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年末，突然间，一切都有了进展。

哥特弗莱德成了一名英国公民，我也一样。我在结婚时曾丧失了英国国籍，后来不得不重新提出申请，对于这段经历带给我的感受，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比话语、泪水更深沉——咳，还有什么呢？这样的心理活动既无法看见，也不可理解。能拿到英国护照，我相信头脑最简单的爱国者也会表示赞许。之后，规则发生了改变。哥特弗莱德在法律界名声在外，我们的离婚程序因而进行得很快，虽然法院里堆满了战时离婚的案件。至于究竟是谁抛弃了谁，我已经记不得了，不过当时我们俩还住在一起。

最令人愉悦的莫过于：孩子十五岁之前的监护权归我，此后将移交给哥特弗莱德；父母双方都可以与孩子见面，哥特弗莱德每月支付小额的赡养费——出于某种法律原因的考虑，他本人对此很坚持。我和他都认为，既然一起生活在伦敦，而我们又都会赚钱，那么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直到如今，我仍然很喜欢那次离婚协议中的条款。在那个年代，进步人士都想当然地认为，离婚应以良善收场，任何一个离婚案只是法律的程序要求，都是不言而喻的倒霉事。如今当看到女权主义者们在“进步”的名义下所提出的或贪婪或惩罚性的离婚条款时，我会觉得我们那一代要好得多。

与此同时，我们两人身上的钱也就只能负担得起去英格兰的路费。哥特弗莱德把那么一个曾一无所有的律师事务所打理得非常成功，可却连一句好话都没有得到。我靠写作短篇故事赚些微薄的收入，议会打字员的工作也有一些报酬。

《野草在歌唱》的书稿已经由约翰内斯堡的一位出版商买下了。在看过我所签下的合同后，伦敦柯蒂斯·布朗公司的朱丽叶·奥希非常生气，她说要揭露这个出版商的欺诈行为，并就此给他发了份电报，因为那个出版商要拿走我所得收入的一半。出版商给了我一个理由：“这是一本危险的书，拿这钱是为了补偿风险”。到头来他却没有打算将它出版，这人刚收到朱丽叶的电报就放弃了这份书稿。那时还没有预付款这回事。拿到书稿后，朱丽叶几乎立刻就把它卖给了迈克尔·约瑟夫。

我将带着孩子先去伦敦，等哥特弗莱德到达后，他会找份好工作，从旁支持我。

要在船上弄到一个铺位仍然很不容易，至少在罗得西亚这里确实如此。

哥特弗莱德有一位约翰内斯堡的朋友，他来过这里许多次。这位朋友是个有钱人。他建议我们放弃这座小房子，把房租节省起来，还说我可以一直待在他的家里直至我们设法弄到船上的铺位，哥特弗莱德可以留下来跟朋友们在一起。于是，这件事就这么敲定了。我终于离开了索尔兹伯里，跟它说着再见，再见。我正处于离开的过程之中——接着我来到了约翰内斯堡的一座大房子里，它坐落于我在1937年曾待过的那片富人郊区，这里也有看门狗、栅栏窗、守夜人、财富。

这时，民族主义者掌了权，一些曾经的共产党人陷入了恐慌，他们不仅开始焚烧书籍，彼此见面时也变得小心翼翼。当时的气氛说明，至多不过两年前的蓬勃自信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有那么一天，我可能会写一本小书并将其题名为“我所知道的有钱人”，我当时所在的那户人家会成为书中的重要角色。丈夫觉得用几便士买下一磅的土豆太过浪费，因而勃然大怒，他坚持说应该开上几公里远的车去外面的市场，那里的菜价更便宜一点。这让他的妻子觉得很好笑。她是伦敦东区人士，曾在“统一剧院俱乐部”待过。在冷战最紧张的时期，那家俱乐部因其政治评论和左翼色彩的剧目而闻名。曾有许多著名的男女演员在那里接受指导，但因为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再度流行，俱乐部失去了魅力。人们如今不用“伦敦佬”来称呼某人。那个漂亮可爱、聪明大胆的伦敦小女孩，她在哪里呢？她的身影曾一度出现在书籍和剧本里（比如《卖花女》），这从她口中发出的第一个音就可以辨认出来。就像之前那户人家里的女人一样，这位伦敦东区姑娘简直无聊得要发疯，也因为嫉妒我而变得疯狂。我听到——这是我有意为之——她在给朋友打电话时会重复地喊着：“她在这儿，就在这座房子里。”渐渐地我意识到，她提到的人就是我。我从没想过自己会爱上她的丈夫，首先是因为我内心充满了太多的忧虑。那么他爱上我了吗？即便是，那也不过是最柔软的情谊。房门砰然作响，电话铃尖锐地响着，丈夫和妻子在互相吼叫。我说我会马上离开，可他们却说：“瞎说什么，你必须留下来！”接着又继续吼。

