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是个有“历史癖”的人，“历史”也是他的“训练”。可是“口述历史”对他却是个新鲜的玩意儿！谈到“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一般学者总以为是哥大教授芮文斯（Allan Nevins）先生一人提倡起来的，殊不知它是我国历史学里的老传统。

两千一百多年以前，当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末期，东亚大陆上发生了一件轰动国际的大政治谋杀案——“荆轲刺秦王”。荆轲原是燕国派往秦国商讨解决边界纠纷的大使，谁知这位荆大使在呈递国书时，忽然在地图内抽出一把刀来，搞出一幕追杀秦王的闹剧。

这一件所谓“图穷匕见”的暗杀案，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数分钟。当时在场者除荆轲与秦王之外，只有一个医生夏无且在侧。夏医师手无寸铁，介入打斗之中，他只好用装药品的皮口袋向刺客打去，为秦王救命。他君臣二人最后总算把那位发疯的燕国大使制服了。

这样大的政治谋杀事件，不用说是当时东亚大陆的“头条新闻”了。外界人不明真相，新闻记者再添油加醋，以讹传讹，便传出一些荒诞不经的什么“天雨粟、马生角、乌头白……”的传奇故事来。

后来数十年过去了，当事人也都死了。历史学家司马迁要写这段历史，他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荒谬的传说。为发掘历史的真相，他可能也像刘绍唐先生一样，举办了个历史人物座谈会，敦请了夏无且医生的老朋友公孙季功和一位董先生来主讲。他二人都听过夏医生亲口说过这件暗杀事件的始末，现在司马公再访问他二人以明真相。最后他才根据这个访问记录，写出那比较可靠的惊心动魄的《刺客列传》来！

这就是我国史籍中最早的“口述历史”。《史记》里根据“口述”而写出的“历史”还可以数出很多条。司马迁那时虽然还不会使用“录音机”，“口述历史”的笔记记录，倒被这位杰出的史家充分地利用了。

可是这个了不起的“口述”传统，后来我国的史学界却没有认真地承继；因而这个埋没了两千多年的“文艺”，到二次大战后，才被芮文斯先生“复兴”了出来。但是在50年代出产的录音机，仍是个很笨重、复杂、一般人不太容易操纵的机械。白马社成立之初，我们就曾劝适之先生自己录音，交我们整理发表。胡先生迟迟不做的道理，虽然可能是因为我们所编的小侨刊学术分量不够，使他迟疑；而他这位中国传统士大夫不善于操纵美国“机器”，也未始不是原因之一。胡先生对一些复杂的机器是望而却步的，他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就始终不会开汽车！

据胡先生告诉我，他在1917年回国时，汽车还不太普遍；等到他十年后重访美洲时，几乎每家都有一辆。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夫妇，居然也开着汽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使他坐在车中，心惊胆怕。

可是美国人也不一定个个都是像赛珍珠所说的“玩机器的动物”。相反的，有许多美国教授，笨手笨脚，望机器而兴叹的程度，也不在胡先生之下。记得当吴国桢先生应邀参加哥大“口述历史”之时，校方以吴氏当时是位是非人物，因而以海关“检疫”（Quarantine）的方式把他孤立起来，以期保持他口述记录的绝对机密。为着访问他，校方也扳请了一位守口如瓶的退休老教授来和他“密谈”。笔者当时虽被指派为该老教授的“技术助理”，但不许旁听。我把机器装好，就得“回避”。谁知这位老教授对机械毫无办法，没有我这位“修械士”在侧，他就无法录音。虽然我把那架机器使用表，向他详细解释，他仍然食而不化，真是“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这真使我丢尽‘面子’（face）！”老教授摆出个中国通的味儿，尴尬地笑着向我说。

“但是我们仍然充满了‘信念’（faith）！”灵巧的吴先生，信口答下去，真是恰到好处。

最后承他二老对我有faith，要求我坐在一旁，专司“录音”。对他二人“绝对保密”的对话，“充耳不闻”！

“唐君！”老教授有时在他们谈话的高潮时，半真半假地提醒我一下，“你不许听呀！”

“不听！不听！”我向他老人家保证。

但是我又不是聋子。他二人讲到有趣之处，我也就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又犯禁了！你又犯禁了！”老教授阴阳怪气地、无可奈何地望着我傻笑。

以上所说的只是“口述历史”访问录音的一部分。至于录音以后的“回放”（play back）、誊清、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等，麻烦是搞不尽的。“口述历史”一本本地搞出来，也实在不太简单。所以胡先生试了一下，便说这是个professional job（专业性的工作），不是个amateur（非职业或“玩票的”）可以承担得了的。

为着写他自己的“口述”自传，胡先生总是向我叹息说，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可是那时除胡公本人之外，我们都是有“全时”或“超时”工作的人，有谁人能来帮他老人家“职业化”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