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渐渐感到他要被抛弃了。

他仿佛嗅到了那场即将到来的风暴的气息。

果然不出叶企孙所料，1952年，全国范围内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开始了。为了学习苏联老大哥，中国高校教育进行了全国一盘棋式的改革，提出了“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调整方针，将北京工业学院、燕京大学工业科学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文、理、法3个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凭着教育家的经验，叶企孙知道，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做法虽然对全国大环境来说有一定的好处，可以使一些地处边远的地域也能有发展教育的机会，但对于清华、北大这样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却是一次伤筋动骨的肢解，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清华大学的理工结合在历史上是经过长期努力才形成的，其中蕴涵着几代人的心血和智慧，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这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是最好的例子。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就意识到了单纯的工科只能培养出一般的技师和工匠，及时将学校改造成理、工、文兼容的新型理工大学，这才有了现在誉满全球的麻省理工学院。把每一门专业过分具体化的做法势必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过于单一、缺乏创造性的弊端，对学生的成长极为不利，也必定为国家的发展埋下隐患。对于像清华这样的具有理、工、文、法、农、医等学院的基础较好的学校，如果采取添砖加瓦的做法，而不是用分、拆的办法，效果可能会更好。当时清华的许多教授建议叶企孙向中央反映一下情况，并写好了一个“大清华”的教改方案。叶企孙何尝不想保住众多教授合力共创的清华事业，但他那时已“人微言轻”了。“以大局为重”的思想使他忍痛割爱，将这个“大清华”的教改方案压了下来，他曾对当时和他一个办公室的樊恭杰说过，他“感情上很难过”，“不过政府既已决定，政府有政府的想法，我们应该尊重，应该按政府的决定去做”。

据叶铭汉先生的回忆，叶企孙内心是不同意这一套做法的。他认为这并不是改革，而是“革改”，就是用搞社会革命那一套来统领一切，完全不懂教学规律，是不科学的。但这时候的他已是壮士暮年。大家都认为他落伍了，跟不上时代列车了，他已经得不到信任了。一种彻骨的凉意滋生出来，经过运动，他也学会三缄其口了。

就这样，1952年的10月4日，清华大学的文、理、法3院在强制性的措施下被迫迁往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的工学院也并入清华。在清华大学第一次开学典礼上，北京大学的校长马寅初曾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我祝贺清华、北大结婚了。你们的教务长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的教务长到你们那里去了；你们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的工学院到你们那里去了，这不是结婚了吗？”全场为这般精彩的讲话而爆发出隆隆的笑声。但是没过多久，带有苏联基因的新清华便在这隆隆的笑声中暴露出了严重的弊病。

1952年的秋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格外早。连日来的暴风骤雨使本来就很少说话的叶企孙变得更加沉默。除了每日必不可少的办公、开会之外，在北大镜春园里很少能看到他的影子。这些天，康生、陈伯达之流借苏联李森科的学说，在学术领域大搞阶级斗争；学生上课，不讨论与学习相关的事，而大谈政治；教授不搞教学研究，整天集合在一起开批判会，批判爱因斯坦、牛顿、麦克斯韦……没有什么人再注意他这个与政治脱轨的老学究了。有时候，叶企孙坐在他的那个有着大玻璃窗的书房里，看着窗外一天一天变黄的老树和日渐变少的小鸟会突然心生疑问，植物可以在冬天因寒冷而凋谢，鸟儿可以在冬天为饮食而南飞，为什么人类不能因环境的变化而冬眠呢？他经常穿着一件褪色的灰布长衫，坐在那里望着窗外，一望就是一个时辰，一句话不说，一动也不动。本来，已过天命之年且无儿无女的他早已习惯了这种孤独，习惯了在空旷的房子里枯坐、冥想，但是最近这一段的时光却使他倍感生命的枯燥。他并不在乎大家对他的批评，但他不明白清华大学的治学思想为什么要受到批判！为什么一些人会因为一己好恶而不顾国家之前途？为什么众所周知的道理会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叶企孙不明白！

叶企孙到北京大学后，由于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表现，已不可能再让他担任什么行政职务了。而这恰恰合了叶企孙的心愿。他在这一时期专心教学，只在1953年一年就教过光学、地理专业普通物理，气象专业普通物理、大气光学等等。能够把自己的所知传给后人，这对于那时候的叶企孙已经算是一种奢望了。

1954年9月，叶企孙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叶企孙当选为学部委员（即今天的院士），并为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委员，还任北大物理系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主任。