还没有任何消息说开普敦会有船来。我已经订好了南下的火车铺，就在准备离开这座最不讨喜的城市之前，发生了两件事。

星期六晚上，一个医学生带我去了一家位于黑人郊区的诊所，那里能提供免费治疗。每到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原本空荡荡的、设备简陋的大房间，就会挤满械斗的伤者。连续几个小时，我坐在角落里的一张凳子上，看着酒醉的黑人脚步蹒跚地走进来或者由担架抬进来，每个人身上都有小刀和大切刀砍击的痕迹，还在向外淌着血。这些人所经历的部落斗争，留下了一些狰狞可怖的伤口，甚至还要了几个人的性命。四十多年后，我遇到了一位来自约翰内斯堡的年轻的白人医生，他说自己在好几个周末都为一家诊所工作，从外面走进或被送进那儿的黑人身上带着刀伤，喝得烂醉，不过更多的是因服用毒品而发狂的黑人。“那些血啊，”他说，“都流成了河。”我也向他描述了自己在1949年见到的情景。一切都未发生变化，只不过现在出现了毒品，而那时只有酒精而已。

还有一件事，是一次午宴。我已经忘了当时的东道主是谁，但我知道餐桌旁围坐的都是彼时文学和政治界的左翼“名人”，有诗人尤伊斯·克里金、刊登过我的短篇故事的杂志编辑们、工会会员萨利·萨克斯以及其他几名会员。工会会员们曾在南非短暂（民族主义者结束了这段时光）地组织过贫穷的白人女工、印度工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工人，目的是改善他们的处境。这不可能！你也许会想。但这些人就是拥有着这样的特性。我们在午餐宴上讨论了什么？我没必要去记住，因为我们的话题一直都是“民族主义者的掌权对南非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共产党人正在上台”。

后来在伦敦，我收到了一名工会会员的来信。“同志！我的生命都用来服务受难的人类了，以帮助世上的劳苦之人过得更好。人类正在向那光耀的地平线前进，而我的目光始终注视着那里。我从不吝惜自己。我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是为了集体，并且……”那封信洋洋洒洒地写了十六页，直到结尾处我才明白，它是在提议共同生活，或者至少可以分享一张床。我很惊讶，因为在那次午宴中，我并没有跟这位写信者相邻而坐。不过我后来收到了很多类似的信，这的确是时代的精神所在。但这种风格只适合某些民族，很难想象盎格鲁-撒克逊人也会参与这种事情。写信人包括了两名波兰人、三名南斯拉夫人、两名南非白人、一名智利的革命者，可是这些信件几乎很难区别开来。

为了防止类似事情的再发生，我在此为女性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你绝不可以说出粗野露骨的话，比如：“哦，你喜欢我，是吧？好的，那就让我们见一见，看看能发展得如何吧。”不能这样。你应该在页数相当的信纸上流露出同样的高尚情操，最后添上一笔：“我们永远奋斗在一起。”

此项建议还适用于另一种情形：假如在你收到的长达数页（写作者总有很多时间）的一封信件里满是“永恒的宇宙视角召唤着我走向你，我觉得我们必须与彼此碰面，分享彼此的思想……”之类的话，那么。你应该这样答复：“你我二人在较高层次上会永不分离，哪里有亲自会面的必要呢？”

到了开普敦，我找了最便宜的旅店，这在《探寻英国人》中有过描述。这部传记是用喜剧形式创作的，这又有何不可呢？然而，这实则是一段令人沮丧的时光，并且一直在向前推移。代理人同意使用停靠在岸边的船只，但随后又开了口——我压根儿就没想到他是在等着拿好处费。六个星期的等待时间就是我为自己的老实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那家木质结构的旅店占地面积大概有一英亩，里面住得满满当当，不仅有乡里人、荷兰女店主的亲戚们——他们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还有英国的战时新娘。有两对爱侣将要前往东非的“大花生”灾难区（该种植方案投入了数百万英镑，却在一夜之间宣告失败，野草和小树占领了田地，而被认为最先进的耕作样品却在田地边缘腐烂，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向当地人请教），其中一位年轻的丈夫次年因疟疾不治身亡，这四个人都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英国的战时新娘们勇敢而又焦虑，有人为了得到上船的机会，已经等待了多年，都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自从在战火纷飞的英国分离后就再未相见的丈夫或未婚夫。

