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特弗莱德和我都觉得，要是连工作时间也在一起的话怕是不太妥当。正因为如此，我离开了豪伊-伊利律师事务所，转而去了一家“温特顿-霍姆斯-希尔”法律机构做了一名初级秘书。温特顿和霍姆斯北上去了战场，希尔先生留下来打理事务。

这里的办公室宽敞又明亮，通风也好，不像豪伊-伊利的多尘和昏暗。高级秘书是一个名叫玛丽亚的女人，她的真实姓名已经隐匿在了别号里。玛丽亚来自英国，在她看来，跟那些曾同她一起受训的女人相比，殖民地的姑娘们真是又懒惰又不称职。她用一个拇指和其他两个指头打字，速度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要快，而且一篇法律长文打下来，其中竟无一处错误。

我满足于做一名初级秘书、赚取可怜的薪水，因为我并不想把精力浪费在谋生上。我负责处理要求不高的普通信函、简单文件，还有查看书籍，做复式记账……我没想到这会如此容易。不过，我的主要任务却是应对那些债务人。他们的名片搁置在一个专门的柜子里，储藏室里堆满了文件，其中的大部分都属于他们。这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贫穷天地，一个破布裹脚的天地。债务者以白人居多，有些债务已经积压了许多年，其中大多数都始于经济萧条时期。办公室里每天都会有债务人进出，其中一些男人总是酗酒，就连妻子也离他们而去。他们有时会站在那儿用发红的怒目瞪视着我，或者羞愧到不敢看我一眼。他们说自己没钱偿还债务，巴博尔先生或希曼斯利先生，或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公开表示自己的憎恶。有一些男人因疾病而变得意志消沉，一些女人怀里抱着婴儿，或者用手拉扯着孩子——她们生活在真正的贫穷世界里，身心疲累，堪堪而活。卡片上的名字一般都是“库切”、“范德豪特”、“范豪森”、“比勒托利乌斯”、“范希尔登”……这些人是南部白人大家族的穷亲戚。

有色人种女性会带着孩子从居住区来到我的办公室，每每这时她们都可能会跟我打招呼，这让玛丽亚震惊不已。他们的身上全都沾染了廉价旅店、灌木棚屋或贫民窟院落的气息。当他们无法还清债务时，我会宽限他们一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可随后却还需请求希尔先生的应允，他对此答复说：“他们怎么会这么蠢？这样做只会让他们支付更多的律师费。”接着，我会再打电话给债权人，询问他们是否真的打算控告那些可怜的家伙。他们经常会被惹恼，跟我的交谈通常会止步于“哦，做你想做的事情吧——不过，我为什么要支持他们呢？”或者，“我要申请债权扣押令。”所谓“债权扣押令”，即法院判令每周从债务人的工资中扣除一定的数目。（申请判令的费用由债务人承担。）可以肯定，被扣除财产的一方将会更换工作或离开这个镇子，不过当时正值战争时期而非经济萧条时期，因此工作机会还是有的。玛丽亚的办公室整洁又漂亮，她很不喜欢散发着臭气的穷人们拥挤在那里。她觉得这些人统统都该受到惩罚，比如说被判个终身监禁什么的，或者其他方式也都可以，总之能让他们从体面人士的视线里消失就行。我的努力都成了无用功，这可真让我感到吃惊。我给巴博尔先生打了电话，也给老友希曼斯利先生以及镇子上的每个有钱人都打了电话。我提议说，也许将债务豁免要更为明智，毕竟他们能够要回来的钱很可能就只是几先令而已。听及此处，这些人个个都受到了震惊——我的提议很可能会为社会动乱提供机会。“欠债还钱”是原则性问题，鉴于此，我也只好放弃。在原则面前，常情只能靠边站。

柜子搁板上还有一些文件，上面都写着知名人士的名字。这些债务已经终止，因为债务人宣告了破产。当我指出此事的时候，玛丽亚并没有理睬我。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神情，似乎在说她才不会因为一两个难以忽视的事实而扰乱自己的思绪。

