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新医生与前一对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你已经明白了，很好。你的身体已经把它吸收了。为了证明论点，他关掉了头顶上方的灯，给比奇洛看装有检查结果的试管。这是幅奇怪的景象。这东西在黑暗中发光——就好像医生拿着一小瓶发白热光的牛奶一样，像一个充满镭的磨砂灯泡，或更糟，充满来自核弹的液化辐射性微尘。比奇洛的愤怒退散了。面对这样压倒性的证据，他暂时麻木了。“但我不觉得难受，”他平静地说，“只是有点胃疼，仅此而已。”

医生警告他不要因为无明显症状而受骗。比奇洛只有一两天能活了，最多一周。现在什么都做不了。随后医生得知比奇洛根本不知道是怎样、何时，或者在哪儿吞下了毒药，这意味着一切是由另一方操作的，未知的一方，进一步也就是说有人蓄意要杀死他。

“这是个谋杀案。”医生说，他伸手去拿电话。

“谋杀？”

“我觉得你没明白，比奇洛。你已经被谋杀了。”

就在这个瞬间比奇洛崩溃了，这时已发生在他身上的那恶魔般的东西变成一种耗尽一切的恣意的恐慌，这时极度痛苦的嚎叫开始了。他冲出医生办公室，冲出那栋大楼，开始在街上奔跑，而当你追随着电影的这一段落，这个跟着比奇洛穿越城市疯狂神游的长镜头时，你明白正在见证一种内心状态的外在表现，这毫无意义、勇往直前、无法阻挡的奔跑不啻在描写一颗充满恐惧的心灵，你正在观看一场恐惧之舞。一次恐慌症发作被翻译成穿越城市街道的气喘吁吁的冲刺，因为恐慌不外乎表达了一种精神运动，当你受困时在身体内部涌起的不期而至的力量，这时事实太过沉重无法承受，这时再也无法面对这无法逃避的不公正的事实，因此唯一可能的反应是逃离，关闭你的心灵，将自己转化成一个气喘吁吁、抽搐的、神志不清的身体，而有什么事实可以比这一个更可怕呢？被判在几小时或几天里死去，出于你完全无法理解的原因生命将戛然而止，你的生命突然减少为几分钟，几秒钟，几次心跳。

后面发生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你专心地观看电影的下半部分，但你知道故事已经结束了，就算故事继续，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比奇洛将用他在地球上的最后几小时来试图解开谋杀的谜团。他将会知道，菲利普斯，那个从洛杉矶办公室打电话给他的男人，死了。他将前往洛杉矶调查各种小偷、精神病患及双面女人的行为。他将遭受枪击并被殴打。他将得知卷入这个故事纯粹是出于偶然，恶棍们要他死是因为他碰巧公证了一份关于被盗运的铱的销售文书，而他是唯一一个还活着可以指认元凶的人。他将会追查到谋杀他的人，那个有着奇怪衣领的男人，他也是谋杀菲利普斯的凶手，在一段幽暗楼梯的平台上，他在枪战中杀死了他。随后，在那之后不久，比奇洛自己也将会死去，就如同医生们所言那样——他把故事讲给警察听，几乎来不及说完。

这样安排剧情也没有什么不对，你觉得。这是一种传统的做法，男人式的、英雄主义的选择，适合所有历险故事的修辞，但你觉得奇怪，为什么比奇洛始终没有将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透露给任何人呢，甚至没有告诉他溺爱的、相思的宝拉呢？也许因为主人公必须保持强硬直到苦涩的结局，甚至当时间快用完时，他们也无法允许自己陷入无用的伤感之中。

但你不再强硬了，是吗？自从2002年那次恐慌症发作以来，你已经不再强硬，尽管你努力想成为一个像样的人，离你最后一次觉得自己很有英雄气概也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如果你设想自己处于比奇洛的处境，你肯定自己永远不会像比奇洛那样做。你会在街上奔跑，对，你会一直奔跑直到你再也无法迈出另一步，无法再呼吸，无法再站立，然后呢？打电话给宝拉，一停止奔跑就马上打电话给宝拉，但假如她的号码在你打去时碰巧正忙呢，又会如何？伏倒在地上哭泣，诅咒这世界允许你有此生。或者，很简单，爬进某处的一个洞里，等死。

你看不见你自己。你知道自己长什么样是因为有镜子和照片，但在广袤的世界里，当你行走于人类同伴之间，无论是朋友、陌生人还是最亲密的爱人，你看不见自己的脸。你可以看见自己的其他部分，臂和腿，手和脚，肩膀和躯干，但只能看见前面的，后面的都看不见，除非你把大腿弯成合适的角度，才能看见腿的反面，但看不见你的脸，永远看不见你的脸，而最终——至少对于别人而言——你的脸决定了你是谁，是你身份最根本的事实。护照里没有手和脚的照片。甚至你，如今已在你的身体里住了六十四年的人，都很可能无法从一张单独的脚的照片里识别出自己的脚，更何况耳朵或手肘，或某一只眼的特写照片。在整体的背景下你才觉得一切很熟悉，但一样接一样分别拍摄时，则完全是匿名的。对我们自身而言我们都是异国人，假如我们对于自己是谁有什么意识的话，这只是因为我们活在他人的眼中。想想十四岁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吧。在夏天结束前的两周里，你在泽西城为父亲工作，你加入了一个小团队，修理及维护他和他的兄弟们拥有并管理的公寓大楼：粉刷墙壁及天花板，修缮屋顶，把钉子敲进方寸之间，掀起破损的地毡。和你一起工作的两个人是黑人，每间公寓的每个房客都是黑人，这个街区的每个人都是黑人，而在连续两周只看见黑人面孔之后，你开始忘记你自己的脸不是黑的。因为你看不见自己的脸，你在周围人们的脸上看见你自己，而渐渐地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实际上，你根本就不再想到你自己。

望着你的右手握住用来写这本日志的黑色水笔，你想到了济慈在相似情境下望着他自己的右手，正在书写他最后几首诗之一并突然停下在手稿边沿涂写了八行字，一个年轻人苦涩的呐喊，他知道他将英年早逝，第一行现在这个词悲观地强调了这一点，因为每一个现在一定暗示着一个以后，而除了他自身的死，济慈还有什么以后可以期待呢？

这只活着的手，现在还温热，

还能真诚地握紧，但如果它是冷的

在坟墓冰冷的寂静里，它会

那样出没于你的岁月和冰冻你做梦的夜晚，

你会希望你的心血液枯竭，

因此在我的血管中红色的生命将重新流动，

而你的良心得到安宁——看，它在这里——

我把它给你。

最初想到的是济慈，但就在你想起《这只活着的手》之后不久，你想起了某人告诉你的、一个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故事，1920年代乔伊斯在巴黎，在八十五年前的一个派对上游荡，当时一个女人走近他，问是否可以与那只写《尤利西斯》的手握手。乔伊斯没有马上伸出右手，而是将之举到半空中，端详了几秒，然后说：“让我提醒你，女士，这只手也做了不少其他事。”没有提供细节，但这是一个多么淫荡和隐晦的好段子，且因为将一切都留给那位女士想象而更加有力。他希望她明白什么？擦屁股，很可能，挖鼻孔，夜晚在床上手淫，将手指戳进诺拉的阴户、搞她的肛门，挤脓包，挖嵌在牙齿里的食物，扯鼻毛，挖耳屎——合理地填空，关键在于：任何让她觉得最恶心的事。你的手也曾派上相似的用场，当然，每个人的手都做过那些事，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忙着做那些只需要一点或不需要思考的任务。开门关门，把灯泡拧进灯座，拨打电话，洗餐具，翻书页，握住你的笔，刷牙，吹干头发，折叠毛巾，从钱包里取出钱，拎杂货袋，在地铁旋转入口刷地铁卡，按机器上的按钮，早晨从门前台阶上拿起报纸，掀开床罩，向列车乘务员出示车票，冲马桶，点燃小雪茄，在烟灰缸里熄灭小雪茄，穿裤子，脱裤子，系鞋带，将剃须泡沫挤到指尖上，在戏剧或音乐会上鼓掌，将钥匙滑入锁孔，抓挠脸部，抓挠手臂，抓挠屁股，在机场推运行李，打开行李箱，将衬衫挂在衣架上，拉起拉链，扣好皮带，扣上夹克衫的纽扣，系领带，在桌上敲击手指，将纸装进传真机，将支票从支票簿上撕下，打开茶盒，开灯，关灯，睡觉前把枕头弄蓬松。同样是那些手有时也用来揍人（如先前所述），而有三四次，在极度沮丧的时刻，它们也捶打过墙。它们曾把碗碟摔在地上，把碗碟掉在地上，再把碗碟从地上拾起。你的右手握过很多手，你几乎无法数清，曾挖过鼻孔，擦过屁股，挥手告别，比最大的词典里的词汇数量都多。你的双手曾拥抱过孩子的身体，为你的孩子擦屁股，擤鼻涕，洗澡，按摩后背，擦干孩子的眼泪，抚摸孩子的脸庞。它们曾拍过朋友、同事和亲戚的肩膀。它们曾推推搡搡，把人从地上拉起，抓住那些快要倒地者的手臂，引领那些无法行走者的轮椅。它们触摸过穿衣及裸体女人的身体。它们曾掠过你妻子裸露的肌肤，及至她身体的每一部分。它们在那儿最快乐，你觉得，自从你遇见她的那天起，总是在那儿最快乐，因为，用乔治·奥本诗中的一句话来说，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在你妻子的身体上。

2002年车祸发生后次日，你前往垃圾场取回你女儿的物品，你的车被拖去了那里。是8月一个周日早晨，像往常一样热，迷蒙的雨雾令街道斑驳，你的一位朋友驾车送你去布鲁克林某个荒凉的街区，一个只有残破仓库、空地及围起的木屋的无人之地。垃圾场是一个六十五六岁的黑人开的，一个梳着脏辫、眼神清澈而坚定的小个子，一个和善的牙买加黑人，像牧羊人照料昏昏欲睡的羊群那样照看着那片毁损车辆的领地。你告诉他你为什么去那儿，然后当他把你带到一天前你还在驾驶的闪亮新丰田面前时，你被它如此彻底的损毁震惊了，无法理解你和家人是如何从这样一场灾祸中成功死里逃生的。撞车之后你立刻就注意到了车辆损坏有多么严重，但你被冲撞弄得紧张而愤怒，没有完全理解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但现在，一天之后，你看见了金属车身被撞得如此厉害，看起来就像一张揉皱的纸。“看看那个，”你对那个牙买加黑人说，“此时我们本该都死了。”他端详了这辆车几秒钟，看着你的眼睛，随后抬头望天，此时细雨落在他的脸上和茂密的头发上。“有个天使在关照你，”他轻声说，“你本该昨天死的，但那时一位天使伸手将你拉回世间。”他说那些话的时候平静而坚定，你几乎就要相信他了。

