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是个背负着一个孔孟人本主义大包袱的、天生的、入世的实验主义者。他对这个现实世界感觉美好而乐观。他对“超自然”（super-nature）没有兴趣，也无“感性”（feeling，perception）。胡适是不会做祷告的，甚至“静默三分钟”一类的宗教性的仪式他也受不了。为着了解佛家的“思想”，胡氏把佛“学”——尤其是禅宗——研究得相当的精深，但是对于“禅”，他只是“参”而不“悟”。他晚年曾与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笔战得相当激烈。焦点所在在笔者看来，便是胡氏是倾向于理性的禅，而铃木则倾向于感性。从理性出发，则胡氏便一直认为佛教基本上是个可解而不可学的、无用的东西。这在佛家看来就是他没有“佛性”或“慧根”，因而“与佛无缘”。在基督教士看来，他就是个“异端”（pagan），尚有待于上帝的感化。

胡氏这个老顽固的反佛非耶的坚定立场，是写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人应该大书特书的。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也者，在西洋便是扭开中古神学和繁琐哲学的枷锁而恢复自由、开朗、淳朴的古代文明。韩文公在思想上“原道”，在文体上复古，也正是中国中古时代的“文艺复兴”。胡适被洋人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在这方面倒没有什么太离谱。“胡文公”和韩文公时代上虽相差一千余年，他们俩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却是大同小异的。

再者，在思想上复古，在现代的科学文明里并不是什么坏事，有时反而是进步的。因为在人类的文明史中，那“追求意义”（pursuitof meaning）和“追求真理”（pursuit of truth）——也可说是“循名责实”——的两股思想主流之内，中国的传统思想可以说是唯一没有在“追求真理”上白费气力的原始文明。中国人是最现实的，我们的文明一开头就以“人”为本。与“人”无关的“玄而又玄”的思想始终没有在中国生过大根。纵是在谈玄最盛的六朝，玄学也不过是士大夫阶级茶余酒后的“清玩”而已。中国思想家穷宇宙之秘的只有朱子以后才稍稍搞出点“无极”、“太极”的东西来，那是受了佛家的影响。

西洋就不然了。在他们传统的思想里，一开头就用尽气力去“追求”他们最大的“真理”——“宇宙”和创造这个“宇宙”的主宰——“上帝”。老实说数千年来西洋文明吃“上帝”的亏，实远甚于“上帝”对他们的保佑。纵使是今日的“西方”，仍然是“上帝”愈多的地方愈落后！

他们也有反对“上帝”的思想家，但是他们却很难跳出“上帝主宰一切”这个概念。唯物主义者就创造个“物”（matter）来代替“上帝”。但是在他们的理论里，“物”的形象和功能与“上帝”却是一模一样的，虽然它比较接近后来才开始发展的科学。

所以在“追求真理”这条思想道路上，今日哲学家已经公开地向科学家认输。他们知道“上帝造人”始终只是个“大胆假设”，而“人造上帝”则是经过“小心求证”出来的绝对事实。混沌初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学生们应该去问吴大猷、丁肇中，而不应该去麻烦枢机主教。要探索“宇宙”，只有在“科学”里才能寻求其答案。所以两千多年来西洋哲学里所追求的“真理”在现代科学的光辉之下，都变成了“无意义”（meaningless）。“哲学”和“宗教”如今已不能再谈“真理”，它两位老人家只能在“追求意义”和“满足情绪”（emotional satisfaction）上去寻求自保之道了。

这一项当代西方新思想的发展，说也奇怪，在一个中国思想家看来并无啥稀奇。因为中国思想向来就是如此的。只有糊涂的白鬼才把“盘古”看得那么认真，顶礼膜拜，视为“上帝”。他在中国一直就只是老祖母们在厨房里逗逗孩子们的故事罢了。

中国古老的无神论今日在西方复活，正如我们的“书法”和“泼墨山水”在西方艺术里新生一样。在洋人看来这是何等高明的“当代印象派”！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垃圾，几乎早就被吴稚老丢到茅坑里去了。

