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4日下午6:00～7:30

季羡林：就我知道的，我父亲在农村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因为他毕竟是举人的侄子，所以有文化的，能写信。到后来，我记得，我大概也给父亲写过信。主要写信的是二大爷。那老二，老二当时没有孩子。举人的老大、老二是亲兄弟。分家时候当然平均分了。老大一辈子我们没有什么来往过。他那个人是，不知道怎么说呢？大大爷和二大爷分家的时候，举人的房子，他就住。大大爷有个儿子叫季宝庆，宝贝的宝，庆祝的庆，我并没有见过他。

蔡德贵：是夭折吗？

季羡林：不是夭折。季宝庆娶过老婆，也生过孩子。反正比我大好多岁。生过男孩子。我出生的时候，季宝庆已经不在了。季宝庆娶老婆了，生了孩子，是个男孩，都叫他刘二，也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姓刘的刘。年龄啊，大概比我大2岁。小时候我们两个常打架。

蔡德贵：是不是六二？会不会因为祖父举人当时已经六十二岁，孙子便叫六二，觉得不好听，便改为刘二？

季羡林：不知道。

蔡德贵：胶东有个习惯，如果祖父61岁时生了孙子，孙子往往被取名为六一，如果62岁生孙子，往往取名六二。是大大爷的孙子？

季羡林：嗯。大大爷不善于经营，大概是参加过农业劳动，但是经营不行。分家的时候是平均分的，二大爷善于经营，结果起码是富农，也可以说是地主，他雇着长工，有一个长工，他自己不参加农业劳动。雇着长工，长工就管着种地，养着两条肥牛。这在官庄前街，是第二富翁，第一富翁就是张家楼，就是院墙上有铁丝网，你进不去。到后来我在北京念书，哪一年忘记了，可能是父亲死的时候，我回家啦。

蔡德贵：是母亲死的时候。

季羡林：母亲死的时候，我回家啦。这个张家楼啊，一看北京来的学生，请我到他家里去，炒了一盘子鸡蛋，摆出酒来，让我吃酒。因为那时候我在北京，我们附近很有点名啦。

蔡德贵：那对您是高规格接待。

季羡林：嗯。高规格。但是也没有别的，就是炒一盘子鸡蛋，拿出酒来。我小的时候啊，除了冬天以外，这一年三季啊，一丝不挂，连鞋都不穿。为什么呢？我们那地方不是山地，没有石子。就光着脚丫，一年就不穿鞋，一丝不挂。当时我那个最高兴的是什么呢？我们住在那个官庄，我们房子在外边。

蔡德贵：村外头啦。

季羡林：内外难说，它没有围墙。外边就是我二大爷的场院。场院，是土地很多的，才有场院。平常用不着。当时大大爷为什么不行，我不知道。反正当时分家时候是平均的。二大爷土改的时候，忘记给他划了个什么。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喝茶。喝茶当然不是什么龙井啊，不是那个，就是最便宜的茶叶。他每天下午啊，大概得喝半下午的茶，大碗的。我们那里也没有壶，那个煮茶的水，就是用饭锅煮。饭锅里面煮粥，开水沏茶。所以我对二大爷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每天下午喝茶。

蔡德贵：那就是最高享受啦？

季羡林：就是也没有别的享受，我就不记得他吃过肉。那时候我们家（贫穷），我那时候，也不过5岁，早晨起来以后，到村庄外边，高粱地，劈那个高粱叶，高粱叶可以喂牛的，所以一起来以后，先到高粱地，劈一捆高粱叶，背在身上，到二大爷家里边，目的是混一顿饭吃。

蔡德贵：这是到二大爷那里。

季羡林：二大爷，他不是有两头牛吗？高粱叶喂牛的。所以每天早晨，我那时候最多5岁，6岁就进城了么。背着一捆高粱叶，就在二大爷家不走，以为自己有了身价了，我给你做了贡献，劈了那个高粱叶，喂了你的牛，目的就是吃顿饭。他那个饭也没有什么，就是黄的，玉米面或者苞谷面，就这两种，做的窝窝头。