当你睡觉时，你睡得很沉，很少辗转反侧，直到早晨起床时刻。然而，你有时会遇到的问题是，首先就不愿意上床去睡，深夜澎湃的能量让你不想结束一天，直到你读完又一章你正在阅读的书，或在电视上看一部电影，或者，如果是棒球赛季，大都会队和扬基队在西海岸联盟比赛时，收听来自旧金山、奥克兰或洛杉矶的报道。此后，你爬上床睡到妻子身边，不消十分钟就已经蒙头大睡，直到天明。尽管如此，时不时地，总有些事会干扰你正常的酣睡。比如说，如果你碰巧最终仰面而睡，你也许会开始打呼噜，很有可能你会开始打呼噜，而假如你制造的噪音足够响、吵醒了妻子，她会温柔地要你翻身，而假如那善良的计策失败了，她会推你一下，或者摇摇你的肩膀，或者捏你的耳朵。十次中有九次，你会在无意识中做她所要求的动作，而她会很快回头再睡。在另外的时候，她推你时你会醒来，而因为你不愿意进一步妨碍她的睡眠，你就会沿着走廊去图书馆，在沙发上展开四肢，那张沙发长得足以容下你完全展开的身体。更经常的情形是，你重新成功地在沙发上睡着了——但有时候你睡不着。在这些年里，你的睡眠也曾被房间里嗡嗡叫的苍蝇和蚊子打断（夏日之害），或被你妻子不小心一拳打在脸上，她常常会在床上翻身时甩臂，有一次，只有一次，当妻子在她自身的梦中开始歌唱时，你从梦中惊醒——她在唱一首小时候看的电影里的歌，你那聪明、博学、极细腻的妻子回到了在中西部的童年时代，精彩、大声地演绎着朱莉·安德鲁斯在《欢乐满人间》里唱的那首《没有什么好说的时候可以说些什么》。这是你们八年的年龄差距凸显在你面前的少数情形之一，因为你对于那部电影来说太老了，因此（还好）你从来没有看过。

但在夜半时分，当你在凌晨两点到四点间的某刻醒来，在书房沙发上展开四肢、无法再次入睡时，该做些什么？时间太晚读不了书，时间太晚无法打开电视，时间太晚无法看一部电影，于是你躺在黑暗里沉思，让你的思绪随意流动。有时候你很幸运，能想到一个词、一个人物或正在创作的书里的一个场景，但更经常的，你会发现自己在想过去，而根据你的经验，每当你的思绪在凌晨三点转向过去时，那些思绪通常是灰暗的。有一段记忆相比其他所有的更经常萦绕你，而在那些你无法入睡的夜晚，你觉得很难不回想起来，重提那天发生的事件并重新经历后来你感觉到的羞耻，此后你一直感觉到那种羞耻。那是三十二年前，你父亲葬礼之日的早晨，而在某个时点你发现自己站在你的一个舅舅身边（在你恐慌症发作的那个早晨打电话给你的那位侄亲的父亲），你们两个与一排哀悼者握着手，他们拖曳着脚步经过你们身边致哀，是那种在每个葬礼上都有的常规握手及空洞话语。大部分是家庭成员，父亲的朋友，男人和女人，你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脸，随后你与汤姆握手，某张你不认识的脸，他告诉你多年来他一直是你父亲的电工长，你父亲一直待他很好，他是个好人，他说，这个带着泽西城口音的小个子爱尔兰人在告诉你，你的父亲是一个好人，而你为此向他道谢，你为此又一次与他握手，随后他继续向前与你的舅舅握手，而当你的舅舅看见他时，他立刻要求汤姆离开，这是一场私人的家庭葬礼，他说，不允许有任何外人，而当汤姆咕哝着说他只是想来表达敬意时，你的舅舅说抱歉，他必须离开，于是汤姆转身离开。他们的对话持续了不过十五或二十秒钟，而你在汤姆离开之前几乎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当你最终意识到你的舅舅所做的事后，你充满了厌恶之情，震惊于他竟然可以这样对待一个人、任何人，但特别是这个人，他去那儿只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而至今仍然令你恼怒的，仍然令你充满羞愧的是，你什么都没有对舅舅说。不用在乎他是个坏脾气的人，一个容易暴怒、不时会大吵大嚷的急性子，而假如你那时就与他对抗，很有可能他会在你父亲的葬礼上对你发火。但那又怎样？你本该对抗他的，你本该鼓起勇气骂回他，假如他开始朝你叫嚷的话，而如果你没那样做，那么你为什么不至少追出去告诉汤姆他可以留下呢？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在那个时刻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你受父亲突然去世的打击绝不是借口。你本该行动的，而你没有。在你整个一生，你一直支持着那些未被善待的人，这是一个你深信的超越其他一切的原则，但在那一天你沉默无为。当你如今回首往事时，你理解了这一次的不作为是你不再把自己当成英雄的理由：因为没有借口。

九年前（1970年），那时你在“埃索佛洛伦斯”号蒸汽油轮上当船员，你曾威胁要揍甚至杀死一个同船水手，因为他故意用反犹的侮辱话语激怒你。你抓住他的衬衫，把他摔到墙上，然后挥起右拳打在他脸上，令他不准再叫你的名字或是其他什么。马丁内斯立刻畏缩了，他道了歉，而不久你们成了好朋友。（鲁宾斯坦女士的阴影。）九年后，也就是说你父亲葬礼九年后（1988年），你几乎又揍了一个人，这是最后一次你几乎要像小时候打架那样参与打斗。那是在巴黎，你清晰地记得那个日子：9月1日，在法国日历上是特别的一天，开工日，是暑假季的官方结束日，因此这一天拥挤不堪异常混乱。此前的六个星期，你和妻子及孩子一直待在南部你的法国出版商的家里，阿尔勒以东约十五公里的地方。对你们所有人而言，这是一段休闲时光，一个半月的平静及劳作，在莱萨尔皮耶的白色山脉间漫步远足，在花园悬铃木下露天就餐，很可能是你生命中最享受的夏天，还有额外的愉悦，看着你一岁的女儿脱开父母的手迈出摇摇晃晃的最初几步。你一定没有想清楚才把回巴黎的时间定在9月1日，或许你只是不明白当你回到那儿时会有什么等着你。你已经把十一岁的儿子送上回纽约的飞机（从尼斯直飞），因此只有你们三个人在那天乘火车北上，你和妻子以及小女儿，带着一整个夏天的行李和半吨婴儿用品。然而，你期待着到达巴黎，因为你的出版商告诉你，有一篇关于你作品的长文将刊登在那天下午出版的《世界报》上，而你希望一下火车就买一份报纸。（现在你已经不再读关于你自己的文章，不再阅读书评，但这是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明白忽略人们对你的看法有益作家身心健康。）从阿维尼翁乘高铁的旅途有点累人，主要是因为你的女儿对高铁太感兴趣，无法坐定或睡觉，这意味着你这三小时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车厢走道带着她走来走去，而当你们到达里昂火车站的时候，你已经昏昏欲睡了。车站人山人海，大群大群的旅客朝各个方向蜂拥而去，你不得不推挤着奋力朝出口走去，妻子抱着孩子，而你尽力推拉着一家人的三个大箱子——考虑到你只有两只手，这不算最简单的活儿。再说，还有一个帆布包挂在你的肩上，里面装着你正在写的小说的开头七十五页，而当你停下来买了一份《世界报》时，你也将之塞进包里。当然，你想读那篇文章，但在查阅了这天下午的报纸上的确刊登了那篇文章后，你把报纸放了起来，你觉得可以在排队等出租车时再细读。但等你们三个人总算出了出口，你发现那儿没有排队的队伍。有出租车在站前，有在等那些出租车的人，但没有排队的队伍。人山人海，但与英国人不同，只要有超过三个人在场，英国人就会习惯排好队，随后耐心地站着直到轮到他们，甚至连美国人，也会散漫地排一排，带着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及公平竞争的态度，而只要有太多法国人聚集在一个有限空间里，他们就会变成任性的儿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并不会一起维护秩序，而是突然间变成了人人为己。那天里昂火车站门口的混乱场面令你想起某些你曾看过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新闻简报：黑色星期二，黑色星期五，全球股市崩盘，世界要毁灭了，而在那儿，在证交所交易厅里，成千个丧心病狂的人撕心裂肺地尖叫，每个人都快要突发心脏病猝死。这便是二十二年半前的9月1日你所加入的人群：乌合之众逍遥法外，而无人负责，而你身处的地方，与巴士底狱曾在之处近在咫尺，两个世纪前将之席卷的一众暴民与这一群同样不羁，但现在空气里并没有革命的味道，人民想要的并不是面包或自由而是出租车，而因为出租车供应量不足本该有的五分之一，人民愤怒了，人民在吼叫，人民已准备好将彼此撕裂。你记得，你的妻子很平静，对于展现在她周围的景观饶有兴致，甚至你的小女儿也很平静，用她好奇的大眼睛接纳一切，但你变得越来越恼火，旅行时你总是状态最糟，紧张、易怒、永远不那么像自己，而你最恨的是被困在人群的混沌之中，因此，当你估量所陷入的困境时，你的结论是你们三人将不得不在那儿足足等上一两个小时才能找到一辆出租车，也许要六个小时，也许要一百个小时，于是你对妻子说或许不如去别处找出租车。你指向另一辆停在山脚下的出租车，在几百码之外。“但这些包怎么办？”她说。“你没法把这三个沉重的包一路搬到那里。”“别担心，”你说，“我能搞定。”当然你搞不定，或只能勉强搞定，仅仅在将那些怪兽拖了二三十码之后，你就明白自己大大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但到了那一刻再要回头就太蠢了，于是你继续前进，每隔十秒钟就停下重组负载物，将那两个包和一个包在左右臂之间轮换，有时把其中一个背起来而用手拎另外两个，不断地调换重量，加起来大概有一百磅重，而自然而然地你开始出汗，在午后阳光的炙烤下毛孔开始冒油，而等你到达下一个出租车站时，你已经彻底精疲力竭了。“你看，”你对妻子说，“我告诉过你我能做到的。”她用一种人们朝十岁傻孩子微笑的方式向你微笑，因为事实是，尽管你成功抵达了下一个出租车站，但并没有出租车等在那儿，因为城中每个司机都朝里昂火车站而去了。现在无计可施了，除了四处游荡并希望他们中的一个最终会朝你而来。几分钟过去了，你的身体开始凉快下来，或多或少接近了正常体温，随后，就在一辆行近的出租车进入视线之时，你和妻子看见一个女人朝你们的方向走来，一个年轻的、极高挑的非洲女人，穿着彩色的非洲服装，以一种完美挺直的姿态走路，一个小宝宝睡在胸前裹着的背囊里，右手拎着重重的一包杂货，左手拎着另一个沉重的包，而第三袋杂货顶在她的头顶。你意识到，你正望着一幅人类优雅的图景，她摆动臀部那缓慢而流动的姿态，行走时那缓慢而流动的动作，一个女人用一种你视之为某种智慧的东西来肩负起重担，每样东西的重量均匀分配，头颈和头部绝对平稳，手臂绝对平稳，孩子在她胸前安睡，在你令人尴尬地展示了将一家人的行李拖到此处之笨拙后，你觉得她的出现荒诞不经，敬畏于同为人类，她可以将你无法做到的那件事掌握得如此完美。当出租车停下时，她仍在朝你走来。现在你松了口气并高兴起来，你把行李放进后备箱随后钻进后座妻女身旁。“去哪儿？”司机问，而当你告诉他你要去哪儿时，他摇摇头叫你下车。起初你没明白。“你在说什么？”你说。“我在说这行程，”他答道，“路太短了，我可不想为赚这么一丁点儿可怜的钱浪费我的时间。”“别担心，”你说，“我会多给点小费的。”“我才不在乎你的小费，”他说，“我要你下车——马上。”“你瞎了吗？”你说。“我们有个孩子还有一百磅行李。你想要我们怎么办——走路？”“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他答，“出去。”对他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如果前座的那个混蛋不把你送到你给他的地址，除了下车、把行李从后备箱取出、再等另一辆出租车之外，你还有什么选择呢？那时候你已经怒火中烧了，和这些年里你生气与沮丧的时候一样，不，更愤怒，更沮丧，比你能记起的任何时候都更愤怒，而当你把包从后备箱中取出，出租车司机开始驾车离开时，你取下挂在肩膀上的帆布包，包里装着你正在写作的手稿的唯一一份拷贝，也不管里面还有你迫切想读的《世界报》上的那篇文章，就朝正在离去的出租车方向扔去。它轰然一声落在汽车后盖上——令人深感满足的轰然一声有着五十磅字号大的感叹号所具有的所有力量。那司机猛踩刹车，走出出租车，握紧拳头开始朝你走来，大声叱责你攻击他值钱的车，摩拳擦掌准备动手。你握紧自己的拳头与之对骂，警告他不许再向你迈出一步，否则你就会打得他片甲不存，屁滚尿流。当你说出那些词时，你无疑准备好了要与之缠斗，什么都无法阻止你恪守诺言、毁掉这个男人，而当他望向你的眼睛，看见你所言不虚时，他转身爬进了出租车，扬长而去。你走到马路上取回你的包，而就在那时，当你弯下腰将之捡起时，你看见那年轻的非洲女人带着她的孩子和三个沉重的包裹从人行道上走来，此刻正好经过你身边，也许离你站立之处有十到二十英尺，而当你看着她走向远方时，你端详着她缓慢而均匀的步伐，惊叹于她身体的平衡，你明白了除了她臀部的轻柔摇摆，她身上没有任何部分在动，除了她的腿。

