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街上遇见了多萝西·施瓦茨，作为“进步分子”中的一个持异议者，她在很久以前（只不过是四年前）认为我很适合加入其中。此刻，她正站在蓝花楹树下，臂下夹着书，仍是那个身材娇小、深色皮肤的聪明姑娘，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她冷静地听着我用跳跳虎的“幽默”风格向她倾吐心事——我如何讨厌自己的生活，“白人文明”如何，女人们的茶会是怎样的。在她面前，我并没有说讨厌自己的丈夫，只是提到他是个保守派。一个女人也许会坦荡地说自己的丈夫是可怕的守旧分子，但绝不会说他是个讨厌鬼。多萝西表示，她觉得我应该去参加一次会议。在我可能会说出对她朋友们的厌恶之前，她说她指的并不是那些愚蠢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另一群真正的革命分子，并且他们认为是时候见见我了。

这种恭维话确实让人难以抵挡。

无论置身于怎样模棱两可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可能在被各类人士和群体所注视，观察自身的潜力和表现。即便这听起来可能妄自尊大甚至妄想偏执，我只能说这样的情形我目睹过一次又一次。这些观察者们也许心怀敌意，并非总是仁慈亲切。

我开始跟多萝西会面，常常也包括别的一些人（如今他们于我都是一片模糊的形象），大多数是空军成员，还有欧洲来的难民。我们的会面地点包括迈克勒斯酒吧、戈兰大饭店，以及小镇上破落地区的便宜茶室。对于我置身的这个时代，现在有必要做个说明。过去的左翼书籍俱乐部成员已经“被历史所抛弃”，现在被揭露为保守分子。政府和报纸所说的那些跟苏联有关的谎言也已经被揭穿，因为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防线上干得不错。当下的新局面需要对我们的资源，尤其是潜在的干部进行一次客观的评估。我沉醉其中。他们让我当了一个什么组织的秘书（名字我已经忘记了），这让弗兰克感到不安，一方面是因为他作为公务员不应该跟暴乱分子接触，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并没有被我的新生活囊括其中。

我成了一名共产党人——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陈述，任何一个有一定年龄或者有一定经验的人都能立刻理解。不过，一名年老的赤色分子也许会从某个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那儿听到：“没错，你们当时是进步分子，可为什么要选择共产主义？为什么要搞一个激进的组织？”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以及像我这样的人只能感到惊讶。时运变迁中，极少有某个想法会被如此这般迅速且彻底地重塑。最重要的是，这句话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假定：研习过六则党纲内容后，成为了共产党人的人们并排坐在面前的桌子上，“我能加入工党吗？”“不，我认为哈金斯的联合党还……”“可我觉得……”人们选择成为共产党人是因为对自己的政府心怀讥讽——这只是其一。除此之外，也有人因为爱上了某个共产党人而加入其中——哥特弗莱德·莱辛就是其中的一例，会因为被共产党集会上的共同情绪所影响而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被带入某次党内会议现场后，有人会受到其中阴谋氛围的吸引，继而选择成为一名共产党人。此外还有其他入党原因，比如对这一党派的理想主义情结、对英勇行为或痛苦磨难的喜好。就我而言，我是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这样一群人（并非分散的个体）——他们什么都读，但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我从不敢大声说出口的对土著问题的看法，在他们这里却极为常见。我之所以会成为一名共产党人，是因为响应了时代精神和思潮的号召。

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有这样一幕场景：主人公巴扎罗夫（依据人物的心理类型判断，他也许会在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甚至恐怖分子）带着他的学生朋友去拜访两个老人，这两位老人象征着过去——他们曾经历了那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即法国大革命及其启蒙思想。见面的时候，老人们就像小鸟一样嘁嘁喳喳讲个不停，两个小青年因此惊诧不已。我可以肯定，不久后，孙辈和重孙辈的年轻人将拜访我和共产主义的其他残存成员，我也将看到他们起身离开时心照不宣地跟彼此交换微笑，且都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太惊人了！他们曾经有过那么荒唐的念头……”

这个时候，两个小孩的母亲在做什么呢？她正在扮演女强人的角色。直至离开那座房子的最后一刻，她都在经营家庭、监管仆人、喝酒跳舞，带着两个孩子在林荫路上踱来踱去——不消说，无论待在婴儿车的哪一端，约翰都在抗议。除了这些，她还在继续为孩子、弗兰克还有她自己做衣服，时不时地烹饪食物，她也许会跟多拉和玛丽亚共同度过整个上午时光，亲切地聊着家常，不过她时刻都在想着另一个世界，那是她的归属，也是她的权利所在。

有这样一幕场景——身着亚麻短裤和条纹织布衬衫的女人,用她那修长光滑的双腿踏着一辆自行车，每一次碰触都让她觉得像被恋人爱抚。她因为自己的魅力和此刻的认识欢欣鼓舞，为头脑中迸发的新思想和观点兴高采烈。自行车的前把手上挂着一个小帆布椅，里面坐着差不多十五个月大的宝宝简。如果坐着的是约翰，他会跟他母亲一样兴奋，因为他喜欢运动，热爱刺激和挑战；简不同，尽管她也想跟哥哥一样，但她向来都是一个敏感细腻的小家伙，她并不怎么喜欢在树下飞驰。我清楚地知道小家伙很不安，却安慰她不要担心。她的双唇已经开始颤抖。

我因为某个事情，也许是为了取一本书或者宣传册，前往内森·策尔特的家。到了那里后，我坐在自行车座上，一只脚踏在游廊的边沿朝他微笑。他审视着我，眼神中既流露出欣赏，也带有一丝嘲讽，前者是因为他被我所吸引，后者则是因为他无法染指我。他本想做些冷静的评论，可说出来的却是尖刻的话。我怒不可遏，心想：“他怎么敢如此无礼！”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我在一场派对上看到一个身着超短裙的年轻女人，因为裙子太短，她的胯部在紧身的白色内裤中若隐若现。一天晚上，她换了一身“民族”风格的长裙席地而坐。裙子的滑动令她的脚踝露出了一英寸左右，坐在她近处的一个男人大方地欣赏着这幅美景。她向这个男人轻蔑地一瞥，倏地把裙子拉下来遮盖住了双脚。年轻女人有时会装扮得像一个诱人的性器官——无论她们对此是否有意识——看到男人们的反应时，她们会喃喃地斥责“下流畜生”。同样，她们也会认为“我新涂抹的靓丽口红，我全新的娇躯、光滑的双腿……这些都在我的思想中，它们只是我的事情、我的财产，跟眼前这个无礼的男人没一点关系，管他是不是我的同志！”

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返程的林荫道上。宝宝紧抓着小椅子的前扶手，两条小腿伸在身前，太阳帽的帽檐下，她隐忍地皱着眉头。

现在不得不提到一个谜一样的事。我在大部分的童年时光里都对婴儿和小孩非常喜爱，我也曾一直期待着可以同样地疼爱约翰，可这个小家伙总是想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的怀抱中挣脱出来。简应该可以很开心地在一个膝盖上或爱的臂膀中度过每一刻，但我却将她拒绝了。这并非说她没有得到拥抱和疼爱，只不过从我这里得到的不够多。（“妈妈，抱抱我。”）我会在以后重拾起对婴儿和小孩的喜爱之情。我在保护自己，因为我将要离开。但我并不知道，当然也不能说：“我要做出无可原谅的事情，我要离开两个年幼的孩子。”

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出现了一种很荒谬的情况——人们都在谈论着我的离开，可事实上我还在这里。烦躁不安的弗兰克对我说：“你可以在外面待得足够久，直到清醒了再回来。”对于这件事，玛利亚态度坚决、不肯饶恕，她曾非常赞赏我，觉得我和弗兰克之间是美满的婚姻。作为女性美德的化身，多拉对我表示了支持。在公众场合，她也许会叹着气说：“哦，亲爱的，哦，亲爱的，这可真令人感到悲伤。”但我们两个单独相处时，她却会对我说：“这对你有好处，真希望我也有你这样的勇气。”多拉住在我们家，作为两个男孩的母亲，她也曾渴盼生下女儿，因此她很喜欢简。她和曾经照顾过简的那位女邻居温柔地竞争着，两人都期望自己能够得到简的偏爱。与此同时，我在白天的某些时段和晚上的时间都跟同志们待在一起。听我自言自语地说着要离家的事情，他们终于对我说：“要么去要么留，我们已经听你说烦了。”无论如何，至少我不用跟他们解释说我必须要离开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认为，“白人文明”应归入“历史的垃圾堆”。（这一表述如今已经停用，但读来也有益处，它曾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他们的想法至少超前了四十年。