蔡德贵：你们不吃贴饼子吗？

季羡林：饼子也吃过。饼子就是往锅上一糊。那时候我大奶奶，就是举人的夫人，还在。她是唯一的，官庄前街能吃白面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大概四五岁，早晨起来以后，从来也不洗脸，没洗过脸，什么洗手，都不中。起来以后，一骨碌爬起来，那时候大奶奶就坐在那个大柳树下边，她看我来了以后，穿的那个肥大衣服，把手伸进去，那个兜在衣服里面，掏出这么一块白馒头来。她吃（以后）留给我的，那是我一天里最高兴的时候。吃这块白面。

蔡德贵：能够每天都吃着吗？

季羡林：差不多，因为反正我记得，她老是坐在那个大柳树下边，当然不是躺椅啦。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我起来以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她。她手一缩，拿出一小块（馒头）。

蔡德贵：您当时觉得大奶奶的那个动作，是天底下最美的了？

季羡林：当然，是最美的啦。二大爷啊，我只记得他吃过炖肉，我们那个官庄，是小庄，没有集，要买肉，得去赶集。我记得二大爷的最高享受，就是赶集买一斤肉，回来在锅底里边炖肉，就那么一个锅。什么炒菜的勺啊，都没有。我记得的，起码有一次。他也不吃白的，也是玉米面饼子。

小时候，我没有什么伙伴。最好的伙伴是哑巴小和杨狗。刘二比我大。也讲过了。刘二的妈妈，就是举人的儿媳妇，厉害着呢。大概应了那句话：受压迫最久的，也可以出个最厉害的。武则天就是这样出来的。我这个大嫂子就是这么个厉害的。她是我们那里武则天一类的人物，胆子大得很。她居然敢把土匪见的票给窝藏起来。当然，是给她钱的。她与自己的公公，就是举人，不搭腔。我也不记得在她家吃过饭，从来没有。如果吃过，会记得的。小时候如果在她家吃过东西，我肯定会记得的。二大爷家，就常去吃。他家没有孩子，男孩没有，女孩也没有。二大爷想过继我。

二大爷家常去吃。二大爷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孩。他一度想把我过继过去。济南城里的九叔也没有男孩子，他们都争着要过继我。他们甚至有个想法，让我立两个家，在济南娶个老婆，生的孩子，归九叔。在乡下官庄娶个老婆，生的孩子归二大爷。他们是这么一种想法，后来没有实现，什么原因我不知道。那时候娶两个老婆是允许的。多妻制那时候是合法的。

蔡德贵：我插一句，《齐鲁晚报》曾经刊登过一篇弭菊田和另外一个人写的文章，说九叔在1916年前后和马婶母到临清，看到您光着屁股玩。有这回事吗？

季羡林：她回家回过。是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回去看我父亲。他们回临清是在济南立定脚跟的时候，我父亲生病、去世的时候，1925年。那时候我已经挺大啦。我父亲没去世以前，叔父回老家看我父亲，兄弟两个感情非常深的。为什么非常深呢？小的时候，兄弟俩一起捡烂枣子吃。父母双亡，三个亲兄弟，七、九、十一，十一就是一叔，送了人啦。

那时候，我跟那个刘二啊，他是我的侄子，比我大，经常打架。打架为了什么呢？那时候这个农村，吃黄面糕，黄面的。

蔡德贵：是不是黏米的？

季羡林：黏米的，我们那里叫黄面糕，有枣。我们官庄前村二大爷家有黄面糕，张家楼当然有啦。张家楼是大地主。为了争这个黄面糕，我跟刘二都在那里等。刘二的脑筋是“半品”。就是不那么正常，不知道哪个“品”字，我们那里的半品就是二百五。