在那六个星期里，出现过两次这样的情景：英国女人们乘船而来，其他人则踏上冗长的火车旅途向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出发。于是，我真正理解自己能够在非洲而非伦敦周围诸郡长大是多么的幸运。在我看来，那些女人无知、无辜且偏狭。我产生了一种保护欲，就像她们成了孩子一样。不过首要的问题是，她们的所知所感和一言一行都取决于其自身所处的阶级。即便是在这个也许在你看来有可能结成亲善关系的地方，官太太和其他阶层的女人也都是分开的，如同吉卜林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中产阶级的女人们和一两名贵族女子，紧紧围坐在游廊的一处，就像防御着什么似的。当谈及下层阶级的孩童们时，她们那高调而又专横的声音便低下去一个分贝。处在别人的观察之下——这并非那些孩子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那些女人在好奇，对于自己可以如此傲慢，他们是怎么认为的？没有人能够跟工人阶级和偏下中产阶级的人（真抱歉啊，可这就是英国风格）聊上五分钟，而后面这两个阶级都属于一个……天啊，没错，都属于一个已经被电视谋杀了的文化圈，包括工人学院（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非战主义的学习课堂）、暑期学校、夜校、文学团体。他们会到索尔兹伯里和布拉瓦约参加讲座和学习课堂，但仍会让那些人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

看着眼前的一切，我心里暗想着“我不要，不要”——我不要沦为阶级游戏的参与者。可是没过几年，我就被困在了其中。后来，我为《约翰伦敦周刊》写了一篇书评，天真地说道，英格兰也像印度似的等级森严，由此招来了中产阶级的人士们寄来雪片般的信件，信中说英格兰并不存在阶级制度。用不了几年，在福特公司大罢工事件发生时，我就会坐在伦敦的一间审判室里，看着愚蠢的法官嘲笑一名罢工领袖的口音和语法，蓄意地羞辱那个男人。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报纸上正活跃着一些对现任总理——他属于工人阶级、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大众品位所开的恶意玩笑。对，没错，我们并不是拥有势利小人的唯一国家，可难道说还有别的什么国家也能够发明出这种“非上层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可鄙小游戏，并且还觉得它很有趣？尤其这趣味还能维持好几十年？可怜的英格兰，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显然无能无力。

在那家旅店里所度过的数个星期让我意识到，带着很少的钱和一个小孩在身边会令我受到怎样的限制。尽管我所置身其中的是这个美丽、迷人而又——我刚学会的词汇——“波西米亚式”的开普敦，可我却好不容易才能挤出足够的时间从旅店去运输事务所排队。自从这个孩子降生后，我的丈夫一直都在做着一个好父亲，朋友们争着要照看婴儿，我母亲觉得她自己还有余热没有发挥出来，此外还有一个仆人在帮忙。现在的我却成了独自一人，尽管在这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我想，这一切应该是性格使然。我向来都觉得这样的说法很蠢，“哦，我那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不过那时的我从来都没体验过梦想中的冒险生活，无论是探索非洲野外还是戈壁沙漠，我也从未在地中海沿岸自由漫步或在巴黎享受咖啡生活。“我带着一个孩子”，这一事实决定了一切。我打算通过写作来谋生，并且也确实这样做了，可惜当时的写作收入并不高，等到在伦敦待了十年后我才拿到了普通工人的工资。对此我从未觉得遗憾，因为我所知道的每个人都很穷。如今的年轻作家们甫一开口说的便是进步和安全的话题，可我们那代人的想法却很不一样，这大抵是因为经历了那张战争的缘故吧。我们渴望着写作，坚持自己的看法，保持自己的独立，保留自己的隐私。然而，现在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做到这样，毕竟众人的个性、历史和生活全都属于公关机器。

