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初期正是哥大忙着庆祝立校二百周年纪念之时。胡氏是该校的名校友，因而在校园内集会的场合，常常看到他。胡适之和其他我所认识的前辈有个不同之点，那就是他特别欢喜和青年人接近，并且主动地去发掘。胡氏的个性亦适于接近年轻人。他虽然与一些后辈年龄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是“代沟”不深，一齐嘻嘻哈哈，彼此之间很快就打成一片。

二次大战后的哥大原有中国学生三百余人。1949之后人数骤减。学文法科的高班研究生只剩下寥寥数人。笔者当时就是这几个“苦撑”而无从“待变”的中国研究生之一，因而和胡先生在校园内亦偶尔晤面。晤面的场合多半是我是个穿着工作服、正在做工的学生，他则是校方邀请的主客之一。但是胡先生总要找个机会走过来和我们做工的学生和小职员们，拉拉手嘻嘻哈哈聊一阵。那时纽约的左派华文报纸正嘲笑他是“过河卒子过洋来”！起先我们想胡适这员过洋大卒，如何能记得起我们这批过洋小卒的名字呢？拉拉手之后，不就算了。孰知事有不然，胡先生这人很细心，他对这些小地方极为注意。两三次偶尔晤面之后，他老人家便能称名道姓起来，有说有笑，使对方无拘无束把胡适之真的看成“我的朋友”了。

胡先生那时经常在哥大图书馆内看书，来时他总归要来找我，因为我是馆内他所认识的唯一的一位华裔小职员。我替他借借书，查查书。有时也为他开开车，并应召到他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里吃一两餐胡伯母所烧的“安徽菜”。胡伯母的菜烧得和她麻将技术一样的精湛。但他二老限于精力不常请客。我去时只是如主人所说“加双筷子”，又因为我是“安徽人”，对他二老的“家乡口味”，一定可以“吃得来”的缘故。

那是50年代的初期，也是大纽约地区中国知识分子最感窒息的时代。当年名震一时的党、政、军、学各界要人，十字街头，随处可见。但是他们的言谈举止，已非复当年。中国大陆，那时正是土改肃反，杀气腾腾，实情如何，难以蠡测。台湾那时在一般人想象中，也只是个瘴疠满山、蛇蝎遍地的亚热带小岛——一个重洋之外、烟水乡里、无从捉摸的“香格里拉”！

干脆当难民，就在纽约定居吧。但是长安之居，谈何容易！加以当时排华之律未全除，种族歧视犹健在。那些挂冠部长、解甲将军、退职学人，到此时此际才了解本身原来力难缚鸡，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谋生乏术。

就拿胡适之先生来说吧，胡氏在纽约退休之时，精力犹盛，本可凭借北美之资财，整理中华之国故。孰知他的盖世才华，竟只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这一职位，因很少洋学者可以担任，笔者后来在哥大亦承乏至七年之久。自我解嘲一番，这是个学术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事实上，它在整个大学的行政系统中，则微不足道。经院官僚，根本不把这部门当作一回事。任其事者亦自觉人微言轻，无啥建树之可言。笔者何人？居其位犹不免有倚门弹铗之叹，况胡适博士乎？

后来胡氏在哥大来来去去，哥大当轴对这位“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表面上还算相当尊敬，但是在敷衍他老人家面子的背后，真正的态度又如何，则非胡氏之所知矣。一次我和当轴一位新进一块儿午餐，他正在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我乘机向他建议请胡适来帮忙。他微笑一下说：“胡适能教些什么呢？”事实上，我也完全了解他这句话是反映了当时美国文教界，对华人学者在美国学府插足的整个态度。那就是只许狗摇尾巴，绝不许尾巴摇狗。但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怎能做摇尾之才呢？所以对他只好敬而远之了。

其后美国学术界为时势所迫终于把门户稍稍开放，少数华裔幸运儿亦能勉强微憩于他人的卧榻之侧，然而其情况亦只有知之者，知其心忧；但一入黉宇，自然便自觉身价不同，胡适又何足道哉？真是“汉儿傍得胡儿睡，便向宗邦傲汉儿”，也就可悲之极了。

