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天，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并在历史二所内设立科学史组，为建立独立的专业科学史研究机构作准备。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主任由当时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担任，负责全面工作。叶企孙先生和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为副主任，因侯先生忙于已往的研究，管事很少，这样一来，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就落在了叶企孙的身上。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叶企孙似并无不适。他每周有两天到历史所上班，上班的时候，他要比去学校上课时间提前一小时。他在北大校门口乘公共汽车，到了动物园后，再换乘去东城的公共汽车，有座无座，他倒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一定要按时走进历史研究所上班的人流中。他这时已经56岁。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私人小汽车，那时在清华应该算头一份，他那时的月薪400多元，在教职员中也是数一数二，折合现在的人民币该有四五万元，因为没有家室之累，手头就显得宽绰，即使是校长梅贻琦，因子女甚多，也没有他生活优越。七七事变之后，他把小汽车卖了，在天津的时候又把这些钱捐给了冀中。解放后他的工资也有四百多元，甚至比当时的国家主席毛泽东的工资还高。现在年纪大了，本来应该有车的时候却倒了个儿，但他似乎并没有在意这些，而且往深处想想，没车竟有诸多的好处。

这是个变化。

他认为这是改造思想的结果。

在没来北大之前，他认为清华的思想改造运动应该算是“波澜壮阔”了，但到了北大之后，才知道是井蛙之见。北大在思想改造运动时，马寅初曾给周总理写信，特聘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等十人为北大政治学习的辅导老师，毛泽东还夸奖说“这种学习很好”，可见北大“洗澡”颇得要领。紧接着的“忠诚老实”运动，北大也搞得有声有色，连一些人曾“当过宪兵一个月”这样的历史问题都被挖了出来，可见运动之力度。不仅如此，因为“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北大开始聘请一批苏联专家教授，在教材上推大苏联教本，在全校232种教材中，苏联教本52种，占1/5还多。文学所已开始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中文系已开始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哲学系召开报告会，庆祝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出版。校领导在会上这样说：“要促进科学的发展，必须在学术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保证科学在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

在这样的环境里，叶企孙既释然又惑然。一方面，他真的认为自己确实有需要改造的地方，就像有人说的“洗澡”，之所以“洗”，是身上有灰，有泥，有新陈代谢的分泌物，洗一洗，搓一搓，水一冲，干干净净，清爽透亮，轻装上阵，没什么不好。抱着这样的心理，也抱着接受新生事物的态度，他真的是严于律己，真的认为自己是有“原罪”的，他是真的搞批评联系实际，联系自己的。

比如每天这样坐公共汽车上下班，从西郊到东城，松动一下筋骨，舒缓一下心情，换换背景，接近一下人民群众，体察一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改变一下思想感情，与新中国同心同德共同前进，这是他所乐意和希冀的，他能感觉到自己的适应性像春天的植物般一节节生长，他想他是能进步的。

让人惑然的是另一方面。为什么空气中总有一种紧张感和不安感？“洗澡”时为什么总喜欢搓泥搓出血？这他就不懂了。如果一个人有病，医生不是为了把他治愈，而是为了把他治死，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在人群中有那么多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不平、冷漠、倾轧、逼仄、促狭、猜疑、嫉恨、仇视、诋毁、虐待，甚至戕害，为什么不能宽松、平静、温润、谦让、礼貌、相爱、安适、美好、诗意及和谐呢？如果说学习和改造是一辈子的事，为什么不能从长计议而非要搞疾风暴雨呢？一个个运动接踵而来，密密麻麻，无边无际，让人惶恐不安，人人自危，为了什么呢？人活着是为了运动还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有利于聚精会神搞科学吗？他是一个教育家，他过去并没有使用过苏联教材，不是也培养出诸多的人才吗？他并不一味排斥苏联教材，只是未经过实践检验的东西怎么就一股脑儿全部照搬呢？他是一个重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凡没有经实验的东西只能存疑，这才是科学家应有的态度。他想不通的还有，搞科学为什么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扯上关系？科学发展非要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吗？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抽象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终年累日与它作对，值得吗？为什么没人计算一下国家成本？就联系自己实际来讲，他这样一类知识分子，能算资产阶级吗？一无资产，二无资本，三无资金，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讲，将这“三无”之人硬扯进资产阶级队伍是不是最大的唯心主义？至于资产阶级思想，就更难以捉摸。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列主义的一贯思想，既然自己是“三无”的，岂能产生资产阶级思想？若说自己的思想结构，既有资产阶级的又有无产阶级的，还有封建阶级的，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既有保守的又有进步的，它们杂糅交错纵横密织，很难剥离，并且时时刻刻受环境的影响，很难用非黑即白去概括，即使硬性扯进“资产阶级思想”里去，也失之简单和偏颇。自己如此，别人亦然。既如此，何以在大学里要无休止地引入政治运动思想斗争？