哥特弗莱德和我又搬了家，公寓里有一个很宽敞的客厅，可用于当时非正式的社交聚会、学习小组以及漫谈会（几乎大部分的夜晚都在举办漫谈会）。我在睡觉时经常会惊讶于自己竟在白天见了那么多人，可却仍将自己视作孤独的人。我渴望独处，要求的也并不多——偶尔的一个钟头本已足够。

这一时期，德国城镇正在遭遇轰炸。我有时会瞧见哥特弗莱德坐在床上，双手抱头，手里握着简报，或者聚精会神地听着广播。有时，他就一言不发地躺在漆黑的房间里，香烟在他的深吸下闪着光，照亮了床头柜、破旧窗帘和收音机……而我不敢把灯打开。

“咳，”我会说，“战争总会结束的。”

“没错，新闻并不是太令人愉快的东西。”他还可能会这样回应，“他们理当被好好教训一顿，我很高兴，这事儿已经成为现实。”

在电影院里的时候，如果刚好看到影片中炸弹正降落于德国城市，他会勇敢地说：“没错，就应该把那玩意儿送给他们。”在交际场合讨论第二次战争或轰炸德国时，他会点着一支烟，在烟雾里卷曲着双唇，审慎地开口道，“的确，做出错误决断的人都要付出代价。”

哥特弗莱德的睡眠质量很不好，他会在梦里呜咽抽泣，甚至喊叫出声。一旦我把他叫醒，对他说“你刚刚做了噩梦”，他总会生气地回应“才没有，你别胡说”。曾有那么一次，就因为我拿“潜意识”开了个玩笑，他一个星期都没跟我说话，可那笑话甚至都跟他无关。正因为如此，在把他叫醒以后，我没再说过“你刚刚做了噩梦”这样的话。我们是不错的吸烟伴侣，有时也会真诚地尝试去做爱。我们确实都在尽力，似乎都只把彼此间的不和谐状态看成了暂时的不幸。有时，我们还会躺在床上聊起团体里的成员，可他对其中的大多数都会横加指责，而我真的很怕他那冰冷的长腔调。可怜的哥特弗莱德身处在一个他所鄙视的国家里，周围又环绕着这样一群所谓的“共产党人”和毫无经验的殖民地居民，这日子确实艰难得很。他也有自己所敬重的人吗？我想，除了玛斯多普夫人和红十字会的代表汉斯·森之外再没有别人。尽管他非常喜欢跟那三名剑桥空军学员交谈，可却仍把他们看成无足轻重的人和来自中产阶级的人。“一个拥有优越家庭背景的人会谴责跟自己出身相同的其他人，原因就在于他们并非来自工人阶级。”尽管这事在当下看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可在当时却并不少见。

哥特弗莱德还因为我跟那三个学员调情而有些憎恶他们。我“爱上了”其中的两位——这事需要给予明确定义。提到对欲望和爱情的“渴望”，人们确实不应该用相同的词汇来指代吧？我与其中的一个浪漫相恋了，其程度跟我今生所经历的任何恋爱都一样，但只有一两次除外。这段恋爱里有一些经典桥段——他不久就会离开这块殖民地去驾驶轰炸机，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这正是最为强劲的爱情春药。我是个已婚女人，比他要年长五岁左右。我们两个人的见面地点都是在公共场合，其间还得处理团体内的紧要事务。我之所以调情是因为这是我的权利，而且从一名女性最为原始的冲动来讲，“既然哥特弗莱德无法做爱，那他哪里还有权利不满？”……如此等等。再者，那些适婚的姑娘们——就像其他任何一种政治团体里的姑娘一样——不是在梦想着能够得到领袖的青睐吗？

除却这些不说，真正糟糕的、最差劲的事情是，哥特弗莱德为之工作的老板简直就是一个老吝啬鬼，眼看着他把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办得有了声色，可却连一句赞美的话都不曾说过。

