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不但不会耍那些他所不应该耍的政治手腕，纵使是那些正当的——有时也是应该的——政治手腕，如外交使节，为着母国利益而在驻在国的政潮中，投机取巧地活动，亦非胡氏之所长。他做大使时每向友好倾吐他那一番“行万里路，讲百次演”的苦差事。胡先生后来亦常向笔者提到。其实那种“苦差事”，如行之者为“胡适教授”，政府对这种成绩斐然的国民外交，自然要传令嘉奖。但如行之者为“胡适大使”，那政府就应把他撤职才对。胡先生故乡的农民就有一句土话说：“捞鱼摸虾，耽误庄稼！”胡氏身为中国抗战期中的驻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捞鱼摸虾”，岂不该撤职？

幸好胡先生是个福人，在他做大使期中，正是美国孤立派最嚣张之时。胡氏在华盛顿的“庄稼”也不会太多。所以他和当年十四条失败后的威尔逊总统一样，在华府“道不得行”，乃直接诉诸美国人民，因而他的捞鱼摸虾的外交，也就功不可没了。

可是一旦珍珠港事件爆发，中美成为正式盟友，并肩作战。为着扭转盟邦外交上的“重欧轻亚”的策略，为着与英苏等国争抢“租借法案”里的美援物资，为着促进美国国会通过更多的亲华立法，那样，华府内的庄稼就忙不胜忙了。你不耍外交手腕——甚至迹近下流的外交手腕，那你的母国，立刻就要吃眼前亏，因而这位不习于耍手腕的学者大使就丢官了。

有一次我告诉胡先生一件趣事：那便是一位反战的史学家也是前哥大名教授的查理·毕尔在他的名著《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竟把胡适说成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毕尔大意是说美日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罗氏为着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的。胡先生听了这故事大为高兴。他连忙要我把这本书借来，并在对他“不虞之誉”的那一段下面，画了一道道的红线。但是当我问他当年究竟是耍了些什么圈套终于使罗斯福总统上钩的，他想来想去也无法对我的问题作圆满的交代。其实毕尔先生的那一顶帽子，实在是对我们胡老师的“求全之毁”。我们这位“言忠信，行笃敬”的学者大使，哪里会玩什么了不起的外交圈套呢？罗斯福何等滑头！我们胡先生哪有这样的本领来请他入瓮啊！

总之胡先生天生是个“教书料”。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他最感到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官僚衙门里本是没有他的份的。事实上早年的胡适之也是反对搞政治的。他认为他和陈独秀的基本区别也在此。陈独秀和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在胡适看来，都是“政治”的牺牲品。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五四运动把它政治化了的结果。胡氏显然不了解，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本来就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二者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胡适之这位大文化人之与政治，情形也是相同的。在他的四十年不衰的盛名之下，政治终于变成胡适的儿子，弄成个“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局面。晚年的胡适之真是“爱其少子，甚于妇人”！他对搞政治的兴趣，确是老而弥笃的。

国府行宪之初，胡先生真有可能要做总统了。但他终于做不成。主观的条件之外，他还缺少搞政治最起码的客观条件——与执政党实力派的历史渊源。胡氏做了一辈子政治票友。他对执政党的诤言固多，闲话也不少。如今无功受禄，以票友登台来领导科班，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你们国民党反对我！”难道还有什么不应该的吗？胡先生是聪明的。他自知可以做总统而不能做行政院院长。读历史的人，读到胡适婉却做阁揆这一段，真也要松口气，胡适之如做了行政院院长，岂不天下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