他想不通。

他之所以每周进城上班，除了自然科学史本身的吸引力，还有躲清静的意思。从史料上得知，此时的北大正迅速向“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学”迈进，从1952年到1958年，仅从语义学和词源学意义上去研究这段时期的北大语言，凡是“文革”中出现的词汇，若找出处的话，十有八九诞生在这里。正是这些新语言和新思维，新措施和新行动，像胚胎般在北大发育成长，长成了北大式的小“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经伟人之手推广到全国。都说是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发明权却在北大。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和诞生地，北大第一个出现红卫兵组织、出现聂元梓之类的造反派，绝不是偶然的。

一个以“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学”为办学目标的大学，却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发人深省。

一个有着众多“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清华大学却培养出了诸多新中国的栋梁之才，令人深思。

至今，经过院校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两所大学加起来的学术成果和优秀人才也难以与当年叶企孙的清华大学理学院成果相比。这里有台湾学者苏云峰先生提供的有关资料——

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成就（1929年-1947年）

理学院毕业生共515人，有资料者381人，其中，在中国大陆者311人，中国台湾29人，美国35人，中国香港6人。其共同致力于科学基础研究，及工业国防科技的应用和发展。在国防科技方面，中国自清季自强运动以来所追求的“富国强兵”，“富国”一直落实，“强兵”至六七十年代才告落实，“两弹一星”就完成在这批清华理工两学院学生手里。在理化生物和地质等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也比20世纪前半叶进步得多。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更加强了中国人的信心。

物理系毕业生在中国大陆者68人，美国3人，中国台湾2人，中国香港1人。在大陆者有18人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氢弹之父”的王淦昌，“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即在其中。让我们进一步叙述他们的表现。

王淦昌（1929级）为当代中国实验原子核、宇宙射线和基本粒子研究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60年代初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与清华的一些科学家如彭桓武、邓稼先（1945级，甚得杨振宁之首肯）等人，完成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596工程”和至今影响大陆科学发展的“863计划”，其中包括核计划，王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钱学森（1934年清华留美公费）是美国著名航空工程专家，为爱国故，放弃在美崇高地位，回中国发展航空事业。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部副部长，从事飞弹研制和培养人才的工作，对中国发展火箭等新武器有极重要贡献。参与钱学森研究计划的清华理工学院毕业生甚多，其中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彭桓武（1936级），数学物理学部院士，主持中科院近代物理所。钱三强（1936级），数学物理学部院士，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发现“核反应三裂变”，是中国原子能事业创始人之一。另外，还参与筹建中科院及其下之各个学部，培养人才。何泽慧（1936级），数学物理学部院士，从事核子物理研究，参与核武器的研制。龚祖同（1930级），技术科学部院士，是中国最早光学仪器研究和设计人之一。傅承义（1933级），地学部院士，是中国地球物理科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翁文波（1934级），地学部院士，对中国石油勘探很有贡献，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张宗燧（1934级），数学物理学部院士，是一理论物理量子论物理学家。王大珩（1936级），技术科学院院士，著名应用光学家，为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秦馨菱（1937级），地学部院士，对确定中国钢铁基地及探空技术作出贡献。葛庭燧（1937级），数学物理学部院士，是著名金属学家。胡宁（1938级），数学物理学部院士，主要从事量子电动力学研究，对原子能之发展亦有帮助。张恩虬（1938级），技术科学部院士，是电子管及阴极电子学家。陈芳允（1938级），技术科学部院士，从事航天地面测量系统的研究和设计，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郁钟正（1936级），原名于光远（“一二·九”运动领袖之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院士。在学部委员中，赵九章（1933级），是中国地球科学物理化及新技术化的先驱，中国动力气象研究之奠基者，不幸死于“文革”斗争中。王竹溪（1933级），曾任北大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副校长，长于热力学。钱伟长（1935级），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波兰科学院院士，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等职。李正武（1938级）为中科院核工业部西南物理研究所所长。其他如：周同庆（1929级）为中央、复旦两大学教授，是中国光谱学研究之开拓者。冯秉铨（1930级）为岭南大学教务长，是一著名电子学家和教育家。王天眷（1938级）为中科院武汉物理研究所所长，长期研究微波谱学，亦为著名物理学家。何成钧（1938级）曾参加中科院的筹建工作，为清华教授。沈洪涛（1938级）为东北工学院教授、副院长，对弹道有深入研究，曾参加火箭之研制，屡有建树。孙湘（1938级）为四川乐山西南物理研究所所长，专长原子光谱和等离子物理学。汪月熙（1939级）为西北光学仪器厂总设计师及主任工程师。周国铨（1941级）为四川国光电子厂厂长，第四机械工厂第十四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应崇福（研1945级）为中科院声学研究员，超声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曾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台湾，宾果（1932级）为高雄炼油厂厂长，不幸因爆炸死亡。顾柏岩（1938级）为台北专科学校校长，师大工教系主任，退辅会生产处处长，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研究教授。

