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带我去吃午餐的那些欧洲式小馆子，“晚餐”（dinner）俱甚昂贵；而“午餐”（lunch）则甚为平民化。一杯（或一瓶）老酒之外，也所费无几。胡先生对欧式菜肴，甚为知味；对陈年老酒，品尝尤精，足开茅塞。

这些欧洲式的小饭馆，陈设淡雅，杯盘净洁，情调怡人。记得抗战胜利之初，笔者曾读过一篇《大公报》记者萧乾所写的，题为“黄昏小酒店”的小品。他描写当年在伦敦北郊吃小馆子的情调，说什么“……骨头堆盘中，白巾加膝上；刀叉有序，咀嚼无声……”的悠然气氛，殊令我这位颇有崇洋病的土包子神往不置。

的确，论狼吞虎咽，猜拳行令……然后“起身长揖称多谢，斜倚栏杆挖板牙”，为吃喝而吃喝，那实非我们的“唐餐”莫属。但是如果好友二三人，工余之暇，一起消遣，一杯在手，笑语悠然，为“放松”而进餐，那这种情调，就只有去欧洲式的小酒店中去找了。那里盘洁樽清，菜肴适口，客人闲散，侍者彬彬。宾主低声小语，找两句无关紧要的话儿，娓娓攀来。语有新知，胸无宿虑，真是身心清爽，其乐陶陶。

适之先生是位最欢喜“摆龙门阵”的老人。有酒有客，他的故事便有始无终。酒仅微醺，饭才半饱，幽窗对坐，听胡老师娓娓讲古，也真是人生难得的际遇。笔者少无大志，长好闲书。中西闲书读多了，对胡氏所谈的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也颇能领悟，至少也可使他老人家无对牛弹琴之感。他谈起来也就更有兴致了。

餐毕，如果阳光和煦，我们就慢步走回他的公寓。这时五马路上，公园道中，正人潮如海。有时胡公与我也找个石凳子坐下，对嬉笑而过的金发少女，或摇铃念经的青年和尚，品头论足一番。胡老师兴致好，我们也就踱入街边的中央公园，去旁观一下孩子们的球艺，或欣赏片刻流浪艺人的琴声。这时胡氏对他公寓内的那些烂屁股访客，和“生意电话”，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了。

这样的午餐和偶尔的晚餐，我事后约略统计，前前后后大致有六十余顿。据胡先生告诉我，自康奈尔以后，他还没有这样长而悠闲的午餐之约呢。笔者本人除掉后来在李宗仁先生家吃过一百多顿午晚餐之外，跟胡老师的餐会也是生平无前例的。胡、李二公都是最和善、开朗、健谈而又有说不尽故事的老前辈。遇我之厚，待我之诚，都使我毕生难忘。所以我对这两位老前辈的生平，也可说是所知不少，很多也都是饭桌上听来的。

可惜的是，我和胡先生餐叙之时，因为怕搞坏悠闲的气氛，所以也只是听之谈之，未敢取出小本子加以记录；而笔者又不是个有恒心的日记作家，虽然不是东耳进、西耳出，但是资料未能及时整理，日子久了，也就遗忘了。

胡老师逝世之后，港台两地亲友剪寄有关“胡适”的“纪念文学”，多至数十万言。读后我简直不敢效颦执笔。那时我们自己所编的《海外论坛》月刊虽然也出了个“纪念胡适之先生专号”，笔者也随同仁之后写了一篇纪念适之先生的文字，但是当时的读者读过拙作，一定以为我与“适之先生”，从未谋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