数十年后，我已经能够理解哥特弗莱德——这个伤心人当时所需的东西极其简单，显而易见。在他奢华的童年生活里，那身为社会名流的母亲忙于交际聚会，他的父亲在维持家族财富、窝在书房里读书，优雅的妹妹过着有钱人家小姐的生活。他的俄国保姆——作为爱的守护者，对女主人和她的儿女们苛责又疼爱。就如同该阶层的英国家庭一样，真正抚育和疼爱孩子们的正是保姆。在契诃夫的话剧《万尼亚舅舅》里有一幕奇景：夜里，烦躁易怒的病弱学者还未就寝，他的年轻妻子在循循开导着。这时他的老保姆出现了，把他当作孩童一般地又亲吻又抚摸。接下来，这位可怜的学究大人融化在了爱意里，乖顺地被带到了床上。

尽管哥特弗莱德的这位年轻妻子极富耐心又和善有加，可她却异常生涩，无法把自己的男人当成婴孩来看待，即便只是夜里的几个钟头也不行。何况他本人鲜有可能会容忍至此，最多也不过是承认自己确实做了噩梦，或者坦言自己之所以会暗自垂泪是因为德国的城市正在遭到轰炸。

那些夜晚呈现了一幕又一幕情景……窗口映照进来的光芒下，卧室中缭绕的烟雾清晰可见，狗在吠叫着，花园里的灌木丛正向外散发着气味。来往的车辆已经所剩无几，周围都安静了下来。哥特弗莱德冒着一股酸臭味，我如今已经了解，那是“焦虑”的味道。尽管这气味对我来说很陌生，可我却认为它“很有趣”。也许孩子们的基本教育中应当包括这一点：某人散发出的某某气味意味着某某事……比如，“酸臭味”意味着“害怕”或“不开心”。

可以确定，那时候的我忙得就像一只没头苍蝇。在双方都不允许知道彼此身份的情况下，我每天都在忙着消弭人们之间的纷争。尽管这令大家很吃惊，可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光里，它一直都是事实。

十五年以后，在伦敦，因为恼怒于自己被隔绝在了生活之外，于是我邀请了聚会上见过的两个为苏联贸易组织工作的年轻人来共进晚餐，还有一位美国人。这个男人当时正沉迷于弗洛伊德理论。我原打算消除壁垒、开拓思想。尽管我煮了一顿大餐，可他连一口都没有动过。在意识形态上对峙的仨人瞧了瞧彼此，摆出了一副要决斗的架势。电光火石间，他们三个人开始高喊起各自信仰的关键语录，半小时后就高声谩骂着奔下了楼。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把女主人忘在了脑后。

在1944年年末到1945年年初的短暂时光里，我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晨一醒来我就会立刻冲向盥洗室，因为哥特弗莱德一占用起来就得是几个钟头。我总能在五分钟内穿好衣服，并没时间吃什么早饭。等我骑着自行车到了办公室时，玛丽亚已经出现在了那里，这对我和所有不足完美的秘书们都是一种责备。中午时分我会跟多拉见上一面，了解一下住在横笛大街上的他们都过得如何。我们的下班时间是下午四点钟。我顺路会去拜访玛斯多普夫人，为她整理一下简报。她曾说过，依她平生所见，新闻报业正在不断恶化。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就不曾相信这些新闻或视其为理所当然。她说，大多数论及世界现况的书籍和文章都描绘了一个糟糕却不致殒命的情形，每个结尾又都列出了如何让世界趋好的建议，可人人都知道它们不会得到采纳。“目前事态已经很糟并且还在恶化，这一点虽然毋庸置疑，但只要我们都……”她把这一类的书籍和文章都称为“但只要”风格，由此她对我说的话也就变成了“如果你有半小时空闲的话，也许你会愿意顺便来这儿看看，把一些‘但只要’归档。”

离开玛斯多普夫人以后，我可能会去拜访杰克·艾伦。他那儿经常有警察造访，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对话：