在美国，杨振宁（研1944级）为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兼物理所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与李政道为诺贝尔物理奖共同得主，中研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林家翘（1937级）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对星系螺旋结构密度波理论和不稳定性问题进行研究，有杰出成就，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央研究院院士。戴振铎（1937级）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密西根大学教授，kms industries公司高级研究工程师，阿拉伯大学教授。

化学系毕业166人（女生15人），是理学院毕业人数最多的一系，有资料者119人，其中在中国大陆88人，中国香港1人，中国台湾15人，美国15人。

在大陆者，几乎都在国家重要研究部门工作，对中国石化、冶金、医药等基础研究开发都有重大贡献。其中，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者16人。下列12人在化学部：袁翰青（1929级）是首先发现联苯化合物变旋作用者。张大煜（1929级）为对中国最早建立石油、煤炭化学研究基地有卓越贡献者。时钧（1934级）长期从事化工教育和研究。高振衡（1934级）为著名有机化学家。汪德熙（1935级）专长于原子能之研究，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点火中子源——xy小球，并亲自到试爆场安装。陈冠荣（1936级）是石化部第一设计院总工程师。武迟（1936级）是石油化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和总工程师。冯新德（1937级）从事高分子化学研究，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曹本熹（1938级）长期从事石化研究，对中国核子武器方面有贡献。萧伦（1939级）是中国人工放射性同位素事业的奠基者。朱亚杰（1938级）长期从事石化科学教授，为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石油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张青莲（研1934级）为北大化学系主任，中国质谱学会理事长。王世真（1938级）为物理部院士，从事核子医学研究。孙德和（1934级）为技术科学部院士，冶金专家，主持中国第一个特殊钢厂。陈新民（1935级）为技术科学部院士，专长于热力学和动力学，是中南矿冶学院院长。黄培云（1938级）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粉末冶金科学的创始人。其他如：熊尚元（1933级）为玉门油矿炼油厂厂长，玉门石油矿务局总工程师。杨廉平（1937级）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雷兴翰（1930级）为上海医药工业院主任，名誉院长，因研制抗血吸虫新药呋喃丙胺口服剂，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刘维勤（1938级）为北京医科大学药物化学教授，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导师。郭鸿运（1940级）为北京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总工程师。张龙翔（1937级）为北大生物化学教授、副校长、校长。曹光锐（1938级）长于造纸，为吉林一屯纸厂总工程师。陈四箴（1938级）为地质部北京化验室主任，对中国地质系统岩矿分析有重要贡献。李恂（1940级）长于耐火材料研究，为太原钢铁公司高级工程师。其余诸多从事类似工作。

在台湾者，钱四亮（1931级）为台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院长。张光世（1935级）为中油经理、董事，“经济部”部长。张明哲（1935级）为中油高雄厂厂长、“清华大学”校长、国科会主任委员。费自圻（1939级）为中油总经理、成功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朱树恭（1936级）为中油新竹研究所副所长，经济部联合工农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余昌梧（1935级）为台糖厂长。黄达河（1939级）为台肥总工程师。陈瑞格（1935级）为台糖彰化厂厂长，台糖公司顾问。韩维邦（1936级）为台肥尿素厂工程处副主任。马师尹（1929级）为台肥公司协理。赵熙雍（1929级）为台湾纸业公司总经理及常务董事。他们对台湾早期学术和经济建设都各有重要贡献。

