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一节诗句是我终于有一个机会深入若尔盖的各个角落时写下的长诗中的一段。那是一次丰沛而又难忘的情感经历。

而这次诗歌之旅却成了这本书的缘起。四年之后的春天，我坐在窗前，写这段文字。看见阳光渐渐照亮了大地。我就又想起我怎样在草原上一次次聆听人们用敬重的神情提到一个名字：阿古尼玛。

我还不了解这个人做了什么。但却第一次发现在所有人口中，说到这个名字都加上了敬词。发现一个敬词在所有人口中都有一样深醇的味道。我开始注意搜集他的事迹。直到我相信这是一个伟大的人，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人，才对泽巴足州长谈了我最初的想法，并立即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州长说，不论是作为一个政府州长，还是一个既爱国、又有民族自尊心的藏族人，都有理由为解放以来民族教育的发展感到欢喜，也为它的前景感到忧虑。

他谈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体制方面的问题。“升学教育”的传统教育模式严重束缚基础教育的发展。中小学毕业生中能升入大中专的仅占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学生回到农村，却又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接受劳动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从而造成大量浪费并导致农牧民对文化科学技术缺乏认识。

其次，农牧民子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的问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再次，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还未普遍开展，形成系统，缺乏统筹、协调的整体教育功能。

这是在我们教育体制上存在的需要改革而叫人难以下手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存在于一种表象繁荣的下面。我们对教育成就的估价方式统统不是以这些可以考察实际成果的角度人手进行的。我们更多对统计学意义上的东西感兴趣并寻求安慰。许多庞大的数字能X才今天进行证明，但不能对历史证明。

体制的问题，避重就轻的思维定式都会把我们导向一个可陷的文化误区，这就是文化的贫困。

所以，我们才有必要重温一个故去者的故事。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伟大的人物，鲁迅和郭沫若，都是从学医而转向警醒时代，从灵魂上拯救中国人而建立文化功勋的。

他们就是《圣经》中那种先知式的人物。

尼玛也是这样的人。是我们藏民族的先知，一个真正的觉者。

他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医学，但在教育上的功绩却渐渐叫我们忽略他作为卓有贡献的藏兽医学创立者这样一个事实。

在这个阶段，他于20世纪70年代末整理出古典藏医著作《医方四续》，获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

他在兽医实践中，与人合著《藏兽医验方选》《髙原中草药治疗手册》，主持编辑了《藏族民间常用兽医药物》《藏兽医药物理论及研究》《藏族民间常见畜病诊治》等共五种著作在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国家级的农业出版社又先后出版了他的《中草药治疗牲畜疫病的几个验方》《藏兽医经验选》两本专著。

并于1979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又相继出任省中兽医特约研究员，省畜牧学会理事等职务。

就是在这个时候，经过近二十年不懈努力，红星及若尔盖全县畜病防治已建立起了一个稳固的体系，牧业生产稳步发展。他的目光又转向了一个崭新的、利益众生的领域。

这是一个人人都知道重要，但又未必真正予以重视的问题。

或者说，这是个人人都觉得应该解决而不能解决的问题。

1.藏文中学的创立

1981年7月10日，阿坝州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了州教育局《关于建立阿坝州藏文中学》的报告。

这所学校一经建立就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与一般的普逋中学形成了明显的差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该校的教学主要语言是藏语文，而不是仅仅把学习藏语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课程设置。汉语文的学习成为一种辅助课程。该校的特色还在于除了以普通教育中那种文化知识教育为主的同时，辅以一定量的面向农牧区的职业技术教育。从而保证了既向高一级学校输送优秀的学生，又能保证不能升学的学生除了读书识字之外，获得一定的生产技术，回乡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农牧民。

在过去的“五七”学校的教育中，尼玛也进行一些文化教育，但这种教学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帮助学生掌握他所传授的科学技术知识，为农牧区培养大量初级的实用人才。经过二十年努力耕耘，社会对于这种人才的需求逐渐趋于满足。促使他把人才培养的目光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为藏民族培养一批具有更高素质的新型知识分子。如果“五七”学校主要还为解决生产的急需，到藏文中学的建立，尼玛的思想向更深广的方向发展了。采访中，熟悉他的人都说，在晚年,先生更多地谈到民族素质与民族在现代世界上实际所居的地位这一类问题。我想，这可能只是他丰富思想的一些点滴的泄露罢。可惜他没有留下什么实际的文字叫我们学习，只有那些学生、那所学校留在身后让我们去揣摸和遐想。

藏文中学建立了，这只是一个开端。这所学校主要是着眼向更高层次的大中专输送人才。这所学校也是全国第一所完全用藏语教授主要课程的普通中学。国家没有正式颁发的教材。甚至没有一个简单的教学大纲。当时各种大中专学校招收藏文专业都是在普通中学课程之外加试一门藏语。这样，学校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方面都必须既保持和原来“五七”学校办学思想那种连续性，又要考虑和上一级学校的招生方式接轨通车。尼玛先生就这样对自己提出了新的挑战。

