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所述的四种“模式”当然只是笔者个人的“大胆假设”，是就一般情况来说的。它们之间是没有什么明确界限可以划分的。笔者断不敢把旅美同文，妄加分类；更不敢以一己鄙见，臧否时贤。只是因为身居异域，对一己的立身处世，时感恍惚；对教育子女，尤觉方向不明，才有此种臆断。

所谓旅美学人的众生相，在祖国的亲友和读者看来，只不过是一篇新闻报道；甚或是一篇空中楼阁的小说，无关痛痒。但是对一个旅美华侨的本身来说则是个“切身问题”，是他本人“立身处世”、“教育子女”，方向选择的问题！

他应该教他子女“习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侍公卿”呢？

他还是任他们“穿洋服，吃大餐，只恨眼珠子变不蓝”，去做只“大香蕉”呢？

还是甘为“茅坑石头”，一无是处呢？

还是训练他们“忍让为怀”，取法先贤，唾面自干呢？还是另有其他方式，兼采中西之长呢？

这个文化冲突（conflict of culture）中的抉择问题太大了。我国近百年来的知识界，所困扰的也就是这个抉择问题，不过这个百年长存的问题，没有像他在“留美学人”社团中，所发生的那样尖锐罢了！

胡适之这位留美学人对我们这些切身问题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教导呢？我翻遍他数十种著作，所发现的只是一些“女子为盗所污”等等零碎的答案。他对东西文明传统（heritage）上观念之冲突和农业社会与工商业社会内人民精神生活之变易，对我们并无有系统的交代。胡氏生前，我默察他老人家，交游言谈，涉及这些问题，也是不成篇章之论；所以笔者以上诸篇曾一再提到胡氏未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便是这个观察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