在美国的朱汝瑾（1940级）为brooklyn工业学院教授，著名化工和火箭专家，“中央研究院”院士。马祖圣（1931级）、苏国祯（1931级）、罗建本（1935级）等均为大学教授。孙增爵（1933级）为一家塑胶公司研究部主任。夏勤铎（1933级）为纽约森美公司创办人。此外，方恩绶（1929级）为驻菲律宾大使馆顾问、菲律宾总医院医师和菲律宾大东大学医学院教授。

地学系在大陆者65人，中国台湾和美国各5人，中国香港2人。地学系近似地质系，翁文灏为他们的教师。他们在中国地质勘探、石油、煤炭开发、气象和古生物研究等方面的成绩，比丁文江时代又向前跨了一大步。

在大陆者，下列7人被选为中科院地学部院士：程裕祺（1933级）长期从事铁矿研究和勘察，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杨遵仪（1933级）精通英、德、法、俄语，对脊椎古生物许多部门均有深入研究。程纯枢（1936级），中央气象台等处总工程师，国家气象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是引进外国气象科技，开创中国近代气象工作者。宋淑和（1938级）为西北地质局副总工程师，是区域岩石及有色金属矿床专家。叶笃正（1940级）是国际著名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英国皇家气象学会荣誉会员，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谢义炳（1940级）为英国皇家学会国外荣誉会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及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池际尚（1941级）为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等校教授、副院长，提出中国金伯利岩汗矿性的岩石化学指标。其他如：夏湘蓉（1934级）为地质部全国地质资料局总工程师。李式金（1938级）为河南大学教授，对西南和西北自然及人文地理调查研究，有专门著作，是名地理教育家。王乃梁（1939级）为北大地质系教授、副主任及地貌教研室主任。范金台（1939级）为重工业及冶金工业部等单位高级工程师。高文泰（1939级）是中国矿业学院地质系主任，鞍山钢铁公司等单位工程师。高崇照（1939级）为北京矿业学院煤田地质系教授，对煤田地质教育有贡献。许衍敦（1939级）在冶金部属下之搽、选、冶等企业单位任总工程师。陈贲（1939级）曾任石油勘探司副总工程师，死于“文革”。邹新垓（1939级）出版《地学集刊》、《气象丛刊》等地球科学书刊，贡献于学术。朱和周（1940级）为南京气象学院气象系主任。宋励吾（1940级）为空军司令部天气教研室主任，出版《气象学教程》和《天气学教程》。王大纯（1943级）为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系主任，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任泽雨（1946级）为地质部技术司总工程师。在香港之彭琪瑞（1938级）为香港大学地理地质系教授，香港博物馆顾问。

在美国，李庆远（1934级）为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矿业处处长。高仕功（1939级）为犹他大学教授，气象学系主任，美国科学促进会执行委员，美国大学联合大气研究会会员。张其仁（1946级）为康涅狄卡州中央大学地理教授。

生物系学生在大陆者41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各2人，美国6人。在大陆者6人为院士。他们是：徐仁（1933级）为地学部院士，是世界古植物学及孢粉学权威之一。吴征镒（1937级）是生物学部院士，植物分类学及区系学权威，瑞典皇家植物地理学会名誉会员。陆宝麟（研1941级）为生物学部院士，对中国蚊类分类区系、媒介蚊虫生态和防治均有研究。娄成后（1932级）为北大副校长、研究院副院长、中科院学部委员。王伏雄（1936级）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是首创近代中国植物花粉形态研究者。王志均（1936级）长期从事消化生理学研究，为生理医学培养人才，学部委员。潘夐婧（1938级）为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研究员，对食道癌基础理论及实验治疗有卓越贡献。但亦有若干人受政治迫害，无法贡献所长。

在台湾，刘发煊（1931级）为“经济部”顾问兼台湾省水产公司总经理，台大教授兼训导长，退休后任香港新亚书院理学院院长。

在美国的王启无（1933级）为艾德和（idaho）大学生物教授。林从敏（1938级）为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医学院顾问教授，首创胃酸细胞的组织胺受体特异学说，得英国专家证明。姜淮章（1938级）专长昆虫生态学，教学外兼任美国农业部顾问。汤佩劝（1942级）为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生理教授。

