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胡先生公寓里出出进进之时，虽然我们是毫无求于胡适之这位“国大代表”；但是胡家这两位老人，有时反而少不了我们。因为我们牛高马大，必要时也可呼啸成群，不特能使胡公馆添加些备盗防偷的气氛，我们还有打工用的旧汽车可以载他二老在纽约市上，横冲直撞。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雇不起用人的老年人生活之必需。胡先生1958年春返台前夕，他那几千本书籍便是我和台湾新来的杨日旭二人替他夤夜装箱的。年后胡伯母返台时，她老人家坚持要把她那张又笨又重、破烂不堪的旧床，运回台湾，因为床虽破而老人已睡成习惯，调换不易。那项搬运工作，也是由王纪五和我二人执行的。纪五租了部大卡车，他做司机，我做搬夫，才浩浩荡荡地把那张破床从纽约市运到新泽西州码头上船的。

老实说，那时我们这批所谓“胡适的小朋友们”之所以不惮其烦而乐为之使，实在是基于流亡青年，对一位和祥的流亡老辈之敬爱与同情。他是胡适，我们如此；他不是胡适，我们还是如此。

胡先生是一位十分可爱的老人家。他不是官僚，他更不会摆出什么大师或学者的姿态来装腔作势。他也没有“荷兰大叔”的怪脾气。他和普通人一样地有喜有怒，其喜怒的对象也不一定正确。一个人喜怒的对象如果太正确，那这个人一定不近人情，而胡先生却是最近人情的“人”。

胡适不是什么超人，更不是什么完人或圣人。这“人”字上面的一些形容词，原都是一批道学先生或性好阿谀的文人杜撰出来的。慈禧太后一个老太婆就占用了十六个字。胡适的伟大，就伟大在他的不伟大。他的真正的过人之处——至少是我这个后辈的看法——是他对上对下从不阿谀。他说话是有高度技巧的，但是在高度技巧的范围内，他是有啥说啥！通常一个有高度清望的人，对上不阿谀易，对下不阿谀难，而胡氏却能两面做到。

胡氏的一喜一怒，也确是他的真情的流露。但是十分真诚的人，往往流于迂、傻、笨或蠢，而胡先生却是有高度智慧的真诚。他的极高度聪明的先天禀赋里，是没有迂、傻、笨、蠢的丝毫踪迹的。

胡先生另一种难能可贵之处，是他毫无道学气味。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如何做学问，他有时也疾言厉色地教训人家如何处世为人。但是他从无“程门立雪”的那一派臭道学气味，被他大教训一顿，有时受教者往往还觉得满室生春，心旷神怡。这就是胡适之的本事，别人是绝对学不到的！

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

这一小遭遇使我想到司马迁形容孔子迷路的故事。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一个人彷徨于东门大街之上。子贡忙着去找他，听到街上人说东门大街上有个怪老头的观光客，“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如丧家之狗！”当子贡找到了孔老师之后，以街上人所说的话据实告之。孔子听了大为高兴说，街上人说他容貌像尧、像皋陶、像子产……那倒未必，但是说他像“丧家之狗”，倒真是“然哉！然哉！”

原来孔子也是和胡适一样的一位活生生的老教授，可是两千年来却被那些腐儒和政客糟蹋得不成样子。且看《史记集解》里所引的那个冬烘王肃的话。王国舅说：“丧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见饮食，故累累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故累累然不得志之貌也。”这真是一派胡言！也是对我们孔圣人的莫大侮辱。他把我们这位有血有肉的老教授孔仲尼，形容成一个泥塑木雕的假道学。难道我在纽约市上看到的“累累如丧家之狗”的胡适，也是因为“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才显出那副狼狈的样子吗？

老实说，两千年来儒教在我们祖国的发展与耶教在欧洲的发展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处。两家的原始教义都是活生生的大众哲学，但是两千年来却被无数的乡愿、学究和家天下的封建帝王和他们的臣仆们涂抹得面目全非。试看那些锦衣玉食，高冠厚履，黄金手杖，宝石戒指，所谓教皇、主教等那副样子，如果赤脚放羊的耶稣真的复活了，目睹这种怪现象，岂不要活活气死？

胡适之先生的可爱，就是他没有那副卫道的死样子。但是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丢开“开来”不谈，专就“继往”来说，胡先生倒真是个归真返璞、复兴文艺、“为往圣继绝学”的“孔孟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