对于我要离开这件事，我不仅跟家里的每个人以及我的同志们谈论，也跟自己的宝宝说起。真正理解我的人是他们两个，就好像我回到了他们这般大小，又或者他们迈入了我的年纪。我跟约翰一直都是一种朋友关系，我们总是相处“融洽”，即便他生龙活虎的精气神会让我掉下眼泪。简是如此温柔顺从的小生灵，跟她在一起时，我内心的柔软也被自己那未曾承认的内疚触动了。我对他们解释说：“你们以后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要离开。”我要去改变这个丑陋的世界，孩子们将会生活在一个美好的完美世界，那里没有种族仇恨，没有不公等。（就像《大西洋宪章》所描绘的一样。）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身上携带着如同基因缺陷、厄运或宿命一样的东西，只要我留下来，它就会使孩子们陷入困境，就像对我所做的那样。离开这里，我就可以打破循环往复的古老锁链。会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感谢我的决定。

对于这个想法，我绝对是真心实意的，真挚的情感本身是没什么可多言的。

作为一个主题并且也许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种厄运和宿命之感出现在了《玛莎·奎斯特》中，正是它迫使我从幼儿期就开始不断重复，“我不要，我就是不要。”尽管表面上一直风平浪静，自从我离开农场（还有我的打字机）以后，命运的波浪还是让我也成为了一名适婚女孩、一个妻子以及一个母亲。

回首往昔，我要说的是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生命的四分之一，也就是我最优秀的一面，已经埋进了坟墓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回首往昔”的背后可能是复杂的谎言。“哦，我当时的看法就是那样。”一个年长的女人可能会对另一个女人这样说。“我那时候并不成熟，就像生菜……未成形的凝胶……稚嫩……我的一生并不都是这样。”这么一说，她立刻就获得了理解。倘若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也要承认，当时的自己并不成熟。

数十年后，我遇到了一位老妇，她和我是在相同的时间生育的第一个孩子。有时候，我们会在一起度过上午时光。“你不是一个慈母。”她这样对我说，时间是1982年。回顾那段应对自如的日子，我只能对她的话表示同意。不过在1942到1946年之间拥有了第三个孩子后，我那被埋葬了的，或者说已经停止使用的母爱又是被什么再度唤醒的呢？对此，我没有头绪。

有这样一幕场景：在赛图奈树下，我和两个孩子坐在铺盖着草坪的毛毯上。我沉醉在真诚和矛盾中，因理想和诗歌而喜悦。

我在吟诵荷尔德林的诗歌时，两个小家伙在感兴趣地看着我。

黄梨挂满枝头，

处处盛开着玫瑰，

岸边是倚靠的湖水，

您圣洁的天鹅，

一口啜饮就是一吻，

将您的头浸入清泠的水，

啊，让我如何是好，

如若冬季来临……

或者：

至高无上的上帝掌管着世界。

或者：

荣耀致献上帝，

为这众生斑驳……

“可我以为你是无神论者。”有人会提出抗议。“嗯，那又怎样呢？诗歌是另一回事。”两个孩子听得入了迷。简在适时地尝试着挥动小胳膊，约翰“砰”地一下把一个积木块掉落在老旧的铁罐上。

老亚当，吃腐肉的乌鸦，

开罗出生的老乌鸦。

他坐在大雨里，任雨水流淌。

流过他的尾巴，流过他的冠顶，

每一片羽毛间，

都在渗漏潮湿的天气，

巢穴下的树枝摇荡不定……

约翰在毛毯上打着滚，大声地重复着：“老亚当，吃腐肉的乌鸦……”

在抛弃自己的孩子时，卢梭认为——他如是说——自己是在将孩子拯救于一群毁灭性的、使人衰弱的腐坏之人的教养。若在孤儿院里长大，他们则会成长为身体强健、诚实可靠的有用公民。也许，一个人在抛弃自己的孩子时总要承受心灵和道德的扭曲。不过，我抛下孩子的行为并不会导致他们早逝。我们家里满是关切和友爱之人，孩子们能得到极好的照顾，比被我照顾要好得多，这并非是说我没有像身边的女人一样在很好地履行母亲的职责，而是因为隐藏在我体内的这种宿命——是它将我的父母带到悲惨的境况之中。

我并未感到愧疚。过了很久——大约十年之后，带着职业中惯有的好似从帽子中揭秘了真相似的神情，一位心理治疗师对我宣布说，我背负着沉重的愧疚感。我心想：“不！这怎么可能！”那个时候，我将自己视为“愧疚专家”，对显而易见的以及隐晦不明的愧疚感都了若指掌。我知道愧疚是何种滋味，它又会带来怎样的创伤、如何使人元气衰竭。对于它，我总在精力充沛地予以反抗。倘若愧疚之情犹如一座冰山的话，那么我会说，它99%的部分都是隐于水下。

数十年后，我做了一场演讲，主题是关于知觉障碍，也就是阻碍我们认清问题的因素。演讲中我提及了十种态度因素，其中包括了愧疚感。进入提问时间后，现场的几百人中许多都在踊跃地提问关于愧疚感的问题，一个、两个、三个……都只在问及愧疚感，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我暗示说我也谈到了别的因素，可是没用，他们只关心愧疚感。见到我的人也在说：“您关于愧疚感的演讲……”

在这样一个充满愧疚感的文化中，要从众人似乎都在肩负的责任中将自己的区别开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用了很久才明白，正是愧疚感，将我描绘成了一幅有吸引力的画，而若不是走出那场婚姻，我是不会明白的。随着对自我认识的改变以及南罗得西亚的变化，这幅画也在改变。不过，事情本该是这样发展的——我没有丢失自己的心灵和灵魂——好吧，或许更确切地说，我将自己90%的心灵和灵魂都保留了下来；我还会体味着共产主义，直至（也许是在一个月后）我能够批判地看待自己面临的情况，最终决定，是一直留在这个家里还是暂时地停留。

我也会像往常一样跟弗兰克“相处融洽”，毕竟年轻女人拥有能够调整自身以取悦他人的能力。尽管跟他的共同点与日俱减，我也应该理解自己的丈夫，并且做好孩子们的母亲，让孩子们的本性和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确，我和弗兰克配错了对，但并不比许多人的婚姻糟糕。他生来是个保守派，而我生来具有批判性，但这又如何？尽管不喜欢他对金钱的看法，可我在即便最为恼怒的时刻也会想到，对一个自从十五岁开始就在以微薄的薪水养活自己的人来说，拥有这样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不过，生活中也确实有每天都在为金钱争吵的夫妻。我厌恶这个“制度”，但会将它放在心里。至于生活中那可怕的偏狭之气呢？我也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甘愿忍受。我会变成这个家里明智且宽容的中心人物，我会……这一切的实现也许都需要有坚韧异常的自制力，数十年后，被环境彻底驯服的我也许会拥有这样的能力。当然了，这只是也许。

事实上，如果当初真的这么做了，我也不可能挨过来，精神崩溃只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嫁给弗兰克之后的四年里，我喝了许多酒，并且其程度在之前和之后都不曾有过。我非常肯定，当时的自己会变成一个酒鬼。我也许会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都跟自己争执不休，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对自己的生活厌恶嫌弃。

1956年，我在离开七年后又回到了南罗得西亚——这七年时光又可以被视为一个微小的“永恒”，因为我在这段时间扎根在了伦敦，而这并非容易的事——我发现所有的人仍在抵触老派的共产党人，或者说社会主义者，或“进步分子”，社会群体已经发生改变，有时甚至会向对立面转化。来自同辈的压力改变了他们。生活在看法不同的人群中，想要维持平凡和理智的状态并不容易，甚至几乎没有可能。南罗得西亚的土地上分散着这样一群人——他们对种族的看法也许会在几年内得以普及，然而他们现在却是一群不适应环境的人，古怪的人，被视为叛徒的人，亲近卡菲尔人的人。在太过长久地持有不得人心的观点后，人们会变得极端、狂热，陷入偏执之中。如果这样的人多到可以组成一个团体，那么以上这些特点就会在该团体中显露。我在1956年遇到的那些老朋友都染上了酒瘾，内心一片凄寒。他们相信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他们甚至比一般的白人都要反对改革、更怀有人种偏见。我心里清楚，如果当初留在那场婚姻里，我也会变成他们这副样子。我不可能成为智慧无边爱心无限的家庭支柱、孩子们的榜样、丈夫的好朋友，反而可能会成为一个碍事的人。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性爱。要提笔写婚姻破裂这种事就不得不提它，但在这个时代却并非如此。

我说自己要离开弗兰克是因为想要拥有不同的生活，可没有人相信我。

“在殖民地，一个女人要是加入了某个组织，那么她其实是在寻找男人。”

“在殖民地，一个年轻女人之所以会离开丈夫，只可能是因为她有了另一个男人。”

事实上，我正在经历一个恋爱事件，更确切地说是一场外遇。我不爱他，他也不爱我，可这正是时代的精神。我很难想到当时会有比我们更为不般配的夫妻，可这并非是问题的要害。我的母亲和所有长辈都在责备我“要为了一名皇家空军的军士离开丈夫”。我最终疏远了他们，因为这种想法是对我最好一面的侮辱。一连数天，母亲、坦奈特夫人、弗兰克的母亲还有玛丽亚——多拉并不在其列——都在拿这位军士的事情跟我对峙。对此，我会以慷慨激昂的（不乏诚挚的）革命言论加以回应，也会跟他们说“一个新世界正在诞生”。这是一个喜剧场景。我在那几年里经历的事情简直就是一个滑稽剧演出，可我许多年后才明白。