对某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来说，我花了很久、相当久的一段时间才得以领悟。使我得以拯救的正是我的孩子，尽管其他人都把他视作了我苦难的根源和“负担”。（这也就解释了我为什么会钟情于玛格丽特· 德拉布尔的第一部小说《磨砺》。）要是我独自一人去了伦敦，那么事情就会这样发展：彼时的伦敦索霍区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甚至可以说是诱惑力的地方，我应该很快就会设法到达那里，在我的生活中第三次成为“镇上的新姑娘”。这种亚文化对女性并不太友善：她们被吞吐着，就像是巧克力糖或者杜松子酒和药酒一样。在丹尼尔·法森所著的《五十年代的索霍区》一书中，女性们几乎没有出场。尼娜·哈米特曾是一位漂亮严肃的艺术家，可她后来却变了一个老迈、酒醉、不能节制的乞讨着酒精和施舍物的人，这就说明了一切。六十年代初时，伊丽莎白·斯玛特，一位丹尼尔·法森所描述的“索霍区人”曾来跟我共进午餐。从正午开始直到晚上七点钟，她不停地喝着酒，流着泪，诙谐犀利地谈论着自己和其他女人的生活，在我看来这个女人不会是索霍区“快乐生活”的宣传广告。在进出索霍区的许多常客里，成功的人物无疑只有弗朗西斯·培根一个人而已，不过丹尼尔·法森并没有在书中提到他。这些人里不乏有才之士，但他们大多把自己的才华消耗在了酒精和谈话之中，似乎整个世界都迷失在了闲聊里。（这种情况至今已大为改善。）如今这个与其相当的格劳乔俱乐部是形象完美的波西米亚式圈子，尽管它笼络了许多有才能的人，但发生在过去那些老俱乐部里的对话却更有涵养。曼德拉草、滴水嘴兽雕像、法国俱乐部、殖民区，这些都是喜闻乐见的事物。有一次，作家约翰·索莫菲尔德带我去了所有的这些地方，说我应该了解其他一半人是如何生存的。尽管觉得那里粗俗肮脏，可我却很欣赏其间的氛围，认为它很有吸引力，他们是一群奇怪、古怪、怪异和无法适应坏境的人，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称王。事实上，这是一种波西米亚式作风，就如同在南罗得西亚索尔兹伯里的我们一样。我怎么会不明白，人们到了那些地方就会迷失呢？我确信自己也会跟他们一样。我很容易意识到，我自己会再度酗起酒来，尽管自1942年我的第一段婚姻结束以后这种事几乎就没发生过。接下来我会爱上他们中的某个诗人或画家，不是因为他们魅力无限，而是因为他们无法融入社会，但这些男人并不适合相爱，除非你喜欢承受痛苦。信不信由你，当时的我竟不知道自己已经习惯于受苦。事实上，索霍区很可能和我牵扯不上任何关系，把我从中拯救出来的正是我的孩子——我所肩负的责任，一个重大的责任。这个孩子脾气温和，极其友善，可却是个睡眠很少的小家伙。他在早晨五点就会醒过来，晚上九点或十点钟才肯睡觉，并且从不在白天休息，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他九岁或十岁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也会在五点醒来。那个年代的母亲们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在孩子睡醒的那一刻自己也该跟着起床。不过，现在的母亲却有可能会对孩子们置之不理，直到她们自己想起床为止，而这有时竟会用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这是我的权利，”许多母亲都这样想着。

每天长达十八个小时的时间里，彼得都在这家旅店里过得很愉快，这里满是巨大的包装箱、栽满果树的大花园以及孩子们。而我呢，我在观望着，等待着。我的大部分时光都用在了等待上面，跟男人相比，女人们等待的时间要更多。于是那个著名的问题又来了——女性的被动，它往往是一种保护机制，而且当你计划着构筑在幻想之上的未来时，它或许也可以视作一个预防机制。我料想在伦敦的日子并不会好过，可我相信哥特弗莱德——小男孩的父亲和我的好友——会出现在我的附近。我没想过要自己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可这却是事实。要是早知道会这样，我至少会感到些忧虑。不过我毫无惧色，我只是坐在游廊上，望着眼前的小孩子们在古老的果树林里玩耍。尽管这些都是战争儿童，可堑壕战的话题却不会使他们的童年蒙上一层阴影。一天又一天，我看着孩子们在渐渐长大，听着那些在游廊两侧搭上帐篷的战争新娘们谈论起各自在非洲的未来，与此同时，我还在暗暗地把这些期望同我所知的她们的未来相比较。我很好奇，哥特弗莱德对伦敦生活的计划进行得如何。他给未来的老板们写了信，提到了目前在伦敦生活和工作的早期成名的莱辛家族的成员们，那么他现在是否已经得到了那些人的回复呢？

实际上，哥特弗莱德·莱辛的经历是这样的：在我到了伦敦以后，他没过多久也来了。多萝西·施瓦茨决定来伦敦碰碰运气——在她的公寓里，哥特弗莱德借住了一个房间。他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的厄运已经结束，觉得自己很快就能在伦敦找到一份好工作，可惜他的工作申请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就在等待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文化关系部工作着。很难想象，对于一个兼具德国人和共产党人身份的人来说，要在体面的公司里找份工作有多么不易。但可笑之处在于，十年之后，没什么能比雇用一个德国人甚至赤色分子更为时髦，因为那时共产主义思潮又流行了起来。而且，就如同每次热度消退时候一样，人们再次自称为“共产党人”，但他们从来没有领过党票。许多“共产党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我曾跟一位著名的电影制作人共进午餐，他自称共产党人，并赞扬着共产主义和苏联的优点。他问我，“共产党人只能是一名无神论者”的情况是否属实。在听我说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他表示说，他觉得人们不应该关心自己的物质福利。在时髦的共产党人中，像这样的无知者非常典型。