一次骨折。考虑到你在男孩时代参加过数千场比赛，你惊讶于除了这次没有其他骨折，连少数几次也没有。脚踝扭伤，大腿撞伤，手腕扭伤，膝盖疼痛，手肘酸痛，胫骨夹板，头部撞伤，但只有一次骨折，你的左肩，十四岁时在一场美式足球比赛中受的伤，这伤使你在过去五十年里无法完全举起手臂，但没有什么严重后果，要不是因为你母亲在这故事里起了作用，很可能你现在都懒得再提及，而最终这成了她的故事，而无关你作为九年级队的四分卫如何在后场飞身扑向一个漏接地面球、最终自己把肩膀撞伤的，完全不是对方球队任何一个队员的错，而是你太迫切地飞身过远救球，最后落在了错误的地方，陷入了窘境，就这样在你撞向硬地的时候撞断了骨头。那是在11月末一个寒冷的下午，比赛没有裁判也没有成人监督，你把自己撞伤后，站在边线看完了余下的比赛，对于无法再参加比赛感到失望，尚未明白你已经骨折，只是觉得这次受伤很厉害，因为你只要一挪动手臂就会感到尖锐的疼痛。后来，你与朋友搭顺风车回到家，你们两个仍然穿着足球队服，而你记得多么困难才脱下球衣和肩垫，那样困难，其实没有朋友的帮助你无法做到。那天星期六，家里没人。你妹妹和朋友出门去某处了，父亲在工作，而母亲也在工作，因为星期六通常是带潜在买家看房的繁忙日子。在朋友帮你脱下肩垫后约两分钟，电话响了，你的朋友去接了电话，因为你现在很难移动，不然就会加剧疼痛。那是你的母亲，她对你朋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保罗还好吗？”“还好，”他答道，“其实，不是那么好。他好像弄伤了他的手臂。”而那时你母亲说：“我知道。那就是为什么我会打电话来——因为我担心了。”她告诉你的朋友她会马上回家就挂了电话。后来，当她开车送你去医生那儿拍X光片时，她告诉你那天下午她开始有一种感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而当你问她是什么时候有那种感觉时，结果发现她开始担心你的时候恰好就是你飞身扑向地面撞伤肩膀的那一刻。

你从没用过美好的往昔这个词。每当你发现自己陷入怀旧的思维框架，缅怀那些似乎会使生活比现在更好的失落的事物时，你会要自己停下仔细思考，用与看现在同样的细致眼光回首过去，而很快你就会得出结论，两者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别，这个现在和这个过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当然，你对于当今美国生活之恶与蠢心怀各种怨念，没有一天你不曾长篇大论地哀泣，反对右翼的兴盛，经济不公，对环保的轻忽，基础建设的崩塌，无意义的战争，将酷刑及非常规引渡合法化的野蛮主义，如水牛城和底特律般贫困之城的解体，劳工运动的朽坏，为了进入太过昂贵的大学而令我们的孩子承担的债务，贫富间不断增大的裂缝，更不用说我们在拍的垃圾电影，我们在吃的垃圾食品，我们在想的垃圾念头。这些足以使人想要发动一场革命——或者在缅因州的森林里像个隐士般生活，靠吃浆果和树根获取营养。还有，回到你的出生之年，试图回想起在那战后繁荣的黄金时代美国是怎样的：吉姆·克罗法在南方全面实施，反犹的配额限制，秘密堕胎，杜鲁门在所有政府雇员中创立忠诚誓言的总统命令，《好莱坞十人》的审判，冷战，红色恐慌，核爆。历史的每个瞬间都充满了自身的问题，自身的不公，而每个阶段也自有其传奇及信念。肯尼迪遇刺时你十六岁，高中一年级，而如今的传奇说所有美国人民都因为这发生在11月22日的惨剧陷入了一种失语悲伤的状态。然而，你要讲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因为在葬礼那天你和两个朋友碰巧去华盛顿旅行。你想去那儿是因为你崇拜肯尼迪，他代表了艾森豪威尔漫长的八年后一种令人惊讶的变化，而你想去那儿也因为你很想知道参与历史事件会有怎样的感觉。是那个星期五之后的那个星期天，鲁比开枪杀死奥斯瓦尔德的那一天，你以为旁观的人群会沿街而立，当葬礼队伍经过时，他们会尊敬而静默地站在那儿，处于失语悲伤的状态，但你那天下午遇见的却是一大群吵闹的、摇头晃脑的八卦客，人们拿着照相机爬在树上，人们把他人推开以便看得更清楚，而最主要的是，你想起了一种公开绞刑的气氛，暴力的死亡景观之中有一种惊惧。你在那儿，你亲眼见证了那些事，然而自此之后的所有日子里，你一次也没听到过有人谈起真正发生了什么。

尽管如此，还是有些从前的东西你会怀念，尽管你毫不渴望看见那些日子重来。老式电话的铃声，打字机的敲击声，瓶装牛奶，不设指定打击手的棒球比赛，黑胶唱片，套鞋、长袜和吊袜带，黑白电影，重量级冠军赛，布鲁克林道奇队和纽约巨人队，三十五美分的平装书，政治左派，犹太乳品店，双片连映，没有三分球的篮球比赛，宫殿般的电影院，非数码照相机，可以用三十年的烤面包机，蔑视权威，纳什漫步者和木舷旅行车。但你最怀念的还是公共场所禁烟之前的那个世界。从你十六岁抽第一根烟起（在华盛顿肯尼迪的葬礼上与朋友一起）到千禧年末——除了少数例外——你一直可以自由地在任何你喜欢的地方抽烟。起初是餐厅和酒吧，还有大学教室，戏院阳台，书店和唱片店，医生候诊室，出租车，棒球场和体育馆，电梯，旅馆房间，火车，长途巴士，机场，飞机以及送你上飞机的机场穿梭巴士。有了极严厉的禁烟法令后，如今世界很可能变得更好，但也有一些东西丢失了，而不管那东西是什么（自在感？对人性弱点的宽容？友善的感觉？清教徒式痛苦的缺席？），你怀念它。

有些记忆你觉得那样陌生，那样不可思议，那样难以置信，以至于你觉得很难把它们与这样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你是那个经历了这些你正回忆的事件的人。比如，十七岁时，你第一次出国旅行后从米兰飞往纽约的旅途中（去拜访在意大利的你母亲的姐妹，过去十一年她一直住在那儿），你坐在一位迷人的、非常聪明的十八九岁女孩身边，在一小时的交谈后，你们在剩余的旅途中毫无顾忌充满激情地彼此亲吻，在其他乘客面前丝毫不觉羞耻、不自觉地热情爱抚。这似乎本不可能发生，但它发生了。更奇怪的是，在次年欧洲短途旅行的最后一个早上，你乘坐学生游轮开始跨越大西洋的那次，你在爱尔兰香侬机场登机后发现自己身边又坐着一个漂亮女孩。在一个小时严肃地谈论了书、大学和你的夏日历险后，你们两个也开始接吻，你们那样激情以对，最终你们盖上了一块毯子，而在毯子底下，你的双手在她全身、在她裙底游移，而仅仅因为一丝意志力尚存，你们俩才没有冒险踏入赤裸裸做爱的禁地。这样一件事怎么可能发生呢？年轻人的性能量难道如此巨大，仅仅出现另一个身体便可作为性爱的诱引？现在你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了，甚至不敢去想做这样的事——不过话说回来，你也已经不再年轻。

不，你从不曾滥交，尽管有时你希望能允许自己更狂野、更冲动一些；但虽说你行为节制，你还是与可怕的亲密病毒数次交战。淋病。你曾得过一次，那时你二十岁，而一次已经够受的了。一种黏稠的绿色黏液从你的阴茎顶端渗出，感觉像一根金属针塞进尿道，而小便这样简单的行为也成了煎熬。你永远没明白如何感染了淋病，可能的候选人选有限，而她们中没有一个让你觉得有可能是那恶疾的携带者，但五年以后，当你发现自己患上阴虱症时，你的确知道谁该负责。这次不疼，但阴部持续瘙痒，而当你最终低头去看发生了什么时，你惊讶地发现你被一营队的小阴虱感染了——外形与那些住在海里的蟹相似，但大小是微型的，不比瓢虫大。那时你对性病一无所知，你从未听说过这种病痛，直到自己染上此病，你甚至从不知道有阴虱这样的东西存在。盘尼西林治愈了淋病，但只需要一种粉就能去除在阴毛里扎营的害虫。所以说，只是小病而已，隔开一段距离看颇为喜感，但在那时你觉得难过，很难过，因为那个使你感染那些瘙痒魔鬼的人正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位真爱，那十五岁时把你击倒并在青春期的剩余年份里一直折磨着你的疯狂爱情，而如今与她共眠，在你成人期的开始，令你感觉或许注定要再一次爱上她，而这一次——如果上帝在你这边——你的爱将得到完全的回报。但你们共度的那命中注定的周末并不是一个新故事的开始。它是旧故事的结束——以它自身方式的大团圆结局，但仍是结局，绝对的结局，而在裆部爬行的小虫，不过是那终章伤感的小尾声。

