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3日上午7:00～8:30

季羡林：今天我为什么千里迢迢把你从山东叫来，要你做我的口述历史，是因为你以前写过我的传记，对我比较熟悉。我们的国家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要跟上时代，不然的话，稍微一疏忽，就会被社会所抛弃。学术界我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要做哪些工作，我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清楚，也不知道。但有一天非弄清楚不可。我觉得，知识分子是大事不糊涂，小事不一定不糊涂。做口述历史，我的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个原则，我多次强调过。有些事情现在还不能说，什么时候说，不敢说。

叫你来，是口述我的历史。口述历史，现在，在学术界也是很时髦的，而我则是因为眼睛视力减弱，看不见，无法写东西。本来想写两篇文章，一篇谈“侠”，一篇谈“士”，但也都是因为眼睛的原因，而无法下笔。我也想写一本《中外恩师谱》，也无法如愿。

过去我写过的自传，好多事情没有写，有些事情，绝大多数对我有兴趣的人还不知道。现在有必要更多地透露出一些，但我现在也不一定全说。

口述历史有什么意义？现在学术界比较流行，有的口述历史已经出版。对我自己来说，也很有意义。我已经年近百岁，应该对自己的一生做一个小结。

为什么想到你呢？因为我们相交甚久，互相了解比较多。你做这个工作最恰当。

至于如何进行，如果口不停地说，一天可能就够了。但是那样太累。现在决定一天说两个小时，大概八九次就够了。别的工作也可以做。

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我对你讲的，不是对每个人都能够讲的。但也没有什么秘密，每个人都可以来听。别人来听，也可以。

你听我口述，你是对我了解最多的人。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你知道。所以请你来做这个工作。

口述比较凌乱，我口述出来，由你来整理。

从我的上一代，上上一代说起。

我出生的那一年，是猪年，辛亥年，西历的1911年，旧历闰六月初八日。我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划归临清市）康庄镇大官庄村。后来因为在去德国的护照上，按照西方的习惯，日在前，月在后，写作8，6，1911，可能不知道谁看到后，误认为是1911年8月6日。于是我也糊里糊涂地，在1986年，在江西庐山，公开以8月6日为生日了。

我出身于贫农，但是实际上，这里边大有文章。

我的故乡，那个地方在清朝末年，是非常贫困的。山东省当时是贫困省，而清平县属于鲁西北，是穷中之穷。那里的人在山东熬不下去了，就闯关东。

我的父辈，根据季氏的习惯实行大排行，有11个弟兄。老大、老二是举人的儿子。当时举人在我们那里，方圆几十里没有，所以官庄就成为远近闻名的出了个大官的村庄。举人到其他地方的一个县里当教谕了，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

季姓，在全国是人口比较少的一个姓，我们这一支据说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到清平县的。

举人的两个儿子，生活比较优裕。二儿子善于经营，很富裕。我小时候，他家雇着长工，养着两头大牛。官庄分为前街、后街。我们家在前街。他家在前街是第二大富户。第一大富户姓张，住张家楼。宅院四周有铁丝网围着。

父辈的行三、四、五、六，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统统下关东了，后来客死在那里。

我的父亲行七，叔父行九。还有一个行十一，是最小的叔父。行十一，不知道为什么我叫他一叔。出生以后，家里养不起，送到离官庄5里地的王里长屯，就是我外祖母的那个村子。当地简化成王长屯，改姓刁，而名字我始终不知道。我和一叔一生有来往，叔侄关系非常好，非常融洽。有时候我夜里睡不着，思考自己一生的憾事，觉得对一叔没有尽孝心，是憾事之一。

所谓王里长屯（当地叫五里长屯），是以官庄为中心来确定的，而为什么这样，原因并不清楚。可能就是因为官庄出了个举人，而周围村庄都没有。

我小时候，我们那里有老缺。到我们村的老缺有五六个人，五六杆枪。我见过他们在村子里绑票，用绳子拴着一大串人，让主人家拿钱去赎。有钱人家往往会追上老缺，把500大洋交上，就从绳子上解救下一个。我们家当时很穷，绑票绑不到我们家。但为什么我们家那么穷，成为贫农，有个故事：