哥特弗莱德感到失望而又沮丧，他得了黄疸病，无法再继续工作。就在这段时光里，我们之间的相处变得非常融洽。他会时常来看望孩子，在我到达伦敦不久便弄伤了肩膀之后，他因而来得更加频繁。拿到签证后，他去看望了自己的妹妹和妹夫——这位“终身学习者”正在共产主义柏林的文化联盟工作。回来时的哥特弗莱德面露喜色，他的乐观主义又复苏了。他说自己打算去那边生活，并且希望我可以跟他同去。他的话吓到了我，要知道我们之前可一次都没说起过要跟对方维持婚姻，或者一起生活。他说，“他们在那边生活富足，有房有车，还有专职司机”。同时，他也嘲笑了他们对安全的过分关注。“真是疯子，”哥特弗莱德说，“他们觉得床底下有密探，还不让我在车里说一句话，怕被司机听了去。”听到他的嘲笑后，他们只说，他在西方待了太久，所以无法理解这种事。

他向东德政府提出了正式申请，希望以公民的身份归国。可这份申请石沉大海，他又重新写了一份，结果仍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对此，他表示无法理解。“当然，他们有许多问题，这些因素必须要考虑进去。”

这个时候，穆依德·约克尔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虽然说她在诸多方面都对我产生了极大影响，可我在这里要说的却是她对哥特弗莱德的影响。战争开始前，她已经在维也纳小有名气。身为一名非常年轻的女人、一位姑娘，她创建了一个在当时而言独一无二的广播节目。她能说能唱，既开得了玩笑，也扮得了傻，借此赢得了大批听众。由此看来，收音机这个新鲜事物和她的性格很匹配。毫无疑问，她也是一名共产党人。彼时，她的德国共产党人朋友们正在过着勉强糊口、东躲西藏、四处奔波的日子，或是在苏联境内过着“脱党就是行尸走肉”的生活。这些人后来在东德成立了政府，她也去了那里生活。再后来，斯大林开始清洗在苏联和周边共产主义国家境内的犹太人，这被他们称为“黑暗年代”。同其他数十名犹太人一起，她被驱逐出了东德。那位把她押到边界线的年轻警察流着泪对她说：“要是连你们这样的人都要遭到驱逐，那他们一定是搞错了。”或许，在三十年后因柏林墙倒塌而欢呼雀跃的人群里，这位警察就在其中。如此一来，她成了在伦敦的首批共产主义难民之一，彼时的伦敦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他们努力生活着，天晓得这有多艰难。有时候，他们十来个人会挤在一个房间里，或者就借宿在好心人家的沙发上。不再受到主人的欢迎后，他们就会动身离开。为了生活，这些人做着翻译、制衣、理发以及其他任何可能找的工作。在欧洲的所有城市里，像穆伊德这样的人随处可见。我对她说起哥特弗莱德在等待官方对他的正式申请进行答复，对此她只是大笑着说：“他没弄懂共产主义的第一要义，他应该借助短期访问签证直接去柏林，通过私人关系来操作这件事。”她还问我说：“他应该有位高权重的亲戚吧？”在听到我的转述后，哥特弗莱德勃然大怒，流露出轻蔑的态度。因为生活贫穷、没有实际工作、内心害怕而又多变，他变得更狭隘、多疑和偏执。他说：“我没兴趣去听反苏言论。”——这句话甚至被用来回应那些对共产主义发出的最为温和的批评。无论怎样，哥特弗莱德选择继续等待。穆伊德说：“要是他愿意来见我，我会告诉他真实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起初，哥特弗莱德拒绝了。他等待着邮差的一次次到来，时间也在慢慢地流逝。终于，我为他们安排了一次晚餐。就粗鲁程度而言，这次会面远远超过弗洛伊德派和苏联贸易团代表们的见面。

穆伊德身材很高大，她有趣活泼、外向生动，是一个怀有蔑视情绪的女人。看上去，她就像是一个吉卜赛人——手头缺钱时，这种做派总是很管用。她是那种最不可能引起哥特弗莱德兴趣的女人。如往常一样，他优雅端正地坐在那里，如同一名外交官似的，没有一根凌乱的头发。穆伊德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在向哥特弗莱德描述着共产主义。而他一口东西都没吃，只是拖长了语调说着共产主义的侮辱性词汇，辱骂着反苏言论、为钱役使的雇佣工、走狗、豺狼，如此等等。穆伊德说他对共产主义一窍不通，对此哥特弗莱德回应说，他倒是对她这样的人通了六窍。穆伊德大笑着离开了，而哥特弗莱德在离开时则对我说：“你身上沾染了阶级——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我还从未见过他如此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着实吓到了我。无论怎样，从其结果来看这次会面算是取得了成功，因为哥特弗莱德告诉我，他已经申请了签证去看他的妹妹，他到了那儿以后会看看“能够做些什么”。从此，他再没有提起过穆伊德。他说等他在柏林稳定后，彼得可以在假期去看他。我对他说：“要是你动手做了一件难以为继的事情，那可就太不妙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穆伊德曾说：“哥特弗莱德是个疯子，他竟然想着要跟西方保持联络，要知道这只会给他招来死刑，甚至还要更糟，那些拥有西方背景或者跟西方有联络的人向来都会受到怀疑。”我把她的话转告给了哥特弗莱德，他辱骂了她。