当这一切有了头绪时，他又离开简朴的书斋，四处奔走了。有了正规的普通教育，他又记挂起他一手创办起来的“五七”学校。在人们印象中,那个学校就是现在的藏文中学了。正规了，但却丧失了某些灵活性。

经过他的努力，加上各级领导的支持。1982年，在藏文中学旁，一所还保持“五七”学校特色的更具职业教育特色的学校建立起来。到1984年，这所学校正式由若尔盖县人民政府命名为“若尔盖县农牧民文化技术学校”。尼玛兼任这个学校的校长。

兽防站、藏文中学和农牧民文化技术学校三位一体构成了后来被总结为一种独特教育模式：“尼玛教学模式”的外在条件。

2.居高声自远

“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

20世纪80年代，尼玛无论在藏兽医学上的独特贡献和他兴办民族教育的远见卓识越来越得到人民的拥护和上级各个部门的鼎力支持。一时间前来投师取经者络绎不绝。

尼玛兴奋地看到，人民的需要和民族振兴正在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当务之急的主要课程。

更令他兴奋的是，1982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大师视察藏区，还未从甘肃进人若尔盖地区，就决定要来视察这所在民族教育之路上大胆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新路的藏文中学。

这之前，州里一位主要领导干部提前到藏文中学进行安排。尼玛没有想到这位草原上成长起来的藏族干部经过了轰轰烈烈的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还对本民族文化抱着那样一种偏激的态度。那人说，我看叫这么多年轻人来学藏文没有什么好处。

在平常，尼玛肯定会耐心地进行说服工作，但一来忙，二来让自己给一个本民族也算身居高位的领导讲这种道理，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压抑不住愤怒，就问：“藏文不好，你又懂什么先进的文字，好请你给学生们上一堂课。”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金色的十月，草原上拂动的是金黄的草浪，山顶上那些新雪，在阳光下晶莖耀眼，仿佛传说中武士们剑刃上的锋芒。在过去藏族诗人的吟唱中，知识总被喻为无敌的宝剑。

初升的阳光照亮了远处的雪山。尼玛更衣，一次次洗濯那双结实的大手，站在门口，望着身穿节日盛装的学生们，他想，自己也是在武装一支会向愚昧和落后和狭隘开战的军队,一种自豪的感情油然而生。

他在校园中巡视，們然一位将军的胸怀。

当班禅大师的座车抵近校门时，整个学校沸腾了。

学校的一切，叫大师感到十分高兴。欣然留宿在藏文中学。听了尼玛的汇报后，他非常满意，当即捐赠现金1万元，给藏文中学增添图书设备，并作了重要指示。

大师说：“藏族文化虽然有较丰富的内容和悠久的历史，但教育基础差，质量低，在实际教学中主语和副语的关系处理不恰当等原因。”

大师高兴地指出：“我今天看到这所藏文中学的办学方针、办学方法、办学形式和教学内容上都体现了民族特色，又能紧跟现代文化发展的步伐，更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优越性，这是一所民族自治的好学校，如果在藏族地区还有很多像你们这样的藏文中学，我们的经济文化一定会有大的发展。”

大师还对尼玛的功绩充分肯定，慰勉有加。他说：“我知道尼玛同志很辛苦，他是我们藏族学者中的好格西，为藏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师的话，使全校师生备受鼓舞，也使尼玛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1986年7月，省委宣传部长韩邦彦和省教育厅长任贵禄到藏文中学实地考察，也认为藏文中学是一所有特色、有生气的民族学校，走出了一条健康的民族教育之路。

韩邦彦对尼玛说：“你们这所学校办得很不错,数、理、化等都用藏文来开课，这不仅是藏语文教学，而是已经非常正规了。我们非常感谢尼玛老师对草原教育工作作出的卓越贡献。尼玛是草原上的孔夫子，我们要特殊支持。”

任厅长也激动地表示：“我今天在草原上亲眼看到了第一所很正规的普通藏文中学。这与尼玛老师和教师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培养年轻有为的领导班子，也培养了很多民族人才，将来一定会成为更高的一所民族人才培养学校。”

而尼玛这时已经成竹在胸，为把藏文中学从初中升级为一所藏文中专或者完全高中而奔走呼吁了。

他的想法，立即得到自上而下的大力支持。1984年,若尔盖县委、县政府从紧张财力中挤出5万元资金，文教局资助1万多元，技校自筹1万余元，修建校舍，正式挂起了“若尔盖县农牧民文化技术学校”的牌子。