举人家虽然富裕，但是他们家从来没有帮助我们家。按道理讲，他们应该帮我们，也有能力帮我们，但是他们没有帮。父亲和叔父小时候没有东西吃，就到村头的枣树林子里，捡掉在地上的烂枣对付。兄弟两个商量，在官庄早晚得饿死。于是，下决心进济南闯荡。但是父亲文化不高，认得几个字，到济南怎么生活？

父亲和叔父到济南以后的生活，前半段两个老人不愿意对外人讲，从来也不对我说。可能相当艰难，没有什么闪光点。我大概知道的是他们拉过洋车。

兄弟俩在济南不好混，如果待下去，可能两个人都要死掉。他们商量，叔父去东北闯荡，父亲留在济南，继续拉洋车。

九叔闯荡到关东以后，发生了一个奇迹。那里正在发行湖北水灾的赈灾奖券，九叔用腰包里仅有的一块银圆买下，结果中了头奖，得了3000块大洋。

说到大洋，这里还要提一下，大洋是银圆的民间称呼，以前中国没有银圆。据说中国的银圆最早是来源于墨西哥，每个银圆7钱2分。在袁世凯的“袁大头”出现以前，使用的就是墨西哥银圆。后来广东也造过银圆，孙中山的头像，但是那个银圆比起袁大头，气魄小多了。银圆那时候叫鹰洋，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在济南高中教书，每个月的工资是160块大洋，大学助教的工资是80块大洋。

这3000大洋是个了不起的数目，当时没有银圆支付，兑换成制钱。九叔和父亲商议，要富贵而归故乡，要回家看看。九叔雇了一个小推车队，装上制钱，络绎不绝地往清平官庄推。

父亲也回到官庄。父亲是个朱家、郭解一类的人物，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他要炫耀财富。农民炫耀财富最好的办法，是盖房子和置买土地。父亲买到60亩上好的水浇地，有水井的水浇地。还要盖房子，但是新砖瓦很难一时间买得到，于是父亲悬赏：谁家能够提供盖房子的砖瓦，高价买进。就是旧砖瓦，谁家拆房子卖，也可以以高出新砖瓦的价格买进。一时间，旧砖瓦凑齐。盖房子不是盖楼房，而是盖了三合院的大房子，大门朝南，北、东、西各五间。

父亲一辈子是农民，因为举人的缘故，能够认几个字，也会写信。他本来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但是炫耀却是天生的本事。官庄是个小村，没有集市。农村里一般是5天或者10天一个集。父亲逢集必赶，到集上，中午时分，他拿出钱来谕告：今天来赶集的午饭，我请了。他这一掷千金的风格，就这么干。当地的绿林好汉去赶集，他们也在被请客的范围，在绿林好汉那里，季七爷有好名声，属于仗义疏财的人物，和“侠”同类。

在中国词汇里，有两个字，我觉得西方文化里是没有的。就是“侠”和“士”。

“侠”字，西方语言里没有，据说日文里有，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侠”字是中国特有的。侠一般被认为是好人，仗义疏财。一个侠，一个士，祢衡骂曹是士。西方所说的知识分子，不能等同于士。

1933年我母亲病故，我从北平回家奔丧。坐火车先到济南，又从济南转汽车，到清平的汽车站，没有直达官庄的汽车了，再走，就得雇脚夫。我下车以后，一看满眼的青纱帐，因为是秋天了，就向驴夫雇了头毛驴。赶毛驴的农民对我说，身上有什么钱或者值钱的东西没有，如果有，把它交给我。当时我很纳闷儿，不知道为什么。驴夫告诉说：这里绿林好汉很多，专门抢有钱人。他就问我从哪里来，我回答是北平。然后他又问你这么个体面人物，是哪个村的孩子？我回答说，是官庄的，父亲是季嗣廉。他一听是季嗣廉的大少爷，接着说：“那就不要把钱交给我了。季七爷是这里大名鼎鼎的人物，绿林好汉和他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不会来抢季七爷大少爷的钱的。”

哪知道，九叔拿到官庄的钱，很快被我父亲挥霍一空。请客没有钱了。父亲便开始卖地，一边卖地，一边赶集请客不误。很快，地卖完了。该拆房子卖了，不多久，北屋和东屋的房子拆完了。砖瓦买的时候贵价买，而卖的时候，却是贱价卖出了。