在一个阴冷萧索的日子，我带着孩子和多萝西·施瓦茨一起去了车站送别他，那时候他戴着卡拉库尔羔羊皮帽子，面容疏离而又陌生。

哥特弗莱德在文化联盟谋得了一份工作。“好笑”的是由于希特勒夺去了共产党人的性命，存活下来的人因而注定会得到好工作。连同共产党人在内，那些后来知道了柏林存在共产主义等级制的人也许都会惊讶于听到，共产党人们的早期生活开放而又灵活。有一名在伦敦工作的德国商人曾因公务出差到德国，他在那儿受邀会见了一些高层人士，他们表示希望他可以留下来重建德国。商人说自己并不是一名共产党人，对政治也没有兴趣。这些人只说：“没有关系，我们需要的是人才。”不过，这却是发生在斯大林最后一次发疯、东德局势变得紧张并成为西方人骨灰盒之前的事情了。

没过多久，哥特弗莱德在来信中发出了邀请，让彼得过去度夏。这是我所做过的最可怕的一件事，可我却找不到理由去怀疑他的动机。此时，我的孩子已经四岁，他在那边跟堂亲们一起度过了两个月的愉快时光，回来的时候已经忘了英语，只会用德语会话。此外，他还学会了在吃饭时把左手放在盘子旁边；在有人跟他讲话时，他会顿一下脚，发出咔嗒声，接着鞠上一躬。

几星期之内，这个德国小男孩就消失不见了，那位英国男孩又回来了。哥特弗莱德让彼得随身带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应该让彼得在每个夏季都过去那边。那么接下来呢？什么都没有发生，一片安静。彼得这孩子有了一个体贴关怀自己的好爸爸，而且还去拜访了他，知道他又组建了一个家庭。然而现在呢？他这个爸爸却离开了自己。我给德国那边写了信，还让别人帮我捎去了消息，可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写到并谈道：“彼得变得闷闷不乐，总在找自己的父亲，他还常常哭着入睡。难道，你连封信都不能写了吗？”结果，依然没有一丝动静。于是我动身去了柏林，试着要联系哥特弗莱德，可他既不接电话，也不回复留言。这时候“柏林墙”尚未建立起来，我已经在东德这边跟一个出版商有了联系。我求这位出版商在舆论上给我施压，于是他照实去做了，不过具体的细节我不是很清楚。我已经气急败坏，根本顾不得这是否会有什么危险。我千方百计地在一片高大的新公寓楼里找到了哥特弗莱德，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妹妹艾琳。这间公寓崭新而又漂亮，空间不是很大，摆放着整洁干净的家具，都是时下的瑞典风格。从他们的样子看，“二战”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两人好像还在过着未被希特勒打扰前的生活。他们优雅而又世俗，就像那些有钱人和成功人士常常做的那样，流露出了夹杂着讽刺的玩笑腔调，可他们却当然算不得富裕。这两人都强调说，他们在周末时会去建筑工地或类似的地方“探访人民”。我提醒哥特弗莱德：“你之前对孩子许了愿，可却食了言。”听了我的话，他竟然表现得轻快而又傲慢，就好像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一定是吓坏了，不过此时的我并不知道他有多么害怕。他给了我一些足够买玩具的钱，我说自己在乎的并不是钱，我只想让他跟自己的儿子保持联系。这件事是我所遭遇的最糟糕的经历之一，我能预见到自己对他的这次拜访并不会改变任何东西。

于是，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不久，哥特弗莱德担任了相当于“贸易委员会主席”级别的职务，其政治性比这里的更高。从东德回来的人们告诉我，需要经过一个个下属的房间，才能见得着哥特弗莱德本人。在给我捎来的口信里，他轻快地表达了善意。一些“了解实情”的人都说：“哥特弗莱德当然不能跟西方保持联系，因为那代价就是丢掉生命，尤其对那些在战争期间没在苏联生活的难民们来说更是如此。”另一些“了解实情”的人则说：“党从来都关注着人道主义价值，因此应该可以理解哥特弗莱德想要跟儿子保持联系的需求，而至于具体会如何，那还得看……”我并不关心自己是否会再也见不到他——我确实再没见到过他，可他的儿子却在意极了。那时候我已经按掉了开关，关上了心门，我已经“不想知道”——这个词汇精准地描述了我的心理。

