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学人，除了家里的书房外，总得有一间办公室，不能老窝在家里。偏偏在纽约那几年，胡适少了一间办公室，在家里伴着老妻，事事得迁就她，不免影响到他工作的情绪。他在精神上显出老态，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表面上看来，胡适夫妇恩爱白首，非常幸福，但我总觉得江冬秀女士不能算是我们一代宗师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早在1915年4月28日，胡适记了下面这则日记：

得冬秀一书，辞旨通畅，不知系渠自作，抑系他人所拟稿？书中言放足事已行之数年，此大可喜也。

胡适十三岁就订了婚。他事母至孝，当时无意拂逆母意，也就算了。但凭这段日记，我们显然看出，胡适曾去信问他母亲或江冬秀，缠足已放大了没有？想来江女士以往给他的信，文字欠通，这封信“辞旨通畅”，虽不免疑心是别人“拟稿”的，但胡适知道未婚妻在努力改进，至少足已放大，他心里是高兴的。可是婚后三四十年，江冬秀显然没有多大进步。《传记文学》第一九二期影印了她晚年的手迹，那几个字实在是见不得人的。（连她先夫提倡的新式标点，她都会用错！）居留纽约期间，她还停留在看武侠小说的阶段，胡适的学问、思想她是无能力欣赏的。住在北平、上海，她有用人可使唤，家务不必胡适操心。住在纽约，胡太太既不懂英语，他老人家还得上街买菜，实在是够辛苦的。二老住“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太太一打牌，家里客人多，胡适既无办公室可去，要静心读书写文章，也不可能了。这样长期伺候太太打牌，胡适即使有早年的壮志雄图，也消磨殆尽了。

1958年秋，胡适返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他任内的秘书——王志维先生——写过一篇《记胡适先生去世前的谈话片段》，载《联合副刊》（1977年2月24日），我读后感慨很多。临死前两天，胡老先生为了太太打牌，嘱咐王秘书“帮我买一所房子”：

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这里是台湾大学的宿舍，南港我住的也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不准在宿舍打牌。今天我找你来，是要你在我出国期间，在和平东路温州街的附近，帮我买一所房子，给我的太太住。

胡适是爱面子的人，傅孟真先生留下的规矩，公家宿舍不准打牌，院长寓所内却常听到牌声，不免于心不安。想来胡太太的朋友都住在台北市区，老是坐出租车去南港也不方便，胡院长才有意在台北置屋。胡适待他的老伴是够好的了，但胡太太长年打牌，我总觉得对不起他。

早在民国九年，胡氏夫妇生日碰在一天，胡适写了一首《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的诗（《胡适的诗》，页九七至九八）：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啍（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得快，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这虽是首幽默诗，我们也看得出二人婚后精神上毫无默契。胡太太既不懂读书的乐趣，丈夫在病中，更有理由不准他读书了。胡适多么希望他的太太能在“双生日”那天，和他一首诗啊，但太太不会做诗，看样子真会把诗撕掉。胡适自知不可能同太太订约，永不吵嘴，“今天不许吵”平平安安过一天生日就够了。胡适的确是好脾气，但江冬秀如能像《李超传》里的李超女士一样，立志求学上进，婚后进学校或者在家里自修，胡适一定感激莫名，享受到另外一种闺房乐趣。只可惜江冬秀真是个旧式乡下女子，辜负了胡适在留学期间对她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