而在这之前，藏文中学筹建伊始，1981年，州教育局拨款15万元修建校舍,若尔盖县则无偿供应了建筑用的全部木料，折算现金也是一笔不菲的数目。

1982年州又下拨基建款17万多元，扩建校舍。

1983年又为学校购置了生活用车。

藏文中学最初招收初中三个班，共90名学生。到1985年，即开始招收高中生。技术学校也维持在2～3个常设教学班。

两校在1985年以前，都使用尼玛自编或主持编撰的自编教材。据统计共有用于技校文化课的小学文化程度教材5种，中学教材13种，职业技术教材12种。前述尼玛公开出版的几种教材，即是在职业技术教材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整理而成的。到1985年，藏文中学又在全国藏区首先使用五省（区）藏文统编教材，从而既保证了教学质量，又保证了和全国招生考试的对口衔接问题。

而这时他已经疾病缠身了。

而且患的是胃癌。

1985年，沿红军长征路线采访的《经济日报》记者这样写道：

“这所藏文中学是一座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学校，四周绿草如菌，院内鮮花盛开。记者来到一间教室门口，高大魁梧的尼玛迎了出来,他穿着草地藏民的紫红衣服，满头黑发，面带笑容，两眼充满活力。但面色有些苍白，右手经常捂住自己的胃部。尼玛对藏医的造诣很深，对自己的胃病更是了如指掌。目前他已不能正常进食，病情越来越严重。在县委领导的再三催促下，今年五月十六曰他到解放军第四军医大附属医院诊治，医生要立即给他动手术。尼玛相信医生的诊断，更感谢医生甘冒风险，为他动手术的决心。但他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谢绝了医生的好意。立即赶回草地。人们埋怨他不该这样做，他笑笑说，自己有好多事情没有安排，要争取时间。”

他确实有许多事情，他给工作留下了充裕的时间,而没有给治病留下时间。

让我们看看他这段时间在忙些什么吧。

他于1981年倡议，并得到县委和县政府等部门大力支持，建立了“若尔盖县藏兽医学会”，并出任理事长。1985年夏天，学会筹备举办一个为期两月的藏兽医理论培训班，一切事情，无论巨细他都亲自过问指点。并且负责教材编写工作。

这仅仅是他众多工作日程中的一项工作。

也是这一年，他还为县志撰写了1万多字的材料。

他还担负着草场寄生虫研究的课题。

这些都是在他日常的工作之外承担的各种任务。更多的他有兽防站、文化技术学校和藏文中学的具体的行政、教学和兽病防治的工作。而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作为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只是到他把某一个方面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时候,就让人们过分注目而几乎忽略了他另外的成就与精深造诣。

事实就是这样，包括在本书行文过程中也是如此。

当他在民族教育上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时，我们也沉浸在这事业的辉煌中，而忘记了他更是一个高级畜牧兽医师，几乎忽略他从曾被全盘否定的传统民族文化遗产中研究整理出了藏兽医这样一门独立系统的学科。当我们回溯到他这卓越的成就时，才不得不记起正是他在藏人医方面的精湛学识和技术，才为他移植这种理论到兽防工作上建立功勋奠定了基础。在他身边的人估计他诊病的病人在5万人次以上。他的学生们叫我看看他生命最后几年中寓所的门槛。厚实的门槛确实已经快要给一双双脚掌给磨断了。

谁也不会怀疑这个数字。

从1964年他走上工作岗位，他生命的1万多个日日夜夜里，他平均每天诊治5个以上的病人。考虑到本乡就有设施齐全、药物充足的卫生院，加上草原上地广人稀的特点，就可以知道这个数字有多么不可思议，他医术的高明和医德的高尚就可见一斑了。

他的学生们都说：“老师不是胃上得病，而是别的地方那才是怪事呢。”

都说，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是他的休息时间，而这个时间却被他用来处理那些他认为会干扰他正常工作的杂事。比如找人谈心，见见前来的亲戚，更多是用这个时间给人看病。有些时候，不是病人前来，而是什么东西包来的排泄物一类很脏的东西，他却立即就能放下饭碗就仔细分析，找到症状与病根，给人开方拿药。所以人人都说：“难道阿古尼玛还会得别的什么病吗？”

让我们容后再谈这叫人痛心疾首的病吧。

我以我拙劣的笔追述一个圣人的生平事迹，耳边响起了《宇妥·元丹贡布传》中，医圣的妻子多吉错姆的祈祷：“您在人间的北部这块雪栅之地上点燃了医学的教诲明灯。您保护了人们的生命。为了帮助我们受苦受难的人们和学徒们，伟大的学者宇妥，把您的慈悲停留在这里保护我们吧!”