人人都以为我跟弗兰克的性生活是失败的，尽管我并没有这么说过。所有上了年纪的女人——我如今仍会想起这些人——都会把我叫到一旁，悄声地向我保证说，性生活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多么虚伪！多么令我震惊！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愈发沉浸在了虚幻之中。似乎在某一时刻，我从一个理智的疆域踏入了一个满是虚伪、无人敢说实话的领地。

事实上，我跟弗兰克之间的性生活是“令人满意的”。这是一个关乎期望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信息问题。我相信，世界上99%的人们的性生活表现为粗鲁的往返运动（英语词汇“撞击式性爱”对此描述恰当），并且大多数人都乐在其中。首先，复杂的性事需要隐私，而这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其次，你如果不知道自己正在错过什么，也就不会因为没有得到它而觉得遗憾。我们的婚姻指南充满感情色彩，但说不上比玛丽亚·斯托普斯所著的《婚姻之爱》（Married Love）更好。比如说，婚姻中的一方可以亲吻另一方的身体，条件是在此过程中必须示以尊重之情。如若暗示说一切用爱而做的行动都是被允许的，可能就会有人推测“一切”都包括什么，可哪怕最为生动的性幻想却仍需要从信息中获取。口交是什么？施虐受虐癖好说的又是什么？为那些社会历史学家们考虑，我应该在这里说明，与我撰写本书时候的情形相比，女性的阴蒂在那个年代远非什么大事。（不过一切必然会再度发生变化。）当然，这并非是说婚姻指南没有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巴尔扎克曾说：“男人若是无法在每个夜里为妻子提供不同的满足感，那么他这婚就结得太早了。”我在最初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还会想一想，在青春期有过手淫之后，我了解了阴道和它惊人的潜在性。女性阴蒂只是整体的一部分，阴蒂高潮只是次等的性快感。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说，“阴蒂和阴道高潮在几十年内会变成意识形态的敌人”，或者“人们将认为阴道高潮并不存在”，我绝对会以为这是在说笑。

至于微妙和精致的性体验，我是在几年前发现的。我相信，许多人从来都不曾体验过它。你也许会随便跟什么老汤姆或者迪克搞暧昧，不过，你所获得的一种更为精致的性体验却很可能只来自一人，而这个人在品位、性格以及想象力方面都与你共鸣甚少。需要提醒的是，精致的性体验也有可能诞生于受限的条件下。我曾跟一位印度女友聊过天，她告诉我说在天气炎热的几个月里，她跟丈夫都睡在屋顶上，而且也包括孩子们。她明白我好奇的是什么问题，笑着说：“要知道，总有办法的。”

离开弗兰克前的那段时间里，我对他很反感，待他态度恶劣。我由此明白了，拷打者们为何必须要憎恨手下的那些遭难者。我倒不是说弗兰克表现良好，因为他并没有——可这并非问题的要害。我仍在通过推理作结论，例如：“要是我的政治活动威胁到了你的公务员身份，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我留下来。”还有，“既然我毫无责任心，那么离开了我的话，你不就能过得好了吗？”他愈发变得伤感和悲痛，我愈加冷静和平淡。我们就像是被下了诅咒：一言一行都是虚假和造作。我们不认识彼此，也不了解自己。在双双生病之前，我必须离开。

弗兰克开车把我以及我的物品——衣服和书——送到了街区的另一座房子里，我又住进了一个内饰家具的房间。这一次，我又遇到了一位孤单寂寞的女房东，她对盗窃、谋杀以及强暴事件耿耿于怀。她在大多数夜里都会梦见黑人男子的可怕身影，惊醒后会像疯子似的叫嚷着让男仆过去。也许，她已经疯了。如果数目众多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疯狂，那么它便不会被公认成一种疯狂行为。她想要跟我交朋友，坐下来边喝茶边聊天。可是，我有很多事要忙。

此时，弗兰克的举动也很疯狂：他派了个侦探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尽管我把自己的日常完完整整地在讲给他听。他知道那名军士，也知道我见了什么人、去了什么地方。我嘲笑他说：“我没向你隐瞒任何事，你干吗还要做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情？”

至此，《良缘》一书的内容已经讲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我要说的是《风暴的余波》（A Ripple from the Storm），它是《暴力的孩子们》（Children of Violence）系列中的第三本，也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具有自传性质的一本。如果你对共产党人或左翼群体的心理机制感兴趣，那么它可以满足你的阅读需求。

顺便说一句，爱伦堡令我们这些“进步分子”非常失望。如同信仰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一样，我们一直坚信德国人里有坏人也有好人，爱伦堡过去也坚定地支持这个观点，后来却因为斯大林的施压而改变，转而支持英国勋爵罗伯特·范西塔特的观点，这位勋爵认为，德国人都是坏人。因此，我们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看法遭遇了打击。不过，我们一如既往地为它辩解：“你还要指望什么呢？他们在为了生存而挣扎。”

我不止一次经历过这样的事——有人说，他们在还是赤色分子或近乎赤色分子的时候读到了《风暴的余波》，并且愤怒地发现我是一个顽固派、一个叛徒，说我在说自家人的坏话，等等。后来重读时，他们又觉得：“对，没错，正是这样！”再读到书中的文字时，他们又会哈哈大笑。在我看来，它的确是一本很有趣的书。我认为在《暴力的孩子们》系列中，前三本的大部分内容都很有趣。

《风暴的余波》对那个年代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再现。如果你打算问：“为什么你要描写战争时期在南罗得西亚的一个共产团体呢？”我的回答是：“那时候共产主义小团体遍地开花，即便是昙花一现，它们也都有各自的影响。”从任何一个常识性的观点来看，彼时出现的现象都是愚蠢而疯狂的。对于这种疯狂，我认为现在的人还无法理解。也许年轻人会用或讥讽或惊奇的眼神望向你，对你说：“可我不太理解……”他们当然无法理解，一个人是不可能从自身所处的时代洪流中跳脱出去的。有一天，他们的孩子和孙辈同样也会望着他们，严肃地说：“我完全理解不了。”前不久我从电视上看到，一个年轻女人谈及“性”这个话题，她的说话方式简直跟我母亲如出一辙。“滥交，”她说，“不见得是多好的事。”这位姑娘的母亲出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将“享受性爱自由”视为自己的一项权利，而且还声明说，它是每个女人的权利，并且她愿意相信，言明时代精神的是她，而非对艾滋病的恐惧。

有那么一段时间，“性”是我最不关心的问题——我的军士被调回了英格兰。在我的一生中，我确实有过为性着迷的时刻，可我认为，至少对女人来说它是一个关乎期望的问题。似乎一个男人和一场令人满意的性生活“已被埋葬”，可我向来都支持婚姻道德和一夫一妻制，当然也有偶尔的欲望纾解。许久之后，因为全部的精力正在进入一个病体之内，我因此无法再考虑性，也就由此将它关停了，更确切地说，是“被迫”关停了。在我的梦境中，性事繁茂如花。可如果当初我也能像别人那样说“我从不做梦，”那么我可能会诚实地说，我那时已经进入了无性婚姻。

那个时候，我忙碌无比。我的新朋友中有来自欧洲的难民（按照定义说，也就是政治难民），还有一些来自英国皇家空军（如今似乎已经从英国生活中消失了）——他们是夜校、工人学院、教区艺术群体的产物。这些人当然是少数派，可在战争期间，南罗得西亚涌进来的却是成千，甚至上万个男人。来参加演讲和会议场合的人不多，但我想其中大部分都是社会主义者，或者他们至少会伤感地谈论“乔叔叔”（指斯大林），那些政府官员们大多会被激怒。会场上出现这些人的身影时，人们就会放低说话的声音。在整个国家包括布拉瓦约和乌姆塔利在内，认为这个国家死气沉沉的可能会有那么三十几个土著，罗得西亚人，还有一些在战争爆发之前刚刚移民过来的人。

那个年代的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之处，即闲置的自我才能有了施展的机会。我敢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十之八九的人都处于窒息和休眠的生存状态中。在我看来，世间最悲哀之事莫过于英雄无用武之地。把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汇聚到一起，给他们足够的发展空间，他们迸发的能力将会令你震惊。从一定程度上讲，彼时的我们都是赤色分子，不过据我所知，许多人都只是跟政治沾边而已。

有一位在报业工作的年轻人讲授着新闻杂志系列相关课程，并且要求参加这些课程的二十几个人带来《先驱报》上的任意一则新闻，将它以其他报纸的风格和偏好进行改写，这些报纸包括《观察家》、《卫报》（位于开普敦的一家共产党党报）、《曼彻斯特卫报》、《新政治家》、《每日先驱报》（如今已经停刊的英国工党报）。有时，他会随意拿出一篇新闻报道，让大家了解事实和数字每天都在如何变化，或者讲讲不同的报刊侧重点有何不同，又或者跟大家说说某个新闻如何在连续数星期占据头条位置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显然，这种指导不大可能会受到任何一个专制政府的认可，当然也必定不会受到共产党政府的认可。