“这些卡菲尔人都在这里做什么？”

“他们是来看我的。请坐，小伙子，你只管放心好了。”

“可是，艾伦先生，要是每个人都像您这样，黑人们恐怕就要造反，就要割断我们的喉咙啦。”

“我倒希望人人都跟我一样，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啊。”

“哎，您可真算不得什么好榜样，您这是在给他们灌输想法啊。”

“你可千万别以为他们自己从未有过这些想法。”

这个老人虚弱消瘦，奄奄一息，肘部还挂着氧气筒。此刻，那双蓝色的眼睛里正迸射出勇气，他本人也在面露着微笑。与此同时，那位健康壮硕的警察则因为疑心而皱着面孔，他还在费力地理解老人说的话。

“可他们要比我们落后啊，您该知道……他们可是刚从树上爬下来的，大脑也比我们的小。”

对于种族主义者常年挂在嘴边的这些真理，杰克·艾伦用他的笑声作了回应。接着，他让同住的女人去取来些茶和饼干。如果来回乱跑的黑人孩子们在白人警察面前顿下了脚步，继而惊恐地转身跑开，这位老人就会责难地开口说，“瞧见了吗？我猜，你不会觉得让孩子感到惧怕是一件引以为傲的事儿吧？”

“他们最好知道恐惧是什么滋味，这可是为了他们好。哦，天啊，艾伦先生，我真不知道该拿您怎么办好了。您该知道，您这样做可是违背法律的。”

“我认为，你找不到有哪条法律禁止黑人儿童去看望一个白人。”

“咳，我这回就放过您了，不过下次就难说了。我们都知道，您这里出入的可不只是黑人孩子。”

接下来，我可能会做些哥特弗莱德不予理会的“社会工作”，也就是跟福利部门一起解决问题。在这之外，我也许还得应对自己的母亲。跟她在一起，我必须时刻留意自己说出的每句话，要是提到了杰克·艾伦或者玛斯多普夫人，她所承受的巨大不幸势必会愈演愈烈。

“可是，你怎么会认识这些人呢？”

“玛斯多普夫人是镇长，妈妈。这位夫人是索尔兹伯里的女镇长。”

“也许吧，可她对土著的关心要多过自己的同族民众。”

“我父亲怎么样了？”

“你知道，还是老样子，我已经束手无策了。”

“那您有哈利的消息吗？”

“没有。”

“别太担心了，他会没事的。”

“但愿吧，我每晚都在为他祈祷。”

再接下来也许就是一场会议。这之后呢，说不定还会有另一场。或者，这一天也可能刚好是散发112份《卫报》的日子。这意味着，我需要骑着自行车穿行在一条条落魄的街巷里，从咖啡馆出来，再进到餐馆里。我还可能会跟皇家空军的同志们在某处喝茶，借此听到军营里的消息。也许我还会遇见阿森·格里米斯，他过去在希腊雅典的大街小巷里卖过报纸。他常跟其他共产党人结队活动，因为当局成立了“希腊人民解放军”和“埃兰军队”，即把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敌人进行了组合，这就意味着两大派别必须严密地监视对方，就像他们在希腊互相厮杀一样。后来必须返回希腊时，他们曾来见过我们，说几乎可以确定等待他们的将是死亡，不过他们会努力联系游击队，并设置复杂的信号系统——这样的信封代表着这个意思，那句暗语说的是另一个意思。实际上，在他们离开大约一年后，我们就听说了他们殒命的消息。共产党人是圣洁的。我小说里的人物大多都跟现实中的原型有所不同，可是阿森·格里米斯却以他真实的名字出现在了《暴力的孩子们》之中，而且完全没经过任何改变，仍旧是他本来的模样。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而这只是对他的一次很小的致敬。

