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4日下午4:00

未录成，因为中午休息不好，我到后，季老感到脑袋昏昏沉沉，闭目养神一段时间，先量体温，36℃，非常正常。大夫来量血压，血压正常，59～119。小岳帮助雾化10分钟左右。

张大夫来查，季老对大夫说：今天的问题，出在肠胃之间。不舒服也不忘幽默。大夫问是否肚子发胀，季老回答，有点。

2008年10月25日上午10:30～11:20

蔡德贵：有一个小问题，要核实一下。您说冯鹏展老师说的digram。什么意思呢？

季羡林：意思是图解。画图的图。这个学不好英文，这是冯鹏展的英文，南方拿手好戏。

蔡德贵：您在大明湖钓虾，有没有其他细节？是站着钓吗？

季羡林：我自己去钓，就在湖边上，蹲着钓。站，哪儿站那么久啊。前边是苇子，下边是水，虾来了，看得清清楚楚。虾是笨伯，拿一个棍，也不要什么钩，只要一根棍子就行，就可以把它钓上来。虾就两个夹子夹在棍上，你往上提，它绝不松开。钓完，我也没有用，就放回到水里，准备再钓。每天中午，吃完午饭，不回家，干吗呢？没有地方可去。

蔡德贵：您和同学们不串门吗？

季羡林：不懂串门。孩子们，那时候串什么门啊。

蔡德贵：济南胡也频讲得不多。

季羡林：胡也频是这样子。他一上课就是讲两个问题，什么叫现代文艺、普罗文艺。普罗文艺的使命是什么？就这么两个题目。

蔡德贵：有没有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

季羡林：普罗文艺就是马克思主义。他成立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我是积极分子。

我说当时这个，后来不久，我有一个感想，当时那个革命者，就是不太成熟。成熟的革命者，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能随便暴露自己的，胡也频那时候呢，不知道掩盖自己的身份。就是一上课，讲什么叫现代文艺、普罗文艺，普罗文艺的使命是什么？就这么两个题。

蔡德贵：他讲了有半年时间吗？

季羡林：不到半年。那当时国民党也很敏感，在他的领域之内，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革命，那个国民党不允许的。后来那个校长还是进步的，国民党要抓他，校长就告诉胡也频，国民党要抓你了，你该离开济南了。后来胡也频就走了，到上海还是让蒋介石抓住了。抓住了，在龙华寺有个监狱，胡也频和柔石，鲁迅文章里提到的，大概那么几个人，关在一间屋子里面，开机关枪打死的。

蔡德贵：别的课他也没有上？

季羡林：他不讲什么国文。就是讲现代文艺、普罗文艺。别的不讲。

蔡德贵：济南上学的阶段，基本都讲到了。济南高中的老师们，大概都讲到了。王崑玉讲过了。

季羡林：王崑玉还不是杆石桥高中的，是北园附中的，在白鹤庄。

后来啊，国文教员，那就高中快毕业了，1930年年初，那时候（胡也频）公然在学校宿舍外面，摆上一张长桌子，组织现代文艺研究会，就宣传普罗文艺，我是积极分子。

蔡德贵：那您演讲过吗？

季羡林：也没有演讲。反正成立的只是一个会，准备出杂志，最终也没有出。后来我想，我觉得当时的革命家不成熟，成熟的革命家不能随便暴露自己的身份。国民党统治，你暴露身份，他不抓你啊？

蔡德贵：高中这前边一段是两年，后边一段是一年。山大附中两年，济南高中一年，您印象最深的，课堂上或者其他时候，您还有什么补充的？

季羡林：老师就是这样子了，当时后来，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蔡德贵：那么得恩惠最大的老师是谁呢？

季羡林：还是董秋芳老师，因为写东西啊，他鼓励我写东西。

蔡德贵：七八十年笔耕不辍，董秋芳是影响最大的老师，他鼓励您写东西。

季羡林：董老师他也没有什么作品，就是《争自由的波浪》，然后讲《苦闷的象征》。

蔡德贵：他是不是也讲点古文啊？

季羡林：他不讲古文。

当时，这是后来的话了，嘲笑这个新作家啊，对中国文化的这个修养很肤浅，说是这个有一次，是沈从文哪，传说的西南联大的事，不是我经历的，我没到西南联大。他说：今日下午，有事，未能上课。“未”字，不知道怎么用，不能这么用“未”的。应该是“不能上课”，“未能”是表示过去的。证明他对中国古文没有修养，这句话，是沈从文本人说的。我听别人说的，西南联大我没有去过。

