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文字既有其发展中的“必然”后果，这后果对它所附属的社会的发展，也就有其“必然”的影响。

其影响最明显的一点，那就是在一个农业经济（着重“农业经济”四字）的社会之内，也就是魏复古所说的“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之内，大众传播工具（means of public media）甚为原始的时代，它必然会促成大型社会的分裂，至少它妨碍大帝国政教体系的统一。

在一个农业经济的社会里，拼音文字是鼓励方言发展的。一个大文化单元之内——如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区”（Christendom）——民族杂处，方言处处，如果其最高发展的文字是拼音文字，这个文字不特会妨碍这个文化单元内的政治统一，并且会助长“地方主义”（regionalism；provincialism）、“部落主义”（tribal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之发展；尤其是在太平盛世，家给人足之时更是如此。因为天下太平，人寿年丰，人民衣食足，礼义兴，弦歌处处，“方言文学”（vernacular literature）便会应运而生。方言文学大行其道，则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就不易维系了。这便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方言文学四起，狭义民族主义与之俱兴，而导致现代欧洲分裂局面之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在欧洲史上，罗马帝国之覆灭从而发生了列国对峙之局；在中国史上——中国版图比欧洲还要大——其发展却适得其反。我们是由五霸七雄的覆灭而促成秦汉大一统之实现。嗣后中国的政治史则总是在“分久必合”的原则上兜圈子；而欧洲的政治史所表明的则是“一分永不再合”，连现在这个最起码的“共同市场”也搞不起来，其理安在哉？！

须知基督教的教义是和我国的儒教同样主张民无二王的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的。他们的统治者查理曼、拿破仑、希特勒等的野心也何尝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下？但是他们便永远无法克复欧洲部落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阻力而统一欧洲大陆。何也？

原因当然是上万的。但是最明显的一点便是他们在大一统的必需的条件上“车可同轨，行亦同伦，而书不同文”！查理曼大帝国之内，各地区的人民，各言其所言，各书其所书。如此则帝国政令便无法推行，军令便无法统一。结果全国貌合神离，一旦大帝龙驭上宾，则帝国土崩瓦解。

或谓西方无统一文字而中国有之，西方方言滋多而中国较少。这都是胡说。且听听孟子是怎样说的。孟子说：

“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使而置诸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他老夫子这段话是说透了我们留美华侨子弟“双语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的现状。笔者夫妇尝不惜巨费，强迫子女习国语；但是众美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华也，不可得矣。而今日港台父母则费巨帑要儿女习英语，日挞而求其英也，亦不可得矣。原来公元前4世纪孟子的时代，山东与安徽两省之间的语言隔阂，亦竟有今日纽约台北之异！

可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今日却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自哈尔滨向昆明画一直线，三五千公里之内，皆说国语！”反观欧洲，纵迟至今日，一山之隔仍有德、法、荷、葡之异。何也？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我们传统中国里的“学者文人”，把持了我们“守旧”的“形不随音转”的“方块字”，从而限制了那在文法上善于“革新”的“小百姓”的方言的发展。

倒霉的中世纪欧洲士大夫，他们把持的是个“形随音转”的拼音文字——拉丁文，他们不但不能够阻止方言的发展，那二十六个字母适足以助长方言文学的兴起。结果，拉丁字母兴而拉丁文亡，在欧洲六十多个地区，拉丁方言乃以不同形势向后世发展了。

拉丁文之倒毙，真不知有多少欧洲士大夫，尤其是天主教堂里的教皇和僧侣们为之呼天抢地，力图挽救。时至今日，西欧北美（可能包括港台）诸大天主教堂内，喃喃祝祷之辞，还不是拉丁文！

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历届毕业典礼中，学生代表致辞，照例都用拉丁文。此一荒唐传统一直延迟至60年代中期，始为学生造反而废止。待我最厚的业师——也是胡适之先生最好的朋友之一——哥大中古史名教授晏文斯（Austin P.Evans）先生，便曾力劝我习拉丁。因为在他老人家眼光里，一个学历史的人，不懂拉丁，何以为学？英文、法文乎？下里巴人而已，哪能上得台盘？！

可是不管欧故大师们是如何地维护他们的道统，拉丁文还是短命死矣。它死得不明不白，不是因为欧洲曾出过什么陈独秀、胡适、吴稚晖，要打倒它。而倒霉的是它有二十六个字母，字母被窃，使他失去灵魂，乃被方言文学架空而死，不亦悲夫！

“拉丁文”先生人头落地，妨碍了欧洲大陆的统一大业——至少是欧洲无法统一的最大因素之一；这一点，历史家大概不易否认的。欧洲不统一，真正的农业大帝国便无法建立；没有个农业大帝国，它就出不了像魏复古所说的“国家强于社会”（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的传统；没有个强有力的“国家”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那么小封建主就倒霉了。一旦“社会”上的“中产阶级”，挟其“土地”和“资本”，来和小“国家”之主、大“教会”之头，搞个民主夺权运动，“国家”（state）和“教会”（church）都无力招架，欧洲——乃至整个文明世界——的历史就改观了。

笔者作此“大胆假设”，绝无搞“文字决定论”的愚勇；只不过是说明文字发展上“偶然”的过程，对社会发展上“必然”的后果是如何地严重罢了。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总应该以“社会科学”的法则为出发点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乾嘉学派”倒字纸篓的“治学方法”是早已逾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