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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好事或是坏事，总而言之我们正在持续不断地对欧洲进行教育，可以说，我们担任这种教师已经有一个世纪又四分之一的时间了。我们不是被上帝挑中了来做这个的，我们只不过是顺其自然地将它担任了下来，我们属于盎格鲁——萨克森人种。去年的冬天，一个自称是天涯海角俱乐部的组织举办了一次宴会，一位已经退了休的陆军高级军官担任了主席，在宴会上，他热烈地大声宣告：“我们属于盎格鲁——萨克森人种，当我们要什么东西时，他拿便可以了。”

这话引发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在场的或许有七十五个平民以及二十五个陆海军人，而这种伟大的感情所激发的暴风雨般的敬慕的欢呼声，至少持续了有两分钟才停了下来。与此同时，那位对这种感情进行表达的通灵的先知——是自肝里或是肠子里、食道里发出来的，或者不管是什么地方所发出的——站在那里，容光焕发，喜笑颜开，自每一个毛孔里都放射出了幸福的光芒。

那光芒是如此的强烈，他便活像月份牌那古老的画上的那个人像，向每个方向都放射出了黄道带，只见他沉浸在幸福之中、享受在幸福之中，笑啊，笑啊，很明显，压根儿就忘记了画将要自中间撕裂了，需要立刻补好。

那个军人的伟大声音，自他那种表情看来，假如变成平易的英语，那便是在说：“英国人、美国人全是小偷，全是拦路打劫的强盗，全是海盗，并且我们凭借三位一体而感到光荣。”

在场的英美人士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站起来，说自己以身为盎格鲁——萨克森人为耻辱，并且以身为人类的一员而感到耻辱，因为人类不得不将盎格鲁——萨克森人的污点印在了身上。我自己无法担当这个差事，我可不能够当场发火，吹嘘自己的道德高超，将礼法搬出来教训一下那个幼稚的上等人阶级，因为凭借他们那狭隘的心肠是不会理解这种情感的，他们无法懂得这份理智。

见到人们对那个军人先知的臭气熏天的议论发出的那份幼稚而又真诚的欢呼，真是令人大吃一惊。这似乎是一种启示，将某些国民心理的隐秘东西，某些不为人所知的秘密，突然间意外地抖落了出来。这是因为此次宴会颇具代表性，它是推动民族文明的机器，它所借以形成的主要部件，一个一个的都在场——律师、银行家、制造商、商人、记者、政客、水兵、士兵——他们全部在场。这似乎是合众国参与了这个宴会，从而便有资格代表整个民族说话，将那些私下里肮脏的道德法则，毫不隐讳地于大庭广众之下亮了出来。

对于那种怪异的言论如果表示如此强烈的认同以及欢迎，这并非是因为一时的冲动过后就会后悔的那类。这凭下面的事实能够证明：在这晚上之后的时间内，一旦演讲的人发现了自己的讲话已经无法引起听众的兴趣，疲沓了，他只要将那句同盎格鲁——萨克森人有关的格言翻出来，在整篇的陈词滥调中提一下，就能够再次掀起暴风雨来。说到底，这只不过是为人类心灵的两面性所举行的一个展览会。人类向来有这个独特之处：它将两套道德法则保留了，一套是私下的，一套是真正的；一套是公开的，一套是矫揉造作的。

我们所公开的格言是：“我们信仰上帝。”当我们看见一元面值的外贸钱币（实际上只值六角）上的这些箴言时，经常会出于一片虔诚便抽抽搭搭地啜泣起来，这便是我们公开的格言。私底下的格言则是：“盎格鲁——萨克森人需要什么东西，尽管拿了便是了。”我们所公开的道德法则堂而皇之，道貌岸然，将它说成了文雅而又仁慈的格言，借以来对我们是由千万亲的像兄弟一般的人结为了一体——是“精诚团结”的，但我们私底下的道德法则却将那个神圣的短语表达了出来：“快，赶快抢！”

我们自专制的欧洲迈进了帝国主义，还迈进了奇异的爱国主义观念。如果我们果真有那种有人能够用确切而又明白的语言表达出的爱国主义原则的话。那便毫无疑义，我们就应该为了这些我们获得的其他教益，转过头来，好好将欧洲教训一下。

大致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头一次将欧洲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观念给了它，从而将法兰西大革命大大地推动了，它那累累的硕果，我们是有着一份功劳的。自这之后，我们给了欧洲非常多的教训。