还有一件事——我被要求将一位工党政治家的演讲用速记的方法记录下来，这位以雄辩言辞著称的人物把现场观众都迷住了。不过，我在回顾速记时却发现，他什么也没说，几乎什么都没说——没有一句完整的话，没有一个得出结论的想法。总之，他的演讲简直就是一堆废话。

我在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当了一名打字员，工资是每月十二英镑。尽管这些钱只够维持生活，我却并没往心里去，就像我并未察觉到自己生活在怎样的地方。我们都租住在房间或旅馆里，都一样身无分文，难民们在做着随便一个肯接受自己的工作。我们都是高尚的人，用厌恶的眼光看待着食物、衣服和金钱，起码，我们决心要对美食、暖衣进行鄙视。我时常会跟多拉约在茶室里见面，听她说一说家里发生的事情。这很痛苦，让我厌恶，可我一定得去，我一定要知道。弗兰克正在准备跟我离婚，同时也在说服多莉·范德比尔嫁给他。对离婚这件事，我并没有去争论，也没有动过这种念头，尽管我本可以这样做，毕竟是他负我在先。“利用离婚协议，从男人那儿能索取多少是多少。” 在我们那一代的激进女性看来，这是一件可鄙的事情。

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时间是八点至五点，对我来说，这是为“恺撒大帝”工作的时间。从四点直至第二日清晨的两三点，我们在参加各种形式的会议、学习小组、研讨会，或者着手再成立一个机构，因为看起来那时一瞬间就多出了至少十几个机构。“苏联医疗援助组织”（应该是这么个叫法）准备为我们的“英勇盟友”募集一些资金，并担负一些医疗和其他物资的费用。就像荷马史诗所形容的一样，苏联向来就是“我们的英勇盟友”。众多图片和宣传手册从约翰内斯堡的大使馆，自苏联的摩尔曼斯克取道，经过危险的航行，来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将这些理想化的图片和故事做成展览，不过其中的一大部分都被我们隐藏或销毁了，因为它们实在令人感到尴尬。“卫国战争”的附属产物中有一些极度粗俗的反德言论，尽管勋爵罗伯特·范西塔特也许对之颇满意，但它们并不会传入罗得西亚。许多人前来参观这些展览作品——苏联人正在欧洲大陆上将德国人击退，但几年来的报纸新闻中没有哪一个能够解释苏联人是如何做到的。为了医疗援助事宜，许多发言人从约翰内斯堡来到了这里，他们全是律师和共产党人，其中某些人后来勇敢地维护了因“信仰共产主义”而遭到民族主义者指控的人，但这就意味着反对种族隔离，意味着维护黑人。

医疗援助组织会议都办得很体面，每次都是由市长或议会成员主持的，并且吸引来了数百位观众。挪威组织的“苏联友伴”（Friends of the Soviet Union）更具政治性，虽然并非是共产党直系组织，但它致力于说出这个“占世界六分之一的社会主义”的真相（该表述源自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我们的信息来自寄给我们的宣传材料，但很多都不是事实。这些医疗救助会议的受欢迎度并不很高，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左翼俱乐部拥有最多的观众，那里每周都会召开会议，并且主题不一而足，比如包括“秘鲁的处境”、“中国的形势”——即将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现代音乐”。尽管在不断地提醒自己必须“把握分寸”，但置身时代的沸腾氛围也就意味着，一个与会常客将在会议结束后被留下来喝杯咖啡，然后做一次演讲——这被称为“培养干部”。大多数左翼俱乐部的成员都会强调说“希望你们这些共产党人能够交好运”，可他们却声称自己对政治并不怎么感兴趣。

如果一个人可以凭借“记忆内容的多少及其程度”来检验自己“往昔时光的真正兴趣所在”，那么我要说，过去的我也对政治没什么兴趣。至于那些即便不足数百但也有数十次的演讲，如今我还记得哪怕一个词汇吗？“第二战场，干吧”、“斯大林格勒战役”、“大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南非乡村现状”、“为了印度独立，干吧”、“墨西哥革命”、“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巴勒斯坦问题”、“自由法国人”、“毕加索”、“肖斯塔科维奇”……

我清楚记得的是这样一幅场景：日落茶饮时的迈克勒斯酒吧里，我身边环绕着一群吸烟和喝酒的人，他们来自我所经历的三个不同阶层——来镇子上竞卖烟草和购物的农场主和妻子们、公务员和妻子们，还有环堵着桌子的皇家空军成员们。在生长着棕榈树的一方不大的平台上，管弦乐队正在演奏——什么？同样的曲调似乎在旅馆、俱乐部和无线电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

我含着泪水在跳舞，

因为怀里的姑娘不是你……

我对面是一位从皇家空军军营出来的年轻人，他是一名正在受训的飞行员。在这之前，因为听到了我在会议上说的话，他给我打了电话。此刻，我和他挤进了一个角落里，向前倾着身体，透过烟雾看向对方，喧闹中听不见彼此的声音。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谈话。

我之前说了什么话呢？首先语气自然是轻快的，因为这是我一贯的风格。至于内容呢？我当时说的是，“加入‘一战’的战斗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是自讨苦吃。”

这是一个极为普通但却很可爱的年轻人，他并没什么惹人注目的地方，可那对黑色的眸子却透露出一股倔强，此时正凝视着我的脸庞。我告诉自己，还有他，我只能抽出一个钟头的时间，但我们却在那儿待了三个钟头，直到他不得不返回军营。

如今在想象中回望那张面孔时，我看到了一个大概九岁或十岁的小男孩——当时的他有着小狗般倔强的眸子，因为他试图抵抗外界施加的压力，以保护自己的心灵和理智。而在迈克勒斯酒吧里，我看到的是一个男人，而非这个男孩，他透露出的决意令我不安。他的父亲死于堑壕战，姨母的爱人也死于战争。他的母亲和姨母住在一个乡村小镇上，家里会给她们补贴一些钱，条件允许时，她们也会做些细碎的活计。这两个女人的全部心神都用来抚养他，整间房子里都是两个死去青年的相片。应募飞行员后，他认为在逃离令他窒息的战争氛围。

“你不明白吗？”他固执地说，“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思想，从头到尾都只是被她们的思想所牵引，我的思想就是两个戴孝女人的思想。而你呢，跟我一样罢了。”

我不喜欢他的话，我跟他争辩，开着玩笑，可他不听。我们点了些啤酒，之后又点了更多。自然，我们都醉得厉害。

他还执拗地说：“你得明白，明白我的处境……这对我很重要。”“你哪里有什么自己的思想？你父母的思想就是你的。而我呢，有的不过是我两个母亲的思想。从来没有哪一种感受可以让我说，‘啊，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我不再争辩，没再说一句话。整个晚上，我都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周围的环境太过嘈杂，我只能绷紧了耳朵听他说话，还有传来的音乐……

我爱你，是的，是真爱，

要知道，说谎是一种罪……

几百万颗心已碎，

只因这吐露的爱语……

“你跟我一样，”他不依不饶，“我们都一样。哦，我想，要是哪天你明白了某个感受就只属于你自己，一定要记得告诉我！”

我不知道，当时我们讲妥了什么。

再见我爱……

你别哭泣，

擦去泪水，擦去泪水，

还自己明眸善睐。

或者，换个唱词：

还会再见，

只是不知哪里，

只是不知何时……

“知道我在战争结束后有什么打算吗？告诉你吧，我会马上动身去一个别的什么国家，就我一个人。我准备一直待在那儿，直到明白自己的感受是什么、自己想的是什么……当然，前提是我没发生什么飞机事故。”

第二天，多萝西·施瓦茨问我：“你跟那个空军家伙在迈克勒斯干什么啦？”

在殖民地，别妄想能有秘密。

“吉米从军营给我打来电话，他让我告诉你，别浪费你的时间，他对政治没什么兴趣。”“这对他是好事。”我差点脱口而出。跟他——管他叫什么名字——相处时，我在索尔兹伯里的喧闹生活和政治活动似乎都变得傲慢、幼稚，而且疯狂（尽管事实的确如此）。而今将这一场景如实回放后，那三个小时的诚挚交谈似乎都变成了感情用事的、甚至歇斯底里和荒谬可笑的行为。

“他觉得自己可能会坠机，他父亲的飞机就是在上一场战争中被击落的。”

“有道理，”多萝西判断说，“咳，可勇往直前的人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呀！”