人们认为瓢虫会带来好运。如果有个瓢虫落在你手臂上，你应该在它飞走前许一个愿。四叶草也是好运代理人，在童年时代早期你有无数时间在草地上爬行，搜寻那些小小的奖励，它们的确存在，但很难得才找得到，于是这便成了庆祝的理由。第一只知更鸟的出现预示着春天的来临，那褐色、红胸的鸟会在一天早晨突然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你的后院里，在草地上四处跳动挖虫吃。此后你会看见越来越多的知更鸟，发现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每天把更多的知更鸟加入合计数，而到了你不再数它们的时候，天气将会转暖。你搬进欧文大道屋子后的第一个夏天（1952），你的母亲在后院种了一座花园，在花床土壤上的一年生植物及多年生植物丛中，独有一棵向日葵，几周过去，它继续生长，起初到了你小腿处，然后到腰间，随后往上与肩齐高，之后，到达你头顶后，一跃超过你到了六英尺高。向日葵的生长是那个夏天的中心事件，是积极投身于时间的神秘运作，每天早晨你会奔去后院与它比高低，看看它正以多快的速度追上你。同在那个夏天，你结交了你的第一个密友，儿童时代第一个真正的伙伴，一个叫比利的男孩，他家就在离你家不远处，因为你是唯一一个在他讲话时能理解他的人（他讲话口齿不清，就好像会沉回他那满是口水的嘴巴，无法作为清晰的声音出现），他依靠你向世上其他人翻译他的话，你也依靠他，把他视为勇敢的哈克，而你是更谨慎的汤姆。在接下来的那个春天，你们每天下午都一起在树丛里搜寻，寻找死去的鸟——如今你意识到，大部分是雏鸟，它们一定是从鸟巢里跌了出来，无法找到回家的路。你们将它们埋在你家屋旁的一堆土里——还有非常严肃的仪式，伴有假装的祷告和长时间的默哀。那时你们俩都已经发现了死亡，而你知道这是一桩严肃的事，某种不允许开玩笑的东西。

你清晰记得的第一桩人类死亡事件发生在1957年，那时你80岁的祖母心脏病发作跌倒在地，当日稍晚在一间医院去世。你没有去葬礼的记忆，这也许意味着你没有去，很可能是因为那时你十岁，父母觉得你还太小。你记得的是此后好几天屋子里充斥的黑暗，人们来来去去在客厅与你父亲一起服丧，不相识的人们以含糊不清的嗓音背诵着无法理解的希伯来祷词，所有这些奇怪的平静的骚动，父亲的悲伤。你自己几乎完全没有被这死亡所打动。你感觉与祖母没有任何维系，没有来自她的爱，对于你是谁没有好奇心，没有哪怕一丝爱的光芒，而少数几次她用双臂抱着你，来一个祖母式拥抱时，你觉得害怕，渴望拥抱马上结束。那时候1919年的谋杀案仍是一个家庭秘密，你直到二十岁出头才知道那件事，但你始终感觉得到祖母是个疯子，感觉到对这位操着破碎英文、不时狂暴吼叫的小个子移民女人最好敬而远之。甚至当哀悼者在屋子里进进出出时，你都在做十岁男孩自己的事，而当拉比拍拍你的肩膀，说你可以离开去参加当晚的棒球小联赛时，你上楼走进自己房间，穿上棒球服，奔出了屋子。

十一年之后，你母亲的母亲之死是一个不同的故事。那时你已经长大，十四岁时杀死你朋友的那道闪电令你懂得了世界变化无常，我们随时都可能失去未来，天空充满了闪电，这些闪电不但能击倒并杀死年轻人，也能击倒并杀死老年人，而永远，永远如此，闪电总是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来袭。这是你关心的外祖母，你所爱的令人尊敬、略显焦虑的女人，她经常与你在一起，一直出现在你生活中，而如今你思忖着她的死，及其死之本质，她的死缓慢、可怕、令人不忍卒睹，你意识到在你的家庭里，其他所有的死都是突然的，是一系列闪电，与杀死你朋友的那道闪电相似：你父亲的母亲（心脏病，几小时内死去），你父亲的父亲（在你认识他之前被枪杀）、你的父亲（心脏病，几秒钟内死去）、你的母亲（心脏病，几分钟内死去），甚至你母亲的父亲，他并未死在一瞬间，他活到八十五岁还身体健康，然后，在两三周迅速衰竭后，死于肺炎，也就是说，因年老而死——你觉得，是一种令人嫉妒的死法，生命直达你的第九个十年，然后，并非由闪电执行电刑，而是有机会消化你正在告别人世的路上这一事实，有机会稍作回顾，随后入眠并飘向那空无之地。你的祖母没有飘向哪儿。她如坐针毡般拖了两年，当她七十三岁去世时，对她来说几乎什么都不剩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通常称作路格瑞氏症。你见过人们的身体被致命癌症自动吞噬，见过有人被气肿逐渐扼杀，但ALS同样暴虐残酷，一旦你被诊断罹患此症，就没有了希望，无可挽回，在你面前只剩下一场朝向解体与死亡而去的漫长征程。你的骨头软化。皮肤之下的骨骼变成灰泥，器官一个个衰竭。令你祖母尤其难以忍受的是她最初的症状出现在喉咙，她的语言功能在其他一切之前遭受了攻击：喉咙、舌头、食道。有一天，无缘无故地，她发现很难清晰地发出词语的音，音节变得含糊不清，略有间断。一两个月后，它们令人担心地消失了。几个月后，一阵阵痰阻塞了她的句子，如闷窒的水流声，病症之屈辱，而当没有一位纽约的医生能弄明白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时，你母亲带她去马约诊所做全身检查。是这些明尼苏达人宣布了她的死刑，不久她的言语就变得不知所云。此后她被迫通过书写交流，不管她去哪儿都带着一支小铅笔和一叠纸，尽管她的其他部分似乎暂时还好，她仍然可以走路，仍然可以参与身边的生活，但当几个月过去、喉咙肌肉不断萎缩时，吞食成了问题，饮食成了一种永久的考验，而最终，她身体的其他部分也开始背叛她。在医院的最初一两周，她还能使用她的臂和手，还能用铅笔和小纸簿沟通，尽管她的字迹已经退化得很严重，随后开始有一位名叫莫兰小姐的私人护士来照看她（小个而高效，有种不变的假笑粘在她的脸上），她从你祖母那儿拿走了纸和铅笔，而你祖母越是抗议般嚎叫，纸簿就越长时间离开她。当你和母亲开始怀疑正发生的事时，莫兰就被解雇了，但祖母与那虐待她的护士间的战斗耗尽了她剩余的所有力量。这个在你生病时为你读莫泊桑故事、带你去无线电城音乐厅看演出、请你去施拉弗特吃冰激凌圣代的温柔谦逊的女人正在曼哈顿上东区的医师医院死去，而就在她太过虚弱再也拿不住铅笔后不久，她发疯了。她身体里仅剩的无论什么力量都归于愤怒，一种痴呆的怒火使她变得无法辨认，用不断嚎叫来自我表达，是那种来自无助僵化的人的闷窒压抑的嚎叫，挣扎着不在她自身的痰堆里沉溺。生于明斯克，1895年。死于纽约，1968年。生命之终是苦涩的（约瑟夫·儒贝尔，1814）。

当时一切自有其方式，而你从不停下来质疑它们。在你的城里有公共学校和天主教学校，因为你不是天主教徒，你上了公共学校，它们被认为是好学校，至少以当时衡量这类事的标准而言，而母亲后来告诉你，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你们一家才在你快要开始上幼儿园之前数月搬进了欧文大道的屋子里。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与你的经历做比较，但你在那个系统里度过了十三年，最初七年在马歇尔学校（K—6），随后三年在南奥兰治初级中学（7—9），而最后三年在梅普尔伍德的哥伦比亚高中（10—12），你遇到过一些优秀的老师和一些平庸的老师，少许出类拔萃、鼓舞人心的老师和少许差劲、不称职的老师，而你的同学们有聪明的，有普通的，也有准白痴。所有的公共学校都是这样。每个住在该地区的人都可以免费上，而因为你在一个特别教育尚未来临的时代长大，还没有建立另外的学校来接收所谓有问题的孩子，你有几个同学是生理残疾的。你不记得有人坐轮椅，但你仍然记得那个身体扭曲的驼背男孩，那位缺了一个手臂的女孩（她的肩膀以下延展出一截没有手指的断肢），那个口水滴在衬衫前面的流口水的男孩，和那位几乎不比侏儒高多少的女孩。如今回首往事，你觉得这些人是你所受教育的重要部分，如果他们没有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你对于何为人类的理解或许会变得贫乏，缺少深度及同情，缺少对于痛苦及不幸的形而上的洞见，因为那些孩子是英雄般的孩子，他们不得不比其他人努力十倍才能为他们自身找到一个位置。如果你仅仅生活在生理健全的人之中，生活在像你自己那样的、将健康的身体视作理所当然的孩子们之中，你又怎么会明白什么是英雄主义呢？你早年的朋友里有一个是戴眼镜、长着一张平常、没有下巴的脸的、不爱运动的胖男孩，但因为他聪颖幽默、有数学细胞及当时你视为不同寻常的慷慨精神而极受其他男孩喜爱。他有一个患病卧床的弟弟，男孩的病使他的生长停止、骨骼脆弱，与坚硬表面最轻微的接触也会令他骨折，会完全无缘无故地骨折，而你记得有好几次放学后去朋友家，进屋看望他的弟弟，他只比当时的你小一两岁，躺在装有滑轮和管线的病床上，腿上裹着石膏，他的头很大，皮肤灰得不可思议，在那间房间里你几乎无法开口，你觉得紧张，也许有些害怕，但那兄弟是个好孩子，友善而聪明，而他不得不躺在那样一张床上总是令你觉得荒谬、甚至愤怒，而每次你看见他都会想，是哪个白痴上帝判定了他要被锁在那个身体里，而不是你。你的朋友对他很忠诚，他们如同你曾认识的其他兄弟一样彼此亲密，他们分享一个私密的两人世界，一个由共同爱好主宰的秘密宇宙：他们打想象中的棒球比赛，玩一种由骰子、纸牌、复杂的规则和详尽的统计记录组成的棋盘游戏，并详尽记录他们的每一场比赛，这逐渐演变成整个赛季，每一两个月成为另一个赛季，在一个接一个想象游戏的赛季里，岁月荏苒。你现在意识到该有多巧，在1957至1958赛季的一个冬日傍晚，就在道奇队宣布从布鲁克林搬回洛杉矶后不久，正是你的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你罗伊·坎帕内拉，那位全明星队捕手，遭遇了车祸，车祸如此严重，就算活了下来，余生也都将瘫痪。你的朋友对着电话哭泣。

