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刚兄说得对：“适之先生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谈恋爱，他也搞不出什么‘大胆作风’。”但德刚认为留学期间的胡适真追过韦莲司女士（Edith Clifford Williams），假如韦女士真有意嫁给他，江冬秀就只好守活寡了。但事实上，胡适既是“止乎礼”的胆小君子，看样子并没有同韦莲司谈过什么恋爱，虽然二人通信很勤。徐高阮先生在《胡适和一个思想的趋向》（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0）这本书里告诉我们，胡先生去世后三年，韦莲司女士曾“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青年胡适写给她的信（收藏了整整半个世纪，一百几十件）寄给胡夫人江冬秀女士，有几封曾在‘胡适纪念馆’分两次（1965、1966）陈列过”（页二九）。胡夫人去世后，这些信件想已由“中央研究院”保管。如有人想研究胡适留学期间的生活和思想，真不妨把这些信件研读一番，胡、韦二人有没有谈恋爱，真相也可大白。其实胡适一生英文文章也写了不少，连同这一百几十件信札，都应该收集成书，供中外学者阅读之便。鲁迅去世才两年，就有《鲁迅全集》二十册问世。胡适去世十六年了，我们还看不到他的全集，这是说不过去的。

德刚认为在1915年那年，“胡氏显有所求（made some proposition）而为韦女所峻拒。……她奉劝胡郎，斩断情丝，悬崖勒马；应着重较‘高级’的情性之交；勿岌岌于‘色欲之诱’（sex attraction）。……可是韦女士虽是止乎礼，她并没有绝乎情。最后棒打鸳鸯的似乎还是韦女士那位‘守旧之习极深’的妈妈”。我认为德刚兄这两个假设——胡适追韦女士遭拒；韦母“棒打鸳鸯”——都是站不住的。胡适非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假如真正追过韦女士，他决不会“正色”呵斥德刚的假设为“胡说”。胡适既无意反背母亲的意志，他决不肯毁除婚约，让老人家伤心的。细读《留学日记》，胡适诚然爱同有脑筋的洋女子谈话、通信，可是一点也看不出同她们有论婚嫁之意。韦莲司的服饰仪表，德刚在书里已交代得很清楚。另一位同胡适通信颇勤的瘦琴女士（Nellie B.Sergeant），“业英文教授”，有两个夏天来康奈尔大学暑期班进修，这样才同胡适认识的。她“年事稍长，更事多，故谈论殊有趣味”。胡适哪里会同她谈恋爱？

德刚认为他的假设有理，主要证据是《留学日记》里节录的两封英文信。一封是韦女士1915年2月3日写给胡适的；一封是胡适自己1916年1月27日写给韦老夫人的回信。本书读者如细审二信的部分原文（《留学日记》，页五三五至五三七，八三五至八三六），一定也会同意，德刚误解了它们的含义。

1915年1月23日下午（《日记》页五二四），胡适访“韦莲司女士于其寓，纵谈极欢。女士室临赫贞河，是日大雾，对岸景物掩映雾中，风景极佳。以电话招张彭春君会于此间。五时许与女士同往餐于中西楼。余告女士以近年已决心主张不争主义（Non-resistance）……女士大悦，以为此余挽近第一大捷，且勉余力持此志勿懈。……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唯一人耳”。

读这段札记，我们无法肯定张彭春有没有跟胡、韦二人一起去中西楼吃晚饭。但在一个“纵谈极欢”的下午，胡适如真有意追韦女士，怎么会打电话邀张彭春来会谈？可见胡适对女士毫无所求，还要邀他的朋友来同赏她“见地之高”。这次纵谈之后，想来隔不多天，胡适又去韦女士那里“纵谈”了一次。韦莲司原是不顾世俗的奇女子，也可能早已钟情于胡适。那次谈话，很可能她露出了她的“狂狷”本色，动手动脚，倒把我们的“胆小君子”吓坏了。胡适招架不住，只好直言早已订了婚，如同韦女士有不轨行动，与“礼”（propriety）不合云云。事后韦女士很气，也有些老羞成怒，2月3日写了那封《论男女交际之礼》的信，责备胡适不够开通而拘于“礼”（blocked by a“sense of propriety”）。在她看来，像他们二人这样超脱世俗的“最高级人才”（the highest type of humanbeing），只要“思无邪”（propriety of thought）就好了，行为上的“非礼”（impropriety）倒是毫无关系的。德刚兄若细品此信，即可看出，韦女士采用的完全是玙姑在《老残游记》里教训申子平的口吻。胡适原则上是反宋明理学的，虽然在日常生活上还遵守“非礼勿动”的原则。他看了这封信后，对她的“卓识”更为佩服，认为“此论即在所谓最自由放任之美国亦足骇人听闻”。但想来韦女士觉得胡适不识抬举，以后只同他论学问，谈思想；生活上需要“放浪形骸”一下，另找别的男人了。

韦莲司一人在纽约“放浪形骸”，她母亲有所听闻，实在有些着急了。差不多一年之后，她写信嘱胡适去规劝她。胡适既是个少年老成、非礼勿动的“东方人”（an Oriental），对她女儿的某些行为一定看不惯吧？何不劝劝她呢？她是最看重你的！胡适虽是“胆小君子”，对韦女士的“卓识”、“狂狷”原则上是佩服的，回信理直气壮地斥责韦夫人虚伪。责问她是不是不信任自己的女儿，既如此把她关起来，不给她行动自由好了。德刚引译那一段信里的“我们”一词（“我们为什么要顾虑‘别人’对我们怎样想法呢？……”），乃所谓editorial“we”，非胡适、韦莲司二人。德刚看不出这一点，把胡适致韦夫人书完全曲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