这时候，一个“共产党”成立了，正如在《风暴的余波》所描述的那样。在写作那本书后，我目睹过两次这样的过程。

在一群米诺鱼中，出现了一条梭子鱼，这就是惯常的政治狂形象。在那个时候，这条“鱼”的名字叫弗兰克·库珀，他是伦敦人，来自伦敦北部，我见过他许多次，每次他的称号都不一样。此类人物的主要特征包括：拥有领袖气质，这是一种神秘的特质；因拥有支配人们的能力而暗享着强大的愉悦，这一能力也许尚未被他人察觉；鄙视那些自己可以轻易进行操控的人们。这个人物曾一度出现在伦敦：他有些疯狂，实际上是癫狂，举足轻重的人物也牵涉在内，其中一些人还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但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似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是个疯子。在政治而非其他领域，一个人更容易“疯而不为人知”。在我的小说《好恐怖分子》（The Good Terrorist）中，爱丽丝这一核心人物就是一个癫狂的人，只不过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她已经疯狂。“多好的姑娘啊。”他们这样说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爱丽丝身处的是政治环境，要是被放到一个平凡生活中，她的疯狂即刻就会显现。政治（以及宗教）运动和鼓舞人心的革命团体都为疯子们保留了不少位置。弗兰克·库珀并没有疯，他是英国三十年代饥饿现象的产物，在共产主义中，他对中高层阶级的厌恶都得到了精准的表达。

他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名下士，工作职责跟供给品有关。他在一次会议中宣布说：“所有这些小把戏都该结束了，从此刻开始，我们必须将态度端正起来，并着手建立一个共产党组织。”在这个松散和易变的左翼人群中，存在着一个核心团体——这不是一个特定的团体，主要人物是弗兰克·库珀、哥特弗莱德·莱辛、内森·策尔特、多萝西·施瓦茨，还有另一名皇家空军的军士肯· 格拉曼。哥特弗莱德·莱辛和内森·策尔特立刻表示：“并不存在成立共产党的‘客观基础’。会议上什么时候出现过黑人无产阶级？更不要说是整个南罗得西亚了。”对于这一观点，肯表示了赞同。弗兰克·库珀冷笑着说：“大家必须进行投票表决。”结果他赢得了投票。内森立刻起身离开了，他说自己对此有异议。弗兰克·库珀朝着他离去的身影投去了轻蔑的冷笑，还说了一句“总算把他打发走了，可喜可贺”。 哥特弗莱德表示，尽管他跟内森意见一致，但他会留下来。肯也愿意留下来，多萝西·施瓦茨支持了弗兰克的看法。

我们告诉开普敦的“南非共产党”，说我们打算成立一个“南罗得西亚共产党”。他们表示了反对，称这里并没有“客观”基础。弗兰克说：“哦，管他呢，就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建起来一个了！”我后来发现，在他们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组织地图中，开普敦的同志们几乎没想过要把我们包括进去，可我们应该被载入文件中。

每当被问及在共产党组织度过的时光，我总会感受到困扰。从感情上说，正确的答复是——从1942年到1944年，我在南罗得西亚当了两年共产党人。但从组织上说，这一答复是否正确还存在争论。到了伦敦后，我加入了共产党，时间应该是1951年，不过，我并没有参加党组织的会议。

如今最令我感兴趣的当属那时所使用的语言。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都觉得一些用语很可笑，比如“资本主义鬣狗”、“对社会民主的背叛”、“法西斯走狗”、“统治阶级的奴仆”……几乎可以填满一本词典。然而，这种语言编织出的控诉曾使数百万人丢了性命，哪里好笑？最初接触到这种含有鄙视的词汇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紧张兮兮地笑出声，可弗兰克·库珀却在用那戏剧化的目光紧紧盯着我们。戏剧化，没错，这就是我如今的看法。我们都是演员，剧作者就是“历史”——“法国革命”（这种语言就是从这里开始使用的）、“俄国革命”……我们这些人只是宣读台词的傀儡。我们在使用这种语言时总要发笑。我们会在提起它们时加上引号，一边有模有样地说着，一边彼此交换着眼神。多萝西·施瓦茨尤其擅长宣称“某某公众人物只是统治阶级的奴仆，左翼分子开始令统治阶级感到了不适”。在发表这些言论时，她的眼珠优雅地转动着，声音渐渐地低下去，就像一位圣公会大主教接近了布道的结束语。

我在《好恐怖分子》里提及了这方面的一些经历，也因此收到了迄今为止最多的、更确切地说是最有趣的一批读者来信。一些读者表示，他们曾在意大利红色旅成立初期参与其中，并说以这种喧扰外行的政治活动开始运作的团体并不在少数，还说因为“被那种语言所控制”因而变成了残酷高效的杀人团体。“被语言所控制”的情况不止发生过一次。我们既需要谨慎交友，也需要谨慎看待语言。在语言的控制下，仇恨和嫉妒就像头脑病毒一样在政体和国家蔓延。在教士兵们杀人的时候，军队里的教员都会注意把侮辱性的词语挂在嘴边——“要杀死一个亚洲佬或者黑猴子是很容易的事儿。”在将技艺传授给学徒时，严苛的师傅们使用的是粗鄙的行话。在谋划政变时，革命团体的对手就是道德腐化的人。在掩埋时，与之相伴的是冗长的言语诽谤。

倘若我们的那个团体存续了下来，而不是像非洲台地高原上的山茶花存活下来的概率一样渺茫，那我们很可能也会被那种语言所控制。

在《良缘》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简单说，她想要的无异于报复：对于像玛莎这样的人来说，如果第一种萌发出来的政治情感是愤怒，那么第二种就是对无政府主义的盲目信任：在那一刻，哪怕随便什么人让她拿起枪，让她去把那些愚弄过她的人消灭掉，她也许就会毫不犹豫地行动了。不过幸好，没有谁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有意将这段文字轻轻带过，只是拿来做了一个小小的虚饰。如今再读到它时，我会感到恐惧，同时也有感激，“感谢上帝眷顾，我没把它写下去。”

我们这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组织一共存在了十八个月——我记得是这样，说它“名副其实”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组织燃烧着真正的火焰，列宁精神住在我们的灵魂里，我们认真生活、热烈讨论，就好像即将在明天面对行刑队一样。“脱党的共产党人就是行尸走肉。”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嘲讽地对彼此这样说。

每天，我们会到当地主持和召开会议，并且将会议内容加以记录。每星期，我们会进行至少两次的政治教育学习。此外还有许多会议，比如苏联医疗援助组织公众会议、苏联友伴组织会议、左翼俱乐部会议以及种族关系会议。

紧张和热诚的气氛中，我们都在透着烟雾交流着眼神——这里坐着十个人，有时也会达到十五、二十人，具体人数取决于皇家空军的成员是否从军营被放了出来。从办公室、空军军营以及各个住处离开后，我们径直来到了这个位于咖啡馆上方的萧索和尘土飞扬的办公室。弗兰克·库珀已经坐在了那儿，他这个人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出入军营。

“同志们，首先我们必须接管镇子上所有的进步组织，所谓的‘进步’组织，”他无声地轻蔑一笑，“这事儿不难，共产党人向来是最合适的人选。”说到这儿，他也许会挨个看过去，凝视着一双双眼睛，他的目光中同时透露出专注、亲密和放肆的神情。在女同志们看来，这其中也有充足的性暗示意味。“别忘了，那些笨蛋们都不屑于参加会议，他们不在乎，可我们很介意。每一位有价值的共产党人都可以接管一个组织……整个的……一个……月！”

哥特弗莱德和肯一言不发，他们正在等候着时机的到来。虽然也许可以打断这个讲话，提出几点议事程序的问题或事实，可他们知道自己无法对抗。

“多萝西，你来当一位秘书，负责……”假设是“民主同盟”这么个组织吧——因为我已经记不得了。“伯莎，你来当‘工会社交俱乐部’秘书。”（这个组织名称是我编造的，我忘了它真正叫什么。）“跳跳虎同志，你将接管‘贝弗里奇报告’。”这是个大型且活跃的组织，它所研究的“贝弗里奇建议”后来成了福利国家的奠基石。我几乎立刻就当选了委员会成员，被弗兰克·库珀不幸言中。大多数平民都拥有非常理智的头脑和稳健的思想，并不愿意每周花数个钟头去密谋或策划要接管什么组织。虽然轻易地都成了秘书、主席、委员会成员，可事实上我们却因此受到了惊吓。我们也许可以拿它来开玩笑，可我们并不喜欢这么做。

“可是，”多萝西·施瓦茨提醒道，“所有女同志都已经成了秘书或图书馆员。”

“那没什么，”弗兰克拉长了声音说，“皇家空军的同志们不能公开地参加政治活动，难民们也不行，南罗得西亚境内的好公民们拒绝接受这种事，所以说，这只能由姑娘们来做。”

这些姑娘包括多萝西、伯莎·梅耶斯（一名教师）、菲利丝·洛夫里奇（一名教师），还有我和其他几个人。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几名罗得西亚工会的男会员。所有的皇家空军成员都像燕子和鹳似的热闹而来，可很快又会离开。听到哥特弗莱德说，“你得承认，当初我说得很对，这里确实没有什么组织基础，”弗兰克冷笑着回应，“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招募些非洲干部。”

一个被我们称作“种族关系”的组织——我们觉得该组织名称平淡无奇——自成立开始就在吸引着奔放的、愤怒的、激情盲目的观众，每次召开的会议都有英国刑事调查局的人出席。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白人工会会员们表态说，不应该让卡菲尔人成长得太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白人工会会员向来最反对黑人进步。我们打算从这个组织里吸入一些干部，可我们最后只有一人，他是刑事调查局的一名密探。对非洲居民来说，“共产主义”思想太过抽象，这让他们无法信服——事实上，后来也出现过一些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政权，不过它们的存在时间都不长。