2月23日：你与妻子相遇第三十周年，你们共度第一夜三十周年。你们俩在黄昏离开家，跨越布鲁克林大桥，入住曼哈顿下城的一间宾馆。或许有点放纵，但你不希望这二十四小时悄然流逝，没有做什么来留念，而因为从来没有过办一个派对的想法（一对夫妻为什么会希望在别人面前庆祝自己的纪念日呢？），你和妻子在宾馆餐厅里单独吃晚饭。之后，你们乘电梯到九楼进了房间，在那儿你们很快一起喝完了一瓶香槟，忘了打开收音机，忘了打开电视机看看那四千多部可选的电影，而在喝香槟的时候，你们彼此交谈，好几个小时你们什么都没做只是在交谈，并非在谈论过去及身后的三十年，而是谈论现在，谈论你们的女儿和你妻子的母亲，谈你们现在正在忙的工作，谈所有那些既切题又琐碎的事，而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个夜晚与你们婚后的其他任何夜晚并无不同，因为你们俩总是在交谈，正是这交谈以某种方式定义了你们，而所有这些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这始于你们相遇之日的漫长而不间断的对话中。外面，是又一个寒冬夜晚，又一阵冻雨抽打着窗户，但现在你与妻子躺在床上，宾馆的床是温暖的，床单柔滑舒适，枕头绝对巨大。

无数次动心与调情，但在你早年生活里只有两次大的爱情，青少年中期及后期的剧变，两次都是灾难，随后是你的第一次婚姻，同样以灾难告终。从1962年开始，当时你爱上了十级英语班上的那个美丽的英国女孩，你似乎有一种追错人的特殊才能，想要你无法拥有的东西，将心交给那些不能或不愿以爱回报你的女孩。有时是大脑感兴趣，有几次是身体感兴趣，但全然不曾动心。几近疯狂的女孩，她们都令人销魂，具有自我毁灭的特质，令你极其兴奋，但你几乎一点都不理解她们。你创造了她们。你将她们用作自身欲望的虚拟化身，忽略她们的问题及个人史，无法在自身的想象之外领会她们是谁，然而你越是无法理解她们，你就越热切地渴望她们。高中的那个开始了一场秘密绝食行动，结果进了医院。那时候厌食症这个词还不在你的词汇表里，于是你想到了癌症或白血病（她的母亲几年前得白血病而死），否则又该怎么解释她那曾经可爱的身体的衰退呢，那可怕的消瘦，你记得曾试图去医院探访她但遭拒，每天下午都遭拒，爱和恐惧令你精神错乱，但最终她并非是为男孩们准备的，尽管在你二十出头的时候有几次她又不知不觉回到你的生活之中（以阴虱症溃败告终），但她本质上是一个为其他女孩准备的女孩，因此你与她根本没有任何机会。第二个故事始于你大学第一年的那个冬天，那时你爱上了另一位情绪易变的女孩，她既想要你又不想要你，而她越是不想要你，你就越热忱地追求她。一位病态的游吟诗人和他变化无常的女伴，甚至几个月后她割腕、心不在焉地试图自杀之后，你继续爱着她，这裹着白色绷带、露出动人而歪斜的笑容的那个，随后，在绷带拆除后，你让她怀上了孩子，你用的避孕套破了，于是你不得不花了一大笔钱来支付堕胎费。惨痛的记忆，又一件令你夜不能寐的事，而当你确信你们俩做出了正确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时（十九岁和二十岁的父母，可笑的想法），你被那个没有出生的孩子的记忆所折磨。你总是想象那会是个女孩，一个红发女孩，一个奇妙的出色的女孩，而意识到如今她会有四十三岁这点令你痛苦，这意味着极有可能你本该在一段时间之前就当上了外公，或许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如果你让她活下来的话。

考虑到你过往的失败、误判、无力理解自我及他人、处理心灵问题时的笨拙方法，你最终进入了一场持续如此之久的婚姻就似乎很不寻常。你曾试图弄明白命运意外转折的原因，但你从未能得到答案。一天夜里你偶然遇见一个陌生人，你爱上了她——而她也爱上了你。你配不上这爱情，但你也并非不配。就这样发生了，而除了运气，无法解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从一开始起，和她的一切都是不同的。这一次不是臆想，不是内心幻想的某种投射，而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你们俩一开始交谈，她就将她的现实加诸你身上，那是一次诗歌朗诵会后，在92街Y的大堂里，你们共同认识的一个熟人介绍你们相识，而因为她既不腼腆也不难以捉摸，因为她直视你的眼睛、勇敢地身为一个全然合理的存在，你无法将她变成她所不是的人——无法创造她，如同过去你对于其他女人所做的那样，因为她已经创造了她自己。美丽，是的，毫无疑问绝对美丽，修长的、六英尺高的金发女郎，有美丽的长腿和四岁孩子般的小手腕，是你曾见过最大的小人，又或许是最小的大人，然而你又不是在望着某个遥远的女神客体，而是正在与一个活生生的、正在呼吸的人类主体交谈。主体，并非客体，因此不会有幻像。不会有欺骗。智慧是一种无法伪装的人类特质，而一旦你的眼睛适应了她美貌的光芒，你就明白了这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是你曾遇见过的最优秀的心灵。

渐渐地，当你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开始更好地了解她时，你发现对于几乎所有重要的事你们都有相同的观点。你们的政治观点相同，你们在乎的书是相同的书，你们对于生活里想要什么也有相似的态度：爱情、工作和孩子——金钱和财富远在清单居后。令你甚感安慰的是，你们的个性毫不相似。她比你笑得多，她比你更自由更外向，她比你更温暖，然而，在内心最深处，在你们相结合的最深点，你感觉自己遇见了自己的另一个版本——只是那个人比你进化得更充分，更能够表达你憋在心里的东西，一个心智更健全的存在。你爱慕她，而在你生命里第一次，这个你爱慕的人也爱慕你。你们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来自明尼苏达的路德会年轻女孩，一个是来自纽约的不那么年轻的犹太人，但在三十年前的那个2月23日，你们偶遇后仅仅两个半月，你们决定同居。直到那时为止，你所做的每一个关于女人的决定都是错误的决定——但这一个不是。

她是个研究生，也是个诗人，你们在一起的最初五年，你看着她完成功课，学习并通过口试，随后经历了一段艰苦的论文写作期（论狄更斯的语言和身份）。在那段时间她出版了一本诗集，而因为你们婚姻早期缺钱，她打好几份工，一边编辑佐恩出版社的三卷本选集，一边秘密重写某人关于雅克·拉康的博士论文，同时教书，主要是教书。第一个班级是教保险公司的低阶员工，这些有野心的年轻工人希望通过上英文语法及说明文的强化课程提高晋升机会。一周两次，你妻子带着学生们的故事回家，有些故事很有趣，有些相当动人，但你记得最清楚的那个是关于期终考试里出现的一个滑稽的错误。在学期中，你的妻子讲了一堂关于修辞方法的课，其中讲到委婉语的概念。作为例子，她举例说过世是死的委婉语。期终考试上，她要求全班同学给委婉语这个词下一个定义，于是一个不甚专心的学生答道：“委婉语的意思就是去死。”在保险公司班之后，她去了皇后大学，在那儿作为助手工作了三年，一份累人的低薪工作，每学期上两种课，教英文补习班及英文写作班，每个班二十五个学生，每星期要改五十份作业，每学期要与每个学生进行三次个别会谈，早上六点开始踏上从科布尔山到法拉盛的两小时旅途，随后要乘两次地铁和一次巴士，随后是反方向的两小时旅途，只为那份一年八千美金没有福利的薪水。漫长的日子让她筋疲力尽，不只是因为工作和路途，也因为在皇后大学的荧光灯下度过的那些时间，这种快速闪烁的光线会使那些患偏头痛的人头疼，而因为你的妻子自童年起一直有那种状况，到傍晚走出门时她很少不是眼有暗圈、脑袋剧疼。她的论文进展缓慢，对于研究与写作需要的专注时段而言，她每周的日程太琐碎了，但突然间你的财务状况稍稍开始变好，足够让你说服她不惜任何代价地辞去教书工作，而一旦她空了下来，她迅速在六个月里写完了狄更斯论文的剩余部分。更大的问题是为什么她依然决心完成它。一开始读研究生曾是有意义的：单身女人需要一份工作，尤其当那个女人来自一个没有钱的家庭时，而尽管写作是她的志向，她无法依靠写作维生，因此她愿意做一个教授。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她结婚了，财务状况越来越安全，她不再打算找一份学术工作，然而她依然继续奋斗，直到拿到了博士学位。一次又一次，你问她为什么这对她那么重要，而她给你的各种各样的回答都直指那个核心问题：她曾经是谁，她现在仍是谁。首先：因为她不愿勉强让自己放弃已经开始做的事。一个关于倔强和骄傲的问题。其次：因为她是个女人。顺风顺水地，你一年后就摆脱了研究院，你是个男人，而男人掌控着世界，但一个佩戴着高学历徽章的女人会在这个男人的世界上赢得一些尊敬，不会像没有那徽章的女人一样被看低。第三：因为她喜欢。努力工作及高强度研究的纪律性提升了她的智力，使她成为一个更好、更敏锐的思考者，而即使未来她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来写小说（她已经开始写她的第一本），她也不想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就马上放弃她的知识分子生活。这些便是二十五年前你和她的交谈内容，但好像她那时已经开始努力望向未来，看见了她身前未来的轮廓。自那之后：出版了五部小说，第六部正在写，也有四本非虚构类书，大部分是散文，有宽泛主题的许多散文：文学、艺术、文化、政治、电影、日常生活、时尚、神经科学、心理分析、认知哲学以及记忆现象学。1978年，她是一百个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英文专业的学生之一。七年后，她是仅有的三名成功坚持到底的人之一。

和你的妻子结婚，你也和她的家庭结了婚，而因为她的父母仍然住在她长大的那幢房子里，另一个乡村渐渐被吸收进你的血液：明尼苏达，上中西部乡村王国最靠北的省份。不是你想象中的平坦世界，而是一片有起有落的起伏之地，没有高山或小山的挤压，但极远处的云模拟着大小山脉的样子，幻觉般的一大块，一团雾状的白，柔化了一英里接着一英里单调的起伏之地，而在那些没有云的日子里，有一路向地平线延伸而去的苜蓿地，低远的地平线上方横跨着巨大的、永无止境的天空，天空如此辽阔，它一路朝你的足尖落下。地球上最冷的冬天，随后是酷热潮湿的夏天，极其干燥的炎热带着成百万蚊子朝你袭来，蚊子如此之多，连卖的T恤上都印着那些杀人的俯冲轰炸机的照片，说明上写着明尼苏达—州鸟。你第一次去那儿，是1981年夏天去住两个月，你当时正在写二十世纪法国诗歌选集的前言，一篇很长的文章，有四十多页，而因为你未来妻子的父母在你造访时不在城里，你就在未来岳父在圣奥拉夫学院的办公室里工作，在一间饰有北欧海盗头盔照片的房间里炮制那些关于阿波利奈尔、勒韦迪和布勒东的段落，每天早晨开车去几乎无人的校园，而一周后校园突然苏醒过来，那时学校把几幢建筑租给了基督教导师年会，你是多么喜欢在早晨泊车时看着那些导师走过啊，众多长相几乎相同的男人，留着极短发，挺着大肚皮，穿着百慕大式短裤，随后你走进挪威语系你的房间，在那儿你要再写几页法国诗人。你在诺斯菲尔德，它自诩为“奶牛、大学和满足的故乡”，一个约有八千人的城市，最出名的是，这是杰西·詹姆斯和他的同党在一次未遂抢劫中的丧命之处（弹孔依旧留在迪威臣街银行的墙上），但你最喜欢的地方很快变成了19号公路上的美多麦工厂，它那高耸的烟囱涌出白色的云雾，带着坚果味的麦粒，它们用于制作那种黄褐色的法里纳纹理的早餐麦片，它就在你岳父的办公室到城中心的路上，而几百码外，就是那个夏天的某个下午你和妻子停步看着一列慢车经过的铁道，那是你曾见过的最长的火车，有一两百节货车车厢，但你没有时间去数，因为你和未来的妻子正在交谈，主要是关于你们回纽约之后要找的公寓，而就在那时，婚姻问题第一次出现在你们之间，不只是住在同一屋檐下而且也要由婚姻维系，那是她想要的，那是她所坚持的，于是尽管你曾决定再也不结婚，你还是说当然好，你很乐意娶她，如果那就是她想要的，因为那时候你已经爱她足够久，你明白无论她想要什么，那也一定是你也想要的。正因为如此，你在那个夏天才那样仔细关注身边的一切，因为这是她度过童年及少女时期的乡村，而研究了那片景色的细节后，你觉得你会渐渐更了解她，更理解她，而一个接一个的，当你逐渐认识了她的父母和三个妹妹后，你也开始理解她的家庭，这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她，感受她行走其上的土地之坚固，因为这是个坚固的家庭，和你长大时自己那个破碎临时的家庭迥然不同，而不久之后你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因为现在这也是你的家了，这是你永久的幸运。