算学系毕业生在大陆者31人，中国台湾3人，美国2人。算学系有名师熊庆来、华罗庚、陈省身、杨武之和郑之番等人教导，学生青出于蓝，成就卓著。

在美国，最著名者为陈省身（研1934级），为加州柏克莱大学分校名誉教授、数学所所长及名誉所长，美、法、意等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级数学大师。钟开莱（1940级）是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康奈尔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亦是世界级数学大师。王宪钟（1941级）是西北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教授。

在大陆当选中科院院士者3人：柯召（1933级）曾任四川大学校长及名誉校长，对线性、不定方程式研究，有非凡成绩，建立“柯氏定理”，为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段学复（1936级）是北大数学系、所教授，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严志达（1942级）是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教授，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为中国最早从事微分与积分几何研究者之一。其他如许宝（1933级）为统计学大师，北大教授，是中国最早从事数理统计及概率论之研究者。郑曾同（1937级）为中山大学教授兼概率统计教研室主任。田方增（1938级）为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朱德祥（1938级）为云南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及副院长。

在台湾的徐贤修（1935级）曾任麻理工学院及普渡大学教授，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国科会主任委员。

心理系毕业生在大陆16人，中国台湾2人，美国4人。在大陆者缺乏发展机会，仅李家治（1940级）一人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从事劳动心理学及工程心理学研究，后改攻人工智能，证明计算机可以理解汉语。在美国的张民觉（1933级）先后于英美两国取得哲学及科学博士学位，成为著名实验生物学家，是英国首位试管婴儿剖腹生产功臣之一，也是避孕药的发明鼻祖之一。在台湾的两人无甚表现。看起来，心理系毕业生成就较不突出。（《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221-228页）

以上资料是苏先生的不完全统计。苏先生在书中这样解释道：“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毕业生名录的年限问题。1929年是旧制清华结束，亦是清华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离校的一年。本书研究虽以1937年为下限，但希望能看到清华大学后来毕业生的表现，所以将评估时间延长至1947年。或问为什么停止于1947年，理由是1948年间，国共内战激烈，学校扰攘不安，清华大学可能就没有将这两届毕业生名册呈报教育部，所以在现存的教育部档案中，就缺少了这两届毕业生名册。”在这不完全统计中，清华大学近20年中共培养本科毕业生2264人，其中理学院515人，工学院640人，没有资料者占总人数的66%。“在大陆，理工学院学生受到重用，其最大贡献在基础工业和国防科技建设，1955年至1980年间，这批清华毕业生、旧清华校友部分教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者194人，占全部中科院院士人数的41%。1955年至1957年间，被选为社会科学院院士者有18人，占28%，在大陆以外地区，亦有10人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人被选为欧美国家科学院院士……”

有这样的成果问世，叶企孙当然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受。若要让他这样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心悦诚服，仅靠行政命令强行灌输生搬硬套等手段让他学习政治转变思想，而没有更大的成果证明其正确性，让他怎样转变？正是这样的缘故，叶企孙又一次采取了躲避政治的老办法，每周两天进城，就像鲁迅诗中所言“躲进小楼成一统”，他而今是躲进城中成一统，两耳不闻城外事，一心只为科学史了。

从1954年秋天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大约有12年时间，叶企孙每周至少有3天是在城里度过的。在《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中，我们从他亲属的一份“揭发”材料中可以窥得叶企孙这段岁月的一些行止和他的有关科学史方面研究的一些状况——

“文化大革命”前，xxx分子叶企孙经常在外面吃饭。叶跟工友老周约好，每月给老周一定的菜金，约定每月在家吃二十顿饭，其余都在外面吃，每周一般进城三次，两次是去科学史委员会（星期二、五），另一次一般为星期天。叶有一习惯，谁去看他，往往就请吃饭。星期天常约请别人在城里吃饭。叶常去王府井，在王府井常去的地方有：和平餐厅（东安市场内，吃饭或下午去喝咖啡并休息一会儿，去的次数最多），吉斯林（东安市场内），森隆（东安市场内，比上述两处去得少。大约在解放初期，在和平餐厅开设以前，去森隆次数较多），华宫（在东华门大街上，大约在60年代以前，去得较多。后来此店好像停业了，或是改变营业项目了，原为西餐），文化俱乐部（原欧美同学会旧址，1961年前后此处对高级知识分子有特殊照顾，去得较多。后来不大听说去了），义利（东华门大街上。他说有时去休息，喝一杯牛奶），广东餐厅（在华侨大厦楼下，有时也去）。

