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方言·拉丁化 四七
须知语言文字——尤其是文字——是人类社会生活高度发展以后才发明的交通工具。人类没有社会生活,便不可能有文字。而文字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迁是交互影响的。在这交互影响与各自变迁之中,又发生诸种不同的“必然”和“偶然”的程序和效果。
大体说来,原始民族初创文字,多半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我国汉代的文字学家许慎便说仓颉造字是“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这不但是汉语系统发展的开始,“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System)发展的过程,也是相同的。
印欧语系中第一个字母“A”便是个象形文。据说是“像牛之首也”。盖印欧语系中的“文字”(written language)发源于中东(今日埃及和小亚细亚一带),这一带的初民原有崇拜“圣牛”(sacred cow)的古风——今日印度人还是如此——“牛”对他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圣牛之头也就变成百字之首了。而“A”字在古代的发音也就是“牛鸣之声也”!
我国的牛与中东之牛不同种,叫的声音也不一样。他们的牛鸣声可能是“ah”(啊);我们牛鸣声的则是“牟”(mou)。“牟”字篆书写作“”。许慎说:“牟,牛鸣也。从牛,象其声,气从口出。”
可是我们的“气从(牛)口出”的“牟”字,最后却变成个“方块字”;而印欧语系中“牛鸣之声”的“A”字,则变成个“字母”。这两个“相同”的开始和“不同”的发展,实在不能说是受什么“客观实在”,或什么“历史规律”(law of history)的支配。相反的,二者显然都是“偶然”地发展出来的!
既“偶然”发展矣,这两个“不同”系统的思想交通工具,对他们所附属的社会的发展所发生的交互影响,便有其“必然”不同的后果!
拼音文字,形随音变;而声音之变化则随时而异,也随地而异。这样随音拼形,那“形”的变化也就大而且速。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发音,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方言。纵以同样的“字母”(alphabets)去拼音,在方言复杂的地区,也会搅得天下大乱的。君不见印欧语系中最具影响力的“拉丁语系”,大家所用的不皆是相同的二十六个“拉丁字母”(Latin alphabets)吗?在半个欧洲就拼出十几种语言来。其他非拉丁语系系统之复杂就更无论矣。
既然半个欧洲所用的都是“拉丁字母”,为什么不干脆就使用“拉丁文”呢?如此则欧洲不是也可以来个“书同文”了吗?何白鬼之不惮其烦,而要把现成的一个有极高度发展的文字肢解,再拼出数十种所谓拉丁语系的方言来呢?
还有,袭用方言的文字如英、法、西、意、葡、荷等等,搞起学术用语来——如医学、人类学、动物学、天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又非回头到拉丁文里去找不可;文法上分析起个别单字来,也还是要去找对今人毫无意义的什么“拉丁语根”(Latin root)、“拉丁语头”(Latin prefix)、“拉丁语尾”(Latin suffix)。真不知害死多少人?这样地东扯西拉,为什么不干脆就拉他个全套“拉丁”呢?
再者文字既属拼音,则“必然”要发生“语尾变化”(conjugation);尾巴长而多变,则“音节”(syllables)就“必然”复杂;一个单字音节太长,则不易制造复合词或“字组”(compound)。试举“羊”字为例:
在我们的单音节的字汇里,认识一个“羊”字,我们便可认出羊先生合族长幼和羊家有关的大小事务来。它贵族中的“公羊”、“母羊”、“仔羊”或“羔羊”、“山羊”、“绵羊”、“羊肉”、“羊毛”……我们一看字组,便知字义。
但是在拼音文字里,由于音节太长,单字不易组合,因而每一个字都要另造出一个特别的单字来表明。如此则“字汇”(vocabulary)就多得可怕了。
且看英语里面的“羊家”:
羊氏合族叫sheep;羊先生叫ram;羊太太叫ewe;山羊绵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吃羊肉,沾羊膻。”讲明只是吃mutton,而不是吃pork(猪肉)或beef(牛肉)。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在我们的文字中只要加上个“肉”字,肉铺子上的标价便可看得清清楚楚。初到美国的东方太太们,英文单字认识不多,看到美国肉铺内的猪肉标签,真是一肚皮嘀咕!
1967年岁次丁未,行年属羊。春节清晨,美国合众社纽约编辑部忽然打紧急电话向笔者“咨询”,问这个“羊年”是羊公之年、羊母之年,抑羊少爷之年?最初我倒被他难倒了;稍谈之后,我说还是“羊家”过年较为妥当吧?
一个小羊过年,便弄得如此伤神,今年我们骅骝开道路的“马家”过年,那还得了!
拼音文字由于字汇之多,所以“认字”也是学习拼音文字的最大麻烦之一。在中文里我们如果认识四五千字,则所有报章杂志便可以一览无余。但是一个人如果想把五磅重的星期日的《纽约时报》全部读通,则非认识五万单字不可!五万字比《康熙字典》上所有的字还要多!我们非要认识全部《康熙字典》上的字,才能看懂星期天的报纸,岂非20世纪一大笑话?!但是,朋友!拼音文字就是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