我创作的短篇《我所知道的间谍》（Spies I have known）就取材自这一时期。

“一些人辛勤工作的同时，另一些人只是在旁看着。”了解政治生活的人并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哥特弗莱德曾负责在迈克勒斯酒吧组织一场大型舞会，目的是给医疗援助组织筹集资金。活动圆满结束后，我回想起整个过程：是我将海报和票券打印出来并把它们张贴在了小镇各处，是我在报纸上登了广告，邀请著名的赞助人，也是我给乐队支付了报酬……是我做了全部的事情。与此同时，哥特弗莱德却在接受公众的祝贺，他被赞扬说“做得很不错”。我对他指出了事实，可他却拉长了调子说：“你刚刚学到的正是组织好一场活动的重要原则。”

此外还有些其他活动，其中一项是兜售开普敦的共产党报纸《卫报》，这部分内容由我来负责。我曾一度每周售出112份报纸，不过这一成功并没有令我得意忘形，因为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这成绩显著的销售量有一些不相配的理由：我把其中的数十份都交给了皇家空军军营。大多数报纸都没有卖出去，只是散落在各处，这对官僚主义者们造成了刺激。即便不想承认这可能是报纸售出的一个因素。不过“跳跳虎同志”确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年轻女人，她总是充满热诚，也由此常常会让人觉得她也能献身于其他愉悦。一开始，我那近乎荒唐的高尚情操让我没有轻易承认，对镇子里那些性饥渴的、缺乏爱情的、思乡心切的年轻男人来说，这个漂亮的共产党姑娘卖的《卫报》能让他们愉快接受。每个星期，我会把成堆的报纸卖给便宜的咖啡馆和餐馆，这些地方也很乐于把它们放在柜台上以吸引顾客——我们这样的顾客，因为我们常会成群结队地走动，有时可能达到二十人之多，看上去就像一颗颗拖尾的卫星。这些报纸在有色人种区也有销量，那儿的人会真正地读上一读。此外，我们还有一些个人订阅者。

那么，我们销售的内容是什么呢？《卫报》、共产党报纸以及其他“亲近左翼”的报纸对苏联的报道并不符实，可有些人的购买恰恰是为了其中的“政治分析”。不过，其中有关非洲人、有色人种以及印度人处境的文章和信息全都属实。这样的报纸在南非绝无仅有，因为其他报纸的内容充其量就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我们必须改善他们的境遇”、“他们并不感激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或者“他们只知道皮鞭的滋味”。《卫报》令大多数人感到苦恼的并不是苏联的消息（毕竟我们的英勇盟友还在年老善良的“乔叔叔”领导下），而是对非洲人的看法。此时非洲人还被称为“卡菲尔人”和“非洲黑人”——有人想要示以礼貌的话，也会将他们称为“土著人”。

令我们为之信仰的、推动我们思想的是什么呢？其他所有的共产党人或亲近共产党人的人都跟我们抱有同样的思想，我们并不是因战争而凑在非洲的一群陷入狂热幻想的年轻疯子。

第一，在接下来的十年……好吧，十五年里，全世界的人们都将成为共产党人，并且将完全是出于自愿，因为共产主义的优势有目共睹。世界上将再无种族偏见，再无对女性的压迫、对劳动力的剥削，再无谄上欺下和对他人的轻视。在这一人间天堂出现之前，少数顽固分子会负隅抵抗，不过持续时间将非常短暂，毕竟到了那时“国家已经消失”。到了那时，“天堂”这一议题将会加入到世界议程之中，并且很快就会实现。那么，将由谁来领导世界呢？啊，那将是我们，是我们这样的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人，是被历史赋予了这一角色的人。我父母的心态与此别无二致。他们认为，自己为大英帝国工作是代表了上帝的旨意，是在做对全世界有利的事情。此外，《大西洋宪章》的起草者们也有类似的心态。

第二，通往天堂的路只能由革命来铺就。我们鄙视所有不相信革命的人——更确切地说，总会有几个例外。（带着充满诚意的道德批判的语气，我们会安慰彼此说，某个顽固分子无论怎样还算是个好人。）在道德上，对革命报以信任的人要更为优越，而其他的人无论怎样都更为怯懦。因为拥有高出常人的品质，也因为都是革命者和好人，所以我们团结在了一起。我们的对手是坏人。“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是不安好心的人，”这样的看法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人们满意于相信，“对手在道德上劣于自己。”人们愿意相信自己比别人更好，并且这种愿望非常强烈。

第三，我们属于一个大家庭，并且这个家庭覆盖着全世界。“共产党人可以去往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在到达后立刻就会产生如家般舒适自在的感觉，那里的人们拥有相同的想法和理想。”这样的观念很能吸引那些远离了家庭的人以及无家可归的人——现今，大多数人都是如此。

第四，一名共产党人始终都要比其他人更好，要在工作和学习上更努力，应体贴和照顾他人，还应时刻准备着去做脏活、累活，这既是为了践行人类责任，也是为了吸引人们加入共产党。此外，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共产党都将一如既往地体现人类所拥有的最优秀品质。这样一种思维带有宗教的意味。在西方，基督教对人们思维的影响已经达两千年之久。可怜的人们深陷在泪水和苦难之谷里（资本主义），所幸遇到了一位救世主（基督、列宁、斯大林……），在被救起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痛苦和困惑（炼狱）之后，天堂的降临将终止一切冲突（国家将会消失，正义将会彰显)。

有一个基本的信条认为：伟大的人物（无论男女）并不会影响历史潮流。如今我已经忘记，这一错误在彼时被归为了哪一类。它是对左翼的偏向，还是对资产阶级的微小歪曲？为了不致弄错，“彼时”指的是斯大林时期、希特勒时期以及墨索里尼时期。（这里就不提丘吉尔了。）

我们相信，民族主义战争和宗教战争再不会爆发。民族主义显然已经成为过去，宗教亦然。我们常常会祝贺彼此，至少，我们永远都不再会有宗教战争或者民族主义战争。我们应该相信——这是“路线问题”——对群众的情绪和动机产生兴趣是“弗洛伊德”式的、反动的行为。

只有“无产阶级”文学才是“正确的”文学。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取得政权后，工人阶级——或黑人，或任何其他弱势群体的理念里只会有纯粹和无私。在我们所相信的诸多荒唐事情中，这恐怕是最为糟糕的一件。假如有些人胆敢低声地抱怨“人性丧失”，我们就会耐心地给他们讲道理，向他们解释说，是他们还没了解共产主义的再生和转化能力。

支撑这诸多思想的是一个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甚至未曾被讨论过的最有力的想法，即资本主义注定走向灭亡，并且已经被历史本身投了反对票。我们眼前这场战争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招致战争，社会主义天赋和平。资本主义制造了上一场战争，并且在英国、欧洲和美国引起了经济大萧条。左翼俱乐部的大多数成员正是在经济萧条的影响下加入了进来。当我们在做“大萧条”主题演讲时，演讲者和大多数观众都根据自己在失业和艰难时期的经验进行了发言，热切的讨论一直持续到半夜，秉承的精神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做证”：“我做证，这就是当时的真相。”每个人都读过《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患难相爱》（Love on the Dole）、《青山翠谷》（How Green was my Valley）,剧作《等待老左》（Waiting for Lefty）以及剧作家莉莉安·海尔曼（Lillian Hellman）的作品。我们还唱着歌……

我曾修建一条铁路，

现在已经完工。

兄弟，

能给我一毛钱吗？

在这片殖民地上，对任何一位曾亲眼看过英国皇家空军成员抵达的人来说，英国的经济大萧条对人体造成的直接影响显而易见——长官们比普通士兵高出一英寸还多，他们是面包、黄油、果酱和浓茶的产物。“资本主义是一个刽子手”，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个。

我们知道，只要是跟生意沾边的人在道德上都是低级的，“生意人”是一个轻蔑的称呼，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中刻画的威尔考克斯一家就是粗鲁市侩的野蛮人，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样，我在《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中塑造的“理查德”也是一样的人。我认为，英国贵族对“生意”的蔑视强化了这种看法，它从一开始就在已经向其他阶层渗透。尽管如此，“生意”、商业——简单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却被认为是偶有必要的，也是有好处的。我记得，彼时我们并没有去调解这些“矛盾”，甚至连讨论都不曾有过。

最有力的想法就是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想法。人们如今会问起：“既然对当时的情形心知肚明，你们为什么还要跟随共产主义、跟随苏联呢？”提问者显然忘记了这一点，即我们的心中只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消亡只是时间问题，未来将属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伟大的榜样，苏联所犯下的任何“错误”都会得以纠正，这些只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些波折而已。