这时，医圣已经有一百二十五岁的高龄了。而尼玛却只五十九岁，就已经清楚地感到了死神的召请。

他深夜静思，也想起了医圣宇妥说过的话了：“我在死之面前已经无所畏惧，我抱着幸福的思想向前正视着它。”他相信这不是传记作者妙笔生花，只因为他心中也升起同样庄严而圣洁的感情。但他心里没有默诵出医圣的后半句话。

那是一句号召：“你们这些学徒应当像我这样做，跟随着我。”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当今这个功利纷纭的社会。同时，他只想让追随者们从他行为中去效法，而不是驱使。他只想把更多的知识的火种用生命的佘晖点燃，撒布到万里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3.再上层楼

尼玛这时越来越感到教育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他在取得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思考。他在这一时期已有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省科协常委，四川省教育学会会员，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常委，州科协常委，县人大常委，县政协常委等二十多个社会职务。他把每一个地方都看成宣传振兴民族教育民族文化的讲坛。

具体方面，他在奔走呼吁建立在藏文中学初中基础上的藏文高完中或中专。

宏观上，在民族教育发展方向和质素提高上，也在积极为各级领导部门进言献策。他的一篇《关于今后藏文教育发展方向的几点建议》就是这段时间提出的。

文中建议：为保证中学阶段藏语文教学的质量，建议改革小学学制，这主要是根据办藏中几年存在生源在藏汉两种语言上难以取得一致而令人满意的成绩而提出的。因此，具体建议把民族地区的学制小学改为七年。其中四年主攻藏语文，三年主攻汉语文，克服偏废和语言能力不均衡的弊病。

其次，建议在更大的范围内更多地创办农牧业技术学校，在这条建议中，他这样写道：“就目前而言，中学生升学率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而国家培养一个中学生,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花费很大。落榜回乡的学生在现阶段没有用武之地，人才在自然埋没，确实令人心痛，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我们地区，很多乡村财力雄厚，拥有六七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资金，常用此以信贷等方式帮助农牧民群众脱贫致富。但这不是长远之计。各乡村应利用这些经费，积极创办农牧业技术学校，重视技术生产，让回乡知青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使整个社会兴旺发达，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努力的大方向，望上级有关领导予以重视。”

第三，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师资力量。

第四，在正面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同时，把学校看成一个综合的小社会，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独到的眼光和卓越的见识。在世界众多民族的历史中,这种没有权势而关注着民族历史与发展，并不时发出警醒之言的，叫做先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创立时，就是这样的人物引领人们走上自律和与野蛮告别的道路。藏族的宗教是移植而来，历史上也出现过众多杰出人物，但人们习惯上更多崇拜而很少领会他们的精神实质，并忽略他们的巨大人格力量。尼玛先生也是这样。采访中，竟然有人主张替他寻找转世灵童，成为一个以形式上生生不息的活佛系统。把一个人当成一个人，还是当成一个神，也可以检验出一个民族的性格。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被轻易地推上神的位置，对这些主张者来说，把一个人推上神的位置是永远推卸了效法与贡献的责任。人一变成神，就不可效法了。崇拜当然比贡献来得便当而且轻松。

我们心灵上隐秘的悲哀啊！

1986年，尼玛又开始了他的奔波。目的只是把藏文中学升格为高完中，并发挥他们的优势，创建一个畜牧兽医中专班。县、州一级一级获得支持。尼玛，他所培养的自己的接班人牡丹。若尔盖县文教局长，阿坝州人民政府的区主管副州长一道赴成都省教委争取批复。省委也极端重视，会同民委等有关部门召集专门会议听取汇报。

尼玛对升格问题和开办畜牧兽医中专班的设想及可行性进行了详尽的说明。随行的局长却把一份意见完全相反的材料送到了厅长的面前。

还是牡丹趁领导专心听取汇报时，趁机收回毁掉了。

对这种行为，尼玛是可以感到非常的愤怒的。要知道那个局长他本身对这一地区的教育发展就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更何况是领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之命来做争取工作的！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牡丹服侍他吃了药，才把这事告诉老师。他想老师会拍案而起。不想老师却陷人深深的缄默。

许久，他才问自己的学生：“你看，我这样做不是为自己求名求利吧？”

学生摇摇头。

“我不是说你觉得怎么样，我是说别人会有这种感觉吗？”

“那我也只有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民族了。”

晚上，教委设宴席招待他们。

席上上了好酒，尼玛和他的学生都滴酒不沾。他们倒是有兴趣享用一些精美的菜肴，何况成都还是一个闻名的美食之都。想不到菜上来却是煮熟的大块的猪肉和水牛肉。因为教育厅的人总以为草原上的人就是传说的那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在讲究雅致的餐厅里享受这份食物总有许多难言的滋味。

尼玛却安慰大家：“吃吧，我们来办事的，不是来吃东西的。”平常因为胃病，他已经不吃这些难以消化的东西了，但他还是带头吃了起来，以胃必将爆发的加倍痛苦作为代价。尼玛这时才对老大不高兴的局长说：“虽然这是一种误解，可是善意的，但愿你对我的误解也和这种误解是一样的，你的善良和举措是对我们的草原有益处的！”

