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之先生和我做上述的谈话不久，《天风》就关了门，所以我的“胡适的传记”写作也就未能“试试”了。可是胡先生自己这时却正忙着替别人写传记。他那本《丁文江的传记》的写作已近结论的阶段。他把部分手稿给我看，并说了许多有关丁在君和齐白石的故事给我听，以及传记写作的方法等等大道理。

试翻胡氏这两本传记，老实说，我倒嫌他老人家笔端缺乏感情，文章不够“渲染”呢！拙著《梅传》虽然是为赚林太乙的稿费而执笔的，但也不是绝对胡乱“渲染”，瞎写一泡！因为笔者那时刚读毕哥大历史系讨论史学方法和史学名著的一门必修科。侥幸及格，自觉颇有心得，因而把梅兰芳请到前台来试试我那现炒现卖的“新方法”！

传统的西方史学和传统的东方史学原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名著原来也是文史不分的。古典史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400）、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等等也都和我国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一样，史以文传！乃至近代英美历史学者如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麦考莱（Thomas B.Macaulay，1800～1859）、格林（John R.Green，1837～1883）、韦尔斯（H.G.Wells，1866～1946）、丘吉尔，和笔者的老师芮文斯、康马杰等也都是英语文学里有地位的作家。那时我在课堂上便时时听到一些颇有文采的老师把当代一些有“史”无“文”的作品选出来作为批评的对象。若辈所言可谓深得我心，所以笔下才不揣浅陋也把林语堂的“性灵”搬上了梅兰芳的舞台；以“性灵文学”来配“梅郎传奇”不是天生一对、地生一双吗？笔者的大胆虽是画虎不成，多少也是个“尝试”。

可是胡先生认为写传记一定要像他写《丁文江的传记》那种写法才是正轨。后来我细读《丁传》，我仍嫌它有“传记”而无“文学”。他那编写的方式简直就像我在中学时代所读的《范氏大代数》。我虽然并不讨厌《范氏大代数》，但是我总觉得《侯生列传》的文体比《大代数》的文体要生动活泼多了。“无征不信”先生和“生动活泼”女士为什么就不能琴瑟和谐，而一定要分居离婚呢？我就不相信！

再者，二次大战后的西方史学已经走上所谓“以社会科学治史”（social science approach）的途径，因而当年专搞帝王将相的名史学家像哥大老教授卡顿·海斯（Carlton J.H.Hayes，1882～1964）这时已不太叫座。所谓现代史学已经由研究“英雄”转而研究“时势”；而个人英雄们所造的时势——也就是海斯教授所着重的政治史——已退位让贤。那制造群众英雄的时势——也就是社会经济变迁史——则由一次大战时的旁门左道一变而为二次大战后的史学主流。

所以要写一个“英雄”的“传记”首先就要找出这位英雄成长过程中的社会背景，写传记的人如果把他的英雄和社会“隔离”（alienated），那这英雄便不再是个活人，他只是“蜡人馆”里的一个“蜡人”罢了。

这种把英雄和社会一道写的办法也不一定就是“现代派”里时髦作家的新发明，上品古典著作里也所在多有。司马迁写《伯夷叔齐列传》只用短短的一千字，他便能把这两位自甘饿死的迂夫子本人一生的故事和他二人出身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传记作者所要说的话，天衣无缝地糅在一起，和盘托出。这才是千古奇文！不愧为两千年来东方“传记文学”的第一篇。笔者幼年随家人写春联，就欢喜写“文章西汉两司马”，年长读闲书也总是把《史记》放在“三上”之列。愈读愈觉司马迁的史笔是天下无双，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再谈胡先生的《丁传》吧。他老人家用最严格的“科学方法”——“小心求证”、“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最后果然把丁在君这位蜡人雕塑得须眉毕露，惟妙惟肖！但是在熟读他那十万字大文之后，一个现代派的西洋史学家就要问：“你想证明些什么呢？”（What do youwant to prove？）

一个有现代史学训练的中国学生也可以问一问：“胡老师，您的‘科学的治学方法’真是严格极了。但是你用这些‘方法’所‘治’的究竟是什么‘学’呢？”这样一问，可能胡老师就要发急了。真的，“方法”之外，史学上还有些啥子，他老人家也不太了了。《丁文江的传记》便在这个“不太了了”的情况下执笔的。

“历史”原是胡先生的“训练”，但是他老人家在这一方面的“训练”是太“传统”了（我不敢说是“守旧”、“陈腐”或“落伍”）。但是在这方面我和胡先生辩论是适可而止的，因为辩论是没有用处的。

笔者幼时便听说我族中有个老祖父，他老人家每年批拨儿女学杂费时，总要把女孩子的预算上的“游泳衣”一项“画掉”。女孩子们气死了，背后把这个老头子形容成“顽固”、“守旧”、“陈腐”、“落伍”……但是“游泳衣”还是买不成。后来她们聪明了，把“游泳衣”改写成“夹层连衫围裙”，这一来老祖父欣然同意，合家皆大欢喜！

我们那时和胡适之这位“老祖父”往还，我和他老人家厮混得太熟了，知道老祖父的脾胃，所以我最多只要买一条“夹层连衫围裙”。吴相湘先生就一定要买“游泳衣”，所以胡适日记真迹他就看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