在那个含糊且朦胧的区域里，我们“能看清事情发生的始末”。在这个国家——南罗得西亚，我们对新闻界全然蔑视，因为它在“黑人待遇”这一关键问题上的看法荒唐透顶。哪怕把《罗得西亚先驱报》只读上五分钟，我们都可以恢复对自己想法的信心。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使用“资本主义新闻谎言”这一词汇。英国人所谈及的“资本主义新闻”实际上指的是这样一些报纸：它们支持了对西班牙合法政府的背叛，在希特勒上台时反应迟钝，又在他对犹太人施加的暴行上含糊其词或说谎欺瞒。

“在‘整肃运动’和‘集体化’过程中，数百万人丧失了生命，”对于这样的言论，我们并不相信。资本主义新闻在乎的是如何抹黑新生的共产主义，仅此而已。

我想，如今的情况已经不同。我知道很多人最初都是虔诚的共产党人，之后根据不同程度的怀疑心态进行了自我调整，经历了悲伤和沮丧的情绪，最终丧失了信仰。这样一个过程可能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可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会需要很久？有些人——当然这跟特定的性格有关——会在突然之间转变信仰。当然，这样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人慢腾腾地、逐渐地脱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痛苦。我的痛苦大多来源于对那些侮辱性称谓的恐惧，比如说“叛徒”和“变节者”——这实在是破坏性很大的武器。深陷于悲惨境遇的男孩女孩们在共产主义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一种生存方式、一个家庭甚至宇宙——未来。在这群人中，有一些出身于伦敦东区的贫苦家庭，并且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就是自己的一切，因此信仰的丢失就意味着他们被剥夺了生命中最为美好的一切。正因为如此，有一些人选择了死亡，一些人遭遇了情绪崩溃。事实上，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也许，我们应该适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倘若选择了某种信仰（宗教或政治信仰）——使自己的个性让步于对权威的顺从，那么，这个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拾起自己在情感（此处没有用“智力”一词，是我刻意为之）方面的自主权？这无疑取决于某种心理规律，并且同当事人的理性层次并无多大关系。就我而言，我用了许多年时间才将自己完全置身于外，尽管我并未曾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过，我当时所认识的人却非常虔诚，并且在当今这个时代，类似的人依然存在。对于我来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并且尚待解决。也许有人会这样作答：“我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因为苏联入侵了芬兰……因为希特勒和斯大林达成协议……柏林的起义遭到了镇压……匈牙利被入侵……因为我获悉了‘整肃运动’和‘集体化’的真相。”尽管如此，这些人却依然受制于这一心理规律，不管它是什么。

这些看法要么轮廓分明、存在争议，要么就内隐含蓄，它们因之团结起来的是一种从长远看来更具影响力的情绪氛围，即苏联是一个理想，是一个伟大榜样——该氛围营造于1917年俄国革命，并且一直持续至今。在西方，一代、两代甚至三代人都吸收了对苏联的同一种看法，并且这一看法似乎要比许多“启示”都更为强大。戈尔巴乔夫通过话语向全世界传达着苏联解体的事实，就在同一时间里，一群年轻人正在英国伦敦的一座剧院外抗议剧院的“反苏”演出。不过，在剧本来源的那片土地上，事实真相正从辩论中浮现出来，比较之下，剧本的表现方式要温和许多。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许多报纸都未对其置以评论，为数不少的报纸也对苏联在该国的暴行只字未提，一直到苏联开始对自身进行评判。苏联作为全人类灯塔的神话长盛不衰并且无处不在——从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媒体对该事件的态度中，该现象可以得到很好地研究。

从1943年到1944年的两年间，我们的小组织内部出现了“矛盾”（这个词我们经常用到），由此，这个组织几乎在刚刚成立之时就开始了分裂。弗兰克·库珀是引发这场破坏的因子。因为认定我们的政治觉悟不足，哥特弗莱德和肯两个人说：“我们应该接受更多的政治教育。”对此，弗兰克不以为然，甚至离开了我们，还带走了皇家空军的同志们，更确切地说，是那些最初就跟我们在一起的同志。令这个组织分裂的还有另一个慢性因素。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文学接触到的社会主义——包括对夜校课程的学习，还有自己在私下里进行的读书冒险——无论如何都是受到了“伟大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不仅具有英国风格，而且包含了整个欧洲。总之，我们发现我们的口号变得愈发幼稚。在成立后的两年内，新成员占到了绝大多数。没过多久，我们的组织就开始渐渐瓦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将自己视作共产党人。弗兰克·库珀被宣布调回英格兰，他说这是自己的政治活动使然。谁知道呢？也许是，也许不是。在一些飞行员完成训练任务离开后，又有一批新成员来到了这里。因为对索尔兹伯里的智力匮乏情况很有了解的兴趣，许多难民参加了“种族关系组织”以及“左翼俱乐部”召开的会议。总之，离开的只是少数几个创始人以及会员。

现在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有照片留念啊！可我们那时候太忙了，而且无论如何，高尚的我们都并不屑于进行这些小资活动。我能够想象，“不介意我给大家拍张照吧”这样的问题会引来多少嘲弄和奚落。再者说，即便真的有照片，那也会落入“英国刑事调查局”的手里。我们都是妄想偏执的人——总体来说，心情还算愉快，可我们需要考虑到自己的举动正在情报部门的关注之下，这一点很重要。

虽然没有照片，可我确实在不久前看到了自己。在伦敦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我已经忘了会议主题），她沿着通道迈着轻盈的步子走来。这个年轻的女人活力四射，举手投足间因沉着而流露出自信的神采。黑色的眸子，黑色的发丝，搭配以一张红唇——鲜艳的口红妆又流行了起来。她一边走动着，一边将手里的宣传单散发给身边的年轻人。如同一位辩论家似的，她周身散发出昂扬的斗志。只消对手说一句话，她立刻就能迎视过去，眼睛紧盯着哪怕一丝微小话端的绽露，要是恰好真的逮到了，那么，无可辩驳的精确资料就会一股脑儿地从她那朱唇里吐露出来，这全依仗着她内心所持的纯粹信念。她的真诚无可挑剔。这是她，也曾是我。

我们的胸口一直在鼓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两次会议之间、兜售报纸的间隙，或者“搞接触联系”的空闲时间里，我们会坐在便宜的咖啡馆内，畅谈美好的未来。我们认为这场可怕的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因目前的状况而恼怒，也由此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梦想。不管怎样，我们都在“阻止事情变得更糟”。用不了多久，战争将从世界上彻底消失——就像我们的父母，像我的父亲一样，我们相信这场战争只能是最后“一战”，因为战争终将被视为毁灭性的存在。看到某个衣着破烂的黑人小孩在外面的人行道上徘徊，向里张望这个餐店内的惊人奢华，我们会安慰彼此说，“要不了多久，再不会有如此可怜的孩子。”这一消息直到最近才浮出水面——当年巴士底狱在被攻陷的时候，只有七个人被关在里面，并且都享有非常不错的待遇：人们还想象着自己爬上铜墙铁壁，要释放的是忍饥挨饿的囚犯。至于“攻占冬宫”事件，我们与之产生共鸣的是英勇的革命分子，并非是在酒窖里喝得烂醉如泥的暴徒。从纳粹占领的欧洲流传出了许多故事，既有人们的英勇抵抗，还有在绞刑架前的豪言壮语，逃亡瑞士去寻求自由，以及法国抵抗运动的壮举。南斯拉夫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该国领导铁托（ Josip Broz Tito）遭遇了英国政府的冷落，却得到了丘吉尔的支持。我们知道，铁托正在打一场纯净且高尚的英勇战争，就像“不列颠之战”一样。在培育我们的众多“神话”中，唯有“长征”的影响力未减当年。

还有一件事情几乎从一开始就已经发生，不过它显得太不起眼，我们几乎很难注意到它。每周一次，我会在有色人种区沿街兜售《卫报》。在这样的午后时光，我浸入在赤贫之中，街道和短巷里挤满了无精打采、萎靡不振的人，还有酒鬼和醉汉。他们会紧抓过报纸，就好像它是一张门票，有了它就可以去“应允之地”——美国。阳光下坐着一个眼睛还在流着脓水的病恹恹的男人，他一下子抓住了我的裙子。“太太，太太，坐下来跟我一起祈祷吧，来，坐下来，祈祷吧。”可我并不相信祷告。“我不认为这会对您有太大帮助，”我亲切随和地说道，“我要把这事告诉给教会委员会的朋友玛丽亚，她会过来瞧瞧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什么时候来？”“一会儿。”“你可以叫她快一点，我等不及要被修理了。”

在小镇上，各个“爱心”组织（此时该词还没诞生）的全体成员都相互认识。我们也许是“赤色分子”和“进步分子”，有关我们的传闻也许能让好公民们汗毛直竖，可我们中的一些成员同时也是福利工作者。通俗地说，就是这样。在离开了那些贫困不堪和令人伤心的大街小巷后，我可能会用好几个钟头为福利工作接打电话，联系的机构包括各种教会组织，教育、住房、健康部门。“有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丈夫也遗弃了她，您看，您是否可以……”“可以，他们的门牌号码是多少？感谢您的消息。”“赛鲁斯街43号有一个失学的有色人种小孩。”“哦，您是跳跳虎吧？好的，这事交给我吧。”