不特此也。我国古代哲学家早就把宗教挤得靠边站了。“追求意义”和“满足情绪”，有一个文庙就足够足够了。又何必另盖些龙王庙、少林寺呢？熟读圣贤之书，你自然能“了生死”、“求极乐”！名教中自有交代！你又何必去自讨苦吃“面壁九年”，拜上帝做祷告呢？韩愈、胡适动口，曾国藩、胡林翼动手，非把那个糊涂蛋洪秀全干掉不可！

虽然如此，他们这文武两派始终未能把和尚、道士、神父、牧师赶出中国。因为“了生死”、“求真意”只有智慧高超的苏格拉底、王阳明、胡适之才能在“哲学”中求其解脱，我辈愚夫愚妇在名教中找不到乐土，就只有去求菩萨、做礼拜了。

今后世界上，只要人类还有生死，宗教就会继续存在。列宁错把宗教当成鸦片烟说它能麻痹“革命人民”的反抗情绪。其实宗教在我国历史上往往却是兴奋剂。赤眉、黄巾乃至太平天国都是由宗教搞起来的。相反的，它对有钱人反而是鸦片烟。愈有钱、愈怕死；愈怕死、愈信鬼神。因而国家愈承平，经济愈起飞，大施主、大护法就愈多；教堂庙宇也就愈要盖下去。所以在传统中国里，大法师、大主教们一向就靠我辈愚夫愚妇生命里的“意义”和“情绪”赏饭吃。他们在文化上是不能和传统的士大夫平起平坐的。

胡适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他晚年的思想里哪有多少实验主义呢？晚年的“胡适”只是一种宗教哲学合二为一的最古老的中国传统思想，甚至也可说是孔孟之精义。像汉代古文学家一样，他把两千年来的儒术，剥茧抽丝，涤尽粉饰，找出个儒家的原来面目，这个具体而微的面目正是胡适之自己。

所以就人类思想演进的程序来说，胡氏是较他老师走前一步了。杜威的祖宗八代都是“上帝造出来的”。他思想里没有“无神”的传统。他那点粗浅的科学训练又不足以帮他证明那“制造”他祖宗的“上帝”不存在。所以他在“意义”上和“情绪”上就非死钉住这个传统的概念不可了。

那个和他同时的爱因斯坦就不然了。爱氏认为他的科学理论足够证明上帝的不存在。所以他就敢亵渎神明而坐在教堂上方大谈其上帝不存在之道。这也是笔者耳闻目睹的。那是由纽约“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主办、在普林斯顿大学教堂内举行的一个谈话会，由爱氏主讲。主持人的原意是想请爱因斯坦以他的“相对论”来证明“创世记”的真理；孰知这位怪老头，于教堂之内，背上帝而坐，竟大发其上帝不存在之怪论，使主持人大窘，听众大哗。笔者随同学之后慕名而往，却看了一场毕生难忘的大热闹。

就在这个爱因斯坦的世纪里，我们中国出了个“文艺复兴之父”，他投身于杜威之门，但是在有神与无神的问题上却和老师唱反调。是胡适读通了“相对论”而为爱因斯坦助威耶？非也。只是因为胡氏除杜威之外还有两个老师，这两个老师就是孔丘和孟轲！

就凭这点，我们能说胡适违反我们的传统去歌颂西洋文明？西洋文明减去了个基督教还剩些什么东西呢？所以胡适之并不是盲目地说月亮是美国的圆。他是歌颂他所认为应当歌颂的；他不是那种小气鬼，把什么都说成自己的好。

胡适也承继传统，但是他只承继他所认为应当承继的。对圣人之糟粕，胡适是没有胃口的。整个地来说，胡适之对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继承，只可说是三七开。他自己的思想言行、立身处世，和他的胡开文老店在进出口交易上所贩卖的货色，也大致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