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日下午4:00～5:00

蔡德贵：上次讲到，艾克带薪休假，石坦安接替，石坦安又讲了一段，两个人的风格不同。

季羡林：嗯。整个的清华的那一段，我的印象是，学德文哪，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原因就是任课的那几个教授，都不是太负责。所以我跟乔冠华交换到德国去以后，在柏林住了有七八个礼拜，专门上这个柏林大学给外国人开的德文班，叫加强补习。就证明我们到柏林以后，并不掌握德语，说不了。后来到哥廷根，不是我自己选的，是他们学术交换处指定的。

蔡德贵：必须到哥廷根大学。

季羡林：嗯。把这个乔冠华，派到图宾根大学。把我派到哥廷根。不过他这一派啊，对我以后很有影响，如果是把我派到图宾根大学，把乔冠华派到哥廷根大学，图宾根那个地方没有汉学，没有汉学，也没有印度学，乔冠华在图宾根，那里就靠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念的那点知识，勉强拼凑了一篇文章。

蔡德贵：是庄子的论文。

季羡林：大概是。当时我就有一个决心，就是我的博士论文，不管在德国什么地方，绝不选中国的题目。中国的题目是骗人的。所以我有这么一个决心。

蔡德贵：与乔冠华的选择有什么联系吗？

季羡林：跟乔冠华，一到哥廷根，他到图宾根，我们没有再联系。

蔡德贵：那您知道他选中国学的信息了吗？

季羡林：图宾根没有中国学的。

蔡德贵：那他怎么选庄子的论文呢？

季羡林：当时是这样子啦。反正那是骗洋人的。你总得选择一个题目吧。

蔡德贵：乔冠华很快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了。

季羡林：嗯。我到了哥廷根以后，固定在哥廷根，当时我还不清楚念什么。有一天我到那个教务处，看到外边有教授开课的名单，我发现里边有梵文、巴利文。我应该说是狂喜。因为我在国内、在清华大学旁听了两门课，一门是朱光潜先生的，叫什么来着？

蔡德贵：文艺心理学。

季羡林：文艺心理学，这个课，我还是学了不少东西。因为那时候朱先生刚刚从欧洲回国，讲到的都是当时欧洲最新的东西。另外他自己对中国的这个旧学很有造诣。所以听他那些课，觉得非常有益。

当时，我们有几个学生，就请这个陈寅恪先生开梵文课，陈寅恪先生说我开不了，我不是研究语言学的。所以，我到哥廷根和梵文、巴利文不期而遇，忽然看到这里有梵文、巴利文，我立刻就选了。

蔡德贵：当时您连想都没有想到。

季羡林：没有想到，不知道哥廷根会有什么课。选了以后，任课教师就是Sieg。

蔡德贵：Sieg用中文，就是西克教授。

季羡林：西克。后来他退休了，就是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来接替他。

后来，学了一段时间以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问我，你是不是想在这个印度学方面有所发展？我当时回答他，是的。他当时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德国人对印度学有兴趣的也不多，选这种文字的也不多。找了我这么一个人，很高兴。他就问我是不是要学下去，我回答说，当然要学下去了。

我到哥廷根的时候，最初还不知道这里有梵文、巴利文。当时脑袋里有一段时间，要学希腊文。

蔡德贵：是不是已经学了点希腊文？

季羡林：学了点。实际上，希腊文是德国中学里的课程，先学拉丁文，然后再学希腊文。所以我学了点拉丁文，就是给希腊文搭搭桥。后来一发现有梵文了，希腊文、拉丁文，我就没有学下去。我这个德文教员哪，是我的女房东。

蔡德贵：欧扑尔太太。

季羡林：欧扑尔。怎么讲呢？这个女房东到晚上，在睡觉前，把我那个德国被子啊，里面是鹅毛的，得把它弄平，要不然，就挤在一堆。欧扑尔太太的任务，就是帮助我弄平鸭绒被。我自己也弄不平。她喜欢讲话，可又没有对象。她每天晚上，给我来弄平这个鸭绒被，就站在那里不走，就跟我讲，她一天里干了什么事，有什么感想。最初，我不全懂。

