荫昌受命之后，有人向他表示祝贺，他却不满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督师。我倒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

荫昌所说倒也是实话。罢免袁世凯后，载沣即着手组建了由皇族直接控制的禁卫军，这支部队被载沣寄予厚望，待遇全国最优，装备全国最精，可惜却毫无作战经验。更主要的是禁卫军将领大多由皇族子弟担任，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公子哥儿全都娇生惯养，谁也不愿意去前方打仗，都以拱卫京师为由反对出战。

禁卫军上不了场，只能仍然抽调北洋老六镇的人马。这时北洋军正奉命参加即将举行的滦州秋操，有的正在途中，有的已经到达目的地。内阁会议上，有人便提出，滦州离湖北较远，不如就近从京畿、河南、江苏抽调部队。

一听这话，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立刻犯起了心病。他是个贪腐成性的庸才，一生唯知要钱，对独揽兵权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他与载沣、载涛兄弟素来不合，非常担心后者会借调动军队之机来对付自己。于是内阁会议一结束，他就赶紧把亲信部队调入北京城内，驻扎于九门要冲及自己的王府周围。

让奕劻这么一搅和，京畿部队就没法动了，载沣、载涛只得从滦州和保定抽调了一镇两协，临时编成第一军，归荫昌指挥。

荫昌有了第一军，可是却调度不灵——各部队乱哄哄地南下，毫无秩序可言，有的军官到了，士兵没到，有的士兵到了，军官又没到。

荫昌急得手忙脚乱，无奈之下，只好向朝廷求救。载沣闻言也着了慌，不得不再次召开内阁紧急会议，让奕劻等人拿出解决之策。

奕劻声称：“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他转而向载沣进言，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并强调：“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的，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券，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

奕劻一力保举袁世凯的另一个论据，是袁世凯在老外心目中地位很高，“东交民巷（即使馆区）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

朝廷表面上对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不屑一顾，实际经过鸦片战争以来的屡次敲打，心理上已对对方十分畏惧，同时也很把他们的言论当回事，有时老外们的态度甚至比国人的议论还更令朝廷在乎。

见连东交民巷都呼吁让袁世凯出山，载沣别无他策，只得皱着眉头答应下来：“你们既然这样主张，姑且照你们的办。”

1911年10月14日，朝廷旨意下达，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兼剿抚事宜，其职责相当于荫昌的助手。

受了你们那么大的侮辱，好不容易出山了，还得给人做下手，袁世凯如何甘心？他借口“足疾未痊”，拒绝回京履任，同时又暗中给段祺瑞、冯国璋等老部下发去电报，召他们到彰德来开秘密会议。

当时政府有规定，在职官吏不得擅离职守，高级官员凡出郭三里者，就必须预先奏明，奉旨允许后方可起身。段祺瑞自然不会遵守这一规定，但为了不暴露行程，他骑马秘密经小道走了七天，才从清江赶到彰德。

早在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范蠡就留下了一句名言：“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在秘密会议上，袁世凯引用了这句名言，表示他出山的时机尚不成熟，还得等等再看，不过他要求部下们从现在开始就针对武汉战事着手准备。

在袁世凯拒绝赴任的情况下，荫昌只得率已编配就绪的第一军独自前往湖北前线。

由于跟袁世凯的私人关系尚可，荫昌在发现调度不灵，向朝廷叫苦求援之前，曾顺道去彰德看望过袁世凯。当袁世凯问及南下有无把握时，荫昌自信心爆棚，说：“武昌的事好办，那里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又没什么人物，成不了气候。”

袁世凯虽在家中，但对外面的形势了如指掌。他提醒荫昌：“也不能这么说吧，黎元洪不就是一个吗？”

武昌起义前，黎元洪是驻军湖北的混成协协统，获悉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他匆匆忙忙换上便衣躲了起来，但是起义军却主动找上门来，不是要杀他，而是邀请他出任革命军都督。

黎元洪能有此奇遇，实在也是形势使然——参加武昌首义的起义军士兵不过才三千人，而且大多数尚未加入革命党，可以说是群龙无首。有人因此提议：“黎元洪现在城内，且资望高而得军心，可当重任。”

黎元洪为人忠厚，在官兵中的人缘极好，其资历和名望也足以号召各省响应。众人一拍即合，当下便来了个满城搜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