但是适之先生却是一位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老辈学者。他丢不掉孔孟之道的包袱，而又自诩为国际主义者。他不了解他终身颂之的所谓“现代西方文明”里的“生活方式”是以“契约”、“合同”、“利害”、“力量”、“斗争”等深入人心的概念为基础的。所谓“民主”，所谓“容忍”（这是胡氏晚年政治哲学的精髓）只是力量、斗争、利害等均衡以后的契约行为。

胡先生在中国未做过官僚，在海外也未尝与洋人共事，因而他没有看出今日西方的社会——这个陈独秀所说的“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的社会里面，那些人与人之间有礼无让、刻薄寡恩的“小人”的一面。他背负着礼让的教条，爱人以德，因而只看出西方社会里恂恂然的“君子”之风。所以他老人家对“现代西方文明”的维护，直到他一杯在手、含笑而终而后已！

胡氏这种真正的可敬可爱的孔门书生的气习，便十足地表现在他对他母校关怀的心情之上。他对哥大的爱护绝不亚于他对北大的爱护，其居心之淳朴，真是情见乎辞。

记得有一次胡先生要我替他借一本大陆上出版的新书。我说哥大没有这本书。胡先生惊讶地说：“我们哥伦比亚怎能没有这本书？！”

原来哥大当时图书经费的分配是按各科系注册学生人数为标准。那时读汉学的洋学生不过寥寥数人，图书经费因而只摊到二百元。二百元能买多少书呢？胡先生认为“这太不像话”！他约我到他公寓去吃晚饭，并把此事“好好地谈一谈”！

我真的和胡先生为此事谈到深夜，但我内心的反应只是一阵阵的辛酸。我认为胡氏找错了“谈一谈”的对象。我这小职员算老几？谈有何益？然使我更觉难过的是胡氏除我之外，也很难找到适当的对象。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胡先生最后告诉我说，他要去找几个“有钱的校友”像顾维钧先生那样的人捐两千块钱给哥大购买中文图书，分十年摊用，庶几每年购书费可以增加一倍。后来果然有位“无名氏”捐了两千元，是否是顾先生解囊之赠，我就未去追问了。迨1962年秋笔者接管哥大图书馆中文部时，经费已十分充裕，而这笔小款子还有千元未动。那时我自己的文化包袱也在作祟，我计划把这千元之款购一部珍版书，以纪念当初筹款人的一番心意，然蹉跎岁月，事愿两违，今日思之，犹觉耿耿！

另一次，有人替胡先生画了一张油画像。胡氏亦以父兄家长的身份送给了哥大中文图书馆。按理这幅画像是应该挂起来的。孰知它一入哥大，便进了地下室烂书堆，无人理睬。1962年东亚馆迁入了一座八楼大厦，地方十分宽敞，大楼四壁空空。我要把这幅像挂于阅览室，当时就有人反对说：“哥大向不挂生人照片的！”我说：“胡适也活不了多久了！”这样这幅油画像才有礼无让地挂了出去。这可能是今日海外唯一的一张挂出来的胡适油画像了。

总之胡先生对他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情意是深厚的。他自觉是老辈，是哥大的父兄。对这个大家庭的兴衰荣辱，他是有直接关系和责任的。所以任何破铜烂铁，他如果能替哥大争一份，他都要替哥大争一份。期许之深，推爱之切，足令旁观者感动。

但是胡适之这个一厢情愿的哥伦比亚大家庭，究竟有多少“子侄”呢？碧眼黄须的朋友们，老实说，向来没有把胡适看成广义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成员。因而胡氏的精神大家庭中的“子侄”辈只是我们两三员华裔研究生罢了。他老人家爱屋及乌，所以对我们亦推爱甚挚，期许甚殷。他既视吾人为子弟，我们也敬他如父兄，在这个绝情寡义的洋人社会里，我们这两代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友谊之形成，也就是很自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