这时候，哥特弗莱德已经娶了伊尔丝·达度为妻。在民族主义者尚未掌握权力之前，在那不同寻常而又短暂的气候中，拿着微薄薪水的工人、印度人、有色人种和白人都由类似萨利·萨克斯那样的人组织在了一起——身为印度人的达度就是其中的一名组织者。伊尔丝和达度有过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女儿。她说自己不打算在法西斯南非养大一个拥有一半印度血统的孩子，接着便回了家乡并结识了哥特弗莱德。他们两人结了婚，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都有在非洲生活过的体验，也就是说，他们肯定都觉得自己很难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去。哥特弗莱德是一个有爱的继父，他对伊尔丝的孩子非常好，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要是以普通方式去看待事情、对共产主义偏执狂症做了低估，那么接下来这件事就会变得很难解释：哥特弗莱德被“降了职”，而且他还被迫在一所共产党人再教育学校里待上一整年。不过，这对他来说真的需要吗？他怎么可能会成为一个比现在还要忠诚的共产党人呢？他现在被西方思想所玷污，因而需要接受一些透彻的洗脑。后来，哥特弗莱德并没有回到贸易委员会，至少没有直接回去。尽管东德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哥特弗莱德实际上却是以一名贸易外交官的身份被派到了印度尼西亚。在那里，他对地方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水土不服和饮食不适，哥特弗莱德生了病并且回到了东德。再后来，他被派到了坦桑尼亚，在东非的土地上成了一位知名人物，影响范围也不只限于当地。哥特弗莱德和他的妻子拥有很好的地理位置优势：在“共产主义德国”，很少有人像他们那样理解非洲。由此可见，置他们于危险之中的东西倒恰恰让他们变成了宝贵的人。在欧洲范围内，人们对南部非洲的认识普遍都很无知。在英国待了几年后，我和其他一些人尝试着说：“在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的土地上，黑人们并非个个都面含微笑，心满意足”。对此，人们只认为我们是在夸大其词，或者说是刚愎自用。五十年代的时候，一些几乎不曾听过南罗得西亚的人普遍认为那里应该是一个公平和正义的地方——也许仅仅是因为他们身在英国。当我向一群英国工党要员提起南罗得西亚时，这些政治家们并不知道它究竟在哪个位置，认为它要么是南非的一部分，要么就属于北罗得西亚。

有这样一个生动的时刻可以一瞥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哥特弗莱德和伊尔丝：我的一位朋友，哥特弗莱德的朋友——某位知名的非洲政治家——以非洲人惯有的随性方式在一个深夜去拜访了他们两位。一阵长久的等待和恐慌的声音过后，哥特弗莱德一脸惧色地来到了门前，他的妻子戒备地站在他的身后，利用手势提醒他要当心。我那位还站在门阶上的朋友嘲笑说，他太过小心翼翼了。与此同时，哥特弗莱德一边大声地开着玩笑，一边则用手势暗示说这个地方正在遭受监听。这时候，他的妻子还在对这位访客大声斥责着——为了扩音考虑——说他太粗心大意，太不体谅别人。“可这里是非洲，”我那位朋友表示出了不满，“不是其他的地方啊。”

与此同时，东德正在向多个非洲国家提出建议，让它们依据共产主义模式来设置监狱和情报部门，进行拷问折磨，布控告密者。这些国家中包括了索马里和乌干达。

后来，哥特弗莱德成为了驻坎帕拉的大使，同去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玛格特，伊尔丝已然离世。或许，这第三个夫人才是他真正爱上的第一位妻子。现在，这个女人的照片总能让我想起，想起哥特弗莱德那位来自维也纳的快乐寡妇。玛格特面容柔和、善良，看起来是一个和蔼的女人。她既不是知识分子，当然也不是政界人士。党组织不想让哥特弗莱德娶她，却要他娶一个其他的“政治正确”的女人，为此他只能跟组织反抗，而这肯定不是件轻松的事。

苏联“路线”在屠夫阿明逃跑之前都对他表示了支持，这意味着东德也只能对其予以支持。阿明逃亡后，坦桑尼亚人重整了秩序。所有的大使馆成员在前些天都已经被护送着沿路去了肯尼亚，留下来的就只有伊拉克大使，以及这位东德大使——哥特弗莱德和他的妻子，还有两名工作人员。在坦桑尼亚军队进驻前夕，哥特弗莱德给自己的那位伊拉克大使朋友打了电话：“要不我们明天也一起去肯尼亚吧？”那边回答说：“你是疯了，精神不正常了？我们已经接到指示要我们待在房子里，把门拴好，把头低下来。”第二天早晨，哥特弗莱德让他的妻子和两位职员上了车，他驾着这辆车路过了一个广场，那里恰有一群醉了酒的、喜欢乱开枪的坦桑尼亚士兵。这些人正朝着所有移动中的物体射击，他们把喷火器用在了那辆车上。这个消息来自《卫报》的托尼·埃博凡，他当时正在坎帕拉，那些询问情况的东非朋友们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东德共产党人在柏林竖起了一座纪念碑，在上面写上了四个名字，而“坟墓”里面应该是空无一物的。

