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在“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这一领域里的落伍，可能远甚于“自然科学”！可怕的是，学术界里“社会科学”的落伍，却正如病理学上的高血压症的滋长。病情是不显著的；杀人是慢慢来的，所以患者也就因为自己肌肉发达，红光满面，自以为健康，而对它视若无睹了。

我们在这一行道里的落伍，从胡适、郭沫若起是整个中国学术界的悲哀，并不是右派“落伍”左派就一定“前进”。大家都是黄面孔，要落伍大家一道来！事实上，近三十年来社会史学派“批胡”之所以得其反效果者，实在怪不得他们的外国老师，而是怪他们自己在“行为科学”上不争气。因为任何门派的学术，都有一套“看家本领”。行为科学没有基础则看家本领绝对学不好；自己一套看家拳法也没有，如何能上得胡阿里的擂台呢？！

举个浅近的例子：

五十年前，郭沫若不是就在问胡适东西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了吗？胡氏避不作答，但是郭氏自己回答了没有呢？曰有！那是“奴隶社会”。同时这个社会里出生的大哲学家孔丘，就是“为奴隶主服务的”！

何所见而云然呢？郭氏因而搬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金石甲骨、无头死尸等等全套行头，然后再从胡适兵工厂里借来了一些陈枪烂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无征不信”、“言必有据”、“九分证据，不讲十分话”……结果“证据”确凿，因而就“考证”出一个“奴隶社会”来了。乖乖，郭老这一套咬文嚼字的“考据”功夫，也真“不让乾嘉”，足叹观止。

可是这一套原是胡适的法宝啊！不过胡氏运用起来却不像郭氏那样粗心罢了。胡适避不作答还可说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而郭氏则在搞“无胆假设，大心求证”。首先他就不敢对“奴隶社会”这个东西“存疑”。“有疑处不敢疑”是为“无胆”！奴隶社会是个制度，制度是个活东西，是人类群居生活经验上自有其“形态”的。郭氏对这个“形态”的“社会”初无了解，而误以为咬文嚼字是不二法门（这也就是具体而微的胡适）；结果技止乾嘉，才输胡赫，这就是“大心”了。

老实说，这些都还是小事！

须知，“奴隶社会”是建筑在“奴隶经济”之上的。奴隶经济亦自有其“形态”。再者，“奴隶”和“奴隶主”都是“人”（human beings），不但是人而是“社会人”或“有社会性的人”（social being），社会人则各有其“社会行为”（social function；behaviour）。试问孔丘所代表的“奴隶主”的社会行为为何？“奴隶”本身的社会行为又如何？

扯长了，非关本题。通俗地说，奴隶主的社会行为就是“唯利是图”，奴工的性质则是“其工非强迫不做”。做生意和办厂农场的人都知道，图利并不太容易；迫人做工尤难，你要付出大批管理费。同时，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并不是每项农作物都可以利用奴工图利的。

就拿人类的文明社会里最近的“奴隶社会”——美国内战前的南部诸州——为例。美国革命时原来十三州皆为“奴隶社会”；80年代内战时只南部有奴，何也？这就是因为北部用奴工利润小，甚至亏本。南部奴工一枝独秀是因为“棉花称王”（Cotton is King）的关系。

凡是从中国农村出来的人都知道，植棉之田，最耗劳工的工作是“拣棉花”。而拣棉花的工人，工龄最长——从五岁一直可以拣到八十五岁！一个奴工可以有八十年的工龄，利润便高了。所以植棉之外其他任何农作物的工人都不能有如此长的工龄。工龄短，则一个奴隶主对他的奴隶则幼要养其生，老要送其死。奴工们老而不死，则奴隶主就要活活地养一大群的干爹干娘了。须知，奴隶主都是天生的“利润挂帅主义者”，而我国古代黄河中游的农作物里五谷俱全，却独缺棉花。如果没有棉花的农业经济里奴工无利可图，请问我们孔夫子所维护的所谓的“奴隶主”都是些专好认干爹干娘之财主乎？这是农业经济学里的成本和利润的问题；也可说是“边际价值”（marginal value）学说里的问题，而不是“训诂学”里咬文嚼字的问题啊！