1987年7月，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到藏文中学视察，并指示：“藏文中学尼玛的教育方法是可行的。这种办学我是支持的。一定要把民族教育与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欢迎。尼玛同志提出要把藏文中学办成中专，我看是可以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群众是欢迎的。”

离开若尔盖后，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杨汝伤同志再次指示：“他的办学方法应该肯定，把学习文化和发展牧区经济综合起来了。要好好研究尼玛同志的教育方法，他培养的学生都是回到牧区去的。”

四川省教育委员会终于于1988年4月13日，同意将若尔盖藏文中学升格为高完中。而此前仅仅一天，4月12日，尼玛又向上级递交了要求增设职业技术班的报告。

他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拼命向前迅跑！自此，他的努力也达到了一个顶点。他几十年孜孜以求，终于从形式到内容创立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并被上级部门和专家们总结为一种新型的有生命力的教学模式，并被命名为“尼玛教学模式”。

关于这个教学模式的特点，除了它重要的特点是符合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情况外，它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省政协副主席杨岭多吉有一个很好的说明。他说：“现在大家都提双语教学，很多地方仍然是按内地教学方式开课，再开一门无足轻重的藏文。这背后隐伏着的是一种很危险的认识，即认为藏文不能用于现代化建设。而尼玛的教育实践就打破了这种新的现代迷信。”

4.尼玛办学模式

采访过程中，许多领导同志都认为大教育观念，全民教育的观念是尼玛教育实践的根本。若尔盖县委宣传部长白玛塔就这个问题和我有过竟夜之谈。

在成都，遇到原若尔盖县委书记杨解放，也谈过这类问题，后来约好到松潘。书记说：“我们谈他个三天三夜。”可惜我被阻于茂县一周，只好原路折返，十分遗憾。遗憾的事情还有，我在若尔盖等人人都讲熟悉与了解尼玛的县人大主任纳玛泽里，久等不归，盘缠用尽，只好开路，十分遗憾。

一年后的春天，泽巴足州长从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归来，他说到尼玛时，也谈到了尼玛的大教育思想。

州长说：“尼玛办学模式的显著特点就是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与成人教育三位一体的模式。”

那么，这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的特点是如何具备的呢？它的意义何在？本节中，我们将在较小的篇幅中作一个力争明了的勾勒。

这种办学样式从20世纪60年代萌发，渡过“文化大革命”的难关，终于因其中许多东西和毛泽东“五七”指示的精神相契合而获得发展。这个机遇让它的创建人认识到了认清政治形势，审时度势是一切事物生存发展的前提。从而终生保持了一种知识分子通常比较缺乏的政治敏感和社会活动能力。这就使我们在今天回顾时看到了一系列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尼玛每一个政治荣誉的获得，都不是让他成为一种典型，一种运动的需要，成为一种点缀，然后，作为个人加官晋爵，或者像更多的这类人物，名噪一时昙花一现，然后被人遗忘。尼玛则恰恰相反，他首先争取，至少是并不拒绝政治荣誉，但他会十分巧妙地争取上级党政部门乃至一般群众，把对他个人的推崇转化成为对他所从事的，并无前例可援的事业的肯定和支持。

在这方面，他有一个大师的艺术水准。

他本人在这中间，没有任何私利，但事业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前发展。

所以，许多人说他不仅是一个藏兽医专家，一个民族教育家，更是一个政治家。

说他政治家的人又可以分为两种。前一种是支持他崇敬他的人，说他是政治家，就是说，一个民族要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具备这样一种胸襟与气质。另一种人说他是一个政治家，也并不是完全的贬义，但总有一点尼玛有违知识分子清高自持风范的意思。这倒确实提供了一个范例，可以作一种知识分子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心态研究的对象。持这种意见的人可能更多地看到尼玛个人领受了那么多政治荣誉，而一叶障目，被一己的失落感所左右,而看不到尼玛在名声大振之后运用这种影响与社会的认可为自己古老民族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人们啊，警惕我们内心的魔鬼吧！

我们都具有智慧，却总让盲目的情感所压倒！

我们都具有良知，但却总因为自私而坠入偏见的深渊。

好在世界永远是多数人的世界。多数人的世界永远建立在理性的良知的基础之上。

尼玛的业绩就在这个世界上逐一呈现，让更多的人看见并且欢呼和赞美。

到了1988年，经过近30年努力，一个以红星乡兽防站、若尔盖县农牧民技术学校、阿坝州若尔盖藏文中学三位一体为外在轮廓的教育与鲁防体系完全建立并成熟了！这年尼玛已经62岁。在智慧和社会经验上正是黄金时期，但他生命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个体系就以现在的面貌固定下来，成为传统文化走向新生的一个伟大景观。

在外在结构和相互关系上，“尼玛办学模式”有着它鲜明的特点。尼玛一身三任的藏文中学、技术学校和兽防站是一种完全平行的关系。藏文中学属于普通教育范畴，招收国家规定学龄阶段内的学生。大部分生源来自下一级学校和班级。这其中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招生对象也包括具有同等学力而愿意继续学习的学生。中学教育的目的也是为大、中专的藏文系（班）输送合格人才。

