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笔者本人在治“口述历史”的学习过程中，在胡先生认可的正式录音记录里，实在所学有限。使我获益最多和了解“胡适”最深入的部分，还是胡公认为是“off the record”（记录以外）的那一部分。胡先生不赞成我的“填空白”的主张，但是在我们闲聊之时，他老人家无意中，竟把一个个“空白”都填了起来。

例如在他的1935年出版的《南游杂忆》里，胡氏对当时的“南天王”陈济棠的批评，只是若隐若现的。可是当我们聊天时，我问他对当时西南的政局的看法，话匣一开，胡氏便批评得十分露骨了。

据我那时所得的印象，当然陈济棠这位军人的思想和作风太落伍了，他容纳不了“胡适”，所以适之先生在广州大受冷落。后来李宗仁先生告我“胡适在广州吃别”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在香港闯下了“言祸”！说什么“香港是华南的文化重心”！弄得“粤人大哗”！

香港，这个“若要泊车，乃可在此”的英国殖民地，如果是“华南的文化重心”，那么胡博士心目中还有“老夫臣佗”遗念所在的广州了吗？！小子鸣鼓而攻之！这样才使胡博士一怒而去的。

胡先生也告诉我数不尽的、有关他人的类似的故事。酒意三分，谈兴方浓，胡氏也坦率地说出他自己生活上的细枝末节，以及思想上的今昔之异。笔者有时也故意把话题引向我所要探索的部门，让胡老师尽量发挥。这些都是正式“记录”上所没有的，但却是我要填补的“胡适学”里的“空白”。事实上笔者今番无心地写了十余万言有关适之先生的杂文，差不多也都取材于我个人“记录以外”之记录与记忆。遗忘虽多，一鳞半爪，犹可于思索中得之。

笔者当年原打算把这些“记录”内外的故事，熔于一炉，从而对“胡适的生活与思想”作更深入的探讨，使胡适的“自传”与“传记”，合二为一。不幸胡氏“口述”未及“大纲”之半，便无形停顿，而由笔者仓促中赶编由胡公认可之清稿——凡二十九题共三百七十四页——与原有“大纲”上之章节，亦不尽相符；笔者手头所存残笺，与哥大所公布者，复有出入！

胡公逝世后，笔者曾迭向大学建议，将原稿慎重签注，加工出版，以飨后学。然终以身为“雇佣作家”，寄食篱下，人微言轻，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而未能如愿！

窃思我故国文物，近百年来，流落海外者，胡子遗篇，不过万一而已。九牛一毛之存亡，本无损于先生之德业。笔者浪迹异域，簪笔佣书，一饱已甚自足，敝帚家珍，徒觉可笑。如今哥大既以缩微胶片方式公布原稿，后学附骥，更无喋喋之必要。以故此次若非刘绍唐先生殷勤辱书，笔者以宠召难却而再做冯妇，则适之先生之遗稿，亦早已置诸脑后了。

最近拙文之“连载”，亦出意外，与上述废置之计划，初无丝毫关联。盖绍唐兄于去夏辱书设题，嘱为将来胡公口述历史译文，先做一“短序”或“导言”。无奈斯时笔者手头原稿不全，哥大所公布之“缩微胶片”（microfiche）亦乏印本（hard copy），订购阅览机器往返费时。笔者乃试将“短”序加“长”，期以“空间换取时间”，庶免《传记文学》之“脱期”，而有负于刘社长与读者之期望。孰知机器未来，而刘公又迭函坚嘱再将“序文”延伸；盖“序文”已嫌过长，而“连载”又嫌太短也。笔者遵嘱续写之际，而缅怀先哲，旧思潮涌，一发不能自已，竟“连载”至十篇之多，实非初意也。

适之先生的一生，原即是一部近代中国文化史。为文论胡，十万言虽未为短，百万言又何能尽意？！然事出偶然，原非治史。笔者不学，只是试掘心头旧事，意到笔随；既无篇章，更未剪裁。似此信手拈来之杂文，古人名之曰“随笔”，鲁迅称之曰“杂感”。对笔者来说，那只是有关胡适之先生的一堆杂乱的回忆罢了。

古语有云：“恩怨尽时方论定！”如今胡公墓木虽拱，而恩怨未尽。忆评胡适于恩怨未尽之时，则读者之知我罪我，固未敢深思之也。尚恳老中青三界贤达，不吝教之！

1978年5月8日午夜于北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