接着是冬访，新年到来时的返家，在一个带着沉默空气的冰冻世界里待一周到十天，匕首般的风刺穿你的身体，早晨透过厨房窗户望向温度计，看见红色的水银卡在零下二十华氏度、零下三十华氏度，对于人类生活而言，这温度是那样不适合居住，你经常问自己怎么会有人能住在这样的地方，你脑海里的图像是苏族从头到脚都裹在水牛皮里，那是在苔原似的草原上被冻死的拓荒家族。没有一种冷像这种冷，一种不可能的冷，踏出门的那个瞬间便朝脸部肌肉袭来，连续击打你的皮肤，使皮肤皱起，使血管里的血液凝固，然而有一次，并非许多年以前，全家人一起走进黑暗里看北极光，你就看过那唯一一次，难以忘怀，难以想象——站在寒冷之中抬头凝视令人震惊的绿色天空，天空在夜晚的黑墙上闪烁着绿光，你曾见证的事物里没有一样堪比这令人兴奋的宏伟景象。在另一些夜里，清朗无云的夜里，天空挤满了星星，从地平线到地平线满满当当，比你在任何其他地方看过的星星都多，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合并成了密集而明亮的一片，头顶上一锅粥一样的白，继而是白色的早晨，白色的下午，那雪，那永无止境落在你周围的雪，积到了膝盖处，上升到腰部，如同小时候在母亲花园里那些超过你头顶的向日葵般生长，比你见过的其他任何地方的雪都大，而突然之间，你在重新经历1990年代中期的一个瞬间，那时你和妻女去明尼苏达进行每年一次的圣诞朝圣，而在那个暴风雪之夜你在那儿开着车，从妻子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妹妹家驱车前往她在诺斯菲尔德的父母家，只有不到四十英里远。坐在后座的是三代女性（你的岳母、妻子和女儿），而与你一起坐在前排的，坐在右侧副驾驶座的，是你的岳父，在你与他的长女结婚的那些年里一直善待你的男人，尽管从很多方面看，他是一个疏离而自闭的人，与你自己的父亲很相像，两人都忍耐过艰苦贫困的童年时期，而对你岳父来说还有额外的折磨，他曾在二战里当步兵（吕宋岛战役，菲律宾，新几内亚的丛林），但你是掌握与自闭人沟通艺术的终身专家，假如说你的岳父有时与父亲相像的话，你觉得在他身上有更多的温暖和柔情，他比你父亲更易被了解，更像是人类的一员。你四十六或四十七岁，身体状况极佳，在中年里还算年轻，而因为你仍被视为好司机，后座上的女性团绝对相信你有能力将她们安全地送到诺斯菲尔德的家中，而因为她们信任你，她们没有警惕风暴的潜在危险。实际上，在开车回家的整个旅途中，她们三个忙于热烈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表现得就好像这是盛夏一个温煦的傍晚，但你一发动汽车、离开表妹家，你和岳父就都明白了你将迎来一段糟糕的旅程，天气状况糟透了，简直到了难以对付的程度。你刚上高速公路，开始在I-35号公路上向南而行时，雪已经鞭挞在挡风玻璃上了，尽管雨刷正全速运作，你仍然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因为雨刷刚完成它们的弧线，雪又开始在玻璃上聚集起来。在高速公路上，头顶没有路灯，而对面车道上朝你驶来的车的前灯照亮了落在挡风玻璃上的雪，因此你看见的就不再是雪，而是一团小而炫目的光线。最糟糕的是，路很湿滑，像溜冰场一样光滑而结满了冰，一小时开超过十到十五英里后会使轮胎失去摩擦力，刹车也变得失灵。每隔五十到一百码，在你的左边和右边，你都会经过一辆辆滑向路边的车，半翻在小山一样的雪堆或积雪里。你的岳父，一辈子都生活在明尼苏达，对在这样的风暴里驾车的危险太熟悉不过了，他一直全身心陪伴着你彻夜缓缓移动着车，坐在领航员的位置上，凝视着不断涌向挡风玻璃的闪亮雪云，提醒你将要到来的弯路，使你保持平静和专注，在他的脑子里、用他身体的肌肉和你一起驾驶，于是你们终于回到了诺斯菲尔德的家中，你和那老兵在前排，女人们在后排，两小时的艰苦跋涉，而不是通常的三四十分钟，而当你们五个人走进家里，女人们还在说说笑笑，但你的岳父，知道一直令你担心着的是怎样的考验，因为这也令他神经紧张，他拍拍你的后背，朝你使了个眼色。将制服束之高阁五十年之后，这位军士向你行了礼。

在明尼苏达州诺斯菲尔德的圣诞晚餐，每年如此，从1981年到2004年岳父去世，此后家里的房子变卖，你的岳母搬进一套公寓，然后传统改变了以适应新情况。但在近四分之一世纪里，这顿饭都很正式，任何细节都经过考虑，没有一个元素和前一年不同，而1981年你坐下时身前的那张桌子，桌上只有七个人——岳母及岳父、你的妻子、她的三个妹妹和你自己——随着日积月累、妻子的妹妹结婚并开始生养她们自己的孩子而渐渐扩展，因此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后，有十九个人围坐在桌边，包括那最年长的和年长的，年轻的和最年轻的。需要注意的是圣诞节是在24号晚上庆祝的，而不在25号的上午和下午，因为尽管你妻子一家住在美国心脏地带，他们曾是、现在也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家庭，一个挪威家庭，而所有的圣诞礼仪都遵循那部分世界的传统而非这里的。你的岳母，1923年生于挪威最南面的城市，直到三十岁才跨越大西洋搬来，尽管她的英文很流利，她还是带着明显的挪威口音说着她的第二外语。她年轻时经历了战争及德国入侵，十七岁时曾因参加早期反纳粹游行入狱九天（如果晚一些发生在战争中，她说，她或许就被送去集中营了），而她的两个哥哥都是地下党的活跃成员（其中一个，在越狱之后，为了逃离盖世太保滑雪去了瑞典）。你的岳母是一个聪明博学的人，你非常钦佩她，对她很有感情，但她有时应付英语和美国地理时会出洋相，也许，没有比十五六年前的那个晚上更好笑了，那时她和她丈夫乘坐的前往波士顿的飞机因为机场大雾无法降落而改降纽约奥尔巴尼，而他们刚在奥尔巴尼降落，她就打电话给你妻子，在电话里向她宣布：“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我们要在阿尔巴尼亚过夜了！”至于岳父，他也完全是个挪威人，尽管他是第三代美国移民，1922年生于明尼苏达州的坎农福尔斯，最后一代十九世纪牧场孩子，在没有电也没有室内管道设施的木屋里长大，而他所居住的乡村社区那样偏僻，无一例外地住着挪威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以至于他在大部分早年生活里说的是挪威语而非英语，因此他在整个成年及老年阶段都保留了一种口音：不是像你岳母那样的浓重口音，而是一种轻柔的音乐腔，用一种你从未在其他人那儿听见过的方式说的美式英语，你听起来总是觉得非常悦耳。在被战争长时间打断后，他按退伍军人权利法完成了大学，并继续在研究院及奥斯陆大学的富布莱特项目中继续他的学业（他和你的岳母在那儿遇见），最终成了一名挪威语言文学教授。所以说，你的妻子在一个挪威家庭里长大，尽管它碰巧位于明尼苏达，因此圣诞晚餐也是严格而完全挪威式的。实际上，与1920和1930年代你的岳母还是孩子时与她的家人在挪威南部吃的圣诞晚餐一模一样，一个远不及如今富足的年代，现在超市里会备有两百种早餐麦片及八十四种不同口味的冰激凌。那顿饭永远不变，而二十三年后菜单上没有增减哪怕一道菜。没有火鸡、鹅或火腿，像人们猜想中的主菜，而是猪肋骨，略加盐和胡椒，在烤箱里烤，吃的时候不加沙司或佐料。配菜是煮土豆、花椰菜、紫甘蓝、球芽甘蓝、胡萝卜、越橘，米布丁当甜品。没有哪一餐比这一餐更简单，更挑衅般地对抗着一顿可接受的假日大餐该由哪些菜组成的当代美国观念，但当你几年前向最年轻的侄子和侄女做民意调查时（这个传统仍在纽约继续），问他们是喜欢从前那种圣诞晚餐还是更愿意看到一些改变时，他们全都大声答道：“不要变！”这是作为仪式、作为传承、作为家庭凝聚力的食物——一种象征性的锚，阻止你漂向大海。这就是你婚后成为其中一员的宗族。当她大约十五岁时，你那机智的女儿想出了一个新词来描述她的背景：犹太挪威人。你怀疑会不会有很多人认同属于这个由交杂身份组成的特殊类别，但毕竟这是美国，是的，你和妻子是犹太挪威人的父母。