技术学校则属于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范畴，生源基本上属于学龄阶段以外的学生，大部分学生循着“从畜牧业生产技术学校——畜牧业生产”这样一条线路运行。

而兽防站除了其本身的职能之外，还充任着两个学校〔主要是技术学校〕实验和实习基地这样的角色。

在一般的教育成规中，两个学校、两种不的教育方式具备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它们分别与社会组织的各个部分发生各自的契合。它们自身则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不能建立一种契合依存的关系。只有在“尼玛教学模式”中，它们二者才取得了协调，并建立了互补依存的功能。

秘诀却只有一个：灵活性。

“尼玛教学模式”的灵活性就在于这么一点上：即少量学生的交换。藏文中学毕业的学生不能升学就到技术学校接受技术教育，技术学校中年龄较小的学员经过必要的文化补习，可以升入藏文中学。

事情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如果我们放开眼光巡视，就会看到现行体制下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教育这种水乳交融的情况却是绝无仅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尼玛也是敢为天下先的改革者。

“尼玛教学模式”最根本的突破和最大胆的改革还在于“双语教学”这个问题上。

过去，在若尔盖，在阿坝州乃至全藏区，所谓“双语教学”其实是以汉语文教学为主要内容，而在藏族聚居的一部分学校开设一门藏语课。这藏语课的地位和一般学校的英语之类外语课非常相似。藏语又不是一门外语，而是这一地区绝大多数学生的母语。这种“双语教学”比较适合城镇和通行汉语的民族杂居区，但在草原牧区，好像只是为贯彻某种政策而采用的没有实效的形式主义作法。而在“左”的思想严重侵袭着社会机体的时候，一方面，有宪法保证着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权利，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在创造文字，而有文字的藏族人民却不能充分享受运用自己语言进行知识传播和教育的权力。

谁的脑筋出了问题，不充分行使宪法保障的权力？！

是尼玛以对民族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为天下先，突破了一般“双语教学”的不成文的内涵。采用了藏语文作主要学科的授课语言。学生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广大农牧民子弟才真正拥有了和汉民族一样，和城镇中的本族同胞一样接受教育，并能享受教育成果的均等机会。

也正是有了“尼玛教学模式”，各级学校，才更充分地发挥教育的职能作用。为社会输出符合地方与民族实际的各种层次的人才，促进了牧区农牧业生产和科学文化的长足进步。所以，在统计方式上，更广泛的意义还不在于找出他杰出学生的例子来进行说明。学校教育当然要培养高水准的人才，但那更多地属于高等教育的任务。醉心于寻找这种例证，其实可以视为一种可怕的偏离。

我们来看一组数学，目的当然是进行“尼玛办学样式”和基本沿用内地教育方式，这两种方式实际达到效果的对比。

有关资料显示，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若尔盖全县3所初中，两所高完中截止于1988年，共向上输送中专生565人,大专生121人。而其中藏文中学一个学校即输送了中专生93人，升人大专院校17人。而藏文中学是1988年才输送第一届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仅输送一届。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它奇特的效应。

除此之外，藏文中学还设有学制长达3年的职业初中班，和州畜牧校联办的藏兽医中专班，它的效用就更是难以用数字进行统计和说明的了。

而具有更大意义的对比还在于，这个办学模式教育出来的学生，即使不能升学，也受到了良好的职业技术教育而成为新型的农牧民。尼玛把他的这种作法称为“为民族地区输送和培养既懂文化、又有技术的应用型人才”。到他逝世以前，藏文中学和技术学校共培养了近5000名这种人才。有藏兽医、藏医、挤奶员、绵改技术员、乡村民办教师，确确实实为一个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提高民族素质，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指明了方向。

关于“尼玛办学样式”的特点，我们还是来看看藏文中学和技术学校自己的归纳和总结。他们说这个办学样式是“学习尼玛先生二十年来在牧区教学实践中所取得的教学经验，同时也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经验”，克服了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寺院办学方法，又克服了脱离牧区实际的内地办学方法，“使用民族形式，传授现代内容，进行教学改革，开展教研活动”“实现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一起抓，使学校育人与社会需求趋于一致，学得其所，把学校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使质量、效益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形成了一个局部范围的良性循环，形成了“三教统筹”，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大好态势。