最后我们家，到我出生的时候，土地就剩下3分地，房子就剩下西屋了。我就住在西屋里。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大概四五岁，母亲带我到这三分地里去，摘一点还没有成熟的绿豆夹，回家把绿豆粒剥出来，熬粥吃。我可能是具象记忆，对具体画像，很容易记在脑子里。

对门住的，是宁家大婶子和大姑，他们家也穷得够呛。他们就带我到村外很远的地方，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我们村子附近的麦子已经被拾完了。所谓“拾麦子”就是别人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掉在地上，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我父亲一辈子没有挣钱，只会花钱，我们那里的农村叫“败家子”。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败家子。败家子也有败家子的好处，这样，我父亲把家产挥霍的结果，是把我们家造成了贫农。

造成贫农，对我来说，大有好处。“文革”时聂元梓整我，我家如果没有贫农的成分，我会被打死的。

不仅造成了贫农，保护了我，命运还把我造成了男孩子，如果上帝把我造成女孩子，我就不会到济南城里去。

为什么呢？

上面说了，我父辈大排行11个。大大爷、二大爷是举人的儿子。三、四、五、六，下关东，没有回来。父亲老七、叔父老九，还有十一，省略了十，就是一叔。

八叔回去过，在济南见过八叔。为什么他回去呢？因为传说他在东北发了财。其实他也没有发财。老八也下关东，在那里，冬天帮人家看林场。入冬，大雪封山以前，把粮食、油料、盐等生活必需品弄一点进去。冬天就在林子里住，一冬就不出来了。八叔到济南的时候，我问他，你冬天是怎么生活的，他这么说的。一冬就这么生活的。另外呢，挖一个陷阱，狗熊不知道，居然一只大狗熊掉进陷阱，他们就拿石头砸，把这个狗熊砸死，就吃狗熊的肉，就这样吃肉。

八叔挖了几十年的人参，后来有一次，挖了一棵几百年的大人参，大概很少很少，病人就用人参须须涮水，谁生了病，病人就喝那个水。在人参还活着的时候，把人参的须须，往水里蘸一下，据说，喝蘸过人参须须的水能够治病。大家轮流着蘸这棵参。这就是药。八叔以为可以发财了，但是有一家，不小心用开水把参给烫死了。烫死了，就没有用处啦。没有法涮了。八叔发财不成。八叔什么时候去的东北，我不知道。

八叔挖参的消息传到老家的村子里时，村里人把八叔当作财神，派人到东北请财神，把他请回去，帮助村子里的人发财。八叔没有本事帮助乡亲发财，过一段时间，在村子里待不下去，也过不惯关内的生活，就又回了东北，终老在那里。

因为父辈没有男性后代，而我是唯一的。我就沾了这唯一男孩的光。当时二大爷因为没有男孩，一度也想把我过继过去。但九叔在济南，条件好一些，于是我到了济南。我过继给叔父，但是没有改口，一直叫叔叔，没有叫爸爸。

我一辈子沾偶然性的光，这次也是。

我到城里，也不愉快。叔父有自己的女儿，名字叫秋妹，我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叔父养活了我，没有叔父，我可能会一辈子当农民，可能早死在农村了。所以，没有叔父，我进不了城。因为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我对叔父只有感激，没有感情，这是实情。

我在北园高中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在高中教德文的教员来自青岛。教德文发音不清楚，老是把gut（好的意思）的发音发成“古吃”。他喜欢独创一种十七字诗，这是一种不同于中国诗体的一种诗，我记得他有一首十七字诗：

发配到云阳，

见舅如见娘；

两人齐下泪：

三行。

因为两人中有一人是瞎子。

我因为受他启发，也写过一首十七字诗，表示寄人篱下的那种不愉快心情：

叔婶不我爱，

于我何有哉，

但知尽孝道，

应该！

我借此不过是略抒心中的不平，结果是，惹得叔父的亲生女儿秋妹，一肚子的不高兴。

我并不迷信，什么教也不信。缘分无法解释，但我相信缘分。实际上，缘分在哲学上可以叫作偶然性。缘分是一种解释不清的人事关系。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