我们这一大帮可能会在某个咖啡馆一起吃个饭，然后再去听左翼俱乐部讲座，或者回到我们的公寓召开委员会议。这种会议已经变得极其不正式，因此哥特弗莱德不肯再把它叫作“共产党人会议”。在交谈的过程中，我们会喝些开普敦白葡萄酒或者产自葡萄牙东部的白葡萄酒。我的饮酒方式已经变得很文明。令我感到惊奇的是，罗得西亚人的饮酒习惯在哥特弗莱德和其他欧洲人看来非常野蛮，可我竟然也从中熬了过来，那种沉重、猛烈、令人难以忍受的饮酒方式抹杀掉了酒精的多种可能和趣味。现在，尽管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我们已经很少醉酒，可它却是一件难得的乐事，总能暴露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实情。就拿哥特弗莱德来说，喝醉时的他完全就是一副俄国人的样子，清醒的时候却又变成了德国人。酒醉时他会因为吉普赛音乐而掉泪，清醒时却说音乐只适合挑起肤浅的情绪；喝多时会如慈父般地跟那些憧憬着自己的姑娘们调调情，清醒时刻却说这些适婚姑娘们一心只想着找个丈夫，“姑娘们都已经到了适婚年龄。”清醒时的哥特弗莱德是个判官、谴责者和分类器，醉酒的他会跟陌生人一起跳哥萨克舞蹈。在布莱希特创作的一部戏剧里，有一个地主清醒时令人不快，醉酒后却讨人喜欢，因此他的农民们都在齐心协力地让他每时每刻都酩酊大醉。

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的夜晚，整个镇子似乎都跳起了舞。在迈克勒斯酒吧、戈兰大饭店和体育俱乐部里，人们都在跳着胜利的舞蹈。每一个地方都扎满了身着蓝灰色制服和舞裙的人们，大家都欢呼歌唱着涌入了街上。人人都在喝酒。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模样，这并非是从表面而言——不像在电影里的中景镜头那样——年轻女人因情绪激动脸色泛着红，身穿连衣裙，缓步走在戈兰大饭店的一条走廊里，而是指我内心的所思所感：我孤独无依，音乐在身后沉寂……《野兔快跑》、《我们将在齐格菲防线上晾衣服》、《莉莉·玛琳》，当然还有《多佛白崖上的蓝色知更鸟》。从我身边快速而过的舞者大多都是我认识的人，看起来，这块殖民地上的所有皇家空军成员全都来了这里。我很是气恼，也很难受。这些情绪都没什么稀奇，它们似乎贯穿了我生命的始终。我正跟伦敦和巴黎的人们共同庆祝，可我的思绪同时也在德国，而这要得因于哥特弗莱德。连续数个星期，他每天都会在无线电旁待上好几个钟头，谛听欧洲的战事，数百万难民的死亡消息，到处都是一片混乱。这就好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时的样子，而且只会更加严重。我无法在痛苦中享受喜悦——这种毒化的思想源泉已经被战火烧了个干净。早些时候，我去探望了我的父亲。这个年老病弱的男人躺在床上，嘴里说着：“我猜，他们要开始准备下一次大战了。”

战争肆虐了多年，现在一切终于结束了。或许，这还算不得战争的终结，事实上只有欧洲战场宣告了结束。

我从激动的人群中走过，他们几乎都是白人，不消说，这是因为宵禁的缘故。等回到家时，我看到哥特弗莱德正在跟西蒙·派因斯喝酒。这个男人是来自立陶宛的难民，跟哥特弗莱德和所有的难民朋友们一样，今夜他的思绪也在欧洲而非英国。进入那个房间时，就好像是从热水跳入了冷水里。哥特弗莱德不清楚他的父母和妹妹是否安然无恙；西蒙的亲属都曾身处德军和苏联军队的占领，他觉得他们凶多吉少。他向来都很有冲劲、活力无限，可今夜却是例外。我跟西蒙“很合得来”，毕竟我们的童年都是在乡村度过的。我们两个会一起交流回忆的细节，拿自己和对方取乐。他会问我，“你真的把酸奶当成饲料喂给了鸡？可酸奶和土豆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拿来自己吃的，等哪天我一定做点给你尝尝”。如今回想起那个夜晚，我还能感受到那萦绕于身的悲伤和焦虑的气氛。再回望时，我看见了这样的三个人：貌似康拉德·韦德的哥特弗莱德正穿着雅致外套，把玩着挂在酒杯边沿的蓝色石头，他的黑发正闪闪发亮；身材粗壮、棕色皮肤的西蒙身着卡其制服——如他自己所说，就像“一只套着卡其服的棕熊”；我站在电炉旁，给这两个男人以及任何一个可能造访的人做晚饭——此时他们正在大街上边逛边唱“多佛白崖”，等到他们累了，很可能就会顺路进来看看。