你小时候爱的食物，从最初的记忆到青春期来临，如今你惊异于有几万叉、几万勺食物进入你体内，吃了多少口、咽了多少次，多少次小口啜饮及大口猛灌，从白天不同时段你喝的无数种果汁开始，早晨喝橙汁，也喝苹果汁、葡萄柚汁、番茄汁和凤梨汁，玻璃杯里的凤梨汁，但夏天也喝在冰格里冻成块的凤梨汁，你和妹妹将之称作“凤梨块”，还有无论何时只要获准便会一饮而尽的软饮料（可口可乐、生啤、姜汁啤酒、七喜、橘子汁），还有你热爱的奶昔，尤其是巧克力的，但有时为换口味喝香草的，或把两种结合起来称作“白加黑”，随后，在夏天，狂爱漂浮沙士，通常是用香草冰激凌做的，但对你来说要是冰激凌的口味是咖啡的会更好吃。任何一个早晨，你都会以一道冷麦片开始（玉米片、卜卜米、碎粒麦片、膨化麦片、爆米花、燕麦圈——碰巧在厨房碗橱里的随便什么），你会将之倒进碗里，浇上牛奶，然后加上一勺（或两勺）精白糖。接着是一客蛋（多数时候炒，但偶尔也煎或煮成溏心蛋）和两片黄油吐司（白、全麦或黑麦），通常配培根、火腿或香肠，或者一盘法式吐司（涂枫树糖浆），或者，极少的时候，但总是最渴望，吃一叠薄煎饼（也涂枫树糖浆）。几小时后，午餐肉夹在两片面包之间，火腿或萨拉米，粗盐腌牛肉或博洛尼亚香肠，有时是火腿加美国芝士一起，有时单吃美国芝士，或者吃一个你母亲最信任的吞拿鱼三明治。在寒冷的日子里，像这一天一样的寒冷冬日，吃三明治前经常会先喝一碗汤，在1950年代早期通常是罐装的，你最喜欢坎贝尔的鸡汤面和坎贝尔的番茄汤，无疑当时每个美国小孩都喜欢。汉堡和热狗，炸薯条和薯片：是一周一次在当地一家名为克里克伍德的快餐店里的美食，每周四你和同学会在那儿一起吃午餐。（你读的语法学校没有食堂。每个人都会回家吃午饭，但从你九或十岁开始，你和朋友的母亲允许你们饕餮一番：每周四在克里克伍德吃汉堡和/或热狗，一共只要二十五到三十美分。）晚饭，也称作正餐或晚餐，假如主菜是羊排的话最好，烤牛肉紧随其后，接着不分先后，是炸鸡、烤鸡、炖牛肉、红烧牛肉、意大利面和肉丸、嫩煎牛肝和炸鱼腩焖茄汁。土豆总是有的，无论怎么烧（主要是烤或做土豆泥），它们永远会带给你深度的满足感。玉米棒超过了其他所有蔬菜，但那快乐限于夏日最后几个月，因此你欢乐地狼吞虎咽那些在你碗里的豌豆或豌豆配胡萝卜或青豆或甜菜。爆米花、开心果、花生米、棉花糖、一堆堆蘸有葡萄酱的咸饼干以及那些在你童年后期开始出现的冷冻食品，特别是鸡肉派和萨拉李的磅蛋糕。在你人生的这个时点，你几乎已经失去了对甜食的爱，但当你回首男孩时代那些遥远的日子，你会震惊于你曾渴望并吞下了那么多甜品。首先是冰激凌，你似乎对冰激凌有无法满足的胃口，无论是盛在碗里的纯冰激凌还是裹着一层巧克力酱，无论是以圣代、苏打还是雪糕（就像在好心情冰激凌吧和Creamsicles里一样）的方式呈现，还有埋伏在球形（糖糖）、三角形（爱斯基摩派）和圆筒（烤阿拉斯加）里的冰激凌。冰激凌是你年轻时代的烟草，是潜入你灵魂并不断以其魅力诱惑你的瘾，但你对蛋糕（巧克力层！天使的食物！）和各种曲奇也没有抵抗力，从香草手指到伯里双份巧克力，从菲格纽顿到玛洛马斯，从奥利奥到社交茶点，更不用说你在十二岁前吃掉的成百上千的糖果棒：银河系、三个火枪手、大块头、查尔斯顿牛轧糖、约克夹心薄荷糖、朱尼亚夹心薄荷糖、玛氏巧克力棒、士力架棒、雀巢鲁斯、太妃焦糖牛奶巧克力豆、暗笑、古伯斯、点点、枣树、凯子老爹以及天晓得还有什么别的牌子。你消化所有这些糖分后怎么还能在那些年里保持苗条，当你朝青春期而去时身体又是如何纵向而非横向生长？幸好，现在所有那些都过去了，但时不时地，也许每隔两三年，长途飞行前你在机场消磨时间时（出于某种原因，这仅仅发生在机场），如果你晃进一家报刊店找报纸买，一种古老的渴望会突然抓住你，于是你会将目光投向收银台下陈列的糖果，假如碰巧有暗笑，你就会买。十分钟内，所有五粒胶状糖果就会被吃光。红的、黄的、绿的、橙色的和黑的。

儒贝尔：生命的终结是苦涩的。就在写下这些词后不到一年，六十一岁时，在1815年这个年纪看起来一定会比现在大得多，他匆匆写下另一句关于生命终结的、更具挑战性的构想：人必须可爱地死（如果可以的话）。你被这句话感动，尤其是括号里的词，你觉得，这表明了一种少见的精神敏感度，一种来之不易的、对可爱有多难的理解，尤其是对某个年老的、正不断衰退而需由他人照顾的人而言。如果可以的话。最终很可能没有比可爱更伟大的人类成就，无论那终结是否苦涩。以尿、屎和口水将临终之床弄脏。你告诉自己，我们所有人都将朝那儿而去，问题是当处于无助和退化境地时，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为人。你无法预见当你最后一次爬上床那天到来时会发生什么，但如果你不是突然离世，像你的双亲那样，那么你希望能可爱。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一定不会忘了说起1971年你差点被鱼骨梗喉而死，或2006年的一天夜里在漆黑的走廊里死里逃生，当时你的前额撞进门框下缘并朝后跌去，随后，试图重获平衡的时候，又朝前倒下，脚绊在门槛上，面部朝下飞向你正走入的那间公寓的地板，头顶落地时离厚实的桌腿只有几英寸之遥。每一天，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人们死于那样的跌倒。比如，你朋友的叔叔，你十九年前写过的那个人（《红色笔记本》，第三个故事），他逃过了枪伤，二战时参加反对纳粹的游击队抵抗组织时屡陷险境但幸存了下来，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不时成功逃离某个死神及（或）断肢的年轻人，随后，战后搬到了芝加哥，住在和平时代美国的宁静里，远离年轻时的战场、飞弹及爆炸的地雷，一天晚上他醒来去上厕所，在漆黑的客厅里踩到一件家具，头撞到厚实的桌腿后死去。荒诞的死，无意义的死，五年前你的头撞地时假如朝左偏上几英寸你也可能这样死去，而当你想到人生告终时这些荒诞的死法——跌倒在楼梯梯级上，从梯子上滑下，意外溺水，被车撞倒，被流弹击中，因为收音机掉进浴缸而触电——你只能总结道，每个人的生命都会留下一些死里逃生的印记，每个成功活到你现在年纪的人已经避过了不少潜在的荒诞而无意义的死。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你称之为日常生活的过程里。更不用说，无数其他人曾面对更糟的情形，不曾拥有过日常生活的奢侈，比如，战斗中的军人，战争中死去的平民，被独裁政府谋杀的受害者，以及无数死于自然灾害的人：洪水、地震、台风、瘟疫。但即使是那些在灾难中幸存的人，相比我们这些没有遭受类似恐惧的人，也一点也没少受日常生活变化无常的影响——就像你朋友的叔叔，他在战争中逃生，却于某夜死于芝加哥公寓上厕所途中。1971年，一根鱼刺卡在了你的喉咙深处。当时你在吃一块你认为是大比目鱼鱼腩的东西，因此你当时并不担心会遇到任何骨头，但突然之间你不再能够不感到疼痛地吞咽，某样东西在那里面，而传统疗法一点都没用：喝水，吃面包，试图用手指拉出鱼刺。那根骨头进入了喉咙的极深处，它又长又粗足以刺穿了两侧的皮肤，而每一次你又试图把它咳出来，唾液里都带着血。那是四五月间，你已经在巴黎住了两到两个半月，而当你渐渐明白你没法自己把骨头取出来后，你和女友离开在雅克莫瓦斯路上的公寓，步行前往街区里最近的医疗中心，布西科医院。那时是晚上八九点钟，护士们不知该对你做些什么。她们在你喉咙里注射了一种麻醉液剂，她们和你聊天，她们笑着，但卡着的骨头还是碰不到因此无法被取出。最后，大约11点时，夜间急诊医生来上班了，一个名叫梅耶尔的年轻人，在这曾住着钢琴调音师盲人的街区里的又一个犹太人，结果天晓得，这个年轻医生，比你年长不超过四五岁，竟是个眼鼻喉科的专家。在预检时你吐出了一些血之后，他叫你跟他穿过院子来到医院另一侧大楼他的私人办公室里。你在椅子上坐下，他在椅子上坐下，随后他打开了一个装满三四十把镊子的大皮箱，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闪亮银器，各种尺寸用途一应俱全，有些是直头的，有些是弯头的，有些带勾，有些头是旋转的，有些是循环的，有些短有些长，有些看起来那样复杂而古怪，你想象不出这样的东西怎么能在人的喉咙里经过。他叫你张嘴，一个接一个地，他操着各种各样的镊子慢慢在你的食道里进进出出——那样深入以至于每一次他取出又一把镊子时你都会嗌住并吐出更多的血。要耐心，他对你说，要耐心，我们马上就要取出它了，随后，在第十五次尝试中，他使用了最大的一把镊子，祖父级别的镊子，在一端有一个极其夸张的弯钩，他终于抓住了那根骨头，将之夹紧，来来回回地摇动使它从卡进的肉里松开，缓慢地将之提起，穿过你的喉咙隧道拿了出来。他看起来又满意又惊讶。满意于手术成功，但惊讶于骨头的尺寸，它足有三到四英寸长。你也很惊讶。你怎么会吞下那么大的东西呢？你自问。它令你想起爱斯基摩人的缝纫针，鲸须胸衣支架，或一枚毒镖。“你很走运，”梅耶尔医生说，他仍然看着那根骨头，把它举起在你的面前，“这根骨头本可能轻易要了你的命。”

自2月1日那夜后没有下过一场大雪，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太阳、多风多雨的严寒之月，每天在你房间里专注地写这份笔记，这穿越冬季之旅，如今到了3月，依旧寒冷，依旧如一二月般寒冷，然而现在每天早上你仍出门检视花园里的雪，寻找色彩的迹象，番红花叶破土而出的最小尖端，木犀树丛里的第一抹黄，但至今仍一无所获，这一年春天将迟来，而你思忖着还要过多少个星期你才能开始寻找第一只知更鸟。