蔡德贵：最初还不全懂？

季羡林：其实，那时候强化训练完了。所以我的真正的德文老师是我的女房东。大概听了一年多，听出点门道来了。那时候有几个中国留德学生，在哥廷根，我们组织了一个德文学习班。

蔡德贵：德文学习班？

季羡林：当时就选一篇中国的文章，选哪一篇文章，我忘记了。大家都翻译，把它翻译成德文，然后自己互相评论。

蔡德贵：还互相评论？

季羡林：有那么一个阶段，目的就是提高德文的水平。可后来真正的提高是女房东，她天天晚上都进行教学。我真正的老师是女房东。

蔡德贵：她义务教学。

季羡林：义务教学（笑）。

蔡德贵：她德文很正宗啊？

季羡林：我住的那一带啊，就是德文发音最标准的地方，Hannover（汉诺威）。我的德文老师实际上就是女房东，义务的，还不交学费。我在她家十年没有动。

蔡德贵：十年，要交房租？

季羡林：房租当然要交了。房租是什么呢？我住的是她儿子的房间，她儿子在另外一个城市达姆什达特念工科、工作。她就把这个房间出租给我，一切设备俱全。我在那一住就是十年，我走的时候，她痛哭流涕。老太太也寂寞。她丈夫是在我在的时候，一天晚上忽然就死了。他死的时候，是我去打电话，报告大夫，大夫就进来，得诊断，说这个人真死了。然后呢，把他送到殡仪馆，都是大夫管的。打电话，就是我，因为她家里没有别人。

蔡德贵：学术语言还是您自己看书。

季羡林：学术语言就是，到一个印度学研究所。我每天早晨吃完早点，就去研究所。所长是西克，后来是瓦尔德施密特，全国的印度学研究所也没有几个。柏林大学有，再没有听到别的大学有的。

蔡德贵：您在德国也没有过过好日子。

季羡林：我去的时候，还能买到香肠、奶油。我记得，过了不久，那奶油啊，就限制了。希特勒准备打仗了。到了后来，那就什么也没有了。

蔡德贵：后来什么也没有了。

季羡林：上面是机声隆隆，下面是饥肠辘辘。

蔡德贵：您在德国那十年，可是受了洋罪了。

季羡林：受了洋罪了，受了八年洋罪，大概是。前两年还行，有东西吃。

蔡德贵：尤其是家里什么样，一点也不知道。身处异乡的那种痛苦。

季羡林：有一首诗，忘记谁做的了：“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我每年到了旧历年，就背这句诗：“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蔡德贵：是当时在德国的学生做的？

季羡林：不是，是古诗，是不是《唐诗三百首》里有，不记得了。你回去查一查。反正就这两句，和我当时的地位符合。万里未归人啊！

蔡德贵：正好把您当时的心境表达出来了。

季羡林：就是啊。

蔡德贵：德国人不过旧历年。

季羡林：德国人不过旧历年，人家就是过圣诞节。他们一年最重要的就是圣诞节，12月25日，他们过圣诞节。

蔡德贵：和家里中断音信，也是七八年。

季羡林：就是。

蔡德贵：西克退休以后，瓦尔德施密特接替。瓦尔德施密特从军以后，西克又来接替。

季羡林：对。西克，就是没有办法啦。老头儿出来了，早过了退休年龄了，没有办法了。

蔡德贵：两头都是西克。

季羡林：后来，我的博士论文还是瓦尔德施密特。

蔡德贵：瓦尔德施密特从军以后，西克教吐火罗文。

季羡林：我现在回忆，想写一本书，《中外恩师谱》，第一名就是西克，因为我们感情非常深，我们就像祖孙一样。我那时候二十几岁，当时我并不想学吐火罗文。他说不行，非学不行。吐火罗文原来啊，没有人懂，就在咱们新疆发现了吐火罗文的卷子，没有人懂。是西克和西克灵（Siegling），两个，再加一个柏林大学的比较语言学教授，舒尔茨（Schulze）。他们三个，把（吐火罗文）这个语言弄通了，原来没有人懂，字母认识，但不懂。他们弄懂了，写了一本《吐火罗文语法》。