我们的新公寓是特别建造的，它位于詹姆士大街（如今的萨莫拉·马歇尔大街）的利安德大楼里，这里曾建有一家詹姆士酒店。它是一座双层建筑。这户公寓是一个宽敞的房间，入口在一楼，那里纵贯着一条异常开阔的走廊。房间外有一条封闭的走廊，平行于詹姆士大街上的建筑外墙和房间的墙面。它既算不得一个走廊，也不是一个房间，墙边并排码放着一个大衣柜、五斗橱，要不了多久又会添置进婴儿车和婴儿床。这个长方形空间（或走廊）在转弯处围成了个狭窄的空间，大理石地板上搁着两个电炉和一只小冰箱。这个厨房又拓展出了一间盥洗室。大房间的内墙上开有两户窗子，下面是一处小院落，对面是一所跟我们一样的公寓，里面住着一对母女。

我们的生活在风格和步调上出现了变化，搬到这所公寓就是一个外在的迹象，虽然我们的共产主义团体悄然“殒落”，不过我们还在把自己视作共产党人。哥特弗莱德阐明过一个健全的组织机构需要拥有某种准则，现在这些准则就在做着自我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曾担任六个机构的秘书、图书馆员和主席，现在这一情况已经无法继续，其他人接替了我们的职务。剑桥空军学员已经离开，他们去了欧洲战场驾驶飞机。我们的男人，即“北上的小伙们”都安静地回来了，当然这指的是那些活着的人。左翼团体向来都不稳定，留下来的创始成员少之又少。多萝西·施瓦茨南下去了约翰内斯堡，为那里的“南非共产党”工作。英国皇家空军尚未离开这个国家，这些朋友并不都对政治感兴趣，不过思乡心切的他们却渴望着与人交谈，还需要借阅书籍。在这一时期，我可能会用电炉为十五甚至二十个人准备些晚饭，比如鸡蛋、咸肉、香肠、土豆、大锅炖菜、红烧鸡或焖鸭。哥特弗莱德说他再也没法忍受英国菜式，他的一位女性朋友教给了我香料、药草和大蒜的使用方法。我们在公寓里储备了城堡牌啤酒和葡萄酒。每天早晨都需要亲自打扫一下房间，因为我们并没有雇用仆人。许多个夜晚，那些错过末班车的军人或走投无路的人就睡在我家的房间地板上或者盥洗室里。哥特弗莱德不喜欢这种杂乱无章的生活，觉得它太过随意。这倒并非是什么原则问题，只不过是他的性情使然。那些日子里我呈现了最为自然的波西米亚做派，这引得别人对我说：“亲爱的，你完全就是个波西米亚人啊。”

“在殖民地，又喝酒又不雇用黑仆的人就是一个波西米亚人。”

哥特弗莱德和我都在卖力工作。每星期里有那么几天，哥特弗莱德会在清晨五点钟起床，接着赶往烟草拍卖场做些职员的工作，然后再去豪伊-伊利准时上班。在这两个地方，他拿的都是职员工资。有句话说，“我们不应该说死者的坏话。”要是我觉得有作用的话，我只怕会把豪伊-伊利那个男人说得更惨。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亲眼见过了一拨又一拨的难民后，我如今已经明白，雇主们总要抓住机会去聘用那些拥有职业技能的难民，即便支付的就只是几个小钱，他们也要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善人。