舞者们救了你。正是他们使你在1978年12月的那个黄昏起死回生，使你得以经历那驱策你越过宇宙罅隙的、清晰顿悟的尖峰时刻并使你能够从头再来。身体在运动中，身体在空间里，身体跳跃、弯曲，穿过空旷的、畅通无阻的空气，八个舞者在曼哈顿一座高中体育馆里，四男四女，都是年轻人，八个二十岁刚出头的舞者，而你坐在看台上，身边是十几个编舞者的朋友，观看她新作的公开排练。你受戴维·里德之邀而来，他是1965年你在去欧洲的学生邮轮上遇见的画家，如今是你在纽约最老的朋友，他请你来是因为他正在与编舞者妮娜·W谈恋爱，你不太认识她，她与戴维的情事也好景不长，但，假如你没有歪曲事实的话，你相信她是作为一名舞者从梅尔塞·坎宁安剧团起步的，如今她将精力转向编舞，她的作品与坎宁安有几分相似：强有力、自发、不可预料。这是你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你那时三十一岁，第一段婚姻刚刚瓦解，有一个十八个月大的儿子，没有固定工作，也就是说没有钱，作为自由译者勉强偷生，作为三本小诗集的作者在全世界最多有一百位读者，为《哈珀斯》《纽约书评》及其他杂志写评论来填补你微不足道的收入，而除了前一年夏天为弄些现金而匿名写的一部侦探小说（仍未找到出版商），你的工作渐渐陷入停滞，你被困住、陷入迷惘，一年多来你一首诗也没有写，而你慢慢意识到你可能再也无法写作了。这就是三十二年前的那个冬日黄昏你走进那座高中体育馆观看进行中的妮娜·W作品公开排练时所处的状况。你对舞蹈一无所知，现在对舞蹈仍一无所知，但每当你看见舞蹈出色完成时，内心总会涌起一阵快乐来与之回应，而当你在戴维身边坐下时，你不知道有什么可期待的，因为那时候你还没看过妮娜·W的作品。她站在体育馆地板上向一小群听众解释排练会分成两个交错的部分：舞者展示全剧的主要动作以及她的口头评点。随后她走向一侧，而舞者们开始在地板上四处移动。第一件令你吃惊的事是没有音乐伴奏。你从未想到过这种可能性——在静默中跳舞而不是伴着音乐跳——因为对于舞蹈而言，音乐似乎总是核心的，与舞蹈不可分割，不仅因为它设定了表演的节奏和速度，而且因为它为观众建立了一种感情基调，将一种叙事的条理赋予那些否则会变得全然抽象的东西，但这一次舞者的身体要负责建立全剧的节奏和基调，而一旦你开始进入其中，你发现音乐的缺席完全令人振奋，因为舞者们听见了他们脑子里的音乐，脑子里的节奏，听见了无法被听见的东西，而因为这八个年轻人是出色的舞者，其实是优秀的舞者，不久之后你也开始在你的脑中听见那些节奏。于是，没有声音，只有赤脚撞击体育馆木地板的声音。你无法记起他们动作的细节，但在脑海里你看见了跳跃和旋转、落地和滑行，手臂起伏，手臂垂向地面，大腿踢开，向前奔跑，身体接触随后不再接触，舞者的优雅和活力令你印象深刻，仅仅看见他们运动中的身体似乎就在把你带向某个自身未经探索之地，而渐渐地你感觉有某样东西从内心升起，感觉到快乐穿越身体上升直入大脑，一种生理性的快乐，也是大脑的快乐，一种不断增长的快乐蔓延并继续在你身体的每一部分蔓延。随后，六七分钟之后，舞者们停下。妮娜·W走上前向观众解释他们刚才见证的东西，而她说得越多，越热切激昂地试图表达舞蹈的动作与样式，你就越不理解她在说什么。这不是因为她在使用你不熟悉的术语，而是因为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她的话语彻底无用，不足以描述你刚才所见的无声表演，因为没有词能传达舞者们所为之丰富及纯粹的身体性。然后她走向一侧，舞者们重新开始运动，立刻令你感受到暂停之前同样的快乐。五六分钟之后，他们再一次停下，又一次妮娜·W上前讲话，又一次无力捕捉你刚才所见的百分之一的美，就这样来来回回又持续了一个小时，舞者们与编舞者轮流，运动中的身体之后跟着词语，美之后跟着无意义的噪音，快乐之后跟着厌倦，而在某刻，某样东西开始在你内心打开，你发现自己正越过世界与词语间的罅隙，越过将人类生活与理解或表达人类生活真相的能力割裂开的峡谷，而出于至今仍令你不解的缘由，突然穿越空旷无限的空气令你充满了自由和幸福的感觉，而到了演出结束的时候，你不再才思枯竭，不再为过去一年里一直令你烦恼的怀疑所累。你回到达奇斯县家中，回到婚姻终结以来一直睡的楼下的工作间，而次日你便开始写作，你工作了三个星期，写了一篇类型无法定义的文章，不是诗歌也不是散文，你试图描述在那座曼哈顿高中体育馆里观看舞者跳舞及编舞者谈话时的所见所感，一开始写了许多页，随后将之缩减为八页，这是你作为作家重生后的首部作品，是通向此后那些年里所写的一切东西的桥梁，而你记得写完时是一个周六大雪之夜，凌晨两点，你是这座静寂的房子里唯一醒着的人，而那一夜最糟糕的事，那一直令你害怕的事，就是在你写完文章、你最终取名为《白色空间》的文章时，你的父亲正在他女友的怀中死去。令人毛骨悚然的命运三角学。就在你重获新生的时候，父亲的生命正在告终。

为了做你做的事，你需要行走。行走带给你词语，使你在脑海里写下这些词语时听见它们的节奏。一只脚向前，随后另一只脚向前，心脏的两次鼓声。两只眼睛，两个耳朵，两条手臂，两条腿，两只脚。此，然后彼。彼，然后此。写作从身体开始，它是身体的音乐，而就算词语有涵义、有时可以有涵义，涵义也是从词语的音乐开始的。你坐在书桌前，为了写下这些词，但在脑海里你仍然在行走，始终在行走，你听见的是心的节奏，心的跳动。曼德尔施塔姆：“不知道但丁写《神曲》时穿破了多少双鞋。”写作，作为简单的舞蹈形式。

九十页前将旅行分类时，你忘了提及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之间的旅程，自1980年搬到金斯县起三十一年来在你自己城市里的旅行，平均每周两到三次，加起来有好几千次，其中不少是乘地铁在地下旅行，但还有很多是开车或乘出租车来回跨越布鲁克林大桥，一千次跨越，两千次跨越，五千次跨越，不可能知道有多少次，但相比其他旅行，这一定是你生命中最经常的旅行，而没有一次你不赞叹大桥的建筑，奇特但总体令人满意的新旧交融使这座桥区别于所有其他桥，巨石组成的中世纪哥特式桥拱与精细的钢缆网络既冲突又和谐，曾经是北美最高的人造结构，而在自杀式谋杀者尚未造访纽约的那些日子里，一直是你最喜欢的从布鲁克林到曼哈顿的过桥方式，期待着到达那个确凿的点，可以同时看见左侧港口的自由女神像和前方逐渐接近的闹市区天际线，那些突然跃入视线的巨大建筑，当然，其中有双子塔，这并不美的塔渐渐成为地景的一个熟悉的部分，尽管每当接近曼哈顿你仍然会赞叹天际线，如今没有了双子塔，你每次过桥时不再可能不想到那些死者，想起在你家顶层透过女儿卧室的窗户看着双子塔燃烧，袭击后三天，烟与灰落在你街区的街道上，而那令人痛苦的、无法呼吸的恶臭逼迫你关上家里的所有窗户，直到星期五布鲁克林的风向终于改变，而尽管在此后的九年半里你依然继续每周两三次跨越大桥，也不再是一样的旅程了，死者仍在那儿，而双子塔也还在那儿——在记忆里脉动，依旧作为天空中的一个空洞而存在。

你听见死者在召唤你——但仅有一次，在你活过的所有这些年里仅有一次。你不是那种能看见不存在的东西的人，而你经常迷惑于你所看见的东西，但并不相信幻觉或对于现实的幻想般的改变。对于耳朵同样如此。时不时地，出门步行穿越城市时，你觉得听见有人在叫你，你觉得听见了妻子或子女的声音从街道另一边传来，大叫着你的名字，但当你转身寻找他们时，总是某个其他人在说保罗或爸爸或爹地。然而，二十年前，也许二十五年以前，在远离日常生活的情况下，你经历了一次幻听，这幻觉一直逼真有力地迷惑着你，你听见的声音音量巨大，就算死者朝你尖叫的合唱持续了不过五或十秒钟。当时你在德国，在汉堡度周末，周日早晨你的朋友、也是你的德国出版商迈克尔·诺曼提议一起去拜访伯根—贝尔森——或者，更准确地说，去伯根—贝尔森曾经所在之处。你愿意去，尽管一部分的你有点迟疑，而你记得那个多云的周日早晨，那趟几乎是空的德铁之旅，一英里接着一英里的平地上挂着灰白色的天空，你看见路边一辆汽车撞进了一棵树而司机的尸体躺在草地上，如此毫无生气、扭曲的尸体以至于你立刻明白这男人已死，而你在那儿，坐在车厢里想着安妮·弗兰克和她的姐姐玛戈，两人都死于伯根—贝尔森，与数以万计的其他人一起，其中不少因为伤寒、饥饿、任意毒打及谋杀而惨死在那儿。当你坐在车厢客座上时，你曾看过的关于死亡集中营的电影和新闻影片掠过你的脑海，而当你和迈克尔接近目的地时，你发现自己变得愈来愈焦灼而孤僻。集中营本身什么都没剩下。房子被拆除，军营被推倒、运走，铁丝网消失，而现在矗立在那儿的是一座小型博物馆，一个充满海报大小的黑白照片及阐释性文本的单层建筑，一个阴冷的地方，一个可怕的地方，但又一毛不拔且一尘不染，以至于你很难想象战争年代此地的现实。你感觉不到死者的在场，成千上万人被塞进那铁丝网包围的噩梦之村的恐惧，而当你和迈克尔一起步行参观博物馆时（在你的记忆里，那儿只有你们在），你希望集中营原封不动，那样世人就可以看见这野蛮主义的建筑是如何的样貌。随后你走到室外，走到集中营的原址，但如今这是一片草地，一片可爱的、保养良好的草地区域，向四周各伸展了数百英尺，要不是地上置入了各种各样的标识说明军营曾经所在的位置及特定建筑所在的位置，你绝对猜不出几十年以前在那儿发生了什么。随后你到了一片略略升起的草地上，比其余地方高三四英寸，一个二十乘三十英尺长的完美矩形，一间大房间那样的尺寸，而在一个角落，地上写有这样的标识：这儿躺着五万个俄国士兵的尸体。你正站在五万个人的墓顶。似乎不太可能把那么多尸体放进一个这样小的地方，而当你试图想象那些在你下方的尸体，那五万个年轻人交缠的躯体被塞进定然是最深的深洞里时，你开始感觉晕眩，你想到如此多的死亡，如此多的死亡集中在那样小一片地里，而一瞬间之后你听见了吼叫声，奔涌的巨大声音从你脚下的土地里升起，你听见了死者的尸骨痛苦的嚎叫，痛苦的嚎叫，声嘶力竭、震耳欲聋的瀑布般的嚎叫。地球在尖叫。你听见了他们五或十秒，随后他们就沉默了下来。

在梦中对父亲说话。迄今已有多年，他一直在意识另一侧的暗室拜访你，与你长久地坐在桌前，从容交谈，平静而谨慎，总是和善亲切地待你，总是仔细听着你对他说的话，但一旦梦醒，你想不起你们之中无论谁说的哪怕一个词。

打喷嚏和大笑，打呵欠和大哭，打饱嗝和咳嗽，挠耳朵，揉眼睛，擤鼻涕，清喉咙，咬嘴唇，转动舌头舔下排牙齿的背面，颤栗，放屁，打嗝，擦去前额的汗，用手梳理头发——你已经做过那些事多少次？多少次踢到脚趾，撞伤手指，撞到头？多少次绊倒，滑倒，跌倒？你的眼睛眨了多少次？走了多少步路？有多少个小时你的手中握着笔？你给予并收到了多少吻？

怀抱着你的婴儿。

怀抱着你的妻子。

你爬下床走到窗口，赤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你六十四岁。室外，空气是灰色的，几近白色，看不见太阳。你问自己：还剩下多少个早晨？

一扇门已关上。另一扇门已打开。

你已经进入生命的冬天。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