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秦代这项“文字改革”是太成功了，太美满了。隶书一行，真是军民称便！

汉兴，尽废秦法，但是隶书却独蒙沿用。两汉四百年那些嚣张的学阀官僚，甚至利用“今文”来通经致用，把持了两汉的官办教育。这条今文家的师承门派一直延伸到清末民初，写《新学伪经考》的康有为，不是还想重振山门，继续称霸吗？

有“历史癖”（事实上是“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治学的路线是师承“古文家”的。休宁戴震是前身，他是“乾嘉学派”里搞“校勘”、“考证”、“训诂”的大宗师。咬字嚼字——如校勘《水经注》——便是他衣之食之寝之写之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所寄。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对社会发生何种“功效”，他是不管的，因为他是“学者文人”；他所搞的是“学问”，是百年大计的“文化”，奚可岌岌于眼前之“功效”？！

胡先生毕生不治产，不作稻粱之谋。但是他一生所吃的稻粱是哪里来的呢？那是劳动农民，以他们劳动的“剩余价值”来奉养他的。胡先生一非地主，二非资本家。他没有剥削贫苦农民的“剩余价值”，他的稻粱是他的学问换来的。贫下中农，“汗滴禾下土”，在耕田种地；胡博士三更灯火五更鸡，在绞脑汁，校勘《水经注》。虽然大家都是老王家的鼓乐队，你吹你的，我打我的，各不相顾；在人类群居生活上说，这原是分工合作！

孟轲那个未读过农业经济学的土老儿，出口伤人。他把贫下中农说成“小人”，“耕田种地”便是“小人之事”。胡适之是“大人”，校勘《水经注》是“大人之事”。所以老孟被清算得灰溜溜，岂不活该！有行为科学训练的“进步”学人，就滑头多了。他们说，噫！“胡适”何物也？曰，胡适者，劳动农民“剩余价值”之人格化也，学术化也！这就对了！

胡适之瞧不起章炳麟。我在胡先生早年的日记里，便发现他对章氏颇有微词。章疯子搞的是佶屈聱牙的古文。他恨不得少女写情书，明星上舞台，都从“粤若稽古帝尧”来起。你要章大师和“小百姓”一起去认“破体字”吗？把“破”的字补起来，才是他的工作呢！

“繁体字”对章太炎来说，有什么不好？章大师如果也办个《独立评论》，脱下青衫直缀，做起官来，头顶乌纱，身着蟒袍，施施然袍笏登场，尚不嫌麻烦，写几个“繁体字”算得了什么？

胡适之和章太炎真就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了吗？在一个行为科学家或社会史家看来，他二人是一丘之貉，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剩余价值”人格化了的“文人学者”。二人都是以研究学问为专门职业的。章太炎要把“破”字补起来的，为的是学问；胡适之主张“破”字再破下去，也为的是学问。只是他二人经验中的社会形态不同，所以他们搞学问的方向也就不同罢了。

章太炎文化经验（intellectual experience）中的社会，还是自汉至清的传统农业社会。在这社会中，学术文字为极少数非生产者所包办。文言文、方块字不但对这个小包办集团服务周到，无须“改革”；它对农业社会里小型工商业的服务，也照样周到。传统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变，我们的文字断无改革之必要，所以“文人学者”就不去画蛇添足了。不但章太炎不去改革，连那些专以“改革”为志的王莽、王安石、洪秀全、孙中山也不去碰它，你能说这些人都是“顽固党”？

胡适之先生文化经验中的社会，则是自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移的社会。在一个工业文明里，文字就不是少数人的工具了。为着普及教育，为着振兴工业，文言文、繁体字，就嫌累赘了。文人学者的胡适之和钱玄同就要去加以改革。胡、钱之要求“文字改革”固然未可厚非，而他们乱骂祖宗，那就不对了。这在历史学上也就是犯了所谓“现时观念”（present mindedness）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