这种教育，也正在促使这片草原在乎静下面发生着变化。

5.草原新貌

“尼玛办学模式”在红星乡、在若尔盖县产生的影响显而易见。过去,县文教局、县委、县政府为这个办学模式的成长给予各方面的物质支持和方向上的肯定，为他的成熟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而尼玛和属下的弟子们与教职工一起摸索出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办学思想又在全县范围内推广施行。这一点上，也可见出若尔盖县有关部门与领导的远见与魄力。过去，我们有太多的研究成果，太多有用的经验，更多的价值在于其宣传上的效应，而不能大范围推广施行。除了财力制约之外，主要原因还是决策者的认识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庆幸“尼玛教学模式”没有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样板，一个典型，一个某种政策施行结果的说明。在若尔盖县，在阿坝州，尼玛的这种经验被总结为双语教学、寄宿制、三教合一而在全牧区推广。

1988年，是“尼玛教学样式”成熟、并具备了它全部特征的年头。也是这一年，他的一些办学方式也在全县推广实施。当年，全县各类寄宿制班达到了17个班，有学生共计上100余名，县、州除投人大量新增生活与教学设备经费外，每个学生每月所享受生活补助都达到和接近20元的标准。与此同时，藏区各县，也相继建立了全寄宿制的民族中学，在若尔盖，还根据农牧民居住分散的特点，开办半寄宿制学校，体现了相当的灵活性。

同一时期中，“双语教学”也从中学向小学推广，从一点向全局辐射。这其中既有以藏语文授课为主，使用五省区统一教材，加设汉语文课程的“双语教学”。也有根据学校所在区域和学生实际情况以汉文授课为主，加设藏语文课程的学校和班级。

“双语教学”这个概念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获得了更为旺盛的生命力。在全县范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从小学到髙中的“双语教学”体系。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富于战略眼光的举措。

而阿坝州则已经把“尼玛办学模式”中的经验和办法，纳人了全州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中了。

规划中提出要在巩固现有各类民族寄宿制班和学校的前提下，把民族教育的重点放在牧区，理顺“双语教学”并作好配套发展规划，实现牧区每乡中心校有寄宿制学校或班级。并在师范学校加强“双语”师资的培养。

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1995年前牧区各县场要办起职业技术学校，一半以上的乡、镇、牧场办起农牧民文化技术学校，保证绝大部分青壮年农牧民受到不同程度的职业技术培训，与此同时施行成人文化教育。在这些宏伟规划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教育振兴希望。更会看到尼玛先生创立的一套教学方法的影响。

看到尼玛先生的教育思想正在人们心中生根开花。

在若尔盖，尤其是在红星乡采访期间，我清楚地看到了“尼玛办学模式”的成果。

在红星乡，兽医技术已经普及到每户牧民。在今天，每户牧民都是一个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家家户户都备有简单的兽用医疗器械和常用的藏兽药，能给牲畜注射、驱虫、防病治病。20多年间，兽防工作从无到有，到20世纪80年代更是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一度时期，公社、大队都有大量的专职兽防人员，给国家和集体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现在，兽病预防、治疗技术大普及，专职兽防员大量减少。而牲畜病死率降到了这个历史纪录的最低点。尼玛的学生供确仁青配制“各刚顿巴”对羊羔肝浓病，活愈率在9076以上，曾获阿坝州科技成果奖。如今，他已身任阿项州藏医院副院长，所著的有关藏族医药学历史专著更受到广泛关注，即将问世出版。

现红星兽防站站长达娃，当本乡八十头牲畜得了一种藏族叫“亢”的疾病时。他在其他同志协助下，运用藏兽医和西医结合的方法，仅用7天时间就控制住疫情。

在前面我说过，估量尼玛的贡献和“尼玛办学样式”的意义与作用，如果按流行的把他几千名学生中少数佼佼者的名字和成就进行罗列，不是一种科学的估量方法。在成都，省政协副主席杨岭多吉对我说，他不太赞成把尼玛叫做草原上的孔夫子。现在想来,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孔子弟子三千，成才七十二人。但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教育家，他的社会理想，道德观念并不是因为这七十二人的成就才得以流传。尼玛的教育思想是一种大教育思想，一种全民教育思想，如果我们从少数人的成就来作为他功绩的佐证，就注定已经犯下了方法论的错误，和他的思想背道而驰了。我们必须强调在更大层面上注入了的东西，看到已经的成果和潜在的辉煌。然后再来罗列他出色弟子们的作为。

1992年的一天，牡丹、达娃以及好几个尼玛的弟子，如今都是藏文中学和技术学校的人聚在一起。他们讨论的题目，一套自编藏兽医中专班教材的纲要。他们的讨论十分热烈。有人旁征博引，有人回顾老师有过的做法。他们就围坐在兽防站院中的草地上。也许是有意为之吧，过去尼玛在兽防站的办公室的门在背后敞开。

那里，缕缕书香向外面弥散开来。

我走进去，只有满架的书闪烁着智慧的庄严光芒。那张桌子依然有人不断拂拭，不然不会一尘不染。一个屋角里，悬挂着藏戏的面具。我向那张本色的书桌鞠躬如仪，表示我的崇敬和仰慕。