挖出几个无头死尸也不构成赫胥黎所要求的“证据”。秦始皇一下就“坑”掉四百六十个像胡适之、郭沫若这样的“儒”。如果考古学家今日把这个“坑”找到了，郭沫若不又多了四百六十个“证据”了吗？如果项羽、白起这些屠夫所“坑”的秦卒、赵卒的无头死尸再被找到了，那还了得！

再者，所谓“奴隶社会”里的“奴”是“生产奴”——是拣棉花、割稻麦的奴，而不是袭人、晴雯那一类的“服务奴”或“消费奴”。郭氏如果把“大观园”内所有的“丫环”的尸体全部挖出来，还是不能“证明”“大观园”是个“奴隶社会”。何况杀“丫环”杀“小老婆”以殉葬的事历朝皆有，民国时可能还有。你能说那就是“奴隶社会”的“证据”？抑有进者，游过“伦敦堡”（London Tower）的观光客，都看到亨利八世杀“大老婆”的断头台。这几条亨利大老婆的“无头死尸”也是“证据”？

所以郭沫若在做学问上“批”不倒胡适，那就是因为在学术进展上看，郭氏所搞的基本上还是胡适那一套五十年前的陈枪烂炮！更不幸的则是郭某窃得胡氏之钝矛，而攻胡氏之坚盾，所以死适之就足以吓走生沫若了。

再者，如果一个“奴隶社会”里的“奴隶主”只看中他奴隶青壮年时期的“努力”，而让幼小的奴隶自养其生，让衰老的奴隶自送其死，那这种“半截奴隶”就不是“奴隶”（slave），而是“农奴”（serf）了，而这种农奴的社会也就是“封建社会”了。同时这种由全奴制向半奴制发展的原动力仍是这些“奴隶主”利润挂帅、省钱省力的自私打算在作祟，而不是主奴两造“阶级斗争”的结果。

郭沫若对近五十年来西方“行为科学”和“社会史学”的发展未能跟进。他只是尾随胡适之后，用胡适的“治学方法”去咬文嚼字。以银样镴枪头来披挂上阵，那就把战场当成舞台了。郭氏坚持始皇以前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始皇以后的社会是“封建社会”，这就是他对当今的社会科学“头重脚轻根底浅”，他不了解这两个社会里经济结构本质的结果。因而他所说的“封建”就既不是秦始皇所要“废”的“封建”，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在欧洲所通行的“封建”了。吾人研究社会史，连这个社会形态的定义也未找清楚，哪里能谈到研究它的本质呢？如果郭沫若也搞不清楚，那郭老以下之人，就不必多废笔墨矣！

笔者一下写了这许多，无非是想解释近三十年来海内外“批胡”运动，始终没有能把胡“批倒”的道理！

在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事实上，胡适是不应该批不倒的。因为人类知识的积累按逻辑应该是一天天进步的，新的知识总应该代替旧的知识。让少数人终身领导，这个社会是不会有进步的，何况胡氏“中学”也止于“乾嘉”，“西学”亦未超过“赫胥黎”呢？可是吾人如把“批胡”各派学者也请出来点点名，就发现他们还不如胡适。胡适的长处他们未学到，胡适的短处他们全有！基本上大家都还未跳出19世纪西欧社会科学的水平。赫胥黎以后，将近一百年的行为科学的发展，在我们祖国几乎是一张白纸。所以近几十年来胡适和批胡者的文化内战，事实上参战双方都只是利用些19世纪的陈枪烂炮在互轰！

胡适这个“但开风气”的“启蒙大师”哪有“批不倒”之理？只是在批评他的阵营中竟落伍到找不出一个批倒胡适之人。形势比人强，我们的社会科学太落伍了，所以胡适就继续称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