除了上述王府井一带的饭店外，还经常去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与服务员很熟，1961年叶可以不拿号，有时还曾在特设的招待外宾的地方用餐），叶常去，叶说地点近，方便。

叶一般喜欢吃西餐，喜欢找一个座位比较舒服的地方吃饭，例如和平、莫斯科餐厅。进城时一般坐公共汽车，回来时一般坐公共汽车到动物园，换坐小汽车回家。

每天睡得很晚，常过12点。起得也晚，常在8点才起。听叶说，晚上就坐在沙发上看书，看到深夜。叶写讲义等，也都是在晚上坐沙发上写的。

叶看书很杂（主要围绕科技史）。对于科学杂志，好像从不有系统地看，也不做卡片。往往看到一点，就跟别人谈。往往使人产生一种假象，以为叶知道的东西很多，很广泛……有客人去，叶往往不看对象，大谈他最近看到的东西（例如：白薯何时从菲律宾传到福建，明朝时天主教会教士带来了什么科学技术，清朝最有名的医生，《齐民要术》是什么人在哪一年代写的，沈括在军事上有什么贡献，北方种水稻何时开始等等）。

解放前曾听他说过，他有一个很好的照相机。他还说缺钱用时可以把它卖掉。后来没有听他提过此事，也没有见过他用过这照相机。

没有收音机。我曾向他提议过买一电视机。我说人老了可以在家里看看电视。他说他不感兴趣，而且要招待别人来看，不胜其烦。

没有手表，他说不需要。

看戏、看电影，都是招待票，自己从未买过票。一般有招待看戏，他都去。

叶大约在1956年（以）前，他尚未满60岁时，曾经说过，他想到了60岁就退休，想到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去看看。叶又说，年纪再大时，身体就差了，要游览也走不动了。但后来满60岁时，他就没有再提此事了。

叶曾多次说过，他没有去过黄山，很想去。还说，北戴河好久没有去了，也想去。我有印象，叶经常在口头上说要去游览，实际上从未实现。叶有时也看一些旧诗，好像兴趣在于发现旧诗中有关科学史的材料。

有时也看一些“古典”，今年揪出后，他曾一度看歌德的原著，并把德文本跟英文本对照，并曾要我设法给他借一本郭沫若的中译本。

对于书法似乎有兴趣，也买一些讲书法的书。

有时还在外文书店买一些外文杂志、报纸，在1962年（以）前曾买过《新时代》、《真理报》等，1962年后好像不大买了。

大约在1961年、1963年，叶曾两度去上海一带，是作为人大代表去的。听叶讲，他曾去过新安江水电站、杭州等处参观。

叶的工资差不多月月用完，不储蓄。叶说不用储蓄，退休后还有工资。他说他退休后想到杭州或宁波天一阁去管《四库全书》，事情清闲，又可以天天看古书。

我姊叶铭淇长期住在叶铭新家，叶铭新家中人口多，叶每月寄去30元补助家用（有一段时间叶铭新的女儿生肺病，曾增加10元）。我的女儿出生后，叶很喜欢此女儿，从1963年开始，一定要每月给20元，我不要，叶说是给女儿的。有时叶指定给我女儿买一些东西，如小儿坐车、小自行车等。

在1964年初，我曾劝叶储蓄一些钱。因我老劝说，他说那就每月存一些钱在你那里吧。从1964年初到1967年初，开始每月25元，后改为20元。1967年初以后没有再存，1967年和今年初叶取用了一些，现在还有550.35元在我手上（已向组织交代）。叶给我钱，我就锁在抽屉里，没有存银行。

叶企孙每周两次进城去中科院上班，加上星期天，这样他在北京大学的时间就相对减少了。由于工作一分为二，单位有所不同，这之间就产生某种“缝隙”，特别是政治运动的缝隙，尽管这种缝隙窄小而狭浅，很难容得人辗转腾挪，但叶企孙还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个罅隙，有限度地自由游走于二者之间，竟在北大这样政治风景独好的环境中相安无事了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