我想这些数字是能告慰尼玛先生在天之灵的。他的学生们在这.、个房间里告诉我这样一些统计数字。红星全乡牲畜已达9万头（只），是1960年先生白手创业时的近3倍。人均占有牲畜头数也增加了1.6倍。

先生自1960年开始，为若尔盖培养了160余名绵羊品种改良技术人员。全县共改良细毛羊和半细毛羊12万只，平均产毛比一般羊增加4斤以上，经济价值达200余万。其中的佼佼者仁青，1986年，由四川省政府授予“科技致富能手”称号。1990年，农业部又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他的绵羊育种成果也被推荐为国家“星火科技”项目。

采访中，仁青指着一个从远处骑马走过的人说：“那个人比我有钱，但他不帮助其他人致富，也不把钱用来发展生产，那样没有意思。”而他却是联合了其他7户牧民，共享技术和技术所创造的财富。除了畜种改良还投入大量资金建立钢质网围栏轮牧草场上万亩，添置拖拉机等生产机械，资助本地小学办学经费，为本地升人大、中专的学生设立奖学金，表现出了新型牧民的远见与良好素质。

采访中，我还发现，当时红星乡全部村级干部，藏文中学的全部领导都是原来技术学校的学生。

那么，再过十年，藏文中学培养的人才成熟起来，又将是怎样一种景象。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前景感到鼓舞。就是在今天，大凡和藏族文化相关较多的教育和卫生部门，都能遇到尼玛的学生。他们身上总有着一些引人注目的特点。而且总有些新的想法和创见。教育真正的功用就在于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这种作用甚至叫寺院那严整的秩序与规定也在发生变化。

让我们来访问这样一个僧人。

这个人也是尼玛的学生。嘎尔科如今是格尔底寺门巴札仓（医学院）的主持人。这个44岁的中年人是由牡丹介绍给我的，遇见他时，他正蹲在溪边洗手。牡丹和他就在溪边草地上坐下，翻阅牡丹新近发表的一篇语言学杂志上的论文并交换意见。这个嘎尔科，身上更多一个成熟男人那种干练，而少有喇嘛们那种雍容和矜持的气度。讨论到紧要处，他露出了僧人的本相。他站起身来，嗓门也提高了，并不断叩击手掌，这是僧人们辩论时的典型姿势。当他看到还有别人在旁边时，他禁不住笑了。

他说：“看我这个和尚。”

他说他正忙于医学院正殿的建造工作。经费却不是靠摊派，也不是靠政策拨款，而是自己创收来逐年完成的。

而他创收是靠开设一个正规的藏医门诊部和一个有10来张病床的小型住院部进行的。这个寺院内的医院一年诊治病人在1万人次以上，每年创收在两万元以上。这边的收人一部分就用于逐年修建扎仓的殿堂。就这，已经是一个革命了。过去，没有殿堂，没有请来医学之神之前是不可能进行医道研究和疾病诊治的。但他却是先行医道而后才为医学之神建筑供奉的地方。

我们交谈的时候,一个回民来看病。来人得的是感冒，拿了五天的药，才花了一元多钱，如果看西医，起码要花四五块钱。除了医术，自制藏药物美价廉，实际上就给了人们更多享受医疗的好处。

看完病，嘎尔科的和尚弟子们开始聚集，这是他授课的时间了。他一共有30多个弟子。其中能够独立诊治普通疾病和配治药物的学生已有5名。嘎尔科还打算选派两名汉语水平髙的学生到正规医院培训，学习一些西药西医知识，用西医的输液、注射等手段于临床治疗，克服藏医药药性慢，不利于一些急症治疗的缺点。

而格尔底寺的医学院大殿也基本竣工了。色彩鲜艳的壁画引人注目。门口墙裙上的四株树木据说是象征《四部医典》。树干上红蓝两色的线条代表着人体的血脉与经络。三种颜色的树叶则是主要健康因素平衡的象征。除此之外，就是那幅药王城的画了，其中端坐着圣人并有天下各种药物荟萃。

享受供奉与顶礼的当然是药师像了。眉目间依然是动人的悲悯情韵。左手持着象征佛法的甘露，右手持着代表天下万种药物的诃子。殿上供奉的还有另一样东西，即表示这个门巴扎仓师承的画，在每个寺院中，我们都会看到这种极具历史感的图画，可惜的是每一个传承者彼此之间都那么相似，而且头上都有了一轮光环，因而更多艺术的风韵而少了历史的感触，但在这个大殿里，这个人头组成的传承链条中的最近的一环上，却是一张彩色照片。尼玛在他的座位上沉思。那大鼻子依然构成亲切而鲜明的特征。大殿的门敞开着，尼玛先生那一双睿智的双眼就可以望到很远的地方了。

他望到了他进人这个寺院时所走的道路吗？如今，依然隐隐约约蜿蜒在草坡上那丰茂的绿草中间。

我在先生像前敬献了哈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