无论如何，哥特弗莱德都不能算是个笨人，可情节的发展却解释说，他的这种行为要比詹姆斯·邦德蠢得多。一些了解东德情况的人们说，这显然跟克格勃有着什么关系。要知道，那个时候苏联集团内的许多外交人员都遭到了神秘谋杀。很多人都谣传说：“哥特弗莱德是克格勃成员。”——好多年时间里，我都没能“吸收”这件事情，我总说我认为它不可能是真的。实际上，我是真的不想知道真相，可后来这个传言却被证实了。那么，这个实情是谁告诉我的呢？是我的儿子约翰·威兹德姆，他有一些好友是南罗得西亚的秘密警察——这些人仍然在为黑人政府工作着，这或许是我们那个年代大众癫狂的又一个小症状罢了。约翰想要查实关于自己母亲的第二任丈夫哥特弗莱德的一些消息，借由跟津巴布韦秘密警察的关系，他又联系上了一位南非的秘密警察。这个男人告诉他说：“哥特弗莱德是一名克格勃成员，他对东非以及许多领域都产生了不小影响。”那么，这个人的所言到底是真是假呢？在这样一个肮脏、混乱和阴郁的圈子里，有谁能知道呢。熟知哥特弗莱德的东德伙伴们都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哥特弗莱德是个好人，他不是那种会被克格勃雇用的人。他们动情地说，人们常常这样提起他：“哥特弗莱德并不是共产党人，他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一个善良而又慷慨的人，一个能够把困境中的人们温柔相待的人。”

当然，哥特弗莱德的共产党人身份其实持续了很久，久到数年的时间。对于他以及一些特定类型的人来说，这个党组织就是一个绝对化的存在，就是上帝。心理学家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旦获取了某种信念就不可能会发生改变，他们不会，永远不会。这些人的思想一旦凝固，那么便是永远。”

可是，等等……如果这个男人认为党组织永远都是正确的（即便出了错误，也只会视其为暂时性的小疏忽），如果他向来都像遵从自己的良心那般遵从于党，那么他就不会做出反抗，非要去娶一个被党组织视为不合适的、有威胁性的女人。据此判断，一个着实可怕的可能性便浮出了水面：或许，哥特弗莱德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他凝固的思想实际上已经出现裂痕？而且他所执行的命令都不过是他自己所厌恶的？这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并非全无可察……

哥特弗莱德在1979年遭遇了谋杀。1949年时，他在构想着自己会被接纳为英国人，我在开普敦的这个游廊上，期待着能够很快跟哥特弗莱德在英国相见。整整六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一直坐在那里，观望聆听着周遭的一切，心里在做着打算……对于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六个星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注视着前方，再没有回头看过一眼。我在期待着我的未来，我真正生活的开始。我的身后关上了一扇门，而我在一生中所关上的门又岂止这一扇呢。我记得的最糟糕的事情，是我在七岁之前便被送去了寄宿学校。我对那些关上的门一清二楚，我的感知并不来源于它的砰然作响，而是我的内心感受。如果某个人被遗忘在了后面，那扇门便会自行关闭。啊，我心想，门是自动关上的，对吗？从那以后我再未做任何期盼，尽管我的表现可能与原来别无二致，并且多少希望如此。不过，能够信心满满而又积极乐观地靠近另一个人，觉得自己能够交到一个相伴一生的真正朋友，这样的人会有多大年龄呢？这不过是个幼稚的年轻人，不知道怀抱过多的期望只是愚笨之事。“哈，门已经关上了？真有意思……”这样的想法是无法控制的，没有什么比这更难撼动。

在本书中，我从始至终所展现出来的自己不过就是一个产物：我属于那些由肯特郡、埃塞克斯郡、萨福克郡、诺福克郡、德文郡、萨默塞特郡所孕育出来的麦克维格、弗劳尔、巴特利、弥勒斯、斯尼温、康沃尔，令人满意的英国、苏格兰和爱尔兰混合体。我被镶嵌在了一个地方，成为了家谱中的一个条目。不过，我当时的亲身感受却是另外一回事——“终于结束了，”我心想，“终于就此完结了。”这指的是我与家庭的联系。“我是由自己创造出来的。”我这样觉着。我不想知道，也并没有打算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我要逃离它。

门关上了，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