蔡德贵：他争不过您吗？

季羡林：他这样子，他力气比我大，岁数也大，我是他的叔，其实那时候我这个叔（也不是什么叔），所以我们就打架，我们两个没有真正动手，那时候打架没有到那个程度，是小的摩擦。小时候觉得最好的，就是那种黄面糕。我们两人都是食客，一年就吃那么一次，大概最好的就是吃黄面糕。

蔡德贵：也不多。

季羡林：多，她哪儿可能啊？二大娘那个人是比较抠门儿，一个人大概给一个，窝窝头加枣。

那时候我这个姥娘姓赵，住在王长屯，姥娘也是穷的。王长屯有个地主，姓季，叫元林。林字辈（就是）从那里来的。原来官庄是宝字辈，宝庆、宝山。我叫宝山。后来我叔父说，宝庆死了，宝山这个名字不要，改成林。就是后来的事情啦。写了两个名，一个是羡林，一个是慕林。他心中这个林哪，不知道是哪个林，当时这个林也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不能确定用哪一个，后来就算是一个老师吧，他决定羡林。

蔡德贵：九叔的老师吗？是不是任晓麓？

季羡林：不是，老师也说不上。

蔡德贵：私塾先生吗？

季羡林：私塾是后来的事情，这之前。

蔡德贵：一个教书先生。

季羡林：教书先生。他圈了一个“羡林”，我一辈子感激他。他圈一个“慕林”，我就倒一辈子的霉。那时候还不知道上海话阿木林。不过这个“慕”字，声音也不好听。

蔡德贵：现在还有人念您的名字慕林。

季羡林：不认识这个羡字。

蔡德贵：把这个羡和慕这两个字搞混了。

季羡林：小时候，我到济南，就因为九叔就一个女儿，没有男孩。

蔡德贵：秋妹比您小吧？

季羡林：小10天。所以我的名字，小名叫双喜，怎么双喜呢？我下生以后10天，九叔生了个女儿。喜子是双喜的简称。

蔡德贵：济南您的好多熟人叫您喜子哥？

季羡林：有人叫的。我走，大概对我母亲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后来母亲讲过一句话，我文章里面写过：要知道放出去，回不来，当时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放他走（《赋得永久的悔》）。在乡下我们那个村庄连个小学也没有，更谈不上私塾了。后来这个我们上一辈，弟兄大排行11个，后来只剩我一个男性后代。季宝庆死了，他的儿子刘二也早死了。

蔡德贵：您上学以前的内容就很丰富啦。您和哑巴小、杨狗，怎么玩呢？

季羡林：我对门就是宁朝秀，宁大叔家。宁大婶，宁大姑，带着我，到很远的地方，官庄附近都捡完啦，去拾麦子。有一年我拾了一个夏天，我母亲搓了搓，大概有十斤。我记得第一次吃月饼，也是那时候。母亲不知道在哪里弄来的月饼，自己舍不得吃，给我吃了，那是我一生第一次吃月饼，那个味道就没有法子形容啦。

我还有一个妹妹，我亲妹妹，两个妹妹，一个连个名都没有，二妹妹叫季漱林，林字辈。大妹妹没有大名，小名叫季香，现在听说也不在啦。

蔡德贵：您后来给杨狗寄过钱。

季羡林：我给他寄过。杨狗的叔叔杨玉陵。我有一年回家，杨狗放羊去了。哑巴小姓马。我们村比较小，官庄前村有四个姓：杨、马、张、季。没有集。

蔡德贵：现在还很小，靠种点大蒜。

季羡林：后来这是很晚了。原来大蒜也没有。不知道怎么输出，农民忙活一年，饿不死（就是了）。我们那里一半是盐碱地。反正家里没有钱，买不起盐，到盐碱地挖一些土，到锅里煮。我们那个村里边，连个固定的小贩，小摊，都没有，要吃个油盐酱醋的，只能等流动的小贩来村叫卖，有的推车的，有的担着担子到村子里，流动的小贩，才能买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