蔡德贵：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季羡林：当然是意外的收获。当时我脑袋里，乱七八糟的外文已经学了几种了。

蔡德贵：七八种啦。

季羡林：我在哥廷根大学还念过俄文。

蔡德贵：您还念过《古兰经》。您觉得《古兰经》比俄文容易。

季羡林：阿拉伯文念过。《古兰经》不难懂。

蔡德贵：《古兰经》您念完了？

季羡林：也没有念完。当时是这个样子，哥廷根大学考博士啊，要求是三个系，我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呢，一个是英文，因为英文对我讲起来比较省劲，另外一个呢，就是阿拉伯学。为什么选阿拉伯学？因为印度学研究所，跟那个阿拉伯文研究所，在一个房子里边，楼上楼下。

蔡德贵：您过去有个地方说，一个副系是英文，一个是斯拉夫文。

季羡林：那个阿拉伯文哪，我后来放弃了。

蔡德贵：开始是阿拉伯文。

季羡林：原来是阿拉伯文。后来是斯拉夫文，主要是俄文。但是德国规定，斯拉夫文不能是一种语文，必须是两种以上，才能成为一个主系或者副系。所以我选的，一种是俄文，一种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当时不叫南斯拉夫文。

蔡德贵：俄文很难的，有变格变位。

季羡林：俄文比德文还复杂。

蔡德贵：西克教授实际上是强迫您学吐火罗文。

季羡林：就是啊！

蔡德贵：结果几十年以后，派上大用场了。

季羡林：嗯。那是非学不行。

蔡德贵：学习有时候被动的也有好处啊！

季羡林：嗯。因为那时候，这个梵文研究所在高斯-韦伯楼，高斯、韦伯他们两个发明电话，就在那个楼里。那里边有这个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俄文，都在这一个楼上。

蔡德贵：山东人学阿拉伯语，发颤音是不是比较难啊？

季羡林：阿拉伯文发音，没有感觉怎么难，而且《古兰经》念起来，也不难，它的结构非常的规则，所以我当时想把阿拉伯文做一个副系。一个英文，因为我可以省掉很多时间。后来不知道怎么，对俄文发生了兴趣。俄文不是副系，副系是斯拉夫文，俄文是斯拉夫文中的一种。我学了俄文以后，学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就是南斯拉夫文。

蔡德贵：我可是觉得读《古兰经》很难的。

季羡林：它这个结构非常明确，《古兰经》啊，它不那么复杂。不像佛教经典那么复杂。这个“藏”，中国没有这个概念，是从印度来的。《佛藏》影响了《道藏》。中国有《道藏》，比较全的，想法是印度来的。现在我们不是搞《儒藏》吗？《儒藏》呢，儒、释、道三家，《佛藏》，《道藏》都有了，怎么能够没有《儒藏》呢？选呢，是这样子，中国的《四书》、《五经》先入“藏”，其余就是史部和子部，你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当然要进“藏”的，《儒藏》。

蔡德贵：北大这边进展很缓慢啊？

季羡林：现在也并没有进行，处于一种停止状态。中国的《四书》、《五经》入藏，这个用不着讨论。其他这个子部，还有史部，史部还比较好弄。这个子部最难。个人文集，谁能够有入“藏”的资格，最难。朱熹朱子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另外，李白杜甫，当然也不成问题，诗人。所以选起来，现在用什么方式，能够进入《儒藏》，集中大家的智慧，把《儒藏》编成不容易。

蔡德贵：现在不集中。北大一摊，人大一摊，四川大学一摊，力量太分散了。经费也成问题。川大已经出了60多册了。北大的《易经》做了一些。

季羡林：北大一个教授专门研究《易经》的。

蔡德贵：朱伯昆先生吧？

季羡林：对。朱伯昆。现在北大也没有怎么做。北大的《易经》一类的做了一些，《易经》的研究，朱伯昆很好。《儒藏》汤一介是内行。还有一个陈来。陈来这个人还是很有脑筋的。汤一介、陈来都是不错的。

蔡德贵：陈来是工科出身。学工科的，后来转为文科，后来跟张岱年先生读研究生。他做得很不错。

季羡林：陈来他做得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