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不多、留着胡子、弯腰曲背的老派绅士卡明斯先生，在一九〇七或是一九〇八年时教我画画，曾经也是我母亲的绘画老师。他在一八九〇年代早期作为伦敦《画报》的驻外通讯记者和插图画家来到俄国。据说婚姻的不幸给他的生活蒙上了阴影。他的忧郁温柔的举止弥补了才气的不足。他总穿一件粗呢厚大衣，除非天气非常暖和，才会换成用洛登缩绒呢做的棕绿色羊毛斗篷。

他使用放在背心口袋里一块特别的橡皮的样子很让我着迷，他抓紧纸，擦完后用手指的背面轻轻掸去“gutticles of the percha”（如他所说）。他默默地、伤感地为我阐明无情的透视法则：他那优雅地拿在手里的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铅笔画出的长长的笔直的几笔，使他从乌有中创造出来的房间的线条（抽象的墙、远去的天花板和地板）以诱人而乏味的精确在遥远的一个假设点汇合。诱人，因为它使我想起了铁轨，在我最喜欢的面具——一个肮脏的火车司机的充血的眼睛前对称而难以捉摸地聚拢起来；乏味，因为那个房间仍然没有家具，空落落的，甚至连在博物馆引不起人兴趣的前厅里看得到的平庸的雕像都没有。

画廊的其余部分补偿了那贫乏的前厅。卡明斯先生是画日落的大师。我们家的人在不同时期以每幅五个或十个卢布买下来的他画的小幅水彩画的遭遇不怎么顺利，被挪到越来越不起眼的旮旯，最后完全被某个优美的瓷器动物或一张新配了框子的相片遮没。在我不仅学会了画立方体和圆锥体，而且会用均匀的、融合起来的斜线条把它们不得不被永远挡住的那些部分打上适当的阴影之后，这位和善的老先生就会心满意足地在我着迷的目光下用水彩画他自己小小的乐土，同一种风景的不同变化图：有着橘黄色天空的夏日的黄昏，一片牧场，尽头是远处森林的黑色边缘，一条发亮的河流，映现出天空，蜿蜒曲折一直向远方流去。

后来，大约从一九一〇到一九一二年，著名的“印象派”（当时的一个术语）画家亚列米奇接手教我；这是一个没有幽默感也没个样子的人，他主张一种“粗犷”的风格，涂抹大片的暗色块，深棕色和黄褐色，我必须用这些手段在大张灰纸上临摹我们用橡皮泥塑造的、放置在有各种褶皱和阴影效果的天鹅绒背景前有“戏剧效果”的位置上的人形。这是至少三种不同而又近似的艺术的沉闷的结合，最后我反抗了。

取代他的是有名的多布津斯基，他喜欢在我们家宅子的主要楼层给我上课，在楼下的一间漂亮的会客室里，他进来的时候特别安静，好像是怕惊动了我做诗时的恍惚状态。他让我凭记忆尽可能详细地画出我肯定是看到过几千次、而没有在心里正确地想象出来的物体：一盏街灯，一个邮筒，我们自己前门的彩色玻璃上的郁金香图案。他试图教我发现街边一棵光秃秃的树的纤细的枝桠构成的协调的几何图形，一种视觉上的交流体系，要求用线条来精确表现，这一点我青年时代没有能够做到，但是在成年后的转变期却满怀感激地用上了它，不仅是在哈佛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七年中用来画蝴蝶的生殖器，那时我专心致志地在显微镜的明亮镜孔下观察，用墨汁画下这个或那个新结构；而且也许用在了文学创作的某些需要逼真描绘的地方。然而在感情上，对我好处更大的是母亲和她原来的老师在这之前给予我的色彩上的享受。卡明斯先生会多么乐意地在一张凳子上坐下，两只手在身后分开他的——什么？他穿的是一件礼服大衣吗？我只看见了他手的动作——接着就打开那只黑色的铁皮颜料盒。我喜欢他把画笔浸蘸在各种颜色中的灵巧动作，伴随着珐琅容器急速的清脆撞击声，画笔使鲜艳的红色和黄色形成浅窝，在容器中令人垂涎；画笔在这样采集起了花蜜之后，就不再徘徊捅戳，它饱满的笔尖抹过两三笔，就会将一片涂抹均匀的橘黄色天空浸透在一张瓦特曼纸上，再在这片仍然潮湿的天空中，横抹上一条长长的紫黑色的云。“就这样，亲爱的，”他会说，“就这么简单。”

有一次，我要他给我画一列快车。我看着他的铅笔巧妙地逐渐显现出火车头的排障器，详细画出了前灯，看上去活像是一八六〇年代在犹他州普罗蒙特里丘陵退役后，二手买来在跨西伯利亚铁路上行驶的。紧接着是五节普通得令人失望的车厢。他画完车厢以后，又仔细地涂暗了巨大的烟囱里冒出来的大量烟雾，然后把头一歪，欣喜地凝视了片刻后，把画递给了我。我尽量也显出欣喜的样子。他把挂在机车后面的煤水车给忘了。

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我得知了两件事情：伯恩斯，那时已经去世了，在爱丁堡曾作为俄国浪漫诗歌的学者式翻译家而著名，那些诗歌曾是我童年时代的圣坛和狂热崇拜的对象；还有我那谦恭的绘画老师，我总认为他的年龄和叔爷爷们以及老家仆们的年龄相吻合，大约在我自己也结婚的时候，他娶了一个年轻的爱沙尼亚姑娘。当我得知这些后来的情况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震动，仿佛生活不知不觉地蠕动着爬过了童年记忆如此优雅简洁地设置起的主观界限，从而侵犯了我的创造权利。我本以为自己已经把这些记忆签封保存了起来。

“那么，亚列米奇怎样了？”一九四〇年代夏季的一个午后，我和莫斯季斯拉夫·瓦列里安诺维奇·多布津斯基漫步穿过佛蒙特的一片山毛榉树林的时候，我问他道，“还有人记得他吗？”

“当然记得啦，”多布津斯基回答说，“他极有天赋。我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但是我却知道你是我教过的最不可救药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