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写了这许多，并不是要反对汉字拉丁化。我只是觉得近五十年来搞拉丁化的学者所持的理论根据，完全站不住罢了。

在一个新文化的“启蒙时代”，“开风气”的大师们可以闻一知十，望文生义，信口开河。可是启蒙时代一过，学术研究就该规规矩矩，按照新兴科学的法则，亦步亦趋，向前探索才对。而当今的行为科学家所掌握的锐利武器之一，便是“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笔者有一次带孩子们去美南“露营”（camping），误入蛮荒，进入了一个“印第安人的保留地”（Indian Reservation）。因为我们生得和他们一样，所以颇受我兄弟民族的欢迎。孩子们并结交了一些印第安小朋友，我也乘机拜读了“印第安文”的小学教材。

印第安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只有“语言”（spoken language）而无成熟的“文字”（written language）。后来与白人抗衡，因而他们也学了白种人老祖宗——东西哥德、高卢、法兰克、条顿、盎格鲁——萨克逊等等老蛮夷的老办法，利用罗马字母拼音来自造文字，也就是印第安语的拉丁化吧。

南北美洲印第安语有数十种之多。这样一拼，因而也就拼出种类繁多、拉丁化了的印第安文字来，俨然是欧洲“拉丁语系”的美洲翻版！

幸好，这批红人的老祖宗都是圣人绝种、大盗不兴的老子信徒，如果他们也和我辈黄人一样，搞出一些“十三经”、“廿四史”、诸子百家、丛书、类书来，那将如何是好？把它们也全部拉丁化？那就变成“有字天书”了！“悉任其旧”，那拉丁化了的孝子贤孙，也就无缘接受其“民族遗产”了。

“孝子贤孙”不读何伤哉？有胡适之、郭沫若去读不就够了。殊不知一个民族的文字如被迫上吊，变成了像古埃及的神书（hierographic）、巴比伦的楔形文（cuneiform）或希腊文、拉丁文一样的死文字（dead language），胡适、郭沫若也不去研究了；真研究，也是半坛醋，不能真通了。古代辉煌的文明如埃及和巴比伦，就是这个病症死去的。我们忍心眼睁睁看着一个浩如烟海、人类四分之一人口所共有的伟大文明，就此“中断”！

文明真的中断了，我们亚洲的黄人，也就变成美洲的红人了。

西方希腊罗马文明“中断”，损失并不太大。因为他们原有的东西便不多。在文字上吊之后，好东西都译成了方言。笔者在50年代不想学拉丁文也是这个道理。试问哪一种拉丁文著作没有英文翻译呢？但是我们要把《四库全书》和《传记文学》都通统拉丁化，以飨后人，那就不可能了！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就说过，一个中国人，下了几年工夫，读懂了文言文（笔者按：达到像以前高中毕业生的国文程度），则他祖国三千年的文化遗产，皆在其掌握之中。这就是有比较研究眼光的文字学家的独到之处了。

反之，如果一个中国高中毕业生，只知拉丁拼音而不识汉字，那他与美洲红人何异呢？三千年民族文化遗产对他不是不发生任何作用了吗？这大概就是“胡子语录”中所谓“兹事体大”一语真义之所在罢！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那些追随胡子前进而力有“不及”者，则往往变成一些新遗老，完全忘记了“圣之时者也”的古训。

另一种追胡适而“过之”的人则又流于浮薄。他们对中国文明改造的问题，初无真知灼见。谈大问题，学问不够；谈小问题，体验不足。但是愚不自知，却专门欢喜拿祖宗开刀。这种思过于学的风气，其为害实有甚于落伍。

反观胡适，他在这举世滔滔的洪流之中，却永远保持了一个独特的形象。既不落伍，也不浮躁。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

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