总而言之，哥特弗莱德现在正做着两份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在学习俄语。作为消遣，他读了拜占庭历史，而且还读得饶有兴致。某些晚上，他会跟一个名叫汉斯·森的瑞士人待在一起。我想，汉斯这个人能说25种语言，可以阅读和理解的文字甚至还要更多。跟哥特弗莱德一样，他这个人也把自己视为文明的流亡者。他是一名天主教徒，哥特弗莱德则是个共产党人。听到我开玩笑说这两种信仰有很多共同点，哥特弗莱德跟我生了好几天的气。

离开了律师事务所以后，通过给议会议事录和政府委员会打字，我赚到了以前三四倍的收入。人们说我为之工作的兰姆先生曾参加过“米尔纳幼稚园”——这个政治群体里的年轻人受训于一个著名的英国自由主义计划，即为所有的南非人提供文明的思想方式。他是一名速记员。当时的规则（如今已经为技术所淘汰）是这样的：两三名速记员轮流进入议会大厦，间隔为十分钟、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在此期间，这三个人需要尽可能多地将所记内容口授给等候着的打字员们，之后新的一轮速记又会来临。打字员必须要有很快的速度，必须可以很好地运用词语，有时还得能够把信息压缩成一个字母。

“农部：温度-流-力速是××，牲畜饲料 明 再议。”

这种做法永久地搅乱了我的打字生涯，没错，因为它要求的速度太快。三个委员会都只雇了我一名打字员。“土著劳动力的雇用现况”、“卡里巴大坝建议书”、“有计划地射杀方圆几百英里内的动物，借此来控制锥虫病，”这其中的第一个议题让我了解到，在被问及某些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要把从尼亚萨兰来，为了寻找农场工作的非洲人蓄意绑架到兰德矿山的时候，政府总会编织谎言来回答。第二个议题引发了专家们的激烈冲突，有些人认为卡里巴大坝的修建绝无可能性，因为这样的做法会导致所有河水流失于土壤缝隙中，永久地在地下洞穴和蓄水层里汩汩而流。第三个议题涉及蓄意射杀成千上万的鸟兽，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大片的灌木地区如今都没有了动物的身影，尽管这种控制蛇蝇的方式最终没有奏效。

此时的我正在创作《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它如今已成为了一本简洁的小书。该书的原始篇幅是如今的三倍之多，而且还是一个讽刺作品。其中的中心人物是一名抱持理想主义的英国青年，他是那种来到殖民地后被眼前境况吓坏了的人。这些人大多逃离自英国的经济萧条和极贫生活，不可能再离开殖民地，也在让自己适应这里的习俗：大家都认为，这些“白人文明”的新皈依者（如同所有的皈依者一样）要比那些老资历的人极端得多。不过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他们中的某个人既没有选择马上离开殖民地，也没有选择适应这里呢？我本可以采用这样一个经典的喜剧主题，让一个无辜的理想主义者与腐败堕落彼此斗争，也就是同“现实主义”抗衡，就像西方人做的那样。可问题在于我并没有这样的经验来写作，而且这样的主题也显得沉重和笨拙。在完成初稿后我就把它寄去了伦敦。那个时候还没有航空邮件，因此它走的是航运。如果路途平安的话，到达伦敦需要六个星期。等到出版商阅读过它，再将它航运回来，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后来，我只把其中的次要情节保留了下来。此外，我还给伦敦的杂志社邮寄短篇故事（流程上并无差异），其中一些短篇后来收录在了《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This Was the Old Chief's Country）一书中。我还寄出了自己创作的诗歌，得到的回复要么是鼓励信，要么是言辞委婉的拒绝信。“请您再给我们寄些别的作品来看看吧。”这样的耐心练习是非常宝贵的体验。等到被拒绝的短篇故事在后来得以出版并受到了赞扬的时候，作者本人才会知道编辑的话不必太当回事。我还会写写剧本。九岁那年，我在政府大厦的草坪上看了六年级的孩子们表演的《俄狄浦斯王》，自那以后我就被剧场给迷住了。我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一部剧本后来在“剑桥剧院”得以上演，可那时候它的内容已经跟时代脱节，因为非洲正在经历着急速的变化。当地剧院上演的是《危险的角落》（Dangerous Corner）和《欢乐的精灵》（Blithe Spirit）两个剧目。《他们来到了一座城》（They Came to a City）是由普利斯特利创作的，虽然如今已经为人们所遗忘，但它当时却让观众们激动并感激，因为大家确实都需要一些好消息。在彼时的黑暗中，另一盏明灯是由劳伦斯·奥利维尔执导的《亨利五世》同名电影。在一座大影院里，观看这部电影的除了我们这二十个人之外，好像另外也就只有五名观众。

