唐棣带我在纽约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验证那一次检查的结果，我离开美国之前，七月八号，她又带我做了第二次检查。回国后，我将这些检查结果请同仁医院的一位主任过目。她说，这个血液检查的项目太详细了，要是妈手术后每隔三天能做一次这样的血象检查就好了……她没有往下多说。
我明白，要是妈手术后每隔三天能做一次这样的血象检查，不仅她的血液动力的变化，哪怕任何方面的变化都可能早就发现了，那就可以尽早采取一些措施，虽说不能完全防止后来的恶变，但至少我可以说，我们努力过了。
可是妈手术后，只在第四天早上做过一次CT，那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因Y大夫负责缝合的右侧刀口不尽人意，引起大量出血，值夜班的王集生大夫再次缝合后，需要确认这次出血是否回流脑膜、引起颅内血肿。除此之外，连出院前的例行检查也没有做，更不要说每隔三天做一次这样全面的血象检查了。
我深知在中国平民百姓做这样的检查目前还没有条件，可是出院前那次例行的检查呢？哪怕仅仅是再做一次CT检查？
就算医师没有想到，我也应该主动提出啊，而我那时却不懂得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妈去世后，我反复思考导致她去世的各种可能时才明白，本该做的，也许能挽救她于万一的许多事，我们都没有做。现在我倒是懂得一些了，可是还有什么用呢？
我甚至没有追究过Y大夫的责任。
追究为了什么？如果追究能挽回刀口缝合不好给妈造成的损伤，能让妈起死回生的话，我当然穷追不舍。可我就是追究到天上，追究到地下，妈的损伤也没法弥补，妈的生命也无法追回了。就连这个惨痛的教训，该记着的人也不一定记着。因为，它只是我的惨痛而已。
十六号下午，我发现妈感冒了。
在病房里没有找到大夫，就请护士开了“感冒灵”的处方。
病房和药房的联络通常在上午进行，便自己拿了处方到前楼门诊部的药房去取，这样可以马上拿到。
妈对这次感冒相当重视，服药认真、及时。
十月十七号，星期四。早上妈有些咳嗽，并带有少量白色泡沫的痰液。
小阿姨问她：“要不要吃药？”
妈就说：“我想吃药。”没等我到医院，就让小阿姨去找大夫开了医治咳嗽的处方。妈怕护士送药不及时，还让小阿姨到护士站查看药房是否已按处方将药送来？果然如妈所料，药就在护士站的柜台上端端地放着，小阿姨及时取了回来。
那时她对生命还抱有很积极的态度。
我到医院以后，又让护士给妈开了一些治疗感冒的中成药。
这一天，眼科大夫给妈复查了视力。
本来说好由我带妈去复查，却不知怎么改了时间，因为我还没有赶到医院，只好由小阿姨带她去复查。复查的结果，妈的视力与手术前相比，没有多少改善。
我不相信这个检查结果。
谁能像自己儿女那样耐心，在老人们已经无奈到最琐细的行为都需要他人辅助才能完成的情况下？何况小阿姨也不懂得如何配合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