这些教学之外的光环，原本是他不愿接受的，然而对失去信任许久的他来说，它们的到来却为他平添了继续工作的动力。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磁学专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了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快使这门新兴学科在中国扎下根，叶企孙又一次开始了艰苦创业。叶企孙一生重视实验工作，从事磁学教学也不例外。他把当初创建清华物理系的经验和精神又一次投注到了北大的磁学工作中，并亲自指导磁学组的实验和教学。当时磁学实验室只有40平方米，由胡国璋先生具体负责，但叶企孙从实验设备、运转到工作情况事事亲临，关心备至。对于刚刚毕业的助教，叶企孙更是精心培养。在他的心里，一名教师的教学水平决定着他的学生的知识水平，而他的学生的知识水平又决定了下一代学生的知识水平，只有严格要求每一位教师，中国的教育才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更比一代强。所以当他的第一批磁学专业学生成为他的助教的时候，叶企孙再一次表现出了他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卓越和独到。这从他当时的学生、我国最早的磁学专业毕业生戴道生身上可见一斑：

我毕业后在磁学组任助教，叶企孙就要我负责建立一套sucksmith环称，用来测磁化强度，他亲自指导我和徐诚同学来完成这件工作，从原理到实际设计方案都认真问过，完成后还对应用效果进行考察。由于张之翔先生在1955年后调去教大学物理，除了实验室的工作外，叶先生还要我准备开“磁分析”课，这是对磁性材料基础和实验技术要求较高的一门课，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难度确实很大，叶先生经常要我去他那里汇报准备情况，对我所遇到的问题和疑点，耐心讲解，具体帮助，亲自为我查阅参考书和资料，指出要注意的关键。在半年备课过程中，我在磁学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

叶先生对年轻教师很严格，也很关心他们的成长，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很重视，认为不搞科研只教书不能成为专门的好教师。因此，在我开始助教生涯的第一年，叶先生就要我去科学应用物理所（在东皇城根，现在物理所的前身）跟潘孝硕先生研究ni-au合金的脱溶和磁性问题，每周去两天。这样，我既要教实验（中级物理课三段），又要准备讲课，同时兼顾科研，工作量很大，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2点，连星期天也极少休息。记得当时毛主席关于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刚发表，要求青年人在德、智、体方面全面发展，我们都在下午进行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叶先生对此很拥护，认为年轻人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胜任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还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养生经验，他身体很好，极少有病。他很关心同学的健康，记得比我低一班的萧国屏同学身体不好，叶先生就为他订了牛奶（当时很难订到，市面上买不到），要他每天都去喝牛奶。（戴道生《回忆叶企孙老师对我的培养》，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12-213页）

其实到叶企孙家喝牛奶的岂止萧国屏一人，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处于极度困难时期，许多同学因为营养不良而体弱多病，影响学习，叶企孙就利用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补贴，每月购来少量特别供应食品，让他的学生到他家里去拿。林风就曾在一次拜访叶先生时碰巧看到了这一幕：叶先生把一包包白糖和奶粉分别分给他的学生们。等学生们走后，叶先生对林风说，这些年轻人很努力，学习工作都很好，但没有什么照顾，我这点东西很少，只够他们过几天日子，有点小补。

张之翔《回忆叶企孙先生》一文中这样说：“叶先生很爱学生。我们班毕业时，他分批请我们到他家，拿糖果点心给我们吃……他没有结婚，住房比较宽裕，有时就让他的学生住在他家的空房里。如在清华时让孙良方住到他家；在北大时让杨海涛住到他家。院系调整后，北大住房困难，叶先生主动把房子让给梁宝洪住。1961年困难时期，吃不饱，我患浮肿。叶先生见我的脸色不好，曾让我到他家喝牛奶。我去时，还有他的研究生萧国屏等也在，他还切了些面包给我们吃。”

叶企孙就是这样从心底关心他的学生，真心实意地为国家培养人才。在他执教生涯的几十年时间里，他对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和工作情况都十分关心牵挂。1963年夏天，中国物理学会在北京开学术会议时，他的1949级毕业生龙期威也前来开会，在分组会上，龙期威见到了叶先生。由于自毕业以后第一次见到叶先生，相隔14年，龙期威怕桃李满天下的叶先生不认得自己，便主动上前自报家门。没想到已经65岁的叶企孙连声说道：“记得记得，你和叶铭汉同班，和陈篪一道去东北的。”

或许这个时代已不记得叶企孙是何许人，但叶企孙却永远记得自己的学生，记得他的教书育人的岗位，记得科学救国的使命。