我的父母已经搬到了郊区。哥特弗莱德和我每周都会开车过去好几次，一同去探望我那病床上的父亲。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不过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好久。在我们陪床的时候，我的母亲会出门去看看，按她惯常的话说就是“出去拜访”。陪伴在我父亲床边的那些下午实在称得上恐怖，它们如今还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就因为这病痛，他一早就丢失了自己的性格和真我。在我看来，我的父亲很久以前就已经故去。我一直在试着找回我的父亲，想要跟他说说话，让他做出回应，让他再变成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哪怕只有片刻也好。总之，他绝不该是眼前这个自怨自怜、暴躁易怒、耽于做梦、口中只有战争的垂垂老人。

哥特弗莱德心地善良，态度却过于端正。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表现尽管恭顺，但也非常端正。看到自己礼貌有加的女儿把一个冷冰冰的外国人——德国人当成一个保护盾牌，我母亲一定觉得这是一场噩梦吧。他们老两口都不太喜欢哥特弗莱德，管他是什么肖恩巴赫女伯爵的贵公子。这并非是因为他是一名犹太人或者半个犹太人（这样的认知标准似乎会让他们觉得愚蠢），毕竟我从不记得自己从他们那儿听到过半句反对犹太人的言论。再者，我们也只是刚开始了解犹太人在欧洲的现况，还没有将它“领会”——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谁呢？我的父母以及他们那一类人都对人生抱有悲观的看法，可其程度却远不及那些左翼人士。作为左翼分子我们深感自豪，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给英国政府和多个政府机构施加压力，迫使它们说出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实情。而结果证明，我的父母要懂得更多，“希特勒对犹太人做的事情实在太可怕了”。

在我们看来，希特勒最开始做的只是屠杀他在德国的敌人，即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直到最近人们才想起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勇士。）他接下来做的是把迫害和杀戮的目标锁定成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以及心智缺陷者。这些人全部被充作了苦役，甚至被虐待致死。到目前为止，有关死亡集中营的真实信息尚未受到“充分理解”，其关键就在于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并未“准备好”接纳某个事物，那么它就会拒不承认事实的真相。实际上，我们左翼分子的看法跟大众一样传统。我们眼里的战争涉及伙伴、敌人和战区，还有一些作为转折点的伟大战斗，比如“不列颠之战”、“北非战场上的战斗”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也有像“列宁格勒围城战”这样的包围战、“敦刻尔克大撤退”那样的困难局面……当然还有难民，还有敌人的血腥屠杀。

但如今在我看来，似乎这一点要更令人恐惧——“对于那件被子孙后代视为最糟糕的、独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事情，彼时的我们几乎浑然不知。”那件事情尽管意义重大，可它却连同对人类未来的暗示一起消失在了世界上。当时有数百万人遭到了蓄意且有计划的谋杀和折磨……毒气室，集中营，罪犯，种族灭绝，种族清洗……我们在脑中构建起了清白无辜的世界地图，还只当这场战争是为了阻止情况变得更糟，只当它是一场绝对的正义战争。

我如今倒非常怀疑，苍穹中的神秘观察者是否也会把它看成一场正义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