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派史学呢？

现代派史学家治史，简单点说，就像一般游客到钱塘江口观潮。观潮的人要看的是横空而来、白浪滔天的海潮。至于那些在潮头上摇旗滑水的“弄潮儿”，只是点缀而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重在潮的本身，而不在潮上面人为的表演。如果观潮的游客不看潮，只看“表演”，那就是三尺之童的兴致了。

所以在现代派史家看来，文武周公孔子秦皇汉武……都不过是弄潮竖子而已。他们在潮头上的“功夫表演”，奚足深究？！

这一派史学原是西洋宗教改革以后所产生的“不断进步论”（continuous progress）或“无休止进步论”（endless progress）的余绪，原是西洋史学上的偏锋。可是在18世纪以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相继发生，人类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波澜。为检讨这一新波澜所发生的当然和所以然，社会科学乃尾随自然科学之后应运而生。再者“自然科学”充其量不过是一门研究“物”的科学；而“社会科学”则反而变成更重要的、研究“人”的科学了。

19世纪的欧洲真是人杰地灵。社会科学家专才辈出，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从此也就顿改旧观，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经过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论》、理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的《劳工论》、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资本论》、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天演论》等社会科学著作的精辟阐述，则人类群居生活各方面就无一而不可“论”了。既论之后，学者始恍然大悟，原来人类的社会和人类的躯体一般，也是个有机体；它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也不是就捉摸不定的。它亦有其发展过程中的“生理”和枯萎过程中的“病理”。在各家影响之下，那位最能虚心读洋书的孙逸仙大夫也就看出马克思只是个“社会病理家”，而不是“社会生理家”了。

社会科学大放光明之后，那位对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高论感到由衷敬佩的青年胡洪骍，也就改名“适”了。

胡博士读《天演论》也有独到的心得。赫胥黎叫了一声：“拿证据来！”胡适一听，大有道理，因而也跟着大叫——自北大红楼一直叫到台大礼堂，叫到死为止！

社会科学大矣哉！它影响所及，奚止胡洪骍一人？20世纪的历史学者——少数“老祖父”除外——谁能不受其影响？！大家一窝蜂地把“社会科学”搬进“历史学”里来喧宾夺主，就变成“以社会科学治史”的现代派史学了。

所以现代学派里时髦先生们治史学，直如“通用汽车厂”造汽车，花样是日新月异的——笔者以前就知道一位青年要用“计算机”来研究郭嵩焘！但是吾人如认为他们只有“花样”而没有“汽车”，那也是错误的。没有汽车，台北街头怎会有今日的繁荣？！

胡适之先生这个“新”文化大师，何尝反对过“以社会科学治史”？只是胡公的“社会科学”还停滞在赫胥黎阶段罢了！赫胥黎在六十年前是个“新玩意儿”，在六十年后就是个“老古董”。“老祖父”玩“老古董”，他对女孩子们穿游泳衣当然就看不顺眼了！

“拿证据来！”谁敢反对？这是“拿绣花针”的最原始的训练。但是它只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它可以在“乾嘉学派”里的经生们所搞的“考据学”和“训诂学”里“充分”发挥其功能。它也是西洋传统史学所搞的圣经“版本学”（textual criticism）和“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philology）里所必守的戒律（胡先生即常用上述这两个英文词语来翻译“训诂学”这一中文名词）。可是“拿证据来”先生本身最多只是一种“古事研究学”（study of antiquities）或“考证学”（empirical studies），是“方法学”（methodology）的一部分而不是“历史学”（historiography）的本身。

适之先生在史学上的弱点便是他老人家“因噎废食”，过分着重“方法学”而忽视了用这“方法”来研究的“学”的本身。一个史学家如果搞来搞去搞不出“拿证据来”这个圈子，那他的史学研究的范围也就很狭隘了。晚年的胡适之所以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也就是这个道理！

《水经注》如果让我辈小子来考据考据，说不定还可混个把学位。那已经有三十五个博士的老胡适也来搞，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吗？胡适之大的问题不去搞，为什么一定要搞何炳棣所说的“雕虫小技”呢？无他！《水经注》就是一门最标准的“拿证据来”的学问。胡先生搞历史，搞来搞去也只能搞点“拿证据来”的历史。晚年退休无事，正如铁镜公主所说的“阴天打孩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读书习惯”的胡博士也就捡个《水经注》来以遣老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