我们在有色人种区里并没有把报纸卖钱，因此遭到了组织内部的批评。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居然成了慈善的代名词？呃，同志们？”

“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行行好吧，同志，你有时候可真让我受不了。”

哥特弗莱德不大可能是这位“同志”，因为他本人向来都冰冷锐利、话语尖刻，是马克思主义逻辑的化身，他的口头禅是：“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形势吧。”无论如何，他至少可以通过分析把核心问题揭露出来。即便如今置身于信息和言论爆炸的时代，我也会怀念那鬼魅般的声音，我心想：好啊，来吧，就让我们来真正地分析一下这个形势吧。

有一个并非我们创始人之一的男人，他愈来愈多地招致了他人的愤怒和厌恶。他最近才从英格兰来到这里，来自掌管一个皇家空军军营的官僚机构。他是位身材修长、相貌英俊的年轻人，曾得到过所有女人的短暂迷恋。工人阶级的青年英雄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事实上，他不过是在装腔作势（这在当时是个常态）。他就像哥特弗莱德一样常常对形势进行分析，事实上还曾一度担任思想政治教员。他将自己呈现出一副狂热的列宁门徒的样子，严肃认真、不苟言笑。他跟众人分开而坐，做着整齐的笔记，列宁和斯大林等权威人士是他的导师。哥特弗莱德分析问题的时候，他先是在一旁审辨地倾听，接着会提出自己的意见，而这一点未必对他本人有利。我们召开了一次关于南非形势的会议——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内部（秘密）会议。在我看来，这一点很值得记录：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我们评价说，南非的政治形势以及非洲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所遭受的对待都是非常残酷的，并且革命将很快在一片血雨腥风中爆发。我们可能会整夜地讨论，“‘当时机成熟’，我们要如何推动这一进程。”矿业协会已经为劳工们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位同志——约翰·弥勒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等到终于引起我们的注意后，他说道：“面对这样的形势，同志们，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问一问自己，矿业协会究竟要干什么？他们优先考虑的又是什么？我们要确定实情，接下来……”话音戛然而止，周围的气氛紧张了起来。他又冷静地说：“接下来的事情不消说，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之”。掌声响起了一片。没错，这就是我们政治思想的真实高度。

不过掌声已经远非从前那么多，原因在于这位青年英雄的出现恰逢形势崩溃，或至少是变化多端的时候。如今我明白了，如果彼时的我们真是一个共产党组织并且置身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可能的话），那么这个男人很可能会对哥特弗莱德发起严峻的挑战，他会成为一个无时不在的人物、一个副指挥（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个性上），并且会导致整个组织的分裂。如同弗兰克一样，他也会把半数的“干部”带走并另建一个反对派组织，会对那些没有跟从他们的人加以诽谤。对于这样的权力斗争，肯·格拉曼并不会参与其中，他是一个温和派，既能忍受仇恨，也可以挨过冲突，常常会通过幽默感来稳固整个组织。他在本质上拥有英国工党党员的品格，返回英格兰之后，他就顺势加入了该组织。

数十年后，一个对政府行事有诸多体验的男人对我说：“为革命分子提供工作的话，就能解除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危险性。”要么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要么是有了用武之地但却被大材小用，这世界上的人们大抵都是如此。挫败感困扰着人们，却又不为人们所察觉。“提供的工作必须经过仔细选择、不得带有嘲讽，要给这个天生的批评家提供空间，让他（她）有机会实施有效的改革”，要是在彼时听到这个想法，恐怕我会报之以一连串侮辱性的词语，可如今呢，我倒觉得真相也许就是如此。

拥有共产党的国家中出现过这样一个现象，即对那些业已成名的艺术家们进行损害、破坏和诋毁。遭遇横扫出局的作家（或画家）们通常都健在，他们只是比那些批评家们年长一代而已；经典作家们倒是安全无虞，甚至还会得到敬重，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人世。在我们的时代里，各个国家都在经历这一过程。偶尔，你可能会在报纸或杂志上看到某个批评或评论性的文章，它的作者是一个新名字，话语中充溢着对前辈们的厌恶之情。这位作者刚刚大学毕业，得到的工作机会来自自己的叔叔、阿姨、爱人或朋友，并且还陶醉于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多年来的大学教育教导他（她）要对作家们示以敬仰，此刻，这些作家却可能正在遭遇彻底的批评和驳斥。也许吧，晚些时候，这位小批评家会为自己曾经的行为觉得羞耻或尴尬。关键是，在任何一个文化里，总有人厌恶那些受到赞誉的作家和艺术家，也有人在时刻准备着搞垮他们。在那个时候，同英国、或者苏联那样的伟大榜样相比，南罗得西亚的索尔兹伯里并没有长时间地对伟大人物进行摧毁，而且程度也相对缓和。不可否认，哥特弗莱德和其他人都在劝告我们只敬慕马雅可夫斯基和高尔基，只欣赏无产阶级背景的作家们。可麻烦之处在于，我们这些倾听者们都由文学所塑造，并且不准备去谴责自己的精神导师。

有这样一幕场景——在长久地讨论了无产阶级文学后，我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脑中回响着豪言壮语，鼻尖盈满了香烟雾气。可以看出，多萝西面露着微笑，她正打算以我们所期待的方式向哥特弗莱德打招呼：“至于我呢，我要准备早点休息，也许呀，我只会带本《战争与和平》上床去。”只见她的眼珠优雅而沾沾自得地一转，她抬脚离开了。

如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那时的我们可以极尽能事地去认定那些作家，好让自己找到缘由去鄙视他们（我们被指导这样做）。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哦，他是一名矿工的儿子，难道不是吗？至于乔治·艾略特，他描述了资产阶级的堕落。诗人叶芝呢？他是爱尔兰人，属于被压迫的人民。弗吉尼亚·伍尔夫？她是女人。至于乔治·奥威尔，那个时候他正受到党的攻击，因为他此前讲了跟西班牙有关的实话。可对于这个作家，我们中有一些人倒很赞赏他，那么，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呢？我现在记不住它的应对方法了。不过这倒不必费心，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产物，“政治正确性”会启示思维的方法。

有这样一幕场景——我们六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谨代表我们所运营的各种组织在写信寻求资助。我们个个都兴高采烈地说笑着。我们正在从“可敬的赞助人”那儿乞讨，可却对他们充满了鄙夷。因为这镇子不大，慈善家的数量从来也没那么多，因此我们就像在玩牌似的交换着赞助人。“你可以求助史密斯议员为医疗援助组织捐钱，我可以让国会议员琼斯先生赞助苏联友伴。”“那么我就选择内阁大臣甲。”“好吧，那我的就是律师乙。”在所有组织信的信头上，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都出现了。“我们上次已经让他捐了五英镑纸币。”“那么他就能再掏出个五英镑。无论如何，他们只要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信头。”究竟是做过了什么，我们那些“可敬的赞助人”才会招致这般蔑视？ 显然，他们是成功人士，年纪不小，而且还不是革命分子——这一点尤其要不得。“利用和平手段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甚至打造一个公平社会。”抱有如此想法的人至少也是统治阶级的怯懦走狗。

大概十五年之后，作为一位可敬的赞助人，我的名字也出现在了信头。有一次，我在一间办公室里偶然听到了一个年轻女会计对男秘书（如今他已经是一位颇有社会地位的教授）说的话。这个男青年身着左翼制服、紧身牛仔裤、大码的毛衣在手肘那里有一个破洞，我听见女会计对他说：“是时候从那些可敬的赞助人那儿掏些钱出来了。”她的语气中是似曾相识的刻薄和轻蔑。

英国共产党人爱德华·阿普沃德曾写过一部系列小说，这些作品就如同小时间囊一样，其中所列举的体验并不仅限于他个人，也包括我们的组织，还有上千个其他的组织团体。这部系列小说的书名为《螺旋上升》（The Spiral Ascent）。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仍然相信自己所处的时代只会变得更好。

人类会走向普遍繁荣和进步，如果你是赤色分子的话，那么这一使命当然只能由共产党人来实现。其系列作品的第一卷叫作《三十年代》（In the Thirties），描述的是在那个年代，“所有人”要么是共产党人或“亲近共产党人”的人，要么就是对共产主义反应激烈的人。该系列中的第二卷叫《腐烂分子》（The Rotten Elements），在自注中作者写道，本书旨在“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期英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态度进行精确的历史描述”。把这本书合上之后，你也许在想自己刚刚所阅读的是一本关于国家命运的书籍。事实上，它描绘的是一座殖民地小镇里一小群被孤立的人们，他们的一言一行、每个决定都得到了像在莫斯科一样的重视。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在阅读导致苏联共产党产生和解体的同种心理过程、团体动力：英雄和叛徒，分裂行为和异端邪说，殉道、策反和阴谋，这些全部都一样。该系列的第三卷直到1977年才出版，其名为《没有家园，只有斗争》（No Home But the Struggle）。该系列的书名单看上去就像是一份浓缩的报告，记录着那个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