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不但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学方面，他对国内学术文化界最关心和最有兴趣的也在文学方面。这在他平时阅读中文报刊的习惯上表现得最清楚。以前他在哥大中文图书馆看报时，他那种不寻常的读报习惯便曾引起我极大的好奇心。

哥大中文图书馆中当时所陈列的除国内出版的几家主要的报刊之外，大半是美国两岸所发行和赠阅的“侨报”。这些在海外编排印刷的中文出版品内容可说都是相当原始的。不学如愚，也只是看看他们的头版大标题而已。那些“副刊”实是不值得浪费太多时间的。但是胡老师却各报都看，各版都看，尤其喜欢看副刊。不但看，而且仔细看，偶尔还要记点小笔记。

有时被我好奇的眼光所吸引，他就把一些副刊翻出来给我看，说：“这首新诗做得不错！”“这首不像诗，要打屁股！”“这篇小品文不好，不文、不白。”“×××这首旧诗unacceptable。”“毛泽东这首《浪淘沙》，韵都搞错了！”……

原来胡适之这个教书匠不在看报，他在“评作文”、“看考卷”。他批评起来简直是一派教书先生的口气。胡适显然把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各地的报屁股作家都看成他的学生。他们的杰作也就是他学生的课堂作业！

不幸这位已教出几代学生的教书先生这时在纽约连一个学生也找不到了。“作之师”的人和“作之君”的人本性的确是相同的。教书先生失去了学生就和大皇帝失去了臣仆一样，真是“终日以眼泪洗面”，空虚无比，难过无比。因而他们也就学会了太极拳师练拳的办法，“有人打人，无人打影”。胡老师这时也就是个“无人打影”的拳师；虽然已经没有学生了，“考卷”还是要照看无讹。这在现代心理学上大概就叫作“自我现实”（self-actuelization）吧。

这时笔者恰巧变成胡老师“有人打人”时唯一可“打”之“人”。他抓到一首好的白话诗，便可以向我解释半天。有时我不同意就和他辩论。可是我愈不同意，他愈高兴。因为只有我不同意，他老师才能继续滔滔不绝，详述其“好在哪里？坏在哪里？”的大道理。

胡先生欢喜与他辩论的学生。你和他老人家来个“不违如愚”，那他就要闷死了。笔者那时便是胡老师左右，一个不管天高地厚就和他胡辩一通的“小门生”。因为我是他“学生的学生”，所以胡先生有时开玩笑地叫我作“小门生”。但是这时胡祖师爷连“小门生”也不多了。纵使笔者是个“粪土之墙”，总比连一个也没有好一点。因此不久我又被升级和毛泽东同班，在胡博士的客人面前，我又变成胡适之的“我的学生”了。

后来胡先生在台北逝世，中国知识分子在纽约举行追悼会。追悼会主持人程其保先生要我在群贤之后说点追悼胡先生的话。我坚辞不敢，因为在座百十人中和我平辈的还有杨振宁和李政道，哪里轮到我呢？！程先生说：“我请你代表你那一辈的‘胡先生的学生’说几句话。”环顾全场，我就只能“代表”我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