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新诗上的地位也是一样的。

谈新诗他就老实不客气地说他是“新诗的老祖宗”。当今的新诗人和新文学史家，恐怕很多人都要说胡适是“唱戏抱屁股”，自捧自。

的确，胡适不是第一个做白话诗的人。那位做“老女不嫁，蹋地唤天”的女诗人，就比胡适早一千多年。青面兽杨志失掉生辰纲时听到白日鼠白胜所朗诵的白话诗，也比“辟克匿克来江边”要早几百年！但是在胡适之前却没有哪个诗人要真的把白话诗当“诗”来做，也没有哪个“诗人”要用白话来“尝试”一下并出个“诗集”。认真着实要把它当作回事来做而推之于“文坛”，胡适之外，还有谁呢？

老实说，中国诗人在7世纪的“王杨卢骆”开个“时体”之后，大家跟着跑了一千多年，现在还在跑。那个生性好与天斗、与地斗、打倒一切、反抗一切的毛泽东，唯独不敢“轻薄为文”来和“王杨卢骆”一斗。敢于挺身而出把纵横千年的“时体”骂得一文不值的，还要靠这位“反动学者”胡适之！

胡适做了一辈子“新诗”，但是他始终没有把旧诗“斗”倒。事实上从胡藏晖到余光中，“新诗”——这个已年逾花甲的“新诗”——就始终没有脱离“尝试”的阶段。那么第一个“尝试”的人，自封为“老祖宗”，又有何不可呢？

当然，严格地说来——正如周策纵先生所分析的——胡先生不是第一流的大诗人，因为胡氏没有做大诗人的禀赋。好的诗人应该是情感多于理智的，而胡氏却适得其反。胡先生的文章是清通、明白、笃实。长于“说理”而拙于“抒情”。我没有读过胡先生的情书。我想胡先生如果也曾写过《爱眉小札》一类的作品，那一定糟糕得令人不忍卒读！但是胡先生却坚持要“做诗如做文”。如果做诗的人不为“抒情”而只为“说理”的话，这种诗一定感人不深。“感人不深”的诗，就不会是太好的诗了。

胡先生也不是个好的文学“作家”。作家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根据这经验所发出的玄妙的幻想和见解。那一直躲在象牙之塔内的胡适之，一未失恋、二未悼亡、三无忧患。他少年翰苑、中年大使、晚年院长，“飞来飞去宰相家”，他的生活经验十分单纯。生活十分单纯的人，断然写不出情节曲折动人的文学作品。

笔者读大学时曾旁听徐仲年先生所授的“文学创作”一类的课；再读徐先生的《双丝网》、《双尾蝎》等名著，看来看去便只能看出徐大少爷生命中的“巴黎街头喝咖啡”，或与玛丽、玫瑰逛公园等等香艳的故事，如此而已。听说当时在西南联大授同样课程的沈从文先生所讲的与仲年先生亦不相上下。适之先生聪明，他老人家不搞散文和小说的创作。搞的话，恐怕也就是仲年、从文之流亚矣！

没有丰富的情感和生活经验的人也很难搞文学批评。胡先生就不是个公正的文学批评家。他老人家“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他的“批评”是有高度成见的，往往把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

胡先生——正如周策纵先生所指出的——不是个“你死我做和尚”的情种，因而他不欣赏——甚至憎恶——一些“闺怨诗”。

“‘斜倚熏笼坐到明’不是好诗！”胡先生教训我，“你杀我，我也做不出来！”

胡适之是个一生欢乐高兴的人。他自己在熏笼上未坐到9点钟，就要去写文章或睡觉了；哪里能心事重重，啥事不做，“斜倚”他一夜呢？

他的“乐观主义者”的文学批评有时简直“乐观”到可笑的程度。“独留青冢向黄昏”？为什么不向朝阳呢？他老人家就不了解王国维所说的“有我”的境界。一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发宣言”、“贴标语”的忙人，哪有闲心思去体会什么“青冢黄昏”呢？

这样一个实用、乐观的浊世佳公子，因而和那个与他同时、而专门“肠断魂销”的风流和尚苏曼殊就搞不到一起了。苏和尚的文章就只能“抒情”而不能“说理”。二人气味不投，所以尽管曼殊和尚一声“三郎”便能惹千万痴男情女心酸泪落，而胡适偏说《断鸿零雁记》不是文学！

胡先生是搞“红学”的宗师。但是他却一再告诉我“《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为什么呢？胡先生说“因为《红楼梦》里面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

“半回‘焚稿断痴情’也就是个小小的plot了！”我说。但是那是不合乎胡先生的文学口味的。这也可看出胡先生是如何忠于他自己的看法——尽管这“看法”大有问题。他是绝对不阿从俗好、人云亦云的！

这些都是胡先生在文学批评上牢不可破的成见，但是这些都不影响他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新诗老祖宗”的地位。贾府的“老祖宗”就是个文盲。她老人家一辈子只做过一句“头上有青天”的白话诗。但是没有哪个人敢不承认她老人家在荣宁二府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