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这样有才学的胡适，也被它“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而不能脱缰而驰呢？

其实“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西洋哲学史上的地位是没有太大的轩轾的。杜威和马克思这两位开山大师，年龄虽然相差四十岁，他二人的思想却是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他二人都生在那个玄学将死未死、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方兴未兴的时代里。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一面舍不得放弃他们所精通的玄学——如马克思就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方面又要掌握那方兴未艾的社会科学——如马克思就极力推崇美国人类学家摩根对印第安人社会结构的研究。此书马氏以年老不能卒读为憾。所以他们那个时代所搞的哲学，事实上是一种非科非玄的学问。也是一种小脚放大、两代咸宜而新旧两无是处的半老徐娘过渡时期的学问。

马克思是欧洲人。他目击西欧在工业革命时期社会上所起的变化，因而他把两千年来欧洲白种人所创造的社会变迁史，作了一个有十分功利的总结，然后从其总结里抽出一个他认为合乎宇宙“实在”演变的半玄学的法则。千虑一得之后，他就根据西方白种人的历史经验主义，来替全人类算命了。

天下哲学家没有哪一个是能脱离他的文化传统而从事思考的。马氏也有他特殊的传统。他是个日耳曼，日耳曼是西欧脱离封建社会最晚的一个民族。终马克思之世，日耳曼的社会仍是阶级森严的，同时其传统的民性虽然极其笃实却也是刚愎自用的。因而那反映日耳曼民族生活方式的日耳曼意识形态，也是人世间最武断的东西。它说一就不许你说二。在传统德意志的学派里，不用说黑格尔和马克思了，就连那个搞性心理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和今日在美国以半途脱党的共产党员转而为反马克思权威的魏复古，那种学术上独断专横的作风，和他们的日耳曼前辈们都是一脉相承的。

胡适之也是反对马克思的。他反对马学思想倒似乎是次要的。他不能容忍马克思学派的专断。所以大陆上《胡适思想批判》百余万字的长文，胡先生是一篇篇看过的。有时他还在那些文章上写了些有趣的眉批。但他看过，也就认为“不值一驳”丢在一边。

有一次我指着那七八本巨著，戏问胡先生：“这几十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胡氏一语带过。

“那至少也可搞点自然科学。”我说。

“自然科学也搞不好！”胡先生说这句话时的态度，简直有点横蛮，同时也可看出他对自由主义信道之笃！

胡先生后来又在他那个乱书堆中找出罗尔纲所写的小册子《师门辱教记》给我看说：“你看尔纲会那样地批判我？”

“说不定罗尔纲的思想真正搞通了呢！”

“胡说！胡说！”胡先生直是摇头，“不可能！不可能！”

胡适之是真的相信“为着自由故，一切皆可抛”。他与那些把“自由、民主”喊得震天价响的所谓“民主人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胡适相信比他大三十四岁的杜威。杜威能容忍，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是我们这位胡老师的老师，又是怎么回事呢？

杜威比马克思小四十岁。他和马克思一样，把北美洲两百年来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史实，作了个总结（虽然他没有写出一部《资本论》），然后再根据他在玄学和粗浅的科学上双重的训练，从这总结里抽出个法则，再以这半科学的法则，来推断北美洲白人社会今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原则。

杜威是不承认人类社会生活的演变是依照什么“客观实在”而发展的。所谓“实在”也者——引用他大弟子胡适的一句话——“只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哲学家要把她如何打扮，她就如何打扮。如果这个女孩子就是“道”，则“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唯物主义者把“实在”看成一成不变的天道，而认为社会改革家的任务便是“替天行道”的说法是机械论，是不合乎科学的。

人类社会进化既然没有个“客观实在”来做其主宰，则人类进化程序中所发生的只是一系列无从逆料的“问题”，以历史的“经验”和“实验”的“方法”来解决不断发生的“问题”——再引用胡适的一句话“从事一点一滴的改革”——才是人类社会进化，最正当的途径。

这便是有名的杜威“机会主义”（opportunism）和“实用主义”（pragmatism）。所以杜威先生是反对“革命”的，因而他那个大弟子胡适也是个天大的“反革命”！在国、共两党的党法上说，“反革命”是要被判死刑的，而胡适这个“反革命”居然在一个名士如云的酒会里，一杯在手，含笑而终，真是侥天之幸！

杜威何以有这种“反革命”的哲学呢？那就是杜威也有杜威的“反革命”的文化传统。在那个传统里，杜威如不接触其他不同的传统，他是跳不开的。

杜威和马克思不同。马氏是个在严格的阶级社会里长大，阶级观念牢不可破，而脾气又十分古怪的日耳曼老顽固。杜威则是个宇宙任翱翔、无拘无束而世故圆通的洋基（Yankee）小滑头。洋基的祖先们原多为受流刑的暴徒和为追求个人自由、冒险犯难远涉重洋的逋逃。他们是没有丝毫阶级观念的，更不相信任何权威。加以渡海之后向“西部”探险，千里无垠，匹马单枪，那些半工、半农、半兵、半匪的亡命之徒，肯让哪个“权威”来“牵着鼻子走”呢？但是在重洋之外，深山大泽之中，为着枪打红人、鞭笞黑人、驱逐黄人、开疆土、兴农牧，自做边陲之主，他们又不能不合作。自然合作大家好，那这些白色逋逃之间就不得不“容忍”彼此的“自由”！

英语民族本来即有较为开明合作的政治传统。传统与创造相结合，才铸造出美国后来的——也是她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所特许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胡适之美其名曰“健康的个人主义”）和“民主的生活方式”。杜威曰，何谓民主？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弟子齐声应曰，信然！

同时，为应付随时发生的政治上、社会上一切的问题，天高上帝远，这些殖民客也只有自求多福，从事一点一滴的改革，随时自力更生，就地解决。这原是他们的“经验”，后来也就变成杜大师的“主义”。

再者，在极端个人主义支配之下，个体间生存竞争之激烈是可以想象的。所以白种美国佬之间一旦发生利害冲突，彼此之间是寸步不让的。互不相让之下，则亲兄弟明算账，虽近如父子夫妇，也得法庭相见。所以白种美国公民是好讼成性的。他们一百个成人之间，有一个必然是律师！在这个讼棍如毛的社会里，要没有绝对尊严的“法治”，那还了得？

事实上这些都是杜威哲学的精义之所在。但是这些精义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杜威大师面壁默坐向空虚构的，那是美国历史发展经验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所以吾人如不能掌握这个美国历史经验主义中所产生的白人的“辟疆主义”（frontierism，这儿笔者冠以“白人”二字，因为这个“经验”是与红人、黑人、黄人无关的），则吾人对真正土产的美洲哲学的土壤（经验）便无法了解，不了解“经验主义”（“实验主义”的原名）中所据以产生的“经验”，只是空头传授其法则，希望仍然可以祭东风、烧战船，那就犯了拨弄形而上学来治国用兵的大毛病。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和实验主义者所犯的通病！把工业化的“大跃进”真的当成“烹小鲜”来处理，则国家焉有不糟之理？

所以，就文化背景、学术地位和时代对他的需要而言，则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应该与马、杜二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汉！胡氏的正当工作，应该是在新兴的社会科学的光芒照耀之下，把三千年中国的历史经验作一总结，从而抽出一条新的东方法则来，以成一家之言。然后有系统地引导我们的古老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将来。胡博士不此之图，而却在马、杜二博士之间，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当，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