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31日晚，袁世凯乘专车南下督师。抵达信阳站时，他召见了驻信阳的高级将领，接见完毕，又特地把段祺瑞留在车中密谈。

在与段祺瑞的谈话中，袁世凯重申了“北方比南方重要”的观点，认为南方革命军只是一些乌合之众，清廷失尽人心，大势已去，同样不足为虑，要说麻烦，就麻烦在掌握军队而且胆敢“造反”的张绍曾等人身上。

此时南方战事吃紧，倘若分兵北上征讨，不但无取胜把握，还要冒顾此失彼的风险。鉴于参加“兵谏”的不少将领都曾是段祺瑞的学生，张绍曾等也未真正投向革命军，袁世凯决定攻心为上，派段祺瑞北上进行“安抚”。

袁世凯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张绍曾并非袁氏一党，他对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一节很是不满，又发表通电表示临时政府须由国会制定宪法选举产生，清廷这样的任命方式不合宪法。

看到妥协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载沣、良弼只得再派吴禄贞前往滦州做说服、疏通工作。

吴禄贞是中国留学日本的第一期士官生，同时在旧学方面也颇有根底。回国后他曾在东北帮办延吉边务，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因此早早就在军政界崭露头角，并拥有较好的声誉。

吴禄贞恃才傲物，但与良弼有着不错的个人交情，这就为他的仕途开了绿灯。经过良弼极力向载沣、荫昌推荐，并亲自出面保奏，吴禄贞迎来了与张绍曾等人一样的机遇，得以出任第六镇统制。

派吴禄贞去滦州，是因为吴禄贞与张绍曾、蓝天蔚是好友，三人在日本留学时即志趣相投，人称“士官三杰”。可是载沣、良弼也许做梦都不会想到，吴禄贞也是当初滦州秋操发难计划的参与者之一，而且他的思想比张、蓝更为激进，张、蓝要的只是改良，他却恨不得立马把清廷掀个底朝天。

吴禄贞到了滦州，不但没有劝张绍曾息事宁人，而且还鼓动他乘清军南征，合力进攻北京。

张绍曾手下的协统之一潘渠楹此前已被袁世凯收买，袁世凯向他许诺，只要“兵谏”平息，即让他代替张绍曾做第二十镇统制。一听吴、张可能要联兵攻打北京，潘渠楹赶紧把消息透露给了袁世凯。

包括袁世凯、荫昌在内，清廷内部的一些高层人物本来就已经对吴禄贞产生了怀疑。原因是吴禄贞自当了统制之后，在部队人事方面与陆军部时有龃龉，给北京的函件也常常表现得态度傲慢、盛气凌人，但凡提一个条件，你同意还好说，若不同意，不满之情马上就在奏章中直接流露出来。试问，哪一个统制会这么嚣张呢？

武昌起义后，吴禄贞来京，曾向荫昌自告奋勇要“南下平乱”，说自己是湖北人，如果让他去湖北，一定可以过江劝谕革命军解甲投降。

荫昌哪敢答应。等吴禄贞一走，他就对随员说：“吴禄贞若到前方，必靠不住，当遇机除之，以绝后患。”

荫昌说是这么说，但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也不敢冒失。现在潘渠楹的告密坐实了大家的猜疑，袁世凯立即授意军谘局发出两道命令：一是把滦州附近铁路上的列车全部调进北京，断绝第二十镇进军北京的交通工具；二是将吴禄贞从滦州调开，命其带兵入晋平乱。

吴禄贞何等乖觉，一收到电令就知道他与张绍曾之间的密谋已经暴露，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建议张绍曾联合晋军攻打北京。

“造反”本非张绍曾所愿，他在这件事上一直犹豫不决，但到此地步，也只得勉强答应下来。就在张绍曾着手准备的时候，段祺瑞已经赶到北京，并向参加“兵谏”的将领逐一发去公开或秘密的电报。在这些电报中，他以同僚和师长的身份，劝将领们以国家利益为重，停止“兵谏”，服从袁世凯。与此同时，段祺瑞还派徐树铮等亲信幕僚前往自己任职的部队联络和疏导。

参加“兵谏”的将领背景和想法不一，在段祺瑞的劝说下很快就出现了分化。第三镇代理统制卢永祥原为段祺瑞的旧部，段祺瑞一发话，他就表示听从劝告，服从调遣。第三镇是北洋六镇的精锐，人数、装备都不在第二十镇之下，卢永祥的态度转变对第二十镇造成了极大震动。

第二十镇一共有两个协统，潘渠楹不用说，早就是袁世凯的人了；另一个协统伍祥桢见势不妙，也不再坚持要与朝廷对着干。其他中下级军官不是段的旧部，就是段的门生，更是纷纷动摇。张绍曾处于被架空的状态，就算他想“造反”都有心无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