如果不是靠了我们，或许欧洲永远都不能清楚什么是进行采访的新闻记者；如果不是靠了我们，或许有些欧洲的国家永远都不能享受到重税的好处；如果不是靠了我们，或许欧洲的粮食托拉斯永远都不能找到那种艺术，能够为了现钞而令全世界都受到毒害；如果不是靠了我们，或许欧洲的保险业托拉斯永远都不能找到最高明的方法，能够自孤儿寡妇的身上榨取利润；如果不是靠了我们，或许欧洲的黄色新闻不仅一直迟迟无法出现，而且还要推迟到好几代人之后才会出现。我们正稳步、持续、坚定地让欧洲实现美国化，并且肯定能够按时将此任务完成得完美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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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之前，自英国打来了一个电报，电报上面邀请我去牛津，于下个月的二十六日接受一个荣誉学位。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并且丝毫都不打算耽误。两年以来，我一直都在坚决地说，我外出旅行的日子永远结束了，不管什么事都不能够再次引诱我横跨大海了。但是这个令人高兴的邀请一到，我便欣然将那个决心撤到了一边，对于这点我一点都不觉得惊奇，伦敦并不远，更为重要的是，牛津对于我的吸引力超出了一般诱惑。

我完全能够谢绝前去接受伦敦市内的任何一块地，这不会有丝毫的困难，但是，接受大学的学位便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奖励我是任何时候都乐意跑老远前去争取的。对于一个新学位，我就像孩子喜欢糖果那样，或者说，就像一个印第安人喜欢头皮那样。孩子们以及印第安人都不会对他们的喜悦进行掩饰，我也不会。

我仍记得，在我还是小孩子时，曾经在路上捡到过一枚被踩得扁扁的旧时代小钱币，当时我认为这个小钱币对于我具有特别大的价值，因为那是我不劳而获的。除此之外，我还记得，十年之后，我在基厄卡克的大街上捡了一张五十元的钞票，当时我想，这张钞票对于我的价值非常大，因为那也同样是不劳而获的。

我仍记得，在这八年之后，在旧金山，那个时候我有三个月都没有工作，没有钱，而我在商业街以及蒙哥马利街所交叉的十字街头捡到了一个一角钱的钱币，当时我感觉这个银角子比一百个赚取的银角子还令人愉快，因为那是不劳而获的。

在我的一生当中有过那么几次一次性便得到了几万块钱，但因为是我辛苦赚来的，并且是预先便知晓的成果，所以除去票面价值之外便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至于那些钱是何时到手的那些细节、日期之类的，在岁月流逝当中便慢慢变得非常模糊了，在非常多的情况下就会统统忘掉了。反之，上面我所说的那三次不劳而获，却在我的回忆当中永远占着一个位置，永远那样鲜明深刻，所有细节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现在，对于我来说，大学学位正像头几次我捡到钱币那样，是不劳而获的珍品，能够带来不劳而获的财物所带来的那份欢乐。对于我来说，这种学位的珍品也正同我那钱财的珍品一样，到目前为止数目都是三个，两个是耶鲁大学的，一个是密苏里大学的。

耶鲁大学将文科硕士学位（Master of Arts）授予我，我异常高兴，因为对于文科（Arts）我实在是一窍不通。后来，耶鲁大学又授予我文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Literature），我再次喜不自胜，这是因为我没有能力去对任何人的文学作品进行医治（Doctor），除去我自己的，而我一个人也不能令我的作品保持健康，非要我妻子从旁进行帮助不可。

密苏里大学将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我时，我再次忍不住雀跃起来，因为那是无本生利，对于法律，我一无所知，只不过知道一些对法律进行回避的常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从没被捉住过。如今要去牛津大学接受文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Letters）——便又是天降贵宝，因为只要是我对文学（Letters）所不明白的地方，如果都能够变成现钱的话，我就会成为百万富翁。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处秘密的创伤，这么多年以来，这伤痛一年一度地令我疼痛难熬，而牛津恰好能够医治我的这个创伤。说实在话，我特别清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我一直都被广泛地推崇为美国的文坛巨子。我在内心里也清楚，拿我这一行来说，这段时间内，数我是这行的头领了，没有谁能够同我争夺这个位置。所以，每年当我看到我们的大学将总数达两百五十个的名誉学位授给那些微不足道或是昙花一现的人物时——那些地区性的、正在逐渐消失中的所谓著名人物，那些十年间便会销声匿迹、永远不再为人所知的人物——但却没有一个学位是给我的，真是令人愤怒而又心痛！

过去的三十五年或是四十年中，我见到我们的大学将九千或是一万个哲学学位撒出去了，但每次都不理睬我。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只有还不到五十个闻名于美国国外，而至今还在美国国内具有名望的，还不到一百个。这些大学这样小看人，绝对能够害死一个还不如我壮实的人，只是不能害死我便是了，顶多只能让我的命更短些，身子骨更弱些。

但是，如今我再次恢复了过来，那些曾被授予过学位，而如今却又被忘却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被牛津授予学位的应该超不过十个人。我相信，美国的大多数人也这样看，其余的基督教国家的人也这样看——同大洋两边的任何大学的学位相比，牛津的学位都享有更高的荣誉，能够抵得上国内外其他大学的二十五个学位。

这三十五年以来郁积的恼怒以及屈辱，既然在现在都一扫而空了，我就姑且将这事搁到一边不去多谈吧。我打点好行装，准备带着万分快慰的心情，去谈一下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