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方块字”之“偶然”的发展，和它对我国社会变迁所发生的“必然”的影响，正是中世纪欧洲拉丁文影响的反面！

“方块字”是维系我中华民族两千年来大一统的最大功臣，是我们“分久必合”的最大能源！

今日世界上的人口，有四分之一是“炎黄子孙”！我们的祖先真都是老祖母“嫘祖”一胎所生？我们炎黄二祖的祖坟风水就如此之好？子孙繁衍如此昌盛？而古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的祖先们，就丧尽阴德，子孙绝灭？非也。

我们黄、白二种的繁衍，两千年来都是相同的民族大混合。人类历史上很少“民族”是真正“灭种”的，也很少“古文化”是完全“消灭”的。二者所不同的是我们的语言文字，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他们的语言文字却被后起的方言取代了。方言鼓励了部落主义的孳长。所以虽然他们的生活习惯、宗教文化皆已大半“拉丁化”（Latinization）或“罗马化”（Romanization），但是他们不用拉丁文，所以也就不认拉丁做祖宗了。

我国古代“汉儿学得胡儿语”也是很普遍的，可是最后还是胡儿学汉儿！在这个“夷夏相变”的混杂局面中，“方块字”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国和古罗马一样，在文化上高出蛮夷十倍，“以夏变夷”原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蛮夷“华化”的程序和欧洲蛮夷的“拉丁化”的程序却大有不同。在欧洲蛮夷“拉丁化”第一步要学的便是拉丁字母，学会了字母，他们也学会变通了。

我国文字无字母可学，要学得全学，无变通之可言。学会了你就是能读诗书的上等士大夫；不学，则是遍身腥膻的下等蛮夷。下等蛮夷力争上游，他们就数典忘祖，而加入中华民族的大熔炉（melting pot）了。

古代北方的蛮夷大国如西夏、如契丹，便不甘心全部华化，所以他们也曾利用一部分汉字的“部首”或“笔画”来自造其“西夏文”和“契丹文”。殊不知汉字是个十分科学的文字，另起炉灶是吃力不讨好的，还是全学的好。所以“契丹文”、“西夏文”也就逐渐被历史的洪流冲刷了。

二次大战之后，为着魏复古先生的巨著《辽代中国社会史》的出版，胡适之先生与魏氏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辩论。胡氏认为中国历史上蛮夷“华化”（Sinicization，Sinification）是自动的、自然的和逐渐形成的。魏氏则认为蛮夷是拼死抗拒“华化”，毫不妥协，契丹史上便有明证。

他二人各是其所是，互不相让。笔者和这两位老先生过从皆密，也为此问题谈过很多次。我深觉彼二人各有是非。笔者这一观察，学理之外，更有切身的经验。盖在一个大文化单元之内，少数民族（minority）向多数民族（majority）所谓“主流”（mainstream）的生活方式同化过程之拼死抗拒，实是极其自然的。旅美第一代老华侨之抗拒“美化”（Americanization），其行动真是可泣可歌。但是第二代华侨之无形“美化”，也是自动的、自然的和逐渐形成的了。所以胡、魏二先生各对一半。其中关键之所在便是语言。胡服胡语数代，而不为胡化，纵是犹太人亦不可能，况寄居上国之鲜卑鞑靼乎？！

所以两千年来，我国以夷变夏的传统一直未变的道理，就是因为我们有个一成不变的语言。欧洲蛮夷南侵，罗马文明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便是拉丁语文被那批蛮夷肢解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