蔡德贵：当时是不是也算是新锐作家？

季羡林：当时没有这个词，就是新作家。当时我最不理解，而且最不满意的，就是写上一篇小说，中篇或者短篇，就可以当作家，到山大就能评教授。王崑玉勉勉强强到山大，又给勉勉强强评了个讲师。当时我就愤愤不平，你讲修养，那王崑玉，比新作家高多了。可是不行，山东大学当时就是这样子。

蔡德贵：那就是说，不是您跟王老师上学的时候，这是您到济南高中以后的事情了，王崑玉到山东大学了，是吗？

季羡林：嗯。

蔡德贵：王崑玉讲完两年课以后，您就没有和他再联系？

季羡林：当时，王崑玉我给你讲过，第一篇文章，袁中郎的文章《徐文长传》，布置作文，《读徐文长传书后》，他对我的作文，就是评价“亦简劲，亦畅达”。

蔡德贵：以后和董秋芳见过面吗？

季羡林：见过，他那时候就是在人民出版社，在北京。

蔡德贵：有没有叙旧？

季羡林：没有，大概在个会上，匆匆见了一面，我也没有记得拜访他。没有叙旧。

蔡德贵：用不用说一下您1928年辍学的一年，日本人进济南，那一年还没有说。

季羡林：就是1928年。那时候，中国谈不到什么国防，蒋介石，那个时候，日本鬼子在青岛上岸，沿胶济铁路直达济南。那时候我们，那蔡公时，不是蒋介石的外交官么，被日本人杀掉，就是在济南。

那一年这样子，我记忆最深的，我好像讲过的。就是我进那个新东门，前边来了两个日本鬼子，两个端着枪，搜查来往的行人。我那时候，幸亏很沉着。如果走路，他端着枪，我照样往前走，我一跑，就会不是炮弹，就是刺刀。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那么沉着，就往前走。他把我拦下，日本鬼子就问我：“干吗的？”我说：“学徒的呀。”一个鬼子伸手摸我的腰，皮带，说：“你不老实的，你扎皮带，不是学徒的。”我说：“我就是学徒的，扎皮带怎么就不能是学徒呢？”没有跟我纠缠，把我放了。

放了我，我回家，到了佛山街。回家以后，听说日本鬼子到附近的朝山街，就是到人家里去搜查。不一定到谁家去。结果我们家里边呢，慌了神了，意见分成了两大派，一派主张大门开着，就证明我们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开大门。另外一派呢，主张关大门，你开大门日本鬼子来，你不害怕啊？怎么敢开门啊？家里边就成两派了。叔父婶母，记不得谁主张开门，谁主张关门。后来日本鬼子没有到我们家，没有到佛山街，在朝山街搜查几家，走啦。

蔡德贵：您是不是还以此为背景，写过小说。文集里都收了，就是《文明人的公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济南，酿成有名的“五三惨案”，日本兵在济南横行霸道，抢劫老百姓财物的悲惨的一幕。表现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憎恶和辛辣的讽刺。您的自传里没写这么细。

季羡林：另外的一篇是《医学士》，写南门外路北的医生张宝兴的。他在那看病。具体人物就是张宝兴。

后来，这个北园高中啊，有几个教员，日本鬼子来了，没有回家。一个英文教员尤桐，没有能够回家。我和我表哥孙襄城，我们还到北园去看过这个老师。

蔡德贵：尤桐教过您吗？

季羡林：我的英文老师姓刘，北大英文系的。尤桐老师没有教过我。

蔡德贵：那时候不记老师的名字。

季羡林：那时候，很多老师不知道名字，学生不记老师的名字，只记姓。小学的老师姓李，从来不想他叫什么。

蔡德贵：您有一次说过，到济南以后，得过大病，就是天花。那是不是很危险啊，您没有治吗？

季羡林：没有治，没法治的。当然很危险的，要死人的。叔父没有给我种牛痘。

蔡德贵：那时候已经有牛痘了吗？

季羡林：有啦，早有了，早就有了。

蔡德贵：什么时候得的呢？已经上学了吗？

季羡林：忘记哪一年了，记不清楚了。反正我到济南是正在过旧历年。

蔡德贵：肯定不是一到就得的吧？

季羡林：我到了济南，那个家里面酱肉，炖着酱肉，叫打酱锅，打酥锅。那个酥锅，现在没了。前些年，装在纸袋里，放很长时间的。酥锅是好东西，里面海带，白菜，加鸡蛋，加鱼。

蔡德贵：酥锅不是素的啊？

季羡林：不是素的。不素。我们家不吃素，没有这个概念。我得这个病，就在家里躺着，那个大夫也治不了，没有办法。

蔡德贵：济南这段，可能就差不多了。是不是该讲去北京赶考了？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那时候去北京赶考怎么去的，是坐火车吗？

季羡林：当然了，是坐火车了，没有别的办法，那时候也没有飞机。不能坐飞机。

蔡德贵：那时候有飞机您也坐不起。

季羡林：是坐不起。

蔡德贵：坐火车是不是要十几个小时？

季羡林：得十几个小时。反正觉得很长。

蔡德贵：是不是生平第一次坐火车？

季羡林：嗯。反正是，大概第一次。后来坐过几次火车。我父亲不在的时候，就坐火车，到德州，然后到德临线。

蔡德贵：那是母亲去世的时候了。

季羡林：对，母亲去世，也坐过火车。

蔡德贵：北京赶考住哪里？

季羡林：在北京考试，住在西单磨盘寺，好像是，一个公寓里边。公寓里边最难忘的，就是那个臭虫。

蔡德贵：您在济南的时候，没有臭虫吗？

季羡林：济南，我们家也有臭虫，没有那么多。北京的那个臭虫能够空降，床上躺不住，躺在桌子上。臭虫是空降部队，从空中降下来。躺在床上，空降部队就下来了。

蔡德贵：北京的臭虫智商比济南的臭虫高啊。

季羡林：济南家里有，不太多，空降部队没有。日本人把臭虫叫南京虫。

蔡德贵：第一天臭虫那么咬，能够睡觉吗？

季羡林：那时候还不在乎，还是睡。那时候还没有吃安眠药。吃安眠药是在大学以后了。

蔡德贵：您写西单那一段，还写过一种绿虫子。

季羡林：不是，那是后来的事情，绿虫子是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北京号召居民吃那个虫子。

蔡德贵：是不是槐树上的虫子？

季羡林：倒不一定是槐树上的，是一种大的虫子，很大，就是豆虫。高级营养吃蝎子。我小的时候，有一种人啊，叫吃五毒的，我住的那个佛山街，往南走，就是一个贫民区，就有一个吃五毒的，就是蝎子、蜈蚣、长虫，什么都吃。

蔡德贵：济南一般人可是不敢吃长虫的。

季羡林：蛇，广东人吃长虫。

蔡德贵：广东有龙虎斗。济南人不敢吃的。

季羡林：济南不吃。

蔡德贵：这个吃五毒的人，您还有印象，认识啊？

季羡林：认识倒不是，听说的。我们家南边往南，小南营，南方的南，营地的营，小南营是贫民区。现在恐怕早就没有了。再往南走，就是演武厅。表演的演，武备的武，就是武备学堂练武的地方。在朝山街往南，一直到城墙了。那中间，演武厅旁边还有一个八旗会馆。那里边停着棺材。八旗会馆就是专门停棺材的。（死者）大概不是本地人，等待有机会运回本地去，入土。

蔡德贵：那样的话，里边的尸体是不是有臭味啊？

季羡林：那个八旗会馆我没有进过。当然有臭味了。那个棺材，质量也不高。我，没有去过。

蔡德贵：为什么叫八旗会馆？

季羡林：大概属于八旗的人，死了以后就放在这里，作为破落八旗子弟尸体的转运站。八旗会馆，没进过，到南城墙了。

那时候的人很迷信。那个地方一个小水洼，听说龙王显圣了。原来是一条蛇，怎么知道是龙王呢？把这条小蛇放在一个盘子里，外面烧香的，磕头的，一概置之不理，所以是龙王，就知道不是一般的蛇，一般的蛇，早就被吓跑了。所以就是龙王显圣了。我没有去看过，是听说的，我对这个没有兴趣，离我们家一里的地方。就是一个小水洼。小水洼里边有蛇。不是泉水冒出来的，就是下雨，流下的雨水，没有那么清。

蔡德贵：您小时候为什么愿意去看杀人？是不是受武侠小说影响？

季羡林：也不一定。反正年轻孩子啊，因为我们那个新育小学，再往前走就是城墙，城墙这边南门，那时候杀人在南门。吃完午饭下午上学，在路上，看到朝山街人很多，就是要杀人了。站在旁边看，一会儿，刽子手走过来，有个老头儿，背着步枪